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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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媛等，2008）以及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印度等）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本章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的线性加权综合测度方法。

该方法的步骤具体如下。

（1）收集和整理经济贫困、人类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住房贫困和交通贫困）、信息贫困和生态贫困四个维度共51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2]

（2）以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为基础，依据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考核办法（见第七章表2）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各指标的得分。

（3）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综合贫困四个维度的权重通过调查15位来自高等院校、研究所、扶贫办、民委和发改委的专家或工作人员综合确定。

最终，经济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和生态贫困四个维度的权重分别确定为0.3、0.3、0.2和0.2。

而四个维度内各指标则采用多维贫困测度国际实践中通常采用的等权重法。

[3]

（4）线性加权。

一般而言，对于指标的综合集成方法主要有加法模型和乘法模型，而它们各有优点，但适用范围不同。

考虑到多维贫困各个维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既相互独立又具有线性补偿的特性，[4]本章对多维贫困的测度采用线性加权法，即

（5）分级判断。

为了体现贫困的相对性本质特征，与得分转化过程中对比考核思路保持一致，并避免部分数据的非精确性以及得分转化过程中主观性对测度结果的影响，本章仅对各县市区（各分片区除外）多维贫困状况进行分级判断，而不对测度结果进行排名。

2.资料来源

多维贫困测度对数据要求比较全面，而武陵山片区统计信息不完全使得数据收集成为本研究的主要难点。

为了克服这一难点，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具体的资料来源包括以下渠道。

（1）中国统计数据支持系统（ACMR）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包括人口、就业、各产业产值、财政收支、医疗卫生等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40项基本指标数据。

（2）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年鉴（2004、2008、2012年），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遵义市、铜仁市等地级市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3）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统计公报（2003、2007、2011年）。

各公报来自于中国统计信息网统计公报栏。

（4）调研数据。

对少数缺失数据通过走访地方统计局、扶贫办、民委和发改委等部门调查获取。

（二）测度结果

本章从武陵山片区整体、分片区以及县市区三个空间尺度对武陵山片区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分级比较，并选择了2003、2007和2011年三个时间截面以考察不同空间尺度层面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

1.片区整体层面的多维贫困状况

武陵山片区跨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份，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我国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

2011年，片区内人均GDP为11858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13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3.8%和59.2%，按照2300元/（年·

人）的最新贫困标准计算，贫困发生率达到45%左右[5]，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人均教育、卫生支出等也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

片区海拔高，旱涝灾害、泥石流、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易发，生态脆弱，泥石流和石漠化现象严重，土地贫瘠，人均耕地面积约为全国的60%。

城乡差距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05∶1。

图1武陵山片区各贫困维度（含人类贫困的四个维度）变化趋势

具体地，图1、图2展现了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总体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不难发现，从时间维度看，2003-2011年武陵山片区整体的多维贫困状况有所减轻，但减幅不大，而且贫困程度依然非常严重。

其中，信息贫困和交通贫困下降幅度最大，这与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建设密切相关。

不过，经济贫困和住房贫困的减幅十分有限，交通改善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尚没有充分发挥。

从贫困维度来看，经济贫困和信息贫困相对严重，人类贫困和生态贫困则相对较轻。

特别地，虽然武陵山片区生态仍然脆弱，2011年其值为0.56，但在四个维度中其贫困程度最轻。

进一步地，人类贫困的二级指标测度结果表明，除了住房贫困以外，教育、健康和交通贫困的改善较为明显，特别是交通贫困。

目前，住房仍是武陵山片区人类贫困中最严重的贫困维度，而教育、健康和交通贫困程度相差不大。

图2武陵山片区各贫困维度比较及时序演变

2.分片区层面的多维贫困状况

武陵山片区虽然“山同脉，水同源”，同属黔中文化区，但毕竟隶属于四个不同的省份，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多维贫困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行政区划可能导致的多维贫困差异，本章将武陵山片区进一步分成7个片区进行考察，其中，湖南包括4个片区，其他三省份的县市区各划分为1个片区。

