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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高瞻远瞩和大胆预言，若以“当代孔子”来衡量的话，恐怕还有点小家子气。
其实魏书生成名不过二十来年，成就已有目共睹，但也众说纷纭，前景似乎还可以走着瞧，他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然还无法跟孔子相类比。
人们称他孔子，大概是基于他们“职业”的形似和某些人格、理想的神似。
有时我们觉得孔子相当不好描述，因为对所有炎黄子孙来说，他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客体，他在相当的程度上化作了我们的血液，变成了我们自己。
我查遍了手头的所有资料，包括互联网上，都没能找到正儿八经地论“魏书生和孔子”的专门文章，看来真要把他们并排摆在桌面上来也不容易。
吊几句孔子的老书袋和魏书生的新书袋是简单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把两位“孔子”扯到一起，论题大得不得了，显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但民间既然早已将魏书生强与孔子试比高，那我就来“搔一回痒”，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一下古今两位“孔子”的异同，着重考察一下魏书生的历史渊源和他的教育思想的时代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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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弃政从教。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魏书生还给了加了一
个“政治家”的称号，因为他的确是中国式的政治中人。
孔子是鲁国陬邑人，数典藉祖，还是宋国没落贵族的后裔，可见他不无家学渊源，虽说“吾少也贱”，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是他天生的标志和资格，读书作官也是他必然的追求。
他15岁立志求学，曾在鲁国做过礼生一类的小官，30岁开始私人讲学，也就是说他而立之年开始跟教育这种千秋大业沾边了。
但他始终志在官场，虽不把教育当雕虫小技，但也仅当隐身之道。
这也跟孔子的贵族血缘相关，因为他本来就属于官僚统治阶级。
孔子50岁知天命之年终于当上了大官，任鲁国中都宰，一会儿又任司空、司寇，但因为他“为政太能”，甚至引起了邻国的妒嫉和担忧。
齐景公用80个美女“挤”走了孔子，孔子不得重用，只好辞职，率弟子坐一辆破牛车，吱吱嘎嘎地开始了周游列国，到处贩卖他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曾经落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地步，但他的仕途从此碰壁到底，毫无起色。
孔子在外“流浪”14年，68岁重返鲁国，从此看清了“道不行”的现实，“看破”了官场，但又不能“乘桴浮于海”，于是弃政从教，开始老老实实地专门从事他的老本行——私塾讲学。
可见孔子是挤不进官场，才无可奈何搞他的教育，权且谋生，学生“自行束脩以上”也笑纳了，以致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当中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在孔子自己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个“业余”教师。
孔子的“正业”，即他一生的理想作为，可用宋代大儒张横渠的话来说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跟孔子的贵族身份不同，魏书生是纯种的“庶民”，他祖父虽然号称“富农”，其实正是孔子瞧不起的“老农”或“老圊”，他父母辈上升到了“无产阶级”行列，也不过是“百工”阶层，他又下过乡，进过厂，总之比孔子更具备了“普通劳动者”的阶级觉悟。
承几千年祖传，魏书生也有过从政的理想，他虽不像孔子见南子那样急不可耐，但他也狂想过“共产主义实验县”的宏伟蓝图，在工厂政工科接受过任重道远的组织培养。
他从政的目的显然也与孔子“克已复礼”，即复辟周制的“保守”思想不同，他是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当家作主，他的思想具备了人民性和大众化。
他同样最后弃政从教，也有不得已的因素，比如对极左思想的厌恶，对政治跳梁小丑的鄙视，对革命导师晚年糊涂的遗恨，还有对政坛血雨腥风的不适应，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自觉选择。
他打心眼里爱孩子，需要孩子，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魏书生是比孔子更积极的教育家。
他明确认识到要从培养孩子开始实现他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的从教比孔子来得更纯粹，完全职业化，未来意识更明显。
