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增长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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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中国金融结构与企业融资36
3.4.2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37
3.5小结40
4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41
4.1数据与方法41
4.1.1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41
4.1.2估计方法42
4.2基本模型估计结果44
4.3不同时期金融发展的影响比较46
4.4扩展模型估计结果分析48
4.5实证分析结论50
4.6政策含义50
5结论与讨论51
5.1结论51
5.2进一步的讨论51
1导言
1.1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S.Shaw）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创立。
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初期发展和九十年代内生金融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理论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Goldsmith，1969；
McKinnon1973；
Shaw，1969；
Stiglitz，1985；
Mayer，1990；
King&
Levine1993a,1993b；
Becker&
Levine2002），“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得到广泛研究的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则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幸运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这一主题正在逐渐被重视起来。
一些研究认为，金融发展通过门槛效应显著地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Greenwood&
Jovanovic，1990；
Matsuyama，2000；
Galor&
Zeira，1993；
Benerjee&
Newman，1993）；
金融发展通过减少贫困、改善穷人的状况也可以减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Matin、Hulme&
Rutheford，1999；
Patrick，2004；
Beck、Demirguc－Kunt&
Levine，2004）。
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上，通过建模进行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同样重要。
尽管一些跨国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在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方式这一主题尚没有一致的结论。
在已有的跨国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往往被排除在外。
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无疑是重要的。
因此，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对于丰富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大有裨益。
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人均GDP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金融部门从无到有并逐步建立起一个以银行等金融中介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急遽恶化，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其中日益扩大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差距是最主要的收入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考察，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程度，并对此作具体详细的计量分析，以期为设计恰当的金融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决策基础。
1.2研究方法与思路
1.2.1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综述已有的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考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
其次，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在第一步构建的框架下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第三，利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84～2004年的统计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探讨可能的政策含义。
1.2.2研究方法
本文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充分应用计量经济研究等实证研究工具对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具体详尽的分析。
因此，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方法。
在对已有的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作文献综述后，通过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就金融发展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作详尽的经验分析。
（2）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本文将在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定性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应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作计量模型分析。
1.3内容安排
本文共分五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言，介绍本文选题背景、研究思路与方法和本文的内容及安排。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首先综述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文献。
然后考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对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作理论分析。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
第三章首先对我国金融发展作历史和现状考察，并分析其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影响和作用机理。
第四章则利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84～2004年的统计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第五章为结论与讨论，是对本文分析结论的总结以及进一步研究的讨论，同时基于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也放在这一章。
2文献综述与理论准备
2.1文献综述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逐渐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和共识。
文献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Goldsmith,1969;
McKinnon,1973;
Shaw,1973;
King&
Levine,199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至少存在着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然而，金融发展与发展经济学中另一重要主题——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讨论。
直至九十年代初，这一重要的研究主题才逐渐被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2.2.1国外的相关研究
尽管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讨论二者关系的零星片断。
在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中,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信贷配给放慢了经济增长,加重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均。
McKinnon在研究了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后得出结论：
在金融抑制条件下，信贷获得的不同等待遇不仅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还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Galbis（1977）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金融抑制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
