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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运动；

康有为；

袁世凯；

张勋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2）01-0128-10

　　辛亥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等均在中国引入并开始尝试,清政府“忠君尊孔”得教育宗旨被废止,大学也废除了“经学科”,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得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民初政治和教育领域得重大变革,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得怀疑和迷茫,也导致了空前未有得信仰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朝野上下得守旧势力在“尊孔”得旗帜下力图重建新得信仰和道德秩序.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起了国教运动；

袁世凯为首得北京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得幌子下强化对民众得思想操纵.wcOm民国初年出现得这股尊孔复古潮流,因与复辟帝制有着较为紧密得内在关联,故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得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得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

　　一、民初得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

　　中国君主政体之因此能够存在二千多年,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社会得血缘政治、宗法政治以及小农经济形态相吻合.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得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得保障和象征.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得废除,关于当时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知识得中国多数民众观念所产生得冲击是强烈而深远得.专制君主从人们得心目中消逝后,新得政府首脑临时难以获得民众思想意识上得认可,加上民国初年军阀擅权、武人专制,政府得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正是在这种皇帝被推翻、新权威尚未建立之际,国人对现存得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了怀疑感及危机感,多数民众既对新社会秩序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幸免地对中国旧有社会秩序怀有眷恋之情,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得信仰危机.

　　民初国人得信仰危机不仅在政治层面凸现,而且在社会道德价值层面也开始呈现.1912年初,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得教育部公布了《一般教育暂行方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得教育宗旨,规定“小学废止读经”.后来,教育部重申“废止读经”规定,废除跪拜孔子之礼,禁止使用前清学部颁布得各种教科书,旧时“御批”各书和《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一概禁止讲授.随后,教育部公布得《大学令》规定,大学废除“经学科”,把十三经分不列入文科得相关学科,作为学习和研究得对象.从此,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得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不复为人们必读之经典,中国开始进入没有“经典”得新时代.蔡元培在《关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

“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者当分不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专门讨论之”.故其将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得教育宗旨,修改成为符合共和民国精神得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教育.内务、教育两部通告全国各省,文庙临时照旧致祭,但不再下跪磕头,只进行三鞠躬,祭祀时所穿衣服也改用便服.在这些法令得妨碍下,有些省、市、县把子l庙改为学校,将庙产（要紧是祭田）充作学校经费.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得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1912年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学校不应拜孔子案》,阐述了禁止学校拜孔之三条理由：

“前清学堂治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施行以来,窒息殊多.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

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与宗教各有目得,不宜强合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得,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二.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学校之中,宜将此项删去.”随后公布得《一般教育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拜孔仪式逐渐废止.

　　这些改革措施,被一些守旧者称为废弃孔教,禁十三经,毁孔庙.上海《时报》发表社论批判讲：

蔡元培为首得教育部“所汲汲以为先务之急者,乃惟是学堂罢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为“不至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不快”.在中国传统社会,孔庙遍布于省州府县各地,庙学一体得教育体制使得各地得孔庙据有大量得庙产.辛亥巨变后各地得孔庙无人治理,随后得社会动荡致使各地得孔庙遭受到程度不等得损失.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孔教组织纷纷在其会章中规定：

孔庙确实是孔教组织得财产与活动场地.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教育部也要求各地教育机构将各地得孔庙庙产补助当地得教育经费,教育部得措施随即招来孔教会得反对.由教育部令引发得各地孔教会人士对孔庙财产得争夺得记载,更是广见于《孔教会杂志》各期之中.

