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映照现实到揭示存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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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映照现实到揭示存在

从映照现实到揭示存在

　　摘要：

严歌苓新作《床畔》延续了她军旅题材小说中的英雄叙事，以象征主义手法复写了《雌性的草地》中英雄理想幻灭的主题。

严歌苓试图通过展示英雄在时代变迁中被树立、被崇拜、被误读、被遗忘的过程，呼唤英雄的回归，却又深感时移世易，无力挽回，因而小说又带有一定的存在主义意味。

《床畔》是对严歌苓英雄叙事的一次回望与总结，在呼唤英雄主义的同时，回避了对英雄内涵的构建与反思，体现出作家对英雄价值观念与当代语境的疏离。

　　关键词：

严歌苓《床畔》英雄叙事存在主义

　　严歌苓2015年的长篇新作《床畔》（首次发表时名为《护士万红》）讲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护士万红的故事。

护士万红主动请缨照顾已是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她在细致入微的观察护理中与张谷雨产生了心灵感应般的精神沟通，半生守护在病房床畔，遭受着他人的质疑与不解。

小说以高度象征的方式展示了当代英雄被树立、被崇拜、被误读、被遗忘的过程，呼唤英雄的回归，也表达了个人的无力感，因而具有某种存在主义意味。

　　英雄叙事是严歌苓创作伊始便存在的主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强烈的个人印记。

她创作的一系列军旅题材小说，形成了寻找英雄、否定英雄、反思英雄的完整主题序列。

严歌苓这样解释《床畔》的创作动机：

“《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

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

”[1]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她对英雄叙事的回望与总结。

　　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个性丰满、有着七情六欲的英雄人物不同，“十七年”文学英雄形象往往与日常生活极端疏离，被抹去了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呈现出“纯粹化”和“神圣化”特质，为迎合主流话语的要求而带有传奇或夸张色彩。

尤其是“文革”文学“三突出”原则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

”[2]样板戏和样板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被提纯成为政治符号，成为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作家们以“人性”为切入点对英雄和英雄主义进行反思，打破了神化英雄的写作理念，“在70至80年代转型期乃至整个80年代，围绕着‘人性’‘主体’等问题的人道主义表述，无疑构成了最为醒目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组话语形态。

这些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话语脉络上展开的表述，分享着共同的中心化主体的想象，即在普泛意义上将‘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强调其不受阶级关系、社会历史限定的自我创造属性。

”[3]与同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潮相呼应，严歌苓以书写和平年代部队生活的“军旅三部曲”步入文坛，开启了对英雄主义的探寻。

　　严歌苓“军旅三部曲”侧重表现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的冲突，展现英雄人物身上感情的纠葛与人性的复归。

“不论以个体存在的英雄或以群体出现的英雄，其思想性格中既有集体主义观念也有个性主义意识，虽然两者偶尔也会有冲突，但它们互为统一才构成了英雄的整体精神风貌。

”[4]《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塑造了英勇仗义的杨燹、成熟理性的王掖生等青年军人，通过女主人公的自白，肯定了他们“标准军人”的身份，表现了他们身上集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冲突与磨合。

《雌性的草地》中以沈红霞为代表的牧马班女战士，在政治理想的指引下消耗着青春年华，在荒僻险恶的草原上执行放牧军马的荒诞任务，被解散后竟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心理处境，集中表现了集体意志对于个体价值的抹杀。

杨燹、沈红霞都是内心理念的坚定追随者，甘愿舍弃个人欲望甚至生命来践行理想，他们身上的神性超过了人性、超我压抑了自我和本我，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发端的“理念英雄”形象。

王掖生舍命救下陶小童的壮举，则掺杂着对陶小童的爱恋，不再纯粹是牺牲奉献精神的产物。

而在女子牧马班指导员“叔叔”身上，已经看不到太多意识形态的影子，其行事方式遵从于生存的自然法则，突破了秩序对于情欲的禁锢，是一个充满原初本真力量的自然人，也是草原真正的主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英雄”的审美观念。

