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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特金认为，战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德黑兰会议，还是后来的雅尔塔会议都证明了它的大国地位。
然而，苏联在成为政治大国的同时，其经济却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创。
政治与经济的失衡使得苏联在处理现实问题时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苏联领导人必须在两极格局下准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
乌特金认为，很多解密的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苏联在考虑战后格局时，依然保持着战争初期的心态。
作为现实的政治家，斯大林清楚世界将出现两极格局，但他不相信这种格局会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形成。
同时，他希望调节和改善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希望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可以化解，刚走出战争阴霾的苏联不愿再次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
其实，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外交人员与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也认为：
“破坏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于美苏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两国的民族利益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我们过去有矛盾，将来也会有矛盾，但是，这些冲突与两国的共同利益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
”[1]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大国都采取了现实的政策，都在寻找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东欧自然是苏联争夺的主要目标。
苏联希望把东欧作为它面对西方和巴尔干的战略缓冲区。
争夺这一战略缓冲区是苏联外交战略方针的基本目标。
为此苏联使用各种手段在亲苏的国家之间形成“安全地带”，在反德基础上保持与西欧大国的同盟关系。
但是，就当时（1944—1945年）来讲，苏联并不要求东欧国家全面倒向苏联，而是希望东欧国家与西方也能够保持友好关系。
因为这样既不会使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恶化，也有利于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的稳定，避免发生激烈冲突。
1946年斯大林在会见外国政要时，不止一次地强调要以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认为：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体制，而是要实行一种新型的民主。
”[2]13
乌特金指出，“德国因素”在东欧国家倒向苏联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东欧国家希望依靠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对抗未来可能发生的德国入侵。
尤其是建立西方联盟，重新武装德国更是给东欧国家带来了现实的威胁。
而且当时不只是弱势的东欧国家在讨论未来德国问题，就连英国人也在探讨这一问题，并且同意东欧建立针对德国的联盟。
可见，“德国问题十分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决定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左右的”[3]。
因此说，战后“德国问题”是未来欧洲政治的症结，在苏联外交政策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反德同盟关系被打破，以及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莫斯科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方针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1948年，国际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莫斯科之前的很多“幻想”开始破灭。
1948年2月2—3日，西方国家在伦敦进行了有关德国问题的商讨，而在3月末美、英、法拒绝在德国问题的监管委员会继续工作，这意味着破坏了对德的监督机制。
莫斯科对此作出回应，认为这是“非和平目的的侵略联盟”，无异于“军事同盟”。
但是，莫斯科直到此时依然不希望与西方彻底摊牌，而是尽量不让西方抓住苏联破坏双方关系的证据。
其外交特征就是：
“在对西方宣传上始终坚持‘低调’的原则，尽量使用准确而平和的语言，拒绝对西方国家进行嘲讽、批判，采取一种‘妥协’的外交方针。
”[2]19
乌特金认为，苏联实行“温和”的外交策略是从整个联盟的角度去考量的。
当时莫斯科担心自己的言词会引起西方的不满，因为当时东欧很多国家由于经济困难国内存在着不满情绪，甚至对苏联也颇有微词，很多东欧人对苏态度开始变得不诚恳、不友好，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冲突爆发后，苏联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试图通过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团结”来克服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
乌特金认为，苏南冲突不但没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反而成为莫斯科加强控制东欧的借口。
而且这一冲突成为克里姆林宫战略方针转变的直接动因。
二、斯大林与巴尔干问题
乌特金认为，苏联对巴尔干、东部地中海的争夺由来已久。
二战结束后苏联外交力图加强自己在东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逐渐加深，各国都移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同时却忽视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特性，截至1947年，这种政治结构模式最终在巴尔干形成。
1948年对于斯大林的巴尔干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爆发了苏南冲突，是斯大林在巴尔干战略方针上的转折点。
