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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人类社会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工程活动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的。
笔者以为，工程社会学就是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范式，通过分析工程与社会、工程与经济、工程与文化、工程与政治等关系问题，研究工程活动是如何嵌入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之中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工程活动的社会因素，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工程活动的规律。
本文试图从嵌入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在简要探讨工程的基本涵义和论述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为例，初步探讨工程活动与社会的关系。
一、“工程”的涵义
工程（engineering）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语，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管理工程”、“移民工程”等等。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程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等”[1]。
《辞海》把“工程”定义为：
“
（1）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中去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
这些学科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原理，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出来的。
其目的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来为人类服务。
如土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冶金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工程等。
主要内容有：
对于工程基地的勘测、设计、施工，原材料的选择研究，设备和产品的设计制造，工艺和施工方法的研究等。
（2）指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
如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成昆铁路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等”[2]。
由此可以看出工程的含义通常既包含了设计和制造活动在内的大型的生产和制造活动，也包括具体的工程项目，即自然科学领域以认识自然和改造利用自然的工程活动。
李伯聪认为工程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物质性建造活动，工程是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3]。
王宏波认为，工程是一种创造和建构新的社会存在物的人类实践活动[4]。
笔者认为工程是人类利用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是科学知识①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配置的过程。
工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工程是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
而广义工程则是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
从工程实践的角度来看，工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某一领域实施的“具体”工程②，如我们国家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农村综合发展工程等；
一类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工程③，如“中国21世纪科技发展战略”、高等教育“211工程”等。
工程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人类认识世界利用及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且它还包括社会科学领域人类认识社会，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改造社会的活动，即社会工程④。
王宏波认为，设计新的社会蓝图，就是制定新的社会制度模式、法律、政策和各种规范，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工程。
每当我们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拟定一项新的社会政策，我们就是在进行社会工程的研究和实践活动。
笔者认为，社会工程也是一种工程，社会工程以社会运行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所以社会工程又是一种特殊的工程活动。
任何一个工程活动，从构思、设计，到可行性分析，再到工程的实施，直到对工程结果实际效果的评价，都涉及社会因素⑤。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工程是嵌入在社会中的。
因此，在研究人们的工程实践活动时，就需要把工程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分析工程活动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人们的工程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工程都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工程。
二、工程与社会的嵌入性关系
“嵌入性”⑥（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卡尔·
波兰尼认为“嵌入性”是指人类经济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这些制度的表现不单纯是经济的，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马克·
格拉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于社会结构：
论嵌入性问题》[5]一文中指出，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和“社会化过度”（over-socialized）两种有失偏颇的观点。
经济学的分析大多持“社会化不足”的观点，认为个体行动者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事，这种“社会化不足”的经济人作为“没有品格的人”不具备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性格特征；
而社会学的分析大多持“社会化过度”的观点，认为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总是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于行动者只是按照社会业已确定的规则去追求经济利益，这种“社会化过度”的行动者不能在合乎规范和偏离规范的行动之间及不同的可选规范之间进行基于利益的权衡。
格拉诺维特指出，“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化过度”看似对立，但二者实际上都对个体持有一种原子化的观点，即二者都认为个体的行动不受社会真实情形（realsocialsituation）影响。
因此，格拉诺维特提出“嵌入性”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把握个体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真实情况，一方面，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是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的，从而与“社会化过度”的观点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个体行动者尽管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行动者仍有理性选择的能力，从而与“社会化不足”的观点区分开来。
“嵌入性”可以理解为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理性选择的一种行动过程。
现实中的社会行动者都是处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行动者之间会发生各种社会关系，没有行动者能够像“原子”一样外在于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着。
行动者的“理性”是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建构起来的。
理性与社会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人们的理性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会呈现出独特的方向、表现出特殊的行动方式；
另一方面，理性行动只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社会行动者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的规范、制约乃至建构，但行动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的意志，它仍然是有理性选择能力的。
无庸置疑的是，工程作为人类创造人工物的一种实践活动，显然是一种理性行动。
既然理性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那么工程也就必然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工程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方面，工程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具体的工程活动尽管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这些工程活动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又会产生反作用，能够建构一定的社会结构。
吉登斯认为结构指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是一种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结构作为记忆痕迹、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而存在，具体体现在行动之中。
只有在处于具体情景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
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6]。
社会结构内在于社会行动中，通过社会行动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是相互影响的，结构化是一个双重过程，规则和资源被用来组织跨时空的互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生产或改变这些规则和资源。
在笔者看来，社会结构是社会行动者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协调体系，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关系系统[7]。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行动者来说，一方面，社会结构是独立的，因为结构是反映社会行动者关系的范畴，或者说社会结构是外在于社会行动者的；
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要受到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制约，人们的互动行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
但是行动者毕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行动者，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根据形势需要，在具体的时空状态下，可以废除现有的规则，打破已有的规范结构，而创造、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
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活动方式的工程活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
任何一项工程包括规划、设计、决策、建设、运行等多种环节，这就决定了工程活动同时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建构性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的开展与实施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三、工程社会学视野下的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
工程移民过程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
工程移民的征迁安置作为一种社会过程，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移民与政府的互动过程；
另一方面，又内在地包含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社会过程，即人口的搬迁和生产、生活的重建过程[8]。
生态移民工程是为了保护一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者让一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工程。
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一种工程移民涉及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具有非自愿性质，涉及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资源、环境、文化、民族、工程技术诸多方面，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西部地区，如果人们的生活生产导致生存条件恶化、自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那么就会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其结果不仅威胁的是西部地区，同时会威胁到全中国。
（一）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主要原因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同时嵌入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和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之中的。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城镇化的盲目建设。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西部地区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西部地区人口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的30%。
尽管西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但实际能够适宜于人们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却非常少。
在西部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均土地利用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另外又由于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分布特别分散，使得有限资源的效益得不到充分利用，同时存在利用方式不合理的因素，从而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西部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得人们对有限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造成了对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的不合理的过度的使用，必然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盲目建设和发展同样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西部地区持续增长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