　　1990年代初期，一批描写和平年代军人世俗生活的“大院小说”纷纷涌现，集中展现了市场经济浪潮对军营生活的影响，将军人拉下神坛，还原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在权势或情欲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

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

”[5]此时已赴美留学的严歌苓，也开始将经典的战争英雄置于和平背景下，从对英雄精神的建构转向了反思与批判。

在1992年的《草鞋权贵》中，开国元勋程在光战功卓越、跻身权贵，在和平年代延续着首长的专断作风，把程家大院变成了一个黑暗压抑的封闭牢笼；他以老前辈的姿态向小保姆霜降施加威权，在教她书法时伺机猥亵，甚至赤身裸体把她叫到浴室，打着革命传统教育的幌子讲解自己的伤疤。

权力和欲望的膨胀，彻底颠覆了程在光的英雄身份，揭开了遮蔽在神圣光环下的凡人肉胎，他的意志不再是崇高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而是蜕变为肆意张扬的世俗欲望。

　　在完成解构英雄的“弑神工程”之后，严歌苓似乎停止了对英雄的直接关注，转而向移民故事、文革历史、社会现实等题材开疆辟土。

此后以抗战为背景创作的《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和《寄居者》等作品，虽然也塑造了公正仁义的孙怀清、壮烈赴死的金陵妓女、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杰克布等人物形象，延续着对英雄主题的书写，但这种新历史主义的书写显然不是她的创作重点。

直到《床畔》，严歌苓才又重新开启了她的英雄叙事，用这个自1994年就开始构思的故事接续了早期作品中的英雄主题。

不过，与此前颇具现实性的英雄叙事相比，《床畔》更像是一种符号化的理念思考，带有一定的存在主义意味。

　　以萨特为代表人物的存在主义哲学，从反对本质主义的基点出发，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主张“人可以做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

”[6]1980年代，存在主义进入中国大陆，“为当时的先锋作家和文艺理论提出‘人学’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思想参照系。

”[7]在存在主义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影响下，“个人性的境遇与价值开始代替启蒙主义的‘社会正义’与‘公众真理’而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新的基点。

”[8]虽然严歌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难以证实，但是她偏爱在极端环境中展现人性可能呈现出的极致面目，与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主张不谋而合；她将文学作为探索人类生存的方法，通过关心具体人在各种生存境遇下的种种体验，呈现人性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作为其英雄叙事作品的总结之作，《床畔》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形式上，都与存在主义的文学观念有着某种契合。

　　一、侧重揭示荒诞的生存境遇

　　《床畔》不仅是一部呼唤英雄主义的回望之作，更是一部关于英雄处境的现代寓言。

张谷雨是一个舍己救人的经典英雄，得到了官方话语的认可与推崇，却以植物人的身份呈现，不仅失去了行动能力，更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几乎完全是一个概念式的存在。

人们敬仰他、赞美他、利用他，把他当作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回报，但从来不承认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反应，或者说拒绝承认他真正的人性。

万红试图证明张谷雨不是植物人，却始终被周围的人视为笑谈。

二人同样不被理解和认同，只能在精神上依靠彼此对抗孤独，成为了社会环境荒诞面目的见证者和承受者。

　　这种荒诞感集中体现在二人英雄身份的“命名”中。

张谷雨是通过体制机制的追认获得的英雄身份，万红成为英雄则是因为陈记者的报告文学引发的社会反响。

在这个过程中，英雄概念的所指与能指发生了错位与置换，英雄身份僭越了其所代表的理想精神本质，代替它发挥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功能，其背后是权力机制与宣传话语的合谋。

二人英雄人格中本应被弘扬的部分，只能得到政治话语形式上的认可；万红将为张谷雨正名的希望寄托在陈记者身上，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政治命名对二人英雄身份的肯定，并非对其真实存在状态的认可，换句话说，决定他们是否存在、怎样存在的不是个体的真实状态，而是社会话语先入为主认定的现实，这就构成了关于存在主义思想中“存在”与“本质”关系的隐喻。