在苏南冲突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很重要：
一是阿尔巴尼亚问题，二是对待希腊内战的态度问题。
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南斯拉夫的一些帮助，两国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
南斯拉夫第一个承认了1946年4月成立的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苏联11月份才承认），第一个与其签署友好互助条约（而苏联却从来没有与其签署此类条约）。
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出访国就是南斯拉夫，时间是1946年6月，而第一次出访莫斯科则是在一年以后。
从这些外交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国的亲密程度。
然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战争期间共同目标和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不稳定的。
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愿意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亲密关系，从南斯拉夫得到贷款和援助。
然而，铁托并不是慈善家，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不仅带有明显的战略意图，而且在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家长制的做法。
南斯拉夫要求阿尔巴尼亚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统一价格，实行海关联盟，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成为它的经济附庸。
南斯拉夫的这些强硬做法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难以接受。
他们开始寻找直接与苏联接触的途径，试图与苏联直接建立联系来解决经济问题，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
但是，“苏联领导人根本不理会阿尔巴尼亚的感受，而是希望南斯拉夫'
控制住'
阿尔巴尼亚，但是要用智慧，而不是鲁莽”[2]39。
虽然苏联不直接控制阿尔巴尼亚，但是，阿南关系中很多问题的解决还是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
1948年3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始讨论有关希腊军队进攻阿尔巴尼亚的可能性问题，南斯拉夫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为此南斯拉夫应该在阿尔巴尼亚驻军，这样才能抵抗可能遭受的进攻。
而苏联认为，南斯拉夫可在阿尔巴尼亚驻军，但是，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必须建立联盟，否则英美就会以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为借口出兵。
如果这样，形势就会失控。
就在阿南之间讨论成立巴尔干联邦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对南斯拉夫出兵问题更是存在很大分歧。
苏联认为，铁托在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很多做法失当，对铁托的强硬风格心存不满。
乌特金认为，苏南冲突的关键在于南斯拉夫对希腊国内战争的态度引起了苏联的不满，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
斯大林希望希腊国内战争持续下去，利用希腊内乱来选择英美同盟作为在巴尔干冷战的前哨。
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苏联积极唆使希腊邻国对希腊提出领土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实现，希腊的国力自然就得到了削弱。
莫斯科希望希腊游击队破坏国内经济和秩序，让希腊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第五纵队”来控制希腊的所有地区。
“而铁托在这一问题上依然保持他特有的特立独行的风格，他坚决支持希腊游击队，甚至要承认之前的希腊民主政府，进而获得希腊的马其顿和萨洛尼卡，获得爱琴海的出海口，实现自己在巴尔干的利益。
”[4]
铁托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斯大林，因为这大大损害了苏联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斯大林对其采取了自己一贯的做法——恐吓，试图将铁托换成一个俯首帖耳的人，这样苏联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扩大在巴尔干和地中海东部的影响。
然而，后来形势的逆转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他不仅失去了这一地区的可靠支持，而且使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明显下降。
当然，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失利不仅仅是因为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恶化，还与它的外交失误有关。
苏联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往往把思想接近当成了判断敌友的重要标准，这种标准在对待希腊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苏联认为希腊建立的是“君主法西斯制度”，是“英美的盟友”，因此，希腊各派政治家所采取的接近苏联的尝试都被回绝了，而且苏联还不遗余力地削弱希腊。
苏联的做法不仅削弱了它在巴尔干的影响，而且在1948年开除铁托之后，还险些造成北约东扩。
当苏联把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开除之后，苏联的国家安全范围进一步缩小，巴尔干在冷战中的作用已经变得非常微弱。
斯大林以及后来赫鲁晓夫的外交失误，导致苏联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冷战阵地——地中海。
三、斯大林外交与“照会大战”
二战结束以后，如何处理战争的发动者——德国成为大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争论的焦点之一。
尤其是到了斯大林执政后期，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
从1952年3月10日至9月23日苏联与西方国家围绕德国统一问题展开了“照会大战”。
