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人生与人生中的战争对深化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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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恰在此时,一批青年作家,尤其是在家园沦陷后亡命上海的东北青年作家,它们既悲痛于家园沦陷和亲人沦为亡国奴的现实,又愤怒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的对日政策和禁言抗日的对内政策,率先揭示了沦陷土地上日寇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及反抗斗争“,悲愤的控诉”混合着反抗的呼声,构成了此时这些作品的主旋律。
李辉英的《万宝山》,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等等,都属于这类创作。
但当“7?
7”事变发生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民族期待已久的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中华民族怒吼着杀向侵略者。
当此之际,作家没有必要再作那种意在唤醒国人的“悲愤的控诉”,时代需要他们去做的是为抗战中的国人擂鼓助威。
中国的作家们都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积极自觉地充当起了这种社会角色。
他们将此前的“悲愤的控诉”变为“热情的呐喊”,既正面歌颂英勇战斗的广大民众,也愤怒斥责出卖民族利益的罪人,在抗战的大时代里让文学发挥了鼓动抗战热情的作用。
丘东平的《第七连》,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和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都无不如此。
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早已是那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虽然战争已经成了尘埃落定的历史记忆,但时代仍然需要用那场战争中爆发出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开始行进在新的生活道路上的中国人民,因此作家们便不断地重写它。
此时,他们不仅无需再作“悲愤的控诉”,而且也无需再作“热情的呐喊”,而完全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和心态回忆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抗日文学,基本上是一种“胜利的欢歌”。
电影《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和李英儒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就是这种性质的作品。
虽然他们也写抗日斗争的艰苦卓绝和腥风血雨,写日寇的残暴和中国人民的灾难,但主要意图是为了衬出中华民族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
悲愤而悲壮,酷烈而热烈,构成了此时抗日文学共同的情感特征。
可以说,在从战前到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时代为抗日文学规定了具体任务,那就是抗日文学必须承担起唤醒和激励民众赢得战争胜利的战斗任务,以及鼓舞中国人民政治热情的政治任务。
这一中心任务也相应地预设了文学的观察和叙述视角,那就是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去写抗战生活,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抛开时代为抗战文学所设定的艺术框架,他们都只能在这个框架中去实施艺术制作,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日文学呈现出单向反映的特征就成了一种必然现象。
但是,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存在都不等于存在本身的完美性。
此时抗日文学创作的这种状况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它自身没有缺陷。
相对于抗日战争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纷纭万状而言,这种抗日文学未免有些单调。
作家们不得不有意的“偏执”遗漏了大量的生活蕴涵,很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占有重要位置的生活内容都被人为地摒除在创作视野之外,丰富复杂而又鲜活多姿的战时历史呈现出偏枯之态,很多本应出现在作品中的抗日斗争画面（如国民党军队将士英勇杀敌的斗争）都无从见到。
同样,作为抗战中的中国人,不论是哪党哪派,不论是部队的官兵,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因此也必然带有社会中的活人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状态,虽然抗击日寇光复故土是他们一致的愿望,但作为活的人彼此的内心世界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但遗憾的是,人的这种丰富复杂的内心和情感世界在此时的抗日文学中同样没有得到真切的表现,出现在此时所有抗日文学作品中的人,差不多都是政治意识主宰下的人,因此这些作品中的人也几乎都是政治化的人。
至于对抗战生活本身的其他诸多内涵的挖掘,诸如对文化、人生、命运和生命内涵的开掘,更无从说起。
也就是说,此时这种抗日文学的出现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到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条件下,对这种抗日文学固有的模式的突破,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
（二）
果然,当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新一代作家们发现,这种形态的抗日文学成了横亘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要想继续走下去,就必然要跨越这一障碍。
他们也确实生逢其时,因为新的历史和时代为他们的突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
首先,由于时过境迁,时代对抗日文学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不再要求抗日文学像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内那样去担负政治任务,因此也没有必要再要求作家全部从政治视角去叙述那场战争。
其次,新时期更为自由活跃的思想环境为作家提供了积极思考的自由,独立判断,在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还原历史和生活的本来状态在理论上成了可能。
再次,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建设上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仅需要抗日文学在多种方向上重新认识和叙述那段历史,更为这种重新认识和叙述提供了条件。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作家们的突破勇气得以顺利地化作具体实践,其结果是打破了以往那种从单一的政治军事视角去观察战争和叙述战争的模式,那种全部地在敌我之间构筑文学世界的模式,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战争和叙述战争,形成了源于不同价值基点上的多向拓展和突破,抗日文学也由单向反映变为多方拓展。