　　自西汉以来,孔子及儒家学讲作为治理国家得差不多原则而得到推崇,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深刻妨碍着中国民众得日常生活.儒学虽非典型意义上得制度化宗教,但实际上充当了本由宗教来承担得社会教化功能,支撑着中国人得意义世界.辛亥革命之后从全然上废除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得原则,而代之以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不仅关涉着中国政治教育得进展,而且触及到中国民众得社会信仰咨询题.以政府得权威强行要求人们信仰孔子和儒家学讲当然与信教自由不相习惯,而以政府得权威强行废除儒学独尊地位,并改变人们对孔子得尊奉,也非常难讲符合信教自由.因此,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但并不意味着孔子和儒学得精神权威就完全丧失了.对孔子得尊奉与信仰是客观存在得社会现实,这种事实得形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得倡导,而在更大得程度上则取决于中国社会得经济状况,是中国得社会现实决定了国人得孔子信仰.因此,关于孔子学讲得存废咨询题便不是人为得力量所能决定得,只能有待于社会经济状况得全然改观.辛亥革命尽管带来了急剧得政治变动,但社会经济得状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变动.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废止孔子及儒学得官方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尽管是社会进步得标识,但难免带来社会价值标准得紊乱,也确实导致了国人空前未有得信仰危机.因此,民初出现得政治社会秩序得混乱,除了地点势力破坏之外,要紧是由于国人信仰体系得崩溃.对此,康有为哀叹道：

“以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清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沈,故人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终之惟有冷死沈溺而已.若今之中国,其情实已然也.”康氏之言尽管有夸张得成分,但其所描述得民初国人精神信仰得危机感是真切得.

　　在新得信仰体系难以确立之际,社会民众要么归于复旧得信仰,要么处于无所适从得茫然状态.如何尽快地收拾世道人心,统一国人思想观念,重建中国人得价值规范,整合社会伦理秩序,重树国人之信仰,便成为民初意识形态领域中得迫切咨询题.从当时得实际情况看,共和原则下得新观念与新道德在新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一定得妨碍力,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专门是中下层得民众来讲,新道德与新观念怎么说妨碍甚小,民权自由之讲尚不足以成为社会道德得主流,孔子及儒学对民众思想观念及日常生活得妨碍更为深厚.故那些受孔子及儒家文明熏习得人们非常自然地会认为,欲存中国必先救人心、善风俗、拒邪行、放淫辞.而欲做到这些,则舍尊崇孔子及倡导孔教之外无从下手.如此,面对民初社会价值和信仰体系得危机,尊孔崇儒便成为非常自然得选择,国教运动因此应运而起.

　　辛亥革命后孔子及儒学地位得全然动摇,对康有为等保

皇派产生了巨大刺激.他严厉批判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采取得激进政策,斥之为“扰民害民”,导致了“礼崩乐坏”,并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不满：

“经传不立于学官,庙祀不奉于有司,一直民间崇祀孔子,自学政吴培过尊孔子,停禁民间之祀,因此自郡县文庙外,民间无祀孔者.夫民既不敢奉,而国又废之,因此经传道息,俎豆礼废,拜跪不行,衿缨并绝,则孔子之大道,一旦扫地耗矣,哀哉!

”1912年7月30日,其《致仲远书》云：

“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

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他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得政策法令是废除孔教之举.他讲：

“今天坛不祀,殆将经年,其他百神,殆将废祀,甚至孔子文庙,亦废丁祭,遂至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并五千年中国之礼教而去之,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应无不悼心而泣血也.”

　　如何挽救礼俗教化?

康有为提出了创立孔教会得主张.他指出：

“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什么原因要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其要紧理由有三：

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得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

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

”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他讲：

“孔子尊天事帝,无二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

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是“未知孔子之大者”.他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

“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故《礼运》备孔子大同之道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略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尊敬,讲明而光大之.”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重新诠释,自能发觉近代人道、博爱、平等、自由之讲,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定联系.康有为欣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定联系.

　　如何组织孔教会以倡行国教?

康有为提出：

“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人会,计必景从.议入会者,五分男女老幼,一律注册……每乡必一会,举讲生讲焉.以来复论孔子而讲经,借地为之,不必迁设席.……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康有为开孔教会得目得：

“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成之,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可见,康氏成立孔教会也是抱有一定政治目得得.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提出了“虚君共和”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得依托.而在当时得情况下,孔子后裔是最合适得选择：

“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夫立宪君主,既专为弹压不争乱而立,非与之事权,待其治世也,诚合乎奉土木偶为神之义,则莫若公立孔氏之衍圣公矣.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无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应亦同心而无词矣.”康有为认为,将孔教定为国教,与宪法中得信仰自由全然不相冲突,这既有外国法律得先例,又是由儒家得宽容性所决定.其云：

“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

由久矣,然则尊孔子教,与信教自由何碍焉.然则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听讲焉,讲师皆由公举.其县会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

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

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

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康有为及孔教会积极提倡读经,认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设立“读经”课程是必要得.康有为对教育部废止读经和将学田充公作为小学经费这两项关于儒家生存极为不利得新政策,表示极大得愤慨.他致教育部函云：

“闻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呜呼!

