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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张无形的“议事日程表”，这张表“记录”着公众对当前社会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解决的优先顺序的认识。
但是，大众的这种判断和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形成的；
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是我们认知外部环境的重要的信息源，也是我们判断“社会议事日程”的重要的影响源。
1922年，美国学者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Lippmann）出版了《公众舆论》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外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李普曼指出，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结物，通过它，某个社会问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
在此，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议程设置”问题，尽管没用这一名词。
1963年，政治学家B·
科恩（BernardCohen）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这方面大都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那方面却异常有效……依据于……报纸的作者、编辑和发行商为人们所描绘的图画，这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
1972年，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I．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为这一理论正式命名。
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麦库姆斯和肖仔细研究了此期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发现：
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
传媒对某一问题强调得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性，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社会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由于“议程设置”理论准确地揭示了存在于大众和媒介之间的一种奥秘，其正确性又不断地被无数传播事实所证明，所以自问世以来备受关注，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镇。
至1992年，出版了233种学术著作；
其后，以每年大约十余种出版物。
但这一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即这里所谓的“议程设置”是单向的，是由少数传播者流向多数的受众，而后者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没有参与设置“议事日程”的权力。
在网络传播出现之前，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可称之为传统的“单向议程设置”。
网络传播的优势就在于即时、参与、双向互动，也就打破了长期由少数人单向设置议程的局面，形成了网络社会的“双向议程设置”。
首先，是记者、编辑这种固定的职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捕捉新闻、记录历史不再是记者的专利。
数字技术的进步，让普通民众只需有一部拍照手机，再加上互联网，就可以把身边的新闻即时展示在全球观众面前。
以前只能靠人脑记忆的事件现在可以以几百万像素的精度几秒之内完整地传遍全球各个角落。
2000年拍照手机的问世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了新的高潮。
图片的作用也日趋增加，检方在审理抢劫、恐怖活动等案件时，越来越依靠现场图片的证据作用。
保险公司在处理交通事故时，除了听取当事人的回忆外，手机照片也成了重要的佐证。
美国记者、作家丹·
吉尔默把这种现象称为“草根新闻”。
“草根记者”开创了崭新的“强势媒体”，也见证和创造着历史。
其次，网民这种“草根记者”所报道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从而为“社会议程设置”添加了新的议题，继而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使单独“草根议程”变成了“社会大众议程”甚至是“主流媒体议程”。
1998年，网民马特·
德拉吉在个人网站上独家爆出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从而引发了对克林顿的调查和报道狂潮，莱温斯基在3个月之内成为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人物，使得这一议题长久占据美国、英国乃至世界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和荧屏，并在此后半年内引导着美国舆论走向。
从此，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养成了上德拉吉网站看新闻的习惯。
另外，这一“议题”的“设置”还正式拉开了“新闻娱乐化”（Infortainment）的序幕。
2004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法生虐囚事件。
那些赤身裸体、被上了脚镣手铐的狱囚的照片和影像就是美国大兵用个人数字相机拍摄后被披露的，使全球把焦点锁定监狱里的酷刑虐害；
一时间，“美军虐囚问题”一度成为世界各大媒介的主要议题。
在中国，主要由网络进行传播的娱乐圈的“潜规则”事件也是先由网民发难，提出了一个令社会尴尬但却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中、并有极大想象空间的“议题”，它也经历了由“草根议程”到“大众议程”再到“主流媒体议程”的“化蝶”程序。
另外，以各种“客”的身份出现的网民们的标新立异之举往往能够提出新的“社会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近年来，“播客”、“博客”、“威客”、“闪客”、“维客”、“换客”、“抱客”，先后登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网络诸客”们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议题”，社会反响强烈，使我们的生活更趋于合理。
如“用别针换别墅”的“换客”们，提出了现代社会“冗物再利用”的问题，他们崇尚“需求决定价值”，在“以物易物”中实现“精神增值”，并且催生了中国第一个“易物网”的问世，使千万人从交换中享受到了乐趣。
又如“抱客”（一译“抱抱团”）（Freehugs）在中国流行，在“抱一抱，十年少”的行为背后，它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在告别“熟人社会”之后“如何对待陌生人”这一议题。
对“抱客”行为，主流媒体多给予报道，并有所深化，如《多一些温情，少一点冷漠》（《中国妇女报》2006-11-21），《这个年代的陌生人温度》（《中国新闻周刊》，2006-11-24），《抱抱团：
拥抱陌生人，体验37度关系》（《中国新闻周刊》，2006-11-28），这些媒体指出：
“37度是人体正常的体温，也是心灵的温度。
37度关系意味着在陌生的人际交往中，生长着温暖的基因，活跃着基本的信任，人性始终维持在一个健康的基准。
”对待陌生人、而不是熟人的态度，才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道德、文化素养水平的标准——这就是“抱客”行为给我们社会的启示。
其初，这种以“拥抱陌生人”为本质特征的“社会议题”也是先由网民提出，然后发表《抱客宣言》，再建立“抱客网站”（http:
//www.free-），然后才变成一个普遍的议题。
在此，“议程设置”遵循着这样的逻辑：
“网民议程设置”→“小群体议程设置”→“大众议程设置”→“主流媒体议程设置”
而在网络社会之前，传统媒体的标准“议程设置”是这样的：
“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大众议程设置→“社会决策议程设置”
很明显，网络媒体、“草根新闻”、“网民议程”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议程设置”的游戏规则，使得原先毫无话语权的网民参与到“议程设置”之中，并社会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有时并成为主流媒体的一种“议程设置资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亿万网民当选《时代》06年度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一是《德拉吉报道》，该网站1995年开通。
1998年1月17日深夜，《德拉吉报道》向全球新闻订户发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
星期六（1月17日）晚上6点，《新闻周刊》枪毙了一条重大新闻：
一个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
这就是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绯闻案的最初报道。
随后，《德拉吉报道》不断提供新线索，不久就以惊人速度在全球传播，开始了克林顿总统“拉链门”事件的历程。