有人从文化的角度去写战争,通过战争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生命形式（莫言:
《红高粱》）;
有人从人性的角度去写战争,通过战争再现交战各方人性中的真实复杂的质地（冯小宁:
《紫日》）;
或者同样从人性的角度去写战争,却通过战争表现人类美好的情爱（冯小宁:
《黄河绝恋》）;
有人着眼于战争中人的命运,通过战争写出人的命运变化和精神世界的真相（王火:
《战争和人》;
宗璞:
《南渡记》）;
也有人从“史”与“诗”相结合的角度去全景式地观察战争,在极宏阔的视野里细描战争的全景图（李尔重:
《新战争和平》;
周而复:
《长城万里图》）,各有所执,亦各有千秋。
不仅如此,在对抗战历史真相的认识上,也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为作家敢于尊重历史,正视事实,真实地还原事物的本来状态。
此前被作家们摒除在叙述视野之外的抗战生活,出现在了此时的抗日文学作品中。
有人把笔指向抗战中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的战斗生活（如电影《血战台儿庄》）,直写国民党部队的将士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共有的抵御外辱英勇杀敌的气概。
即使是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也敢于写出其内部的复杂矛盾（如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
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此时抗日文学在认识和对待抗战生活时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抗战的历史正在作家们的笔下陆续地得到还原。
更令人称道的是,在对待抗战主体的人的认识和把握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人,再不是那种在单纯政治意识驱动下的人,人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比如出现在《红高粱》中的抗日英雄,不论是余占鳌还是戴凤莲,都不再是此前抗日文学中屡见不鲜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那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完美的道德品质的人,他们不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贞洁,什么是正道”的风流寡妇,是具有真实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活生生的人。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光辉甚至伟大,因为是他们在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愤然而起,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杀敌,精忠报国,构成了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群众基础。
这样的人就不再是那种符号化的人。
总之,此前抗日文学创作的模式已经打破,此前抗日文学所缺乏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正是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抗日文学朝着多种方向进行了开拓,呈现出一种创作观念和创作形态上的多元并举状态,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空间,增强了生活的深度和艺术的深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诸多方面达到了同步发展的水平。
作为一个创作周期,这一多向拓展阶段迄今尚未结束,可以设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形态的创作还将持续下去,这样的作品还将不断问世。
但是,我们在欣慰于这一阶段抗日文学创作的突破和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新的不满足感。
那就是,虽然在描写抗战生活上突破了很多禁区,在还原抗战历史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实事求是地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工作还远远不够。
面对伟大的民族战争,被我们遗忘的历史死角还相当多,很多重大的战事都没有写到,或者没有写深写透。
不论是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重大战役,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昆仑关战役”、“长沙保卫战”,乃至东北旧军队在日寇入侵初期所展开的“江桥战役”,“镜泊湖连环战”,都缺少真实生动的艺术反映。
另外,作为战时历史的一部分,那种在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的特殊战斗,特别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地下斗争生活,也缺少最基本的反映。
同样作为战时历史的一部分,东北、华北当然包括华东等各沦陷区广大民众的灾难和斗争,更很少出现在抗日文学中;
那种色彩丰富、凄惨凄凉而又悲伤悲壮的沦陷区百姓生活画面,至今仍然无法在抗日文学作品中见到。
事实上远不止于此的抗战历史生活,都有待作家们做进一步的展现,使它们早日走进文学的画廊。
抗日文学在拓展抗战生活空间的同时,对战争中人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待加深。
虽然新时期的抗日文学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化上仍然存在着不足。
这里不仅有进一步认识和表现战争中的国人的问题,也有深入认识和表现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的问题。
虽然作为侵略者,野蛮残暴甚至兽性是他们的共同本性,我们的抗日文学长期以来也是从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再现,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虽然他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但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又是复杂多样的,有时甚至是超乎常情的。
我们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所披露的历史资料中,就看到了很多平时按常理很难想像的事情。
在平型关战役中,受伤的日俘可以在苏醒过来时把尖刀插进救助他的中国卫生人员的腹中,表现出难以想像的冥顽和野性。
后者在台儿庄战役最后的一位指挥官的回忆中,更有难以想像的场面——
一天,我们112人被打得剩了17人,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关东军的教官用中文对我们喊话让我们投降。
我说:
“我们不投降,军人只有战死沙场!