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

　　民初得尊孔活动,有着相当深厚得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尽管君主专制政体推翻了,但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些本来就对辛亥革命抵制和仇视得前清遗老,企图利用孔子达到自己得政治目得,狂热地鼓吹尊孔复古；

而多数民众则是在新旧鼎革之际,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习俗.道德伦理和精神信仰上出现得严峻危机,是民国初年尊孔得重要思想基础.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

“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仰慕,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讲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讲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

　　1913年《孔教会杂志》第一卷五号在发表康有为严厉抨击教育部将孔庙学田充作小学教育经费一文中,附有陈焕章得一段话：

“教育部既废孔教,因此全国文庙多被破坏,以孔子为二千四百余年之教主,乃既被摈斥于学校,复不得自保其庙堂,谁不尊亲,睹孔教之废坏,至于此极,殆无不痛恨教育部之为祸首也.近因收没文庙学田之事,尤犯天下之公愤.”同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接着教育部又将“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本,而立民极”.康有为表示赞同并发表演讲：

“孔教之精华在经,故小学读经,尤为当务之急.往昔士大夫劳精疲神.致其力于八股之中,吾人辄厌弃之,乃倡议兴学堂,废科举,及今思之,已十九年矣.回国之后,考查所得中学,已日就茶敝,西学则仍多故步,数年之后,读书者日益少,离经叛道者日益多.欲祛其弊,惟有昌明经训,使之敦品励行,以维持于不敝而已.”

　　康有为等人得孔教论,强调尊重儒家文化传统,并试图以西方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得合理成分,也引起了非常多人得同情和支持.不仅康有为及孔教会发动国教运动旨在挽救民初道德信仰危机,而且掌握国家政权得袁世凯也看到了民初社会秩序及信仰危机得存在,并以此为借口尊孔复古,借恢复孔教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之目得.1914年9月25日,哀世凯在《祭孔告令》称：

“中国数千年来,立国全然在于道德……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只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康有为倡导得定孔教为国教运动与袁世凯尊孔复古得政治动机有相当大得差不,但均认为孔子学讲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持续稳定得全然条件,其思想原则不仅合乎帝制时代,而且与民主共和得原则并无全然滞碍.两方势力在“尊孔”咨询题上达到某种程度得认同,使民初康有为等人

得国教运动与袁世凯得尊孔复辟活动纠缠在一起,增加了孔教咨询题之复杂性.

　　二、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

　　康有为得幕后策划和直截了当授意,促使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1912年1o月7日,陈焕章、麦孟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并创办《孔教会杂志》,其宗旨是拜圣读经,昌明孔教.陈焕章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1号《孔教会序》中讲：

“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盒先生（曾植）、归安朱彊邨先生（祖谋）、番禺梁节閭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咨询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孔教会把儒学当成真正得宗教,尊孔子为教主.关于创立孔教会之宗旨,陈焕章也作了明确阐述：

“有人道之教,有神道之教,道虽不同,而皆名之为教,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故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出则有鬼神,是孔教之为宗教,毫无疑义.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乃偏重人道耳.”其复云：

“今乃谓人道之教非教,是何异谓冬之裘不是衣,夕之飧不是食也,有是理乎?

必谓如西人之神道教者方可为教,则是食饭者不得谓之食,必食面包而后可也.用丝者不得谓之衣,必用洋呢而后可也.若必谓非迷信不得为宗教,则何不曰茹毛饮血不得为食,非衣其羽皮不得为衣乎?

亦太不识宗教进化之理矣.夫神话时代,则野蛮世界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

若人文时代,则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于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可见,陈焕章所阐释得孔教,是以儒学为学理基础得,走得是儒学宗教化之路向.

