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文化艺术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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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
生物界有一条规律：
对于群体，在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其脆弱程度与个体数量成反比，个体的数量越多，它能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就越大，遭受挫折后恢复得也就越快；
对于生态系统，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
由于许多物种在生态位上具有相互补充甚至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承受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
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的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
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时不时的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
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
这是那些娇生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
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
植物学家必须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
比如，咖啡的多样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
玉米的多样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等。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遗传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
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形和气候。
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破坏。
但是随着经济的扩展这样的地方也将会越来越少。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的遗传多样性中心的存在对于生物群的整个存在是多麽的重要。
同样，文化生态的平衡也需要多种文化基因的同时并存，否则，当代人类文化便会从某一方面失去其丰富性，当代人的生活就会失去某种可能性。
这样，尽管我们时代的文化可以十分的发达，但也可能因此变得非常的单一和脆弱。
我国西部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化环境，使它的文化艺术的原生态状况，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其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生物界中没有遭到过破坏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在这里几乎囊括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类型。
如分布在内蒙一带的草原文化，也就是游牧文化，这是一种动态的进攻性和扩展性很强的文化；
分布在陕西、陕北一带的黄土文化，也就是农业文化，这是一种静态的、保守的防御性的文化；
还有一种就是分布在云贵高原一带的高原文化，也就是采集、渔猎文化，这一类文化由于地处偏僻，所以比较原始。
这些文化类型在一些发达国家也许是早已绝迹了的，但它们在我国西部的某些地方还保存完好，我们不要小看它们，是一笔非常宝贵财富，而且这笔财富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发展过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要珍惜它，不能随意的破坏它。
但在世界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对西部的经济开发又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谁都希望经济发达，过上现代舒适方便的生活。
包括那些在偏远山区生活的人们。
有人认为，现在正是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体系行将交出自己历史与个性的最后时刻。
这不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西方的传统文明也同样在衰微和没落；
这是传统让位于现代，分散让位于一体化的问题，新的现代的科学技术，必然要夹带着一套新的现代的文化。
因此，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一体化，这是谁也不可逆转的。
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搞西部开发，我想，不管这个活动的最后的结果怎麽样，则在中国的历史上肯定是一个大的壮举。
如果我们这些有生态意识的文化人不参与这种研究，这种破坏性只会更大。
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尽快的去考察整理这些原生态的文化和艺术，把它们记录下来，建立人类文化艺术的基因库，以备在以后的研究和发展中运用，而我们的考察报告还可以为这次西部开发的政策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至少要让政府注意到，我们在开发西北时要保护自然生态，同时也要保护人文生态。
我所希望做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可以前后对比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而又丰富的资料。
在我们之前曾有不少的学者对西北和西南进行过多次的考察。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外国考察队的考古考察。
其考察的内容，官方涉及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等众多方面。
这一阶段的考察受两种背景的制约：
一是当时国际上东方学热潮兴起，于是许多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以特殊的兴趣前来西域考察。
他们的专门家素质使考察能够获得一系列空前的重大发现。
加之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甚至毕生从事西域出土物的整理和研究，为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大批宝贵的东方文化研究成果。
二是19世纪40年代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西域丰富的地下稀世珍宝也就成了各列强“夺宝”的目标，这就使这一时期的西域考察，如同当时列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一样，不可能不打上半殖民地的烙印。
另外，还有1927年由瑞典学者和中国学者组织的国际考察队，这次考察先后有44人参加，其中有14名瑞典人，15名中国人。
考察的时间历时8年，考察所涉及的学科有：
大地测量学、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人种志学等。
为后人研究大西北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还有一次大的考察就是在五十年代，由国家组织的有众多的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艺术理论家等，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也都参加了这个大规模的考察活动。
据说当时也是要搞大跃进、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保留和抢救这些原始的文化艺术遗产才组织的这次活动。
据统计说纪录的资料达16亿字之多，还有一些纪录片。
以上的这些考察所留下的珍贵资料都为我们的这次考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课题的学术价值来说，我认为，第一，我们可以将现在考察的情况和40多年前或一个世纪前的资料进行对比，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下，哪些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发生了那些根本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哪些传统文化和艺术得到了恢复?
其恢复的内在动因是什麽?