在该模型中,假定整个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
部门1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2是现代或技术先进的部门。
在融资限制的作用下,部门1把一部分储蓄存入银行,但全然得不到银行贷款；
部门2则将其全部储蓄用于投资,并可按银行吸收的存款量取得一定的贷款。
在此基础上,他构造模型证明了金融抑制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均衡利率，且存贷利差很大,银行和部门2中获得贷款的企业得到了“意外利润”，而部门1和部门2中未获得贷款的企业在遭受损失的同时，也失去了好的投资机会。
于是,在抑制的金融政策下，得利部门与未得利部门的收入差距扩大了，金融抑制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一般认为，90年代初期《金融发展、增长与收入分配》（Greenwood&
Jovanovic，1990）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正式研究的开始，此后一些经济学家从两条不同的线索对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
（1）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与收入分配
门槛效应是指在信贷市场上,穷人由于自身财富水平的限制达不到某一门槛水平而不能获得信贷进而不能进行高收益的投资,而富人则因财富上的优势可以获得贷款并进行投资进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信贷机会不均最终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张立军，2006）。
不过，在金融发展通过门槛效应影响收入分配的讨论中，主要存在两类不同的研究结论。
一类研究认为，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服从“倒U型”关系，另一类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前者主要有Greenwood&
Jovanovic（1990）、Townsend&
Ueda（2003）、Aghion&
Bolton（1997）、Piketty（1997）和Matsuyama（2000）；
后者主要有Galor&
Zeira（1993）和Benerjee&
Newman（1993）。
在《金融发展、增长与收入分配》一文中,Greenwood&
Jovanovic在一个动态模型（简称GL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
模型假定：
个体（agent）每期只能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中选择一种，或者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无风险资产，或者投资创办企业。
企业投资期望收益较高但具有风险，其回报受整个经济的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性这两类随机因素的影响。
单个投资者只能观测到综合投资收益,但不知道整个经济的平均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状况各为多少。
在这一假定下,个体组成金融中介的动力在于投资信息具有公共品特征：
金融中介汇集大量个体资源,它可以进行试验性投资以获得风险收益率方面更为丰富的信息,从而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以保证存款人得到较高回报。
然而,
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有成本的,在第一次加入金融中介时需要支出固定成本,每期也要花费一定比例的营运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Greenwood&
Jovanovic证明：
由于存在两个门槛财富水平,
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但穷人保持比富人更高的储蓄率以期在未来跨越门槛财富水平），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差距因而扩大。
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以超过门槛财富水平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个体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
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型”关系,因此他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假说相似的结论。
Townsend和Ueda（2003）在GJ模型的基础上,以更统一的动态模型讨论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化路径,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
Aghion&
Bolton（1997）、Piketty（1997）从信贷市场均衡和利率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
Bolton（1997）等考察了不完美资本市场下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涓流效应（Trickle－downeffect）”。
他们认为：
第一,当资本积累率达到足够高时,经济体将收敛于一个不变的财富分配状态。
第二,在放任自由的条件下,“涓流效应”会使收入分配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利于提高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提供更多平等的机会以及加快“涓流效应”的过程。
第三,初始的资本积累扩大了收入差距,但在后来阶段,扩大的资本积累降低了收入差距,换句话说,资本积累和收入差距在长期中呈现库兹涅茨曲线效应。
Piketty（1997）考察了信贷配给下财富分配与利率的动态变化关系。
他的研究发现，在索洛模型中加入信贷配给因素,财富分配与利率存在多重均衡，更高的利率与更高的信贷配给以及更低的资本积累、更低的财富流动性并存，反之亦然。
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财富流动性比更高的利率和更低的财富流动性能导致更快的增长。
在更高的利率的条件下,大多数穷人面临信贷约束而富人积累很多,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很大。
但高利率能使得穷人财富水平增长加快，从而使他们跨越财富门槛而有可能获得信贷配给，获得下一期更高的收入，而这最终会使得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得以降低。
Matsuyama（2000）直接对信贷市场建模，研究了利率和信贷市场均衡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关系。
Matsuyama（2000）的模型假设：
第一,有效益的投资存在最低投资门槛；
第二,任何人都存在信贷约束，但富人有更大机会获得信贷从事高收益的项目，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
穷人惟一的选择就是把其财富以极低的利率借给富人。
值得强调的是相对的财富分配而不是绝对的财富分配状况决定了信贷的分配。
总之,富人获得高水平的财富是以穷人存在为基础的,短期内收入差距会扩大。
然而,长期内收入差距会消失,这是因为长期内富人对信贷需求猛增,以致把利率推得很高,穷人从中受益,通过“涓流效应”将财富逐渐从富人流到穷人口袋,收入分配趋于均等。
因此，在长期内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
文章最后进行了扩展,如果有效益的投资不存在最低投资门槛,那么长期内收入差距只会扩大不会消失。
与前面文献中认为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倒U型”关系不同，Galor&
Newman（1993）将信贷市场不完善作为模型的基本假设，分别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选择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变化。
他们的模型中均包含共同的思想：
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Zeira（1993）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一文中通过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他们假定
拥有两期寿命的个人可作为不熟练劳动在两期都工作,或者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在第二期作为熟练劳动工作。
不熟练劳动工作于传统部门,工作效率低,工资水平低,熟练劳动工作于现代部门,工作效率高从而工资水平也高。
另外,
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一个投资门槛,初始财富少的人达不到这个投资门槛,初始财富多的人就能达到投资门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同时,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
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初始财富的不同，个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同,富人人力资本投资较多,反之相反。
因此,在第二期,初始财富多的人收入高,初始财富少的人收入低,从而初始财富的差异影响着未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影响整个经济活动。
现实经济中存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三个阶层,中产阶级比例的扩大将有利于经济增长。
国别对比也表明:
富裕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分配，初始收入不同的国家遵循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并收敛于不同的稳定状态。
Newman（1993）则分析了职业选择与财富分配的关系。
技术的运用需要投资,财富投资无非有三种途径：
一是无风险资产，二是有风险的自我雇用生产，三是风险性的企业生产。