从几次照会的内容来看，苏方希望德国能够以中立国的形式实现统一，建议西方三国能够同苏联一起讨论有关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问题。
面对苏联的照会攻势，无论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在联邦德国内部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英法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相对暧昧。
它们既不希望德国因实现中立化而成为“不可预测的势力”，也不愿看到联邦德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来领导欧洲事务。
而美国的态度则是十分明确的，它不希望德国以中立的形式完成统一，因此就很多具体问题与苏联展开激烈讨论。
在联邦德国内部也明显分成了两派：
那些本来就持有中立化思想的社民党以及自民党人士认为这是实现德国统一的难得机会。
他们认为联邦德国如果放弃加入西欧一体化，特别是放弃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德国的重新统一或许真的可以实现。
而以阿登纳为首的另一派则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认为德国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没有前途，没有西方的支持联邦德国不可能存在，德国只有依靠西方防务体系才能确保自由与和平[5]。
众所周知，照会战最终以苏联对西方国家1952年9月23日的照会置之不理而告终。
可以说在这场照会战中双方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误解和分歧，而且在核心利益上都不肯让步，德国问题依然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使局势变得更趋紧张。
比如，西方认为：
“如果按照苏联的倡议和平解决了德国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冷战中获得了胜利”[2]80。
也就是说，即使联邦德国认可苏联的倡议，在其他国家的干预下，苏联的倡议也得不到最终响应。
尤其是德法之间对话的增多，使各国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斯大林认为：
“西方之所以不同意苏联的提议，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想从联邦德国撤军，目的是要控制西欧，却宣称驻军是为了对抗苏联。
”[2]84针对联邦德国筹划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建军队等动作，斯大林主张民主德国建立军队。
关于在民主德国建立军队的问题，其实早在1951年1月斯大林就和民主德国领导人提起过，认为民主德国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西方的侵犯，要想战胜它们就要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加强对内镇压，同时还要多与“老大哥”沟通。
只是当时两德之间还有贸易，边境也是开放的，不可能实施这一提议。
1952年4月14日是德国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天，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对两德边界以及德国波罗的海沿岸进行设防，从5月26日起开始正式驻防，边界地带被划为禁区，居民开始陆续撤离，并建起了铁丝网。
民主德国之前的全德会议、全德选举、全德政府的设想在此时已经变得很不现实，因为西方如果承认全德会议，其实就意味着承认德国。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几个大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英法对联邦德国实力的增强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因为联邦德国开始寻求欧洲事务的领导权。
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它们不得不向联邦德国让步。
”[2]49因此，相对于美国而言，英法更愿意与苏联接触，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苏联与美国搞平衡。
也正是因为西方国家间的矛盾，以及斯大林的去世才促成了后来的四国首脑会议。
乌特金认为，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反对武装联邦德国，反对西方的军事联盟，而实际上斯大林根本不担心西方的军事计划，不相信西方会对苏联构成多大威胁。
而且他反倒认为，德国以后还可能会威胁西方，首先就是美国。
这样一来，只会激化西方内部的矛盾，而且还有可能会威胁到西方阵营本身，使其陷入军事一体化的纷争，从而减弱对经济一体化的重视。
事情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1954年8月，德国问题使得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法国做出了独自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而后又退出了军事联盟。
从这一点上来看，斯大林借口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来挑拨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策略取得了成效。
然而，这一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则是斯大林及其继任者都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后来联邦德国对“核按钮”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苏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西方会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等经济问题区分开。
这一结果对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带来了危害：
经济紧张、经济的军事化、政治高压、思想控制。
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发生的动荡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
四、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宣传
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昔日亲密无间的盟友开始渐渐疏远，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因反法西斯走到一起的美苏等大国就开始谋划各自的“出路”。
