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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此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银行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

金融约束的主要政策手段有：

（1）存款利率控制。

（2）对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为银行提供“专属保护”（PatentProtection），但这里有一个最优期限的问题。

（3）偿还贷款的期限转换政策，该政策要求将不同风险分开来，让不同主体承担其最有能力承担的风险。

（4）限制资产替代政策，限制资产替代是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转为证券、国外存款、非正式金融部门的存款和实物资产。

金融约束论强调了其与金融抑制论的不同之处：

存在金融压抑时，其本质是政府从民间部门夺取资源。

而金融约束政策则是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金融中介（银行）创造“租金机会”。

这些“租金机会”是因存款利率控制造成的存贷利差而形成的，银行通过扩张其存款基数和对贷款资产组合实施的监控获得了这些租金，由此促进金融深化。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变化趋势的分析

农村金融深化是一种通过发展农村金融资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从而推动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金融策略。

金融相关率（FIR）是用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衡量一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FIR由一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如生产的集中程度、财富分配情况、投资刺激、储蓄倾向和产业活动等。

简易计算公式为：

一国（地区）全部金融资产与同期GDP的比值。

GoldSmith认为金融资产应包括Mo（现金）、储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项目等。

而我国的农村金融资产主要由农村现金和农村储蓄存款组成。

数据经整理及计算后，FIR如表1所示。

表1中国农村FIR单位：

亿元

年份

农户存款

农业存款

农户持有现金

农村金融资产

农业GDP

农村FIR（%）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55.70

78.40

117.00

169.60

228.10

319.90

438.10

564.80

766.10

1005.70

1142.30

1412.30

1841.60

2316.70

2867.30

3576.20

4816.00

6195.60

7670.60

9132.20

10441.00

11217.00

119.16

147.83

169.91

174.44

188.84

190.06

230.92

199.32

252.87

287.01

338.20

333.90

393.10

649.60

948.80

1073.20

1063.20

1196.20

1364.00

1533.00

1748.00

2163.30

126.42

153.04

199.39

241.46

280.61

348.69

503.33

606.00

706.33

846.30

1232.26

1337.61

1507.57

1811.69

2545.92

3463.53

4339.47

5355.10

6872.51

8786.21

10651.00

12568.60

301.28

379.27

486.30

585.50

697.55

858.62

1172.35

1370.12

1725.30

2139.00

2712.76

3083.61

3742.27

4777.99

6362.02

8112.93

10218.67

12746.90

15907.11

19451.41

22839.97

25192.16

1018.40

1258.90

1359.40

1545.60

1761.60

1960.80

2295.50

2541.60

2763.90

3204.30

3831.00

4228.00

5017.00

5288.60

5800.00

6882.10

9457.20

11993.00

13844.20

14211.20

14522.40

14211.90

29.58

30.13

35.77

37.88

39.60

43.79

51.07

53.91

62.42

66.75

70.81

72.93

74.59

90.35

109.69

117.89

108.05

106.29

114.90

136.87

156.95

182.33

资料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年鉴》，1978-1999。

从表1中可见，中国农村金融经过20多年的深化改革，金融资产相关率（RFIR）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29.58%，上升到1999年的182.33%，增幅达5.16倍之多。

（二）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RFIR）的比较分析

1.从纵向来看我国RFIR。

1978年的FIR仅为29.58%，1985年上升到53.91%，1993年则达117.89%；

到1999年底已高达182.33%，达历史最高水平。

在FIR波动的年份里，1994年的回落可以归结于宏观经济的过热和通货膨胀。

在1987-1999年22年中，中国经济发生过3次过热现象，分别是在1985、1988和1993年前后，而且用来衡量农村通货膨胀程度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这几年都显得很高；

1985年为107.6,1988年为117.5,1989年为119.3，1993年为113.7，1994年为123.4,1995年为117.5。

因此可以看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共同作用对FIR影响巨大。

这也验证了GoldSmith得出的结论：

FIR与通货膨胀呈反相关关系，通货膨胀越高，FIR值越低；

反之亦然。

若仅以FIR指标值来分析，我们可看出：

中国的农村金融结构依次经历了GoldSmith认为的三种金融结构。

即第一类金融结构FIR较低，约在0.2（以下的FIR均以系数表示）到0.5之间，属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类金融机构仍然较低，约在0.5到1之间，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属于该类型；

第三类金融结构的特点是FIR较高，约在1左右，该结构在20世纪初期以来的工业化国家中较为常见。

1999年我国农村FIR已达1.8，早已达到上述第三类金融结构。

因此，若仅以FIR指标纵向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深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表2部分国家（地区）FIR的计算值（1963年）