从而对应四种职业:
不工作、雇用工人、自我雇用者以及企业家。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人们的借贷数量相当小,当然,不同阶层的人所能借到的款是不同的,富人由于自身信誉好,总能比穷人借到更多的款。
Newman（1993）通过静态和动态模型的分析认为:
存在着两个门槛财富水平
*和
**，初始财富在[0，
*]区间的穷人因无钱投资只能成为雇用工人；
初始财富在[
*，
**]区间的富人则自己开办企业并雇用工人。
因此，初始财富不同的个人的职业选择、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以及相对应的均衡工资就确定了，经济发展中家庭生产（自给自足）占主体还是工业生产（雇用合同）占主体取决于国家的初始财富分配。
一般来说,信贷市场越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初始财富分配也决定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或是衰退阶段。
（2）金融发展、贫困减少与收入分配
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是指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穷人能逐渐获得越来越多金融服务并改善其收入，从而导致贫困发生率的降低，进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Jalilian（2001）等利用42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之间的联系。
文章分别以GNP的增长率和穷人收入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促进贫困的减少。
从而，通过经济增长作为中介,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贫困。
Patrick（2004）选取中国、俄罗斯、英国、韩国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增长以及贫困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够降低贫困的比例。
Levine（2004）运用全球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数据分析可支持这样的结论。
Arestis&
Caner（2004）考察了金融自由化影响贫困的途径。
新古典主义认为，金融自由化通过动员储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增进了经济增长，降低了贫困的发生程度，除此以外，金融自由化还会通过金融危机渠道和信贷接触渠道来影响贫困。
一方面，金融危机会加大贫困的发生概率，也会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银行危机影响了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劳动者的收入，而国际收支失衡可能导致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收入的变化,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中社会服务项目可能会减少,这将对穷人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
另外,金融危机还会通过“劳动储藏”效应使作为非熟练工人的穷人及早失业,并进一步影响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导致贫困的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促进了金融深化,从而增加了穷人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可能增加穷人的收入。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金融自由化把更多的资金投到非正规部门和用于增加穷人信贷上,可能导致全社会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最终造成穷人收入的减少。
更进一步说，穷人由于缺少技能和管理资金的能力,穷人从金融自由化增加的信贷中得到的收益可能很少。
Galbraith（1999）分析了近期发生的世界比较典型的早期金融危机与不平等的关系。
他的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倾向于增加了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程度,金融危机中自由劳动市场上收入不平等增加的程度要低于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
Matin、Hulme&
Rutheford（1999）认为：
穷人需要金融服务，增加穷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能提高他们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微型金融服务使穷人能克服不完全金融市场带来的信贷约束,从而平滑他们的消费行为以及实现其人力资本积累。
Barr（2005）认为“微型金融”为穷人提供小的信贷项目、储蓄、保险等交易服务,有利于减少贫困，“微型金融”在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文章认为“微型金融”不应只理解为一种反贫困政策,而要把它作为一种发展政策,即通过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贫困的减少。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提高穷人获得信贷配给的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这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另一方面，恰当的金融自由化能提高一国金融系统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对降低因金融危机而导致贫困是很有帮助的。
2.2.2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起步更晚。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呈现出实证研究五花八门、理论研究凤毛麟角的态势。
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形态，主要表现为城市与农村金融系统的非均衡发展以及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
因此，国内研究首先集中在这种城乡非均衡的金融发展模式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上。
Wei（1997）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系统在配置金融资源上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在信贷配置中向国有部门倾斜。
基于这种逻辑，中国金融在城乡是非均衡发展的，而且这种非均衡发展应该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章奇等（2004）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另一份文章中，陆铭、陈钊（2004）用省级面板数据（Paneldata）实证研究城市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将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姚耀军（2005）用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
2.2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此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1955）通过对多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统计研究，认为在大多说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
库兹涅茨效应的提出立即引起了经济学家广泛的研究兴趣，一些研究证实“倒U型”库兹涅茨效应的存在（Paukert,1973；
Summers,Kravis&
Heston,1984；
Lindert&
Williamson,1985）。
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的奇迹”。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问题急遽恶化，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在改革初期一度由1980年0.30上升到1990年的0.36，1997年开始超过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水平0.40，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严重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在有关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分解中，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表现（Yao&
Zhu,1998；
李实，2003）。
城乡收入差距在经历改革初期逐渐缩小后，自1985年开始又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决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这种扩大的趋势还会持续（李实，2003；
王小鲁，樊纲，2005）。
许多研究表明（Shi,2002;
Lu,2002;
Yang,1999;
；
李实，2003；
王小鲁，樊纲，2005），农副产品价格、农业税费制度、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农民就业歧视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另外，最近的研究中金融发展因素正越来越被重视起来（章奇等，2004；
陆铭、陈钊，2004；
姚耀军，2005）。
库兹涅茨效应存在的可能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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