二战结束后，美苏等大国之间交流逐渐减少，“误会”不断加深，加之美苏等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使得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一步步地走向了对立。
这种变化在两国的对外宣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苏联凭借其卓越的战绩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这种地位为战后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尤其是战后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宣传带来了便利。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依靠反法西斯树立起来的威信正在逐渐下降，由于战后利益的争夺，西方开始忽视和淡忘苏联，甚至怀有敌意。
苏联宣传部门也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西方正在努力削弱苏联在战争中给人们留下的光辉形象。
昔日红军的辉煌此时已被铺天盖地的污蔑性的报道所淹没。
面对西方的舆论攻势，苏联只能被动“回应”，明显处于守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还不太适应这种新的宣传形势，在失去红军这张宣传王牌之后有些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与苏联战后的外交目标有关，苏联希望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不想破坏战时形成的盟友关系。
1945年5月8日莫洛托夫的讲话就是苏联这种愿望的真实写照：
“我们大家应该明白，美苏友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6]245。
直到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后，莫斯科对“同盟”才渐渐失去信心，苏联的对外宣传也才随即出现转折。
在苏联社会中美国的形象逐渐发生变化，从1946年秋天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反美宣传画，加大了反美宣传的力度。
到1946年末，随着同盟的瓦解，无论是苏联的宣传基调还是措词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中性词已经不再使用，进攻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苏联开始对美国的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各方面进行攻击，宣称“美国社会已经深深地陷入经济危机，犯罪率上升，生活和教育水平下降，文化衰退，生产下降了22%，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已经达到1400万人，美国人的危机感在加深，已经对政府失去信心”[6]256。
对美国在欧洲所实行的“马歇尔计划”也大加指责。
认为它“名义上是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而实际上是企图建立西方联盟，是险恶的、拙劣的、带有极强目的性的计划”[6]247。
苏联意欲加强对外宣传攻势，但宣传工作中问题重重，如文章质量不高、不专业，措词不准确、不灵活等。
本想以宣传来建立自己的优势，结果却适得其反，很多试图向西方展示苏联建设成果的文章，因自身“成果”低于西方且无意中暴露苏联生活中的丑陋面，反被西方嘲笑。
斯大林对这样的宣传工作很不满。
乌特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事具体工作的编辑人员，还是领导者都有责任。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西方，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却担负着向西方宣传的重任，比如，“驻美办事处责任人既没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也不懂英语，驻远东办事处的负责人既不懂日语又不懂朝鲜语，中文也只是学过几个月而已”[2]117。
这样，在宣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与当地情况、当时国际局势完全脱节的现象。
同时，苏联在对外宣传过程中缺乏自信，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具体的工作人员都对打赢这场舆论战缺少信心，认为自己处于守势，在宣传方面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在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配备了一流的宣传人员，这些都是苏联没法超越的。
正如库兹涅佐夫所说：
“我们宣传能力很差，西方到处排挤我们，他们步步进逼，我们步步退防，而且连防守做得也不好，根本达不到专业水平。
”[2]120
针对宣传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苏联宣传部门认为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借鉴西方的宣传模式。
为此，中央命令各级宣传部门增加出版物的数量，并且为宣传部门定下了指标，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而且很多戏剧和电影等艺术作品也加入了反美宣传的行列。
但是，由于苏联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的封闭，使得宣传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体制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外宣传工作，使宣传工作显得保守、意识形态化、内容乏味，西方读者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此无法起到宣传的目的。
同时，信息的非对称也是宣传失利的重要原因，由于苏联对国外信息的控制，使得很多宣传家无法全面了解西方，也就无法深刻地分析西方的各种弊端。
信息的闭塞使得宣传过程中难免会闹出很多笑话。
与西方的宣传相比，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宣传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同时，在冷战大背景下，无论苏联还是美国在宣传中都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被深深地打了时代的烙印。
注释：
（1）本《讲学纪要》基本上根据乌特金院士的讲稿整理，为准确起见，相关注释部分尽量借鉴了其他俄罗斯学者的成果，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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