二是《纽约日报》记者克里斯·
奥布瑞顿开了个人网络报道《回到伊拉克》，独家报道他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战后伊拉克的所见所闻。
这是在伊拉克唯一一个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进行独立战争报道的记者。
他揭露了被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所刻意掩盖的伊拉克真相。
不但吸引了大量公众（目前该网站用户已经达到23000人），而且全球大多数网站、许多大报、大电视台都转载他的报道。
《德拉吉报道》与《回到伊拉克》为博客赢得了广泛赞誉，标志着博客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可。
正因为博客日渐广泛的影响，使得一批社会上著名的学者、记者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博客事业，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博客的影响。
在克林顿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美国的大众传播学者琼·
杰尔曼预言：
也许100年后，大学新闻学院及令人肃然起敬的新闻奖，将以现在看来“声名狼籍”的网络记者麦特·
德拉吉的名字命名。
而那时，CNN的拉里·
金及彼得·
阿内特等大牌记者可能早被人们忘却。
2、硬实力·
软实力·
传统文化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
S·
奈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约瑟夫·
奈就指出，“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良性对外政策。
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2004年，他正式出版了《软实力:
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认为“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
“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软实力”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不在于它的领土扩张，而在于它强大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
美国几乎吸引了6倍于德国的全球移民，居世界第一；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国；
在全球160万留学生中，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占28%，英国以14%居第二；
2002年，有86000名外国学者在美国的教育机构工作。
另外，美国的出版物居世界首位；
美国的音乐制品是日本的两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的电子网址是日本的13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的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居世界首位；
文学诺贝尔奖居法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二位；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日本的四倍，后者位居世界第二。
约瑟夫·
奈还认为，美国的“软实力”还体现在对于各种文化的包容、社会的责任和人们之间的诚实与信任。
因此，约瑟夫·
奈激烈地批评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击毙了多少敌人，而是我们的联盟扩大了多少”。
他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对于伊拉克的战争政策，认为美国对于伊拉克战争并没有真正消除恐怖主义对于美国的威胁，反而使美国的“软实力”蒙受巨大损失，使美国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疏远美国。
2005年12月,约瑟夫·
奈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软实力的崛起》。
文章指出：
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崛起,而美国的软实力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美国应当看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努力。
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和美国软实力的提升,两者并不矛盾。
相反,这两者应该相互补充。
许多学者认为，“9·
11”后，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出现一系列失误，失道寡助，致使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力不从心。
布什政府的政策，不仅在近中期内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给美国的软实力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长期负面影响。
而恰在此时，中国以“和平崛起”的姿态出现，强调“和谐社会”，在“软实力”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在许多地区有了越来越大的魅力。
美国学者肯尼思·
利伯索尔认为，以中国发展模式为基础的“北京共识”正在威胁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中国模式视为榜样，特别是一些“专制政府”从中国学到了“真经”，那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可以通过实现社会稳定来维系“独裁统治”。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接受中国倡导的“消除贫困和保障生存权就是对人权最大的尊重”的理念，而美国主导的“没有民主自由，经济难以发展”、“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正丧失市场。
由此，美国学者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世界上对美形成“咄咄逼人之势”，而且“中国软实力的上升是以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为代价的”。
《中国的软诱惑》的作者埃斯特·
潘甚至危言耸听地说，“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丧失，中国正在试图予以取代”。
组成中国“软实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核心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软实力”所表现出的主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众不同的风范，而传统文化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和多元的色彩。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是在“挑战——回应”这一文明碰撞的模式下被动地应接西方的挑战。
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失去了“原创”的机会，从器物到制度，从物质到精神，都呈现出“摹仿”、“跟进”的被动局面，很难产生自己的特点，与西方主流基督教文化相区别。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礼教人文积累深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文学、哲学、服饰、礼仪的表述方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软资源”。
我们民族正是用这种“与众不同”的“软资源”，来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区别，来显示自己的“原创性”。
换言之，对中国来说，传统文化的最大现代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后发制人”的“原创”性质。
从“天人合一”到“和谐社会”，从汉字到中国菜，从汉服到中国功夫……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软实力”的巨大影响力，主要是来自传统文化，而非现代文化，因为只有前者才有我们的“原创”，才是别人借以识别我们民族性“自我”的身份证。
这一点，也逐渐为国外学者所认识。
2006年6月初，“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
奈先生来华访问，他对记者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
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例如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中国功夫，甚至中国的饮食和传统服饰等，在美国都很受欢迎。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