从图1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全国的水平在逐渐缩小。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1992年以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全国的水平在不断拉大，到2002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仅为30.20%，而同一时期全国的城市化率为39.09%，相差8.89%。
图1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城市化水平比较⑦
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进程不协调⑧。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要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就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少。
西部地区在努力追赶东部、中部地区，从而试图缩小与其差距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纷纷采取了扩大城镇规模、刻意增加城镇人口等措施，而没有充分考虑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没有统筹城市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
再加之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对短期利益尤其是短期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西部很多地方以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为代价，而换取了经济的表面增长和虚假繁荣。
正是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促使政府启动了生态移民工程。
（二）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自国家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西部地区还有大约1000万人生活在生态环境特别脆弱、基本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急需进行生态移民[9]。
中国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从这种移民模式的运行效果看，已经呈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正在实施的移民工程，因移民迁入地的条件不能满足移民的基本需求，工程不能如期完成。
二是已经完成了移民的项目，一方面因为移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到保障，再一方面因为迁入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认同不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导致部分移民回迁的现象。
实际上，移民并非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居民的居住地，它涉及到生活条件的变更、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前景的预期、移民社会的管理等诸多文化适应和社会变迁的内容。
由于生态移民而引起的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创建，是生态移民工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
特别是在我国的农村社会，由家族关系和邻里关系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农民而言，更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农民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资本，而且有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意义。
由于迁移，工程移民将无法全部保留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它初级社会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瓦解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破裂[8]。
尽管生态移民工程不会对家庭结构及其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⑨，但是生态移民无法全部保留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多数情况下这些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
塞尼指出，强制性移民使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
无论是从自然还是社会意义上说，将以空间为基础的群体组织、社会关系打散，都是社会资源的一大损失[10]。
事实上，如何在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融入到新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实现均衡，是移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三）统筹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进程
根据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⑩，将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30%以下，才符合现代化的标准。
截至2000年，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为48%，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8%。
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为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4%。
如果按照农村人口30%的标准来计算，中国社会的农村人口应为3.8亿，意味着4亿多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而这4亿多农村人口中的70%，即2.8亿人口居住在西部地区）。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鉴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水平低，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政策科学结合，将移民直接迁入城镇，将移民身份直接转变成城市市民，这样做不仅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够提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促进农民的身份转换，缩短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化，也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更是移民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
当然，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过程中，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社会认同及与城市（镇）居民的互动与融合，移民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与过渡，社会参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另外，把生态移民和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产业的支撑，融生态环境保护于产业发展之中，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生态移民的脱贫致富问题，应该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统筹考虑，通过发展非农产业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推进城市化进程，这对于提高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工程，工程活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不仅会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约束，还要受到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制约。
在西部地区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同样也是嵌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西部社会的结构之中的。
我国只有把生态移民工程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置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中，才能真正地实施好生态移民工程。
第一，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农民的身份转换结合起来，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市民化一条可行的途径。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不仅是提高城市建设水平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
所以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时，应该将移民直接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身份，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第二，把生态移民工程和城市化建设科学地结合起来，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一条重要途径。
由于中国西部地区环境的特殊性，城市化发展道路采用生态移民的方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也可以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
生态移民的本来目的是保护环境，但是，在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存的诸如移民的身份变换、移民的权利保障、生态居民新居住地产业发展等问题制约了生态移民工程的进一步实施。
因此，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时候，将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居民迁移与西部地区城市化建设统筹考虑，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提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更有利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初步性的。
从工程的社会嵌入性和工程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工程问题，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范式进行工程问题的研究并指导工程的实践，研究工程实施的社会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们工程活动的规律，从而加强对工程活动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评估，同时对于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种基本类型。
②这类工程可能是一个具体生产或者建设项目、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生产活动或者社会实践活动等。
③这类工程属于政策与制度性的“抽象”工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发展规划。
④按照王宏波等学者的理解，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工程是研究社会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一门学问；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社会工程就是规划和设计。
社会工程研究的核心是社会模式。
⑤当然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因素。
所以，这里说的社会因素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因素，也包括广义的社会因素。
⑥“嵌入”（embedded）以及“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出现在卡尔·
波拉尼于1957年发表的“TheEconomyasInstitutedProcess”一文之中。
参见：
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⑦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市城市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后得出。
⑧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在增加，但是与全国的城市化水平的距离的拉大，说明了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⑨虽然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急剧社会变迁，但中国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着比较浓厚的“乡土”特征。
⑩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英克尔斯的现代化指标主要有10个：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
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
4.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
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
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
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
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
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
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976.
[2]辞海：
上卷[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1152.
[3]李伯聪.努力向工程哲学领域开拓[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7）:
36-39.
[4]王宏波，张厚奎.社会工程学及其哲学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6）:
47-49.
[5]Markgranovetter,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
TheProblemofEmbedden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5,91（3）:
480-510.
[6]安东尼·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
[7]郑杭生，赵文龙.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结构”的涵义辨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
（2）:
50-55.
[8]黎昕.社会学视野下的工程移民问题研究[M].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2001（9）:
74-77.
[9]孟昭丽，张晨，陈寂.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已达70万人[EB/OL].新华网.
[10]迈克尔·
M·
塞尼.移民，重建，发展：
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
（二）[M].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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