当然，这也因为魏书生活在分工明细的现代社会。
一句话，两位孔子都有弃政从教的经历，但老孔子不无消极，新孔子则是完全积极的。
新孔子比老孔子更“专业”，但新孔子象老孔子一样跳出了“教师”的小圈子，成了大写的教育家。
（二）关于教育对象
孔子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他把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开办了规模宏大的私学。
有弟子三千，三教九流云集之称。
私学的发展，为战国诸子兴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历史发展到魏书生时代，教育对象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早已不是由教者个人选择的问题了。
共产党尽管不用资产阶级“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教育对象还是基本上泯灭了阶级岐视，（只在极左年代偶受成份论的困扰）每一个自然人都在事实上具备了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力。
这是现代人权之一。
魏书生其实是个“博爱”的教师，比起孔子的“有教无类”，但又爱有等差来，他还要更加人道。
他先在农村教民办，他竟感到农民的孩子也无比可爱，这些低微粗鄙的小公民还成了他献身教育的启蒙者。
回到城市，学生来自干部、文化界、工人、个体商业、甚至城市“游民”的不同阶层，成份复杂多样了，魏书生对他们的爱一视同仁。
他也把学生分等级，区别对待，但他是以智商和情商这种心理学的标准来划分的，他因此实施他的因材施教。
实际情况是，“双商”规格越低的学生反而得到了魏书生越多的关照，他跟他们结“互助组”，当他们的“同路人”。
魏书生现为大连南洋学校和浙江台州书生中学的名誉校长。
这是两家民办私立学校。
对这种“贵族学校”，官方也曾怀疑过。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魏书生的“有教无类”又进了一步。
（三）关于教育目的。
孔子是“学而优则仕”的老祖宗。
他的教育目的是为统治培养“君子”或“士”，造就改良社会政治需要的“贤才”。
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德治优于法制，因为法制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德治具有感化力，能影响人们的心灵。
所以“君子”应该是具有榜样意义的德治者，他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
孔子把“修已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这一点上，魏书生似乎有些低调。
他首先也是自觉“遵命”，没有着意去独创什么，没有为他的教育贴那些让人刮目相看或眼花缭乱的时髦标签。
在政治原则上，他完全认同党的教育方针所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比如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个“面向”，五讲四美之热爱等等，魏书生并不故做与众不同的惊人之语。
魏书生教育目的的“个性”主要表现在：
一、平常心。
作为一位平民教育家，他甚至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人才的标准。
他只要求自己能够多为社会培养出几个“好心”的人。
他认为人能否幸福就先要看他有没有一颗“好心”，而社会的优劣也看“好心”人的多少。
这种人就是能与人为善的人，就是有平等协作精神，有民主意识，能自信自立，自育自学，自我完善的人。
魏书生以“好人”对应孔子的“君子”，足见他更有现实精神的平常心。
二、具体性和细节化。
魏书生除了让学生遵守教育部颁发的《中学生守则》，还对学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要求：
辨证地分析自己。
牢记：
自强者胜
尊重别人，对别人负责任。
尊重集体、国家，对集体、国家负责任。
充满信心。
意志坚强。
胸怀开阔。
除关注课程学习外，对社会、对世界的问题有较广泛的兴趣。
能做实事，有潜心实干的精神。
三、泛神圣论。
魏书生说：
“我是泛神论者，泛神圣论者。
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倘挖掘得当，都能很神奇。
”他着重培养学生自觉神圣的精神。
他认为每项有利于人类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以神圣的态度去对待，种地，养猪可能创造神圣的业绩，做工，当兵也都是神圣的岗位，教书，科研，经商，当官，写作，画画，摄影，唱戏，踢球都是神圣的事业。
可见魏书生泛神圣的人才培养目标，比孔子只认同做官神圣的狭隘观点要开通得多，实际得多，也人道得多。
（四）关于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
“仁”以“礼”为准则，包括“克已”和“爱人”两个方面。