[6]

表1给出了7个分片区多维贫困程度的排名情况。

不难发现，在7个分片区中，铜仁片区的人类贫困、信息贫困、生态贫困和综合贫困都最为严重，排名第1，而经济贫困维度2011年稍好于邵阳片区和湘西片区，排名第3[7]；

张家界片区人类贫困、信息贫困、生态贫困和综合贫困程度最轻，而经济贫困程度略高于黔江片区，排名第6。

怀化片区各贫困维度的贫困程度大多排名第5、6位，属于贫困程度相对较轻的区域。

此外，湘西片区和邵阳片区（除生态维度外）各贫困维度的贫困程度排名都相对靠前，属于多维贫困较为严重的地区。

而黔江片区经济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和综合贫困的排名都相对靠后，贫困程度相对较轻，而且各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明显，特别是信息贫困和人类贫困的减贫幅度最大。

恩施片区各维度贫困程度的差异较大，其中，生态贫困最为严重，排名第2，经济贫困排名相对靠后，但人类贫困相对其他片区而言，改善程度有限，相对排名不断靠前，这表明恩施片区近年来对经济维度的贫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相对忽视了人类贫困和生态贫困的改善。

需要强调的是，该测度结果与陈琦（2012）应用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的2010年武陵山片区内部多维贫困结果基本一致。

表1武陵山片区各分片区多维贫困程度排名（2003、2007、2011年）

图3武陵山片区各分片区多维贫困对比（2003、2007、2011年）

图3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武陵山片区2003、2007和2011年7个分片区各贫困维度的差异及其演变趋势。

三个雷达图表明，各片区各维度贫困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实施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时应该区别对待，有的放矢。

湘西地区各维度贫困程度差异较大，一直以来都是经济贫困程度高于其他维度的贫困程度，生态贫困在四个维度中最轻，人类贫困和信息贫困居中，人类贫困程度略高于信息贫困。

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则恰好相反，经济贫困程度一直低于其他维度的贫困，2011年，张家界片区经济贫困与其他维度贫困的差距缩小，人类贫困程度甚至略低于经济贫困，基本实现了各维度的同步减贫。

黔江片区则经济维度的减贫效应遥遥领先于其他维度的减贫效应。

铜仁地区虽然生态贫困程度高于其他片区，但在该片区的四个维度中其贫困程度最轻，人类贫困和信息贫困最为严重，经济贫困程度居中。

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的生态贫困在四个维度中贫困程度最轻，其他三个维度贫困程度差异则呈扩大趋势。

2007年以前，生态贫困以外的三个维度贫困程度差异不大，但2007年以后，经济维度贫困相对加剧，成为最严重的贫困维度。

恩施片区则经历了各维度贫困差异先缩小后放大的过程。

2003年，恩施片生态贫困最为严重，信息贫困最轻，人类贫困和经济贫困居中；

2007年，四个维度的贫困程度基本相同；

2011年，又重新返回到2003年的状态。

3.县市区层面的多维贫困状况

武陵山片区包括71县市区，按照“省负责、县落实”的扶贫责任机制，各县市区是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空间载体。

因而，深入考察县市区层面的多维贫困状况对落实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县市区统计数据不够完善影响了多维贫困测度的精确性，故本章仅对各县市区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分级判断。

判断的依据为各维度贫困得分排在前1/3的县市区为三级贫困，排在中间1/3的为二级贫困，排在后1/3的为一级贫困。

具体地，2003、2007、2011年71县市区各贫困维度及综合贫困的分级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武陵山片区县域多维贫困程度分级（2003、2007、2011年）