　　孔教会成立后,马上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孔教会开办简章》初步确定了孔教会得宗旨、组织等事宜.《孔教会章程》将会务分为“讲习”和“推行”两部,前者以研习孔教经典为要紧任务,后者负责传教、养正、执礼、济众等职责,并规定了相关得祭祀、庆典礼仪及颂圣读经制度.12月12日,孔教会发起人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人发出《孔教会公呈》,分寄大总统、教育部、内务部,争取立案,取得组织得合法地位.1912年12月23日,教育部批准孔教会立案并嘉奖：

“呈及简章均悉,当兹国体初更,异讲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所请立案之处,自应照准.”次年1月7日,内务部批文准予立案：

“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尽纳其事于讲习、推行两部,务去浮文,力求实际,具见保存国粹之苦心,所订开办章程尚属切实妥洽,自应查照约法,准予立案,并仰将详细章程续呈本部核定可也.”2月,孔教会得机关刊物、陈焕章任主编得《孔教会杂志》在上海正式出版.

　　1913年3月22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他先后发表《中华救国论》、《中华学会报题词》、《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文,系统阐述了自己得尊孔保教主张,建议国会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在全国各地孔庙进行凉爽宗教仪式.：

“昔之专制君主,以其无德无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

姑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易之者也.……其在天坛明堂,则总统率百官行礼；

其在地点乡邑,则各立庙祀天,而以孔子配之；

其学宫因文庙之旧,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可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得孔教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宣扬“孔教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孔子受命立教论”,探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形成了尊孔祟儒浪潮.到1914年初,孔教会在上海、北京、天津、济南、西安、成都、兰州及纽约、东京等地建立了130多个分会.除了孔教会外,如今在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了孔道会、孔社、孔道维持会、宗圣会、庚子读经会、孔教尊经会、尊孔文社等名目繁多得尊孔组织,以讲明圣学、尊崇孔子为号召,提倡尊孔读经,造成了较大得社会妨碍.

　　1913年夏,孔教会派陈焕章北上,一方面在北京组织成立孔教会,另一方面联合各种尊孔势

对国会施加压力,力求在马上起草得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为国教.8月,陈焕章、严复、夏曾佑等孔教会代表人士向北京政府呈送《孔教会请愿书》.请愿书指出,孔教作为国教自汉代差不多确定,差不多施行二千多年：

“周秦之际,儒学大行,至汉武罢黜百家,孔教遂成一统.自时厥后,庙祀遍于全国,教职定为专司,经传立于学官,敬礼隆于群校.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依照.一切义理学术、礼俗适应,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关于在民主共和时代为何立孔教力国教,孔教会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定孔教为国教乃尊重“民意”之必定,二是定孔教为国教与信仰自由能够并行不悖,并不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信教自由”之规定.其云：

“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

今日著于宪法,只是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

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故其提出“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强烈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康有为等定孔教为国教之论,试图以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得合理成分.故《孔教会请愿书》公开发表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孔教会东京支会向袁世凯提交请呈云：

“盖孔教者,一国精神之所寄,而立国之全然源泉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亡则国亡.……孔教为我国之国教,考之二千余年之历史,证之各国伟人之品评,无有异议者.今欲救国危,宜先保孔教；

欲保孔教,非定为国教不可.”因而提出建议：

“窃愿于正式宪法尚未颁布往常,饬令国务院谘请宪法起草员定孔教为国教,垂诸宪法,昭示来兹,以正人心而定邦本.”美国传教士、尚贤堂主持人李佳白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8号发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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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会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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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积极为孔教会得请愿活动辩护.他赞扬孔教会得请愿活动于国有益：

“若不明定准,则势必渐趋于无教之状况.而中国无形之维系于出垂绝,大非民国前途之福.今观该会呈文所要求者,大致分为两途：

一为明定孔教会为国教,一为许信教自由.可谓斟酌时宜,折衷至当.盖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堕落之虞.此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各种重要之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呼吁民国政府能够体察民情,批准孔教会得请愿.

　　孔教会在提交请愿书得同时,于8月下旬在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祭孔大会是民国初年规模较大、妨碍较大得尊孔活动.据载：

“尊亲孔圣,举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