“克已”即以礼约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爱人的基本要求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其特点为：
以教悌为本；
爱有差等。
其实在上面的“教育目的”论中已经涉及了魏书生的道德思想。
这个总题很复杂，论者总是挂一漏万。
我们权且从魏书生寓德育于学科教学之中的若干作为来管窥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之一二。
试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增强自我完善的意识，训练自我完善的行为，培养自我完善的习惯。
自我完善是魏书生的道德原则之首。
因为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人心灵世界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无时无刻不在斗争着。
没有自我完善精神的人，只能任凭这种斗争呈自然状态发展，任凭生命之舟随波逐波，而有自我完善精神的人则能够用自己的意志调动心灵中高尚的因素、积极的力量有意识地去战胜自己邪恶、消极的残污余孽，使自己的生命之舟沿着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的航线航行。
二、增强团结协作精神，训练团结协作行为，形成团结协作习惯。
魏书生强调自立自为，但他不推崇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因为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组成了交叉互动，合众为一的庞大复杂又其实单纯的社会互联网络，人类只有学会平等互助，让世界充满爱，生命才有意义可言。
三、增强爱国意识，训练爱国行为，形成爱国习惯。
学生有了自我完善、团结协作和爱国精神，就能真正成为道德上的强者，有利于他们踏实上将来的人生道路，更有利于未来社会的和平与美好。
魏书生是当代仁者爱人的典范和克已奉公的楷模。
他提倡持幸运心，怀感恩心，抱全心全意的服务心，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这显然已超越了孔子的“孝悌”之伦和“等差”之爱。
而魏书生也不无“非礼勿”的继承。
他引导学生将心灵摄像机的镜头专对准真善美，只摄下催人向上的镜头，而对于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我们没有能力抑制消灭时，还是不看为好，“眼不见为净”，何必让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弄得自己心神不宁呢？
这是孔子著名的“非礼勿”在现代意义上的翻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待人接物者能够更有效地保持自我人格的纯洁与独立，这也不失为一种虽无为但实用的道德修养的经验之谈。
关于教育内容
在这一点上，孔子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他是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的开山祖，一切得从他开始，他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授科目，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为教材，使他的教育脱离了随意性，有了更科学的标准与规范，也有了更方便的依据，还为保存和传播中国古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
魏书生的起点只是个普通的教师，尽管他号称“人师”，但他首先必须是“经师”。
而他的“经”：
教学科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参、习题和考题都是官方既定的。
他不必自创，也没有权力自创。
但他是否就那么安份守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教科书呢？
关于教育的思想内容，他除了把党的教育纲要奉为圣经，他还“拿来”最西式的美国学生品德规范准则，并通过中西合壁，向学生颁发他的“魏书生守则”（见“关于教育目的”）在他学生的头上除了全国统一，不可或缺的《学生守则》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更还有篇幅百倍于它们的魏书生式的《班规班法》
魏书生把新式的“民主、法制”嫁接到了中学课堂上，甚至把这当作一个单独的“课程”进行大力宣扬，对学生进行这种最富于现代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启蒙教育，这在中国的中学教师中是绝无仅有，从历史意义来看，这也是魏书生在教育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挑战，锋芒直逼打而不倒的“孔家店”。
在教学活动中，魏书生又用他独创的“鲜活的”教育人学代替了陈陈相因，不无机械的教育心理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也是他在充实当代教育内容上的一大贡献吗？