国家　FIR

国家FIR

国家　　FIR

国家　　　　FIR

英国1.71

意大利1.37

日本1.75

美国　1.23

加拿大　1.16

前苏联1.36

以色列0.88

比利时　0.87

澳大利亚　0.78

法国0.70

德国　　　0.70

挪威0.69

南斯拉夫　　0.59

墨西哥0.50

委内瑞拉　　0.39

印度0.35

《世界年鉴》和《世界金融年鉴》。

2.从横向来看我国RFIR。

表2列出了60年代16个国空（地区）FIR的计算值。

就16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来说，1963年计算的FIR值平均水平为0.86，大约相当于我国农村金融1991年0.90的水平。

这16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属于GoldSmith所描述的金融结构的三个层次：

处于最高层次的FIR值超过1的工业化国家；

处于次级地位的其他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处于最低层的欠发达国家。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我国农村90年代初金融深化的程度相当于60年代全球金融平均深化程度，也即比全球金融发展的平均进程落后了大约20至30年。

GoldSmith在研究了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多种类型国家上百年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FIR强烈地受到许多经济因素，特别是价格水平、实际收入增长率、非金融部门新发行比率和金融中介比率等因素的影响，在长期内虽然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和FIR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虽然FIR与实际国民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但毕竟这种关系还是存在的，而且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较为明显。

分析表1，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农村FIR与农村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来看，导致FIR迅速上升的可能是：

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农村金融资产迅速增加，并且其增幅超过农村GDP的幅度，使FIR显著提高。

因此就表现为农村FIR与农村GDP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其实这也恰恰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1.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变化趋势。

海南建省后，农村金融发展迅速，从1988年建省到2002年，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RFIR）稳步提高。

建省初期，农村金融相关率呈较上升趋势，在短短五年间RFIR系数由1988年的0.14到1993年的0.71，这说明海南建省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因为之前的农村金融相关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却急速下降，下降持续了近3年之后才又步入了缓慢的上升通道中。

主要原因是受到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和冲击，大量农村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中追逐投机利润所致。

而另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在2001年前后，因为国家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金融问题的高度重视使得海南农村金融相关率得以大幅提高，2002年的农村金融相关率较2001年提高了近0.15，并且这种上升趋势将会延续下去，见表3。

表3海南省农村金融工具总量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单位：

万元

农业贷款

农村居民储蓄

农村FIR

25236

46256

68960

149774

103800

0.14

27155

51343

73024

161828

1031000

0.16

41059

136548

94060

282835

1092000

0.26

47537

165509

116530

341574

1087000

0.31

143041

211235

166092

535978

1100000

0.49

22381

258304

281066

782491

1105000

0.71

166573

216457

747013

1290000

0.67

44847

284144

759659

1115000

0.68

70393

330521

897069

1054000

0.85

53536

362312

954329

1076000

0.89

83701

370921

1029072

1093000

0.95

104942

347647

1049518

1108000

2000

115069

378655

1076978

1102000

0.98

2001

118122

408054

1105522

1097000

1.01

2002

132113

449972

1230930

1.17

根据《海南统计年鉴》（1988-2003年）整理计算。

2.海南农村金融相关率（RFIR）的比较分析。

首先，从纵向来看海南RFIR。

从1988年刚建省时的0.14，到1993年时迅速膨胀到0.71,之后相关率缓慢提高，基本保持稳定，到2001年时达到1.01；

2002年时达到最高1.17。

1993年迅速膨胀之后的回落可以归于整个宏观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看出，海南的农村金融结构同样也依次经历了中国的农村金融结构所经历的GoldSmith认为的三种金融阶段。

其次，从横向来看海南RFIR。

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比较来看，海南农村金融相关率走势与之趋同，如在1988年中国的RFIR为0.71；

1999年为1.82，但同时期，海南农村金融相关率都明显小于中国农村金融相关率,这说明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较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来说是落后的。

与中国金融发展相关比率比较，1988年在中国FIR为1.78；

1996年达到2.51，在1997年更是达到2.95。

由此看出，与中国金融整体发展进程相比，海南农村金融发展进程明显滞后。

如果仅由此指标来看，海南农村金融发展整体进程比中国金融发展整体大约落后20年左右。

由表3统计数据结果可知，海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海南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力度有限，这说明了海南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要求，需要加快海南农村金融的发展。