表2武陵山片区县域多维贫困程度分级（2003、2007、2011年）-续表1

表2武陵山片区县域多维贫困程度分级（2003、2007、2011年）-续表2

从表2可见，各县市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贫困分级相对稳定。

在2003-2011年，大部分县市区的各维度贫困分级结果不变，仅有部分县市有所变化。

其中，综合贫困程度明显加深的有古丈、永顺、安化、涟源、洞口、绥宁、新邵、来凤、秭归、五峰等10县市，而减轻的有保靖、沅陵、辰溪、会同、邵阳、桑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利川、巴东、鹤峰、玉屏、凤冈等15县市。

二是贫困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表3给出了当前武陵山片区各维度及综合贫困最为严重的三级贫困县市区名单。

不难发现，综合贫困方面，铜仁片区和邵阳片区最为严重，三级贫困率分别达到62.5%和54.5%[8]，而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三级贫困率为0；

经济贫困方面，邵阳片区、怀化片区和湘西片区相对严重，三级贫困率分别为72.7%、38.5%和37.5%，黔江片区为0；

信息贫困方面，铜仁片区和湘西片区最为严重，三级贫困率分别为68.7%和50%，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为0；

生态贫困方面，铜仁片区和恩施片区最为严重，三级贫困率分别为87.5%和36.4%。

表3武陵山片区各维度及综合贫困为三级贫困的县市区（2011年）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71县市区四维度贫困的相对严重程度将其划分为经济贫困主导型、人类贫困主导型、信息贫困主导型和生态贫困主导型四种类型。

分类标准为：

（1）比较贫困四个维度的得分，以得分最高维度作为分类的第一依据；

（2）若有多个维度得分高于0.5，则按照得分高低依次作为第二、三参考标准。

具体分类如表4所示。

表42011年71县市区贫困主导类型

表42011年71县市区贫困主导类型-续表

表4显示，武陵山片区的贫困仍以经济贫困为主，经济贫困主导型县市区有27个。

并且，经济贫困往往伴随着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和生态贫困。

也就是说，经济贫困是贫困的基础，虽然它不是贫困的唯一维度，但它对其他贫困维度有着重要影响。

类似地，人类贫困主导型和信息贫困主导型县市区中也有不少县市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其他维度贫困。

而生态贫困主导型县市区基本对应于片区内相对发达或各维度贫困程度相差不大的中等发达县市。

这意味着，对这些县市区而言，生态问题相对得到更多的重视。

此外，由表4可知，铜仁片区大部分县市区四个维度的贫困得分超过0.5，其多维贫困程度为武陵山片区之最。

三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评价

（一）评价方法与资料来源

1.评价方法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的相关文献还十分有限。

成学真等（2010）和郑长德（2011）先后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不过前者仅仅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不涉及具体的评价方法，后者的评价方法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评价指标过于简单。

因而，本章按照第八章构建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借鉴郑长德（2011）的思路，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的乘法加权综合评价方法。

具体地，该方法的步骤如下。

（1）收集和整理产业、市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和软实力四个子系统共62项指标的原始数据[9]。

（2）以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为基础，依据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指标考核办法（见第八章表2）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各指标的得分。

（3）确定各子系统内指标的权重及合成方法。

子系统内各指标多为平行指标，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不易判断，且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线性补偿特性，因而，本文对子系统得分评价采用等权重的线性加权方法，即

其中，k代表某一子系统，i为该子系统下的评价指标。

（4）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合成。

考虑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各子系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任一子系统的能力不足都可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产生几何效应。

因而，本章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采用乘法（几何）加权合成法，即

（5）分类判断。

类似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相对性。

为了体现相对性的本质特征，并与得分转化过程中对比考核思路保持一致，避免少数数据的非精确性以及得分转化过程中主观性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章也仅对各县市区（各分片区除外）自我发展能力状况进行分类判断，而不对评价结果进行具体排名。

同样，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涉及产业、市场、空间和软实力四个子系统，对数据要求比较全面，本部分数据的来源渠道与多维贫困原始数据的来源渠道一致，故不再赘述。