“子不语怪力乱神”，而魏书生偏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以一念压万念的东方神秘主义加上弗罗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形成了他的养心益智气功，几乎用它代替了全国通用的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这算不算他在教育内容上的一个改革呢？
魏书生的教学还有不少“超纲”的地方，比如他要他的学生在完成基本课程的同时，不间断地进行“道德长跑“，每年写多达十几万字的日记。
学生“额外”的学习任务还有“自留作业”、“互改作文”、“出试题”、“评试卷”等等，这些内容似乎与国家出台的“减负令”不很吻合，然而魏书生却把这些“额外”的“增负”当作他教改的硕果之一，完全是学生学习“份内”的事，这也是魏书生可圈可点的教育内容。
不安份的魏书生还尝试教学生“好高骛远”：
“注目于国外科技动态”；
“了解国外学生怎样学习”；
狂想“五千万年后的地球”；
计划“三十五年后的班会”；
“站在月球上”看教室里的自己……这种教育时空的无限拓展，是魏书生教育狂想家的一面，不要说当代教师望尘莫及，“为万世开太平”的孔子其实也局限得多。
关于教师修养
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他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以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
孔子还主张虚心和兼听，向一切有长处的人不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还注重反面学习。
魏书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优良传统，并根据时代精神，加以发扬光大。
跟孔子的好为人师、不怒而威相比，魏书生比他更为“低就”。
在古今教师当中，魏书生是教学民主最彻底的实践者。
他把教师掀下了神坛，巅覆了师道尊严的古老传统，把学习主人的位置还给了学生，自已甘当学生学习的“助手”（甚至“服务员”）。
孔子意在当“大师”，魏书生却更愿意当“老友”，这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意识。
魏书生典型的现代民主教师的修养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1、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
魏书生厌恶教师以自我为中心，搞家长制和一言谈，认为当了教师就应该做为学生服务，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而要为学生服务，就不能强迫学生适应自己。
教师在改变学生之前，应该先适应学生，努力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原有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以使自己的教学适应学生的需要。
他说：
“教师要善于在教学大纲、教材要求与学生的心灵实际之间架桥，要努力防止离开学生心理的此岸世界而只在大纲、教材的彼岸世界动脑筋，做文章的倾向。
2、建立互助的师生关系。
魏书生认为教与学的关系绝不是教师居高临下，我打你通，我管你服的关系，而应该是取长补短，平等互助的关系。
另一方面，教师理所当然地帮助学生的学习，因为教师自有他的客观优势。
另一方面，学生也帮助教师教学。
关于后一点，魏书生显然比发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还来得谦虚和理智。
因为不管正面反面，学生倒过来也完全可以是老师的老师。
他帮助学生的时侯，既相信他们自育自学的潜能，也相信每位学生不仅能帮助自己完成教学任务，还能帮助自己提高教学水平。
这是“拜学生为师”的魏书生，这使他对所有的学生都充满感情，学生也因而乐于当他的“助教”。
3、发展学生的人性与个性。
魏书生比孔子更深刻地理解“人来自动物界的事实”。
所以学生的天性是必须改造，而且完全可以发展成日渐完美的人性的。
魏书生最善于当学生的知心人，他力避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而是虚心潜入学生的心灵中，着重发展学生心灵中需要劳动、需用学习、需要创造的那部分人性。
而世界的丰富多彩，也需要人们具有多种多样的人性。
所以教师还要特别尊重和努力培养学生的个性，这叫“有容乃大”，也是教师一种极重要的修养功夫。
魏书生殷切期待并热烈欢呼“学生超过老师”，这正是他作为一位民主型的教师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博大胸怀。
4、决策过程的民主。
魏书生把声色俱厉和色荏内厉的“命令”变成了师生之间有话好说，无话不说的“商量”，他把任何多余的架子都放了下来。
孔子是个有古君子之风的仁厚长者，魏书生是具有民主型人格的现代教师，这是他们都能标榜史册的教师修养。
关于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孔子是古代教育法则的集大成者，影响之深远，堪称“万世师表”（这个称号被宋庆龄女士用在了陶行知名下，礼仪似乎太隆重了）。