从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从“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的眼睛里看中国的“软实力”所在，似乎更为准确。
实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文化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有关“软实力”的论述，只不过没有
使用用这一名词。
“硬实力”是使人怕你，“软实力”是让人服你；
“硬实力”施以力，“软实力”施以德；
“硬实力”血战而尸横遍野，“软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
“硬实力”可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于人心未服，难有长效。
纵观历史，“硬实力”一根筋走到底，或可得逞于一时，却难保长治久安；
而“软实力”则不然，它服人以德不以力，这一点在《孟子·
公孙丑下》中已有准确的表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夫环而攻之，
必有得天时者矣；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其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区别在于为孟子找到了一个现实例证——秦国的灭亡：
“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杜牧的《阿房宫赋》则有更为具体而深刻的分析：
嗟乎！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
奈何取之尽锱铢，（见反面）
用之如泥沙！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
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
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
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
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
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戍卒叫，函谷举。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或许是世界上较早的关于“软实力”思想的系统描述吧。
3、“抱客”现象与陌生人社会
作者：
刘畅
“抱客”这一新词，是对英语单词Freehugs的意译。
Freehugs的直译为“自由拥抱”、“真情拥抱”或“免费拥抱”，目前在中国的译名是“抱抱团”。
2001年，美国人贾森·
亨特（JasanHunter）发起了针对陌生人的“自由拥抱”（FreeHugs）活动，并借助互联网发表了《抱客宣言》；
随后，“FREEHUGS”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国蔓延。
2006年，一位名叫胡安·
曼恩（JuanMann）的澳洲男子在悉尼闹市街头手举“自由拥抱”（FreeHugs）的牌子，并将这项运动推向了全球化的网络世界，这个网站的网址是：
http:
//www.free-。
2006年夏秋之季，“抱客”（FreeHugs）传入中国。
它发轫于长沙，后来迅速传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西安、昆明、海口、天门等城市，掀起了一场颇有中国特色的“抱客”（FreeHugs）运动。
“抱客”（Freehugs）行动的主旨在于“拥抱陌生人”，在此，关键词是“陌生”。
“拥抱陌生人”，这一社会行为之所以首先出现在美国和西方，有其特定的心理背景和社会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即社会流动性增大，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
首先提出“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
弗里德曼，他在《美国法简史》中详尽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本质，他说：
“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
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
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
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是被‘锁’在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如小汽车、公交车、火车、电梯、飞机——里度过的。
制造工序中的一个错误步骤，飞行员或驾驶员一个简单的‘人为错误’，都会将我们的生活置于危险之中。
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人，对于生活的很多——使用机器和机器制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被机器束缚着，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手中。
”（《美国法简史》）因此，如何处理与把握和那些素不相识但却利害攸关的“陌生人”的关系，建立一种“陌生人伦理”和游戏规则，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主要议题。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从经济角度讲，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从政治角度看，是从集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
从法制角度看，是从“人治”转向“法制”；
从社会角色扮演看，是从“身份”转向“契约”；
从价值观分析，是从群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但是，若从社会学角度剖析，则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亦称“熟悉的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
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中国》）“熟悉”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乡土中国”制定“潜规则”的基础。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在乡土社会中，不是没有规则的约束，例如孝、悌、忠、信等，但那都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道德元素；
儒家的“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讲的都是如何处理好“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点涉及陌生人的社会，因为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
在其中，关于“熟人的伦理”比较发达，而关于“陌生人的伦理”则处于缺失地位。
“熟人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因为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人们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换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作为现代化社会动力的商业、贸易、契约、法律等行为的发生，恰如费先生所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这不是见外了么?
’——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
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
这样才发生法律。
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乡土中国》）
近20余年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身份制土崩瓦解，各种社会流动加强，使得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其情形恰如弗里德曼所描述的：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
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
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
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
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
陌生人用我们的钱进行投资。
打开收音机、电视或报纸，陌生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
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美国法简史》）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如上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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