（二）评价结果

和多维贫困测度类似，本部分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也基于武陵山片区整体、分片区以及县市区三个空间尺度层面，同时，为了深入分析各空间尺度层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及特征，本章还对各子统的得分进行了分类比较，并选择了2003、2007和2011年三个时间截面以考察不同空间尺度层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演变趋势。

1.片区整体层面的自我发展能力状况

武陵山片区是典型的欠发达省际交界区域，由于远离各省会城市且受行政区经济边界效应的影响，长期以来，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十分有限。

进一步地，武陵山片区由于自我发展能力缺失，外部援助难以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有限的经济发展要素甚至不断外流，如武陵山片区是资金和高素质人才的净流出地，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这种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恶性循环，使得武陵山片区深陷“贫困陷阱”，难以跨越。

图4直观地反映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状况及演变趋势。

不难发现，武陵山片区整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仍然十分有限，2011年，自我发展能力得分也仅为0.19。

而从时间维度来看，自2003年以来，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将近1倍，其中，产业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相对较快。

可见，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国家对武陵山片区的大力投资与政策倾斜产生较为明显的效应，而自2007年以来，该片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改善加快，则与近年来武陵山片区大规模交通设施建设密切相关。

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各子系统来看，产业能力和市场能力一直具有相对优势，并且提升的速度也较快；

而软实力最弱，空间能力次之。

图4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时序演变

图5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各二级指标得分变化趋势及对比

图5进一步地揭示了各子系统内部结构状况。

产业能力子系统中，产业结构得分最高，产业能耗次之，产业效益最差，产业潜力虽较低，但提升较快。

产业能力系统的这一内部特征反映了武陵山片区旅游业、生活服务业、第一产业相对发达，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体产业状况。

市场能力方面，市场容量和市场化进程得分相差不大，前者在2007年之后发展较快，后者则相反，2007年之后基本保持不变。

空间能力方面，城市化、交通通达性和区位条件三者的得分依次降低。

不过，城市化得分自2003年以来逐步上升，而交通通达性和区位条件得分在2007年以后才有所提升，并且交通通达性的提升幅度大于区位条件改善。

软实力方面，区域影响力得分最高，这可能与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生态资源、矿产资源等非常丰富有关。

此外，社会服务得分也有了较大提升。

不过，教育与科技、金融服务两方面的得分几乎为0[10]。

这意味着，教育与科技、金融服务是武陵山片区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

2.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状况

武陵山片区7个分片区受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以及上级政府投资力度等方面的影响，其自我发展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部分重点比较各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

表5给出了7个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及四个子系统的基本情况。

不难发现，张家界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强，而且各子系统也排名第1。

其次，黔江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居第2位，不过，在四个子系统中，空间能力排名相对靠后，2007年前排在第5位，2011年上升到第3位。

恩施和铜仁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分别排在第6、7位，是自我发展能力最弱的片区。

其中，铜仁地区四个子系统发展能力全部垫后。

恩施片区的市场能力则发展很快，由2003年的末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3位，产业能力也有所上升，软实力则排在第5位。

湘西、怀化和邵阳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变动较大，其中，邵阳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不断下降，2003、2007和2011年分别位列3、4、5位，除了软实力排名相对不变外，其他三个子系统自我发展能力均有所下降，其中产业自我发展能力最弱。

湘西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有所上升，由2003年的第5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3位。

其中，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是主要原因。

怀化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曾在2007年有所下降，降到第5位，2011年又重新上升，不过，总体自我发展能力中等，排在第4位。

其中，该片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最强，排在第2位，但软实力最弱，在武陵山片区中仅好于铜仁片区。

表5武陵山片区各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排序（2003、2007、2011年）

表5武陵山片区各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排序（2003、2007、2011年）-续表

图6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武陵山片区内各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趋势。

总体而言，产业能力子系统得分在各分片区中都相对较高，不过这种优势在慢慢缩小。

从各分片区的比较来看，湘西片区和怀化片区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与其他子系统能力的差距更大。