而且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是不是所有的传统社区，都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手工艺生产方式?
是不是在现代的工业文明中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和多样化的文化也可以同时并存，而这同时并存的条件又是什麽?
另外，还有哪些传统的文化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获得新的生命力?
因此，能不能因地制宜的发挥这些传统文化和艺术的优势，以促进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所尽可能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作为学者我们只能认真的研究学问，不可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当地政府和民众，但我们可以提出看法供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参考。
第一，我们今天的考察也和我们前人的考察一样，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这一时期考察的第一手资料。
前不久我到费先生家去，他告诉我，是十年前，他去美国，拜访了美国的社会学家梅欧，塔赫梅欧谈起当时他的一个学生作了一项考察，叫《昆厂劳工》讲的是当地的农民是怎样第一次看到机器，第一次由农民变成了工人的情景。
当时梅欧很感兴趣，因为美国的工业文明开始的比我们早，在他出生时美国已经全部机械化了，所以他没有看到过这个过程，他要费先生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并说这种研究一定要继续下去。
但后来这位叫史国禄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后，回国就改行了。
为这事费先生还遗憾了很久。
他认为追踪的研究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相撞和逐渐的融合及变化过程，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美国的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他的一篇人类学与艺术的文章中写道：
“尽管有关资料挤满了对艺术作品的描述，但对艺术过程的研究却很稀少，甚至对特定社会中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艺术的初步的人类学描述也很罕见，这种结果在基础性的艺术人种志中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而我们的研究正好可以填充这样的一个缺口。
而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的考察报告在国外不多，在国内基本还是一个空白。
因此，我们做这个课题在学术上也就有了它的前沿性和开拓性。
第三，提倡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理论研究到理论研究，走向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的治学方式，其实这话毛主席在许多年前就说过。
但现在再想起来还挺有道理。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如果我们的研究还仅仅是停留在前人为我们留下的许多书本上和书斋里，而不去了解社会，跟上社会的发展。
我们所做的理论就很是一种滞后的理论，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理论。
而且，如果我们只看古人的书，洋人的书，还有自己的书。
而对在我们眼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活生生的社会事实不去理解和研究的话，那麽我们所说的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学和文化学方面的理论就是一句空话。
我国的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文化艺术类型众多，我们不可能把每个地区都考察到，所以只能选有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地区，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也可以学习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
即先选择一个代表性的社区，做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研究，在以这个社区为标本，和其他社区做对比研究，从中找出在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传统的文化艺术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变化特点及某些相同的规律。
同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里面哪些传统的文化和艺术的形势还包含有较强的生命力，并可以成为我们继续开发和利用的人文资源，由那些珍贵的传统艺术文化形式，虽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已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想办法保护它，或将它记录下来。
费先生曾说过在人文世界中的生和死，是不同与生物界中的生和死的，在生物界死是不可以复生的，但在人文世界，有些传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回死而复活的。
因此我们把它保护下来或记录下来，也许那一天用得上时我们还能找到它。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艺术研究院人才集中的优势，分别或集中到几个不同的地区，根据自己不同的专业，采取个人的或分成小组的，在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和方案下，进行独自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说在一个大课题下分成许多子课题，这是一个即集中又分散的研究方式，最后的具体成果可以是系列的考察报告，系列的专著或系列的光盘和录像带。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近半年来，有关开发大西北的话题，几乎天天见诸于报端、电视、电台。
宣传、讨论报道的频率之高，为以往历史所未有。
这说明，2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主战场实际在东部，唱主角的东部人。
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将发生大转移。
在保持东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西部将变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场地”。
这自然是明智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如果我们认真地问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西部”？
它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区域？