（二）目前海南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失衡，金融机构减少，功能萎缩。

自90年代初以来，在“减员增效”的呼声中，国有商业银行设置在乡镇及乡镇以下的机构网点被大量撤并。

就以东方市来说，目前十个乡镇中，已经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网点，加上农业银行贷款主要集中在有贴息的扶贫和林业等项目上，对改善传统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竞争力的传统农业生产项目，尤其是小额农户生产贷款缺少新的投入；

农发行目前业务由过去的全方位支持农业发展变成现在的单纯支持农产品流通，政策性银行的支农作用减弱，农发行的贷款对象和贷款业务量有萎缩的趋势。

目前农村可以享受的金融服务仅靠农信社的“垄断性”供给。

但由于农信社资产质量较差，历史包袱重，经营管理手段落后，经营效益不高，影响了支持“三农”作用的有效发挥。

2.支农贷款投入总量不足和信贷投入结构的不合理。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缺乏资金支持的瓶颈问题难以解决。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依靠金融部门，但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资金供给主渠道的金融部门，其信贷“三农”的投入总量近年来偏少，无法满足“三农”的合理资金需求。

据对东方市2000-2003年支农贷款情况调查，在这四年中，市辖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为99364万元、71475万元、62623万元、63642万元，农业贷款分别为7703万元、8209万元、10137万元、11290万元，农业贷款只占各项贷款的比例为7.7%、11.5%、16.2%、17.7%。

另一方面，信贷投入结构不合理，加剧了支农资金总量投入不足，投入生产经营上的贷款有限。

另外，在放贷上也存在“垒大户”现象。

3.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离和业务重点转向城区，加剧了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目前在农村地区的存款市场上，农信社与邮政资金储蓄机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农信社由于支付、结算手段落后，往往处于劣势，而邮政储蓄以其较高的转存入人民银行利率，使其存款市场竞争力大增，成为农村存款市场的老大。

统计资料显示，2002-2003年东方市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20182万元、23670万元，其中在农村地区吸收了6035万元和7112万元，所占比例分别为29.9%、30.0%，这些存款直接流出农村，使本来就紧缺的农村资金大量分流。

4.农村社会信用环境较差。

一些农户、企业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金融债务的问题相对突出，这不仅导致了金融机构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降低了信贷投放能力，而且恶化了信用环境，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信贷投放的积极性，而有些县乡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金融意识和金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对欠钱不还、恶意逃废债务的行为制止打击不力，使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

四、促进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建立多元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行金融机构多样化

1.农业发展银行：

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重大措施。

到2003年末，农发行海南省分行有19家分支机构以及近384名职工。

农发行基层管理人员少，管理范围大，客观上限制了“收支两条线”原则的真正落实，而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遍及乡村，队伍十分强大，是农业发展银行实行“收支两条线”封闭运行的重要补充力量。

通过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联合融资，不仅可以克服其分支机构不足的缺陷，而且还可以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独特优势，并且能够引导农村信用社贷款投放方向，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三农”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

从农业发展银行的负债方面来看。

公开发行上市流通的政策性金融债券，从社会投资者手中筹集中长期信贷资金，减轻由商业银行行政性摊派认购金融债券的压力，增强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化解“长”资产与“短”负债的期限结构矛盾。

政策性银行公开向社会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是现实可行的。

从资产构成方面来看。

财政对政策性银行的基本义务应该承担，即一方面，国家财政核拨给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应该足额和及时到位；

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的大量优惠利率贷款中，需由财政提供的贴息资金必须落实。

为处于初创时期的政策性银行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

此外，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应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做出变化，贷款对象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农副产品的收购。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进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仅仅依靠商业性金融中介的融资是不能够满足需求的。

因此，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应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2.中国农业银行：

有限度的商业化改革。

农行海南省分行是海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海南省所有的乡镇。

到2003年底，农行海南省分行拥有282家分支机构及4732名职工。

作为农村金融中介的主体，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不应该按照其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模式来实施，而应该考虑到农业银行为“三农”服务的特征，制定出切合中国具体实践的改革模式。

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应该是有限度的商业化改革：

首先，在明确农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就是为“三农”服务的条件下，给予农业银行政策支持，然后，在此限度下，实行商业化运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国家应在税收方面给予农业银行更多的优惠，降低营业税的比率。

第二，中央银行给予农业银行更多的优惠再贷款，解决农业银行资金不足的问题。

考虑到农村信贷资金的卖方垄断，给予农业银行利率更大的浮动空间。

第三，建立担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