市场能力的变化最大，2003年时，市场能力在所有分片区的各能力子系统中得分最低，但到2011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少片区的市场能力得分在各子系统得分中排名第1。

下文具体地对各片区不同子系统得分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

湘西片区一直以来都是产业能力得分最高，其他各子系统能力得分则有较大变动，2003年和2007年，软实力得分高于空间能力和市场能力，不过差距越来越小，2011年，市场能力得分反超软实力和空间能力。

怀化片区各子系统得分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趋势大体与湘西片区一致，不同的是，空间能力得分排序相对靠前。

此外，2011年怀化片区软实力得分最低，并与其他各子系统拉开了差距。

邵阳片区各子系统得分的差距总体上小于湘西和怀化片区，2003年和2007年，软实力和产业能力得分较高，空间能力和市场能力得分相对较低。

2011年，邵阳片区产业能力得分被其他子系统超越，特别是，市场能力得分由最低转变为最高。

张家界片区市场能力得分一直为四个子系统中最低，产业能力和软实力在2003和2007年得分较高且非常接近，2011年，空间能力得分反超，在四个子系统中得分最高。

黔江片区各子系统之间得分差异较大，2003年和2007年，产业能力和软实力得分最高且两者几乎没有差异，但市场能力和空间能力得分较低。

到2011年，黔江片区市场能力得分迅速上升，接近软实力得分，位列第2，而空间能力得分则继续与其他子系统保持较大差距。

恩施片区与黔江片区较为类似。

2003和2007年，除了市场能力得分和空间能力得分两者的位置互换外，产业能力和软实力得分排序没有变化，产业能力得分最高，软实力得分次之。

2011年，恩施片区市场能力得分最高，空间能力得分最低，并且与其他系统得分差距拉大。

铜仁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7个分片区中最低，各子系统得分的演变趋势与大多数分片区较为相似。

2003和2007年，产业能力和软实力得分较高，不过，这期间两者的差距有所扩大，空间能力和市场能力得分较低。

2011年，铜仁片区市场能力和产业能力得分几乎相同，而空间能力得分仍与其他子系统存在较大差距。

图6武陵山片区各分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2003、2007、2011年）

3.县市区层面的自我发展能力状况

类似地，考虑到县市区部分数据的非精确性对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本部分也仅对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各子系统能力得分进行分类判断。

具体地，本章将各县市区划分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各子系统能力）相对较弱、中等、较强三类。

其中，得分排在前1/3的县市区为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市区，得分排在后1/3的县市区为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县市区，其他则为自我发展能力中等的县市区。

表6给出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各子系统能力的分类结果。

表6武陵山片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分类（2003、2007、2011年）

表6武陵山片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分类（2003、2007、2011年）-续表1

表6武陵山片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分类（2003、2007、2011年）-续表2

表6武陵山片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分类（2003、2007、2011年）-续表3

由表6不难发现，县市区层面的自我发展能力状况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各片区中心城市所在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强，而且相当稳定。

比如吉首市、鹤城区、永定区、武陵源区、恩施市、铜仁市和黔江区等，这些县市区大多为地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赋予了这些县市区特殊的发展优势，因而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是自2003年以来多数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类别保持稳定，但部分县市则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其中，湄潭、余庆、松桃、江口、五峰、彭水、秀山、石柱、新化、芷江等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持续上升，而辰溪、溆浦、会同、麻阳、安化、城步、邵阳等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持续下降。

三是自我发展能力最弱的县市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见表7）。

以2011年为例，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县市区占比最高的片区是铜仁和恩施片区，二者分别达到56.2%和45.5%，而黔江和张家界片区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都在中等以上。

四个子系统方面，产业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铜仁、邵阳和恩施片区，三者较弱县市区占比分别为68.7%、63.6%和36.4%；

市场能力较弱县市区则主要分布在铜仁和湘西片区，二者较弱县市区占比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