”那个军官追问:
“如果把你们放了,你们还敢和我们日本皇军打吗?
”我回答:
“一定打败你们!
一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那个军官在远处喊道:
“不是还和日本皇军打吗?
可以开路了!
”这时,日军响起了军号,日军士兵都在掩体后站起来了。
持枪站好。
有数百人。
我从军几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战士们也都惊呆了。
我们17人互相搀扶着往外走!
所有的日军都向我们行注目礼。
我们的顽强抵抗战胜了他们!
战场上的硝烟在微风中弥漫在我们和他们之中。
夕阳西下,如血的落日把大地万物染成暗红的颜色,我们十几人互相搀扶着就这样看着夕阳在地平线消失。
没人说话。
此情此景,不仅这位从军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没有见过,我们在战时和战后的60多年的抗日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献资料中也未曾见过。
而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又不是绝无仅有的偶然现象,据有人回忆说,当年在狼牙山五壮士跳崖之后,追杀他们的日军见此情景都脱帽致礼。
它们都无不形象而深刻地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性。
究其原因,日军的这种举动,并不是他们内心多么仁慈善良,而是他们的尚武精神使他们在更为勇武者面前无法不流露出敬意,是一种更大的强悍战胜了强悍。
这一面与他们凶残好战的另一面合在一起,才愈发显示出作为侵略者的日军的人的复杂性。
抗日文学只有写出日本侵略者作为人的这一面,而不是简单的一般化地写他们凶残的一面,才能增进作品的生活深度与艺术深度。
（三）
上述诸方面都是抗日文学创作中有待深化和突破的,但是与这一切相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有待突破,那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几乎已经模式化了的在战争中写人生的思维方式,朝着在历史、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写战争的方向迈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抗日文学从问世到现在,差不多都是把战争当作主要对象,把远比战争更为普遍的人生内容都纳入战争的框架里来叙述。
应该说,在战争成为全民族的中心任务的时候,这种处理是必然的,也是恰当的。
但是当战争成了历史以后,再回头去重写它的时候,这样处理就显示了它的短处,那就是一旦将人生纳入战争的框架来写,势必使人生变得单纯甚至单调。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抗日文学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迄今为止,还仍然缺少那种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背景上写战争的作品,缺少在历史、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将政治、军事、人性、命运和生命哲理等多种内涵高度整合在一起的作品,缺少那种在真实、具体、细致、深刻的描写中建立起来的包括上述诸多因素在内的恢弘的艺术佳构,那种能让人用不同的尺子从不同方面去检衡的浑成之作,也就是缺少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作品。
虽然在上世纪末也曾出现过《新战争与和平》及《长城万里图》之类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渴望见到的走向整合后的浑成混沌的新的战争文学。
因为规模大并不是走向浑成的标志,宏大的规模和视野并不能改变视角和观念的单一所带来的作品的单向性,再丰富多样的战争生活如果只从一个角度简单相加,也仍然无法构成浑成融合。
尽管这样的作品同样难能可贵,但它与我们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因此,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往抗日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艺术缺失,也使我们在欣慰于抗日文学所取得的创作成就的同时感到了几分不满足。
缺失与不满足又往往是寻求突破的动因和前提。
长期以来抗日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缺失和让人生起的不满足感,也许正是抗日文学走向新的一轮突破的动因和前提。
我们所希望于抗日文学的,大体说是那种在历史、LITERATUREANDARTCRITICISM29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通过对具体事件的逼真描写,不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而且也展现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的民族意志和斗争精神;
不仅能看到对战争中的正义与邪恶的正确判断和艺术展示,也能看到在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基点上表现出的“非战意识”;
不仅能看到人在战争中的灾难,也能在更高的基点上感受到人的某种命运感;
不仅能看到政治与军事、民族和国家,也能看到道德与人性,命运与生命哲理,总之,是一种经得住多种解读考验的作品。
这并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谈目标,也并非是一种强人所难的奢望,在中外战争文学的创作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这种成功的先例。
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突出的代表。
在这部作品中,肖洛霍夫便把战争置于历史、人生和土地（顿河草原）的诗章中,既是在写政治军事,也是在写人生和命运。
历史、文化、道德、人性和生命哲理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一部浑然天成的内涵丰富的大作品。
在中国战争文学的创作历史上,同样有这种成功的先例。
《水浒传》就是代表。
它是一部战争文学,描写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战场生活,运筹帷幄与金戈铁马的生活占据着作品的重要篇幅,但它又不仅仅是战争文学,因为在金戈铁马之外,它又写了那么多普通的日常生活。