概念是经济的“西部”，还是文化的“西部”？
抑或是四者皆有？
还有，为什么要进行“西部大开发”？
如何进行西部大开发？
则可能会得到很多不尽一致的回答。
至少中央和地方，领导者和普通老百姓，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西部人和非西部人等等，对此会有不完全一样的认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西部大开发”将要实施之时，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西部开发ABC”一类的问题展开一系列认真深入的讨论呢？
也许，领导层、经济界、科学界认为早已心明了，无须说什么了。
但文化界未必就觉得心里有底。
例如，在过去20年以东部为主的开发中，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样的指导思想到底对否？
它带来什么后果？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主要是正面的还是相反？
或者主要是负面的？
如果说，2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的失衡甚至是破坏的话，那么，文化生态怎么样？
东部的文化生态怎么样？
什么是西部文化？
它的历史价值如何？
它的现状如何？
它目前的生态情况如何？
在未来西部大开发的壮举中，它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作为21世纪的文化决策者，或文化历史学者，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史观？
它真的只是一个“热热闹闹”的领域，一个只会“唱戏”的角色？
它真的如前阵报纸上形容的那样，只会重复历史――“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吗？
凡此种种，我以为都值得充分讨论。
总之，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之前，我们应该对西部文化进行一次全面调查，重新审视，认真评估，一句话，有必要对西部进行一次“再认识”。
说到“再认识”，很抱歉，我只能谈谈对西部音乐的一点肤浅的了解。
过去20余年，我曾到过西部的大多数省、区，对当地的民族民间音乐作实地考察和采录。
总的印象是，在地理、地貌屏障的保护之下，西部音乐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造成了它相对的“守成性”；
在守成性的影响下，它的音乐类别、历史渊源便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多元性和独特性，同时也就很自然蕴积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巨大价值。
西部音乐文化的这几个特征，说起来简单，但深入其中，我们会发现它的每个特征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以“封闭性”而言，并不是说它在整体上构成一个相对的分割环境，从而保留了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
而是除了整体的相对封闭之外，它的内部又因大大小小的山脉、高原等地理因素而形成了难以计数的面貌各异的“亚”封闭带。
对于传统音乐而言，每一个亚封闭带，就是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那些如瑰宝一般的民歌、器乐、歌舞，正是依靠一个一个封闭带作屏障才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再如“多元性”这个特征，西部不仅有高原、草原、绿洲、盆地及“丝路”等多种音乐文化形态，而且在每种大的形态之下，又有许多支脉。
仅高原音乐，就又有黄土高原、陇中高原、青海高原、青藏高原、西南高原等的巨大差异。
但即使如此，由于五、六十年代几度“左”的文化政策的干扰，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化进程的冲击，西部地区文化生态也如自然生态一样，普遍存在着传统文化资源流失、被挤压、生存空间日益减少等严重问题。
每次到这里考察、采录，我一方面为至今还深“藏”于老歌手、老乐手心底的那些美的“不可企及”的歌唱、演奏而惊叹、而自豪。
另一方面也为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隔漠”乃至“失语”现象而惋惜，而痛心，而无奈。
他们当然应该接受现代教育，有权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一切，但代价一定要是以削弱、挤压民族及区域传统文化甚至“取消”它的生存空间为前提吗？
我因此而常常陷入深深的痛苦思索之中。
如果说生态环境失衡，还可以象朱总理说的那样施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
那文化怎么办，一旦那些历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独一无二、优美绝伦的歌曲、乐曲因为老人的故去，因为年轻一代的不认同而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有什么可以“退”“还”的良策吗？
所以，在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我真诚地希望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我一点冷静的思考，少一点发热的盲目。
在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西部文化的现状、资源、价值进行一次“再认识”。
我甚至想说，对西部的经济要“大开发”，但对于西部的文化来说，却首先是保护和保存，是如何改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扩大其日益萎缩的生存空间。
而且，不仅是让科学家、学者们整天奔走呼号，而是要让全社会，包括决策者，各级文化部门（首先是最高文化部门）的领导、各地的文艺工作参与者及每一个民间歌唱家、演奏家、舞蹈家、画家及戏曲、曲艺表演艺术家，都认识到保护、保存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
当然，这一事关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一体化”浪潮中如何确立自身的地位的大问题，并不仅仅是西部的事，东部也一样。
冯双白：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目前的形势，对于西部文化的开发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在近100年来，舞蹈界对西部文化总体性的开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四十年代以戴爱莲同志为首的一批艺术家们深入到西北地区，进行调查考察，采集了丰富的西部舞蹈的素材，并把采集的东西，编成舞蹈，编辑出版，公诸世人。
少数民族边疆舞蹈在解放初期风靡在广大学生之中，做为追求进步的一代人的表达方式。
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以吴晓邦同志为首的一批舞蹈家，对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考察。
吴晓邦同志带领一个小组，拍摄了许多资料影片、照图、文字等，留下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对傩戏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十分宝贵的资料。