孔子在长达4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包括注意个性差异；
他关于启发诱导，如“举一反三”；
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他注重激发学习兴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善于抓纳挈领，如“吾道一以贯之”；
他要求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知行意统一等等。
他的原则与方法主要散见于《论语》当中。
《论语》同样不以逻辑见长，我们只能抓住那些零言碎语，考据实证兼望文生义，才能慢慢地引申出那无数的真知灼见。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把孔子始创的儒家思想比作中国传统的“粮食店”，这个粮食店从教育的意义上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魏书生直接和间接地从孔子那里继承的东西太多了，但他仍然不愧为当代教育法则的集大成者。
他教育学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最基本的教育原则是培养能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主人；
他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是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些只是魏书生教育学的“纲”，它的“目”则多如牛毛。
魏书生作为教坛“点子大王”的百科全书式的库存是惊人的，我们没办法再展开来，因为一不小心，我就得重复我快要写完的这本书，还是点不到为止，见不好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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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笔一向东拉西扯，很不严谨。
孔子和魏书生的比较研究，这么严肃的题目，我当然力不从心。
我这里沉住气来，耐着性子，勉为其难地凑成一篇，其实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的确还没有哪位大手笔和小手笔正儿八经地讨论过“孔子与魏书生”这样的专题，现在由我这“破手笔”来写，的确是抛砖引玉，希望接着能看到别人更宏富更高深更扎实也更严肃的鸿篇大著。
不是开玩笑，“魏书生与孔子比较教育学”的确是一个绝好的研究专题。
有人拿魏书生跟孔子比试犹嫌不足，还抬出了更默默无闻的墨子。
因为墨子是个自觉弃绝物质享受、勤俭节约、艰苦磨砺自己的苦行僧，以致他到了现代鲁迅的笔下，成了一个黑瘦面皮，骨头嶙峋的木乃伊似的高个儿。
这又与只拿工作当享受，天南海北跑断腿，吃一小碗皮蛋瘦肉粥还撇开蛋肉（我在惠州亲见），“最讨厌吃饭”（罗永源在桂林亲闻），吃西瓜光吃西瓜皮（魏书生亲口笑语）的当代苦行僧魏书生何其相似。
又有人说不，魏书生外儒内道，与墨无关。
他其实更像庄子。
你看他超脱一切，无所依恃，于是飞得比鲲鹏还要高远；
你看他多么热爱生活，总说人活在世上不容易，特别是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更是有幸，知足常乐，又富有诗意；
他多么会调节自己，他唱的是歌、说的是幽默，比唱的还好听；
他练的是玄而又玄的东方气功，练成了一身仙风道骨；
他总是“笑对人生”，“选择积极角色进入生活”，整天带着学生“跑进快乐天地”，玩得没大没小，忘了年岁和辈份，这与不知道是庄周变了蝴蝶还是蝴蝶变了庄周的那位诗人哲学家又何其相似。
这些类比都妙不可言。
当然，还可以拿他比陶行知、蔡元培，甚至徐特立，还可以比红色苏联的凯洛夫、苏霍姆林斯基，甚至西方如美国的杜威等等。
其实我更愿意去比较“魏书生与武训”。
这武训论出身比魏书生又更低微得多，说他是“庶民”，不如说他是“贱民”，整个一个大文盲，大号“乞丐教育家”。
论人格，他正好是魏书生理想中的“好心”人。
他的教育思想如此简单：
“让穷孩子会写会算不受人欺”，“修个义学为贫寒”。
他潦倒一生，义举壮而不大，但不无历史影响，比如曾被慈禧太后赐封为“乐善好施”的“义学正”，赏黄马褂。
孙中山举他为教育楷模，李公仆称他是“当代圣人”，被宋庆龄过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也发起过“新武训运动”，促成了电视《武训传》这棵“大毒草”的萌芽出土。
但武训被尊师的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用“阶级斗争”给抠死了。
江青这样的政治泼妇还给了他三顶黑帽：
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恶劣地影响了后来郭沫若论杜甫）
然而，连魏书生好像也忘了武训其人，这真是知音隔世之憾。
最后话又说回来，其实最有趣味的比也终归是比，魏书生无比鲜明，无须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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