官府的黑暗,民间的哀怨,仗义乐施,爱恨情仇等等非常普遍丰富的生活内容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
可以说,施耐庵是把战争置于历史、文化、人生的背景下来写的,其中的政治、军事、文化、历史、道德、人生和命运等丰富的内涵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浑厚浑成的大作品。
中外文学历史上的这类成功创作,都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抗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它向人们昭示着此条艺术之路的可以走通。
其实,仅从抗日文学创作的自身情况来考察,也不难发现它内部的这种萌芽,因为在抗日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这类作品都不时露过端倪,只是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们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远在抗日文学出现的初期,萧红的《生死场》就露出了这种艺术迹象。
这部被中外读者广泛喜欢的小说,虽然是写沦陷初期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属于抗日文学的范围,但它又不是单纯地写战争（与《八月的乡村》恰恰相反）,而是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背景上来写战争,既有抗日的政治、军事内容,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审视;
既展示了民族的文化性格,也表现出鲜明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更有从生命意识出发对生命现象的哲理思考。
显然它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所希望出现的那种抗日文学都是重合的。
由于这种创作不甚合于战争时代的社会需要,它没有像与它同时出现的《八月的乡村》那样,成为此后抗日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
但是也并非没有后继者,40年代孙犁的抗日文学走的大体就是这样的路。
孙犁的《荷花淀》乃至50年代完成的《风云初记》,也都是将战争融合在人生中来写的,在叙写冀中平原普通儿女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了抗日生活,因此,出现在孙犁作品中的,与其说是一幅幅战争的烽烟图,不如说是一首首优美的田园诗。
当然,出于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孙犁不追求作品的丰富和深厚,而是力图写得单纯透明,因而有意摒除了其它诸种内容,只注意从人情的角度来写抗日同生活。
但是,同样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孙犁的抗日文学也没有蔚成大观,只是独自存在的空谷幽兰而己。
在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的出现,使我们又看到了这类抗日文学的身影。
前文虽然说过莫言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写战争的,但这只是就某一方面而言,如果从总体上看,莫言更接近肖洛霍夫和萧红,他有意把抗日战争纳入了世俗生活亦即普遍人生的框架里,让主人公戴凤莲、余占鳌的抗日壮举融于他们的世俗生活中。
历史、文化、道德和人性的因素与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融汇在一起,构成了多彩多姿而又斑斓绚烂的人生画面,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这里所期待的新的抗日文学了。
上述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的创作,特别是抗日文学内部的这种初步成功的尝试,都无不说明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只要作家能努力追求,这样的作品便定会出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求作家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生活的前提下,对生活包括战争要有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形成个性化的理解和体验;
同时,也要对艺术思维方式进行调整,要有意识地把战争放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和叙述;
要写出人的生存中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人的生存。
只有这样,新的抗日文学也许能够出现。
当然,在完成这一追求的过程中,要有相应的外部条件。
这样的作品之所以在此前几十年间未能真正出现,其原因就在于缺少这种相应的外部环境。
不论是时代的政治需要,还是时间的距离因素,乃至文坛自身的环境,都不利于这类文学的出现。
但现在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限制这类作品出现的因素都有了变动,有利因素已经充分显露出来。
首先,当年的那场战争影响、波及和渗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本身经得住做多方面的开掘和整合,它本身的生活容量足以保证这类作品的生成;
其次,战争已成了历史,在拉开时间距离后,更容易使人形成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再次,当下社会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活跃的创作气氛,尤其是宽广的文化价值选择趋势,给作家提供了更充分的政治、心灵和思维创造的自由,使他们的探索不必畏首畏尾;
最后,近年来平静无波的文坛环境,更给作家提供了不必左顾右盼、唯恐被急剧变幻的文坛所抛弃的稳定感,在没有了喧嚣和浮躁的环境里,作家更容易潜下心来去创作这样的作品。
因此,一旦作家的创作思维有所调整,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热情地期待着这种全新的抗日文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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