第三次以《丝路花雨》为契机，以《舞蹈集成》为核心，在舞蹈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研究考察。
在这三次考察的基础上，我们今天的研究究竟应如何进行，我认为首先应该强调科学性，用最适合于今天西部文化研究的方法作为指导，对西部资源做全面、深入、系统的全新的调查与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是用人类学的，还是用民俗学的？
总之，用新的方法对西部文化资源的研究应是大有可为的。
我院中青年学者在田野考察方面，有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我们这一代的中、青年学者，还没有在田野考察领域成为大家的。
这样一个不足，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开掘是不全面的。
我认为，用新的研究方法，深入到田野中去，获得生动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西部文化资源开发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我们院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高度重视西部文化开发中文化的保护意识，这也是我们艺术研究院的学术使命。
目前西方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艺术领域之中，这种强势文化在我们的周围，迅速改变着我们的文化面貌，使我们许多传统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之中失掉了。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候，我们怎样保护我们传统文化，避免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被破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西部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进一步破坏的文化宝库。
如果我们抱着轻率的态度，不注意西部文化资源的保护，也许在开发西部的同时，西部的文化资源也被随意地扫荡和破坏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也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对文化的保护应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研究的基础之上。
我们应强调对无形文化资产的保护，也就是在民间随时发生着的，以动态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产。
应强调在文化变异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参与。
经济的开发必然带来文化封闭状态的被打破，其速度是惊人的，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做为文化人，要有历史责任感，带有人文精神、历史精神的参与，让文化保有它最真诚的意义，是必要的。
舞蹈所最近搞的一个课题是以青海海东地区传统文化保护、发掘与经济开发相关关系的研究，希望运用新的方法，尝试探索。
任大援：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朱总理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第三，根据当地特点调整产业结构；
第四，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在以上诸点中，生态环境和科技教育两方面，都与我院的具体工作相关。
特别是刚才诸位同志提到的人文生态环境，与我们的关系更大。
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关注人文生态环境，从艺术人类学和民俗人类学的角度入手，研究艺术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课题。
从这个思路出发，把“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引申到人文生态的角度，丰富了生态环境的内容，也加深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作为课题论证的一种讨论，我想就西部①的历史文化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这部分内容和课题本身的直接相关性可能较小，只能构成一个背景方面的说明，作为引玉之砖，就教于大家。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西部文化历史的总趋势，是从中心走向边缘。
西部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如何走向边缘、为什么会走向边缘、我们从中所能得到什么启示，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关注和研究的。
先看西部文化在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半段，即周秦汉唐和宋元明清。
西部文化的辉煌，在前半段，有三个重要时期：
西周、秦汉、隋唐。
这三个时期，中国文化历史的重心都在西部，其表现各具特色。
西周在文化史上的特色和意义，是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建立。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论西周文化，注意到地域性，他说，“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他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而周代制度与文化的特色，则在于礼乐文明。
秦汉在文化史的意义，是封建大一统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汉高祖刘邦作《大风歌》，要“守”住汉代大帝国的家业，实践证明，没有思想的统一不行，于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隋唐时期，中国成为强盛的中华大帝国，其特色，是开放，前不久，日本学者冈村繁在上海作学术讲演，他经过研究认为，被当作是日本文化自身产物的“平安时代”（794-1192）的“物语”文学，不过是受中国长安、洛阳“变文”的影响而发生的。
这只是拈来一例。
唐代文化不仅影响到亚洲，也影响到全世界。
时至今日，世界许多华人聚集地，仍统称为“唐人街”。
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西部的落后，是在宋代以后，一直到今天。
宋元明清，西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步边缘化。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宋初，关中学者在意识形态上还保持着优势，其表现就是“关学”及其代表人物张载。
《西铭》是将儒家的社会伦理准则演化为天地万物准则的一个理论化的表述。
同时，关学也注重实用，讲兵学，注意西北史地。
但关学的命运是被洛学（二程）、闽学（朱熹）取代，中国文化的重心由西部向中部和南部转移。
西部也就由中心走向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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