因此，张谷雨和万红的处境不仅是经典英雄在新时代中的处境，也是人在基于本质主义的社会话语中无法确认真实存在状态时的处境，反证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

　　二、着力表现英雄个体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才能不断造就自我的本质。

“但事实上，客观现实往往不容许人有绝对的自由，不容许人超越自己生存的环境。

这就意味着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责任。

”[9]万红因为坚信张谷雨仍具有普通人的感知与情感，不断为他争取更好的医护条件，并为此放弃了深造的机会和个人的婚姻幸福，显露出处处“不合时宜”的偏执与担当。

甚至在张谷雨因转院的波折停止呼吸之后，她仍延续着自己的执着，主动请缨照顾另一个植物人战士，甘愿成为医院遗址中的“最后一个嬷嬷”。

从常理上看，万红几乎是陷入了自己内心的魔障而不得自由，但是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近乎偏执的坚守恰恰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是其个人自由意志的表现。

这种在艰难处境中自主选择承担责任的行为，表达着绝望者的希望，使得生命获得了意义。

　　《床畔》续写了《雌性的草地》中英雄理想幻灭的主题，同时为万红这种悲壮而孤独的坚守保留了一份呵护与包容。

严歌苓让万红担当起传递理想信念的旗手，几乎把她写成了《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的翻版。

万红拒绝放弃张谷雨的意识体征，一如沈红霞拒绝相信铁姑娘牧马班被解散的命运；万红在张谷雨身边轻声的呢喃，与沈红霞同草原深处女红军孤魂的邂逅如出一辙，都是内心理念的一种外在投射。

二人的主观意志在反复的自我强化中，产生了强大的内驱力，推动她们奔向理想信念，成为理念上的英雄人物。

感情、欲望、痛苦、性别差异等人性的基本面，都在这个宗教般的“净化”过程中被抹去。

不过相比而言，沈红霞的信念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客观上呈现出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万红的信念则是对经典价值观的追溯与坚持，代表着永恒意义上的英雄精神。

在《雌性的草地》里，作家以女子牧马班的解散直接宣告了沈红霞理想的荒诞与破灭，并且让叙事人跳出叙事话语，注视着沈红霞的徘徊与迷惘，呈现出理性批判的立场。

《床畔》却对万红执着与坚守的逻辑基础不予置评，所有关于张谷雨的生理心理反映的描述都出自万红的主观视角，对张谷雨是不是真的植物人，则产生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多义性，更加突出了万红“自由选择”的积极意义。

　　三、将文学作为思想理念的表达

　　出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立场，存在主义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反映论”提出质疑，透露出鲜明的哲理探索倾向。

“它否定艺术的认识作用，认为艺术家的目的仅仅是创造自己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艺术地再现客观世界。

”[10]这就导致作品人物成为思维推演中的逻辑符号，其自身性格的典型性和行为逻辑的客观真实性都不再是关注的重点。

《床畔》同样采用了这种高度符号化的写作方式，严歌苓自己就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

”[11]为了直接表达这一命题，严歌苓简化了人物的身份性格，通过特点鲜明的扁形人物设置戏剧冲突，快节奏地推进叙事过程，使读者在跌宕紧凑的情节发展中直奔主题、抓住要旨。

这部小说也因此在逻辑上抽象、细节上真实，虽有长篇小说的篇幅，情节却只相当于中篇小说的容量。

　　“坚守信念”这一行动，几乎可以概括《床畔》的全部情节。

万红以巨大的牺牲奉献和力排众议的坚持，为自己赢得了一种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般的壮美。

实际上，苦难并不直接产生价值，但自虐般的磨砺确实能够让人得到一种崇高感，甚至是精神上的优越感。

在经典革命叙事中，这种壮美往往被意识形态宣传放大，通过集体话语的认可，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沈红霞便是这样的例子，她曾经的自我怀疑被宏大的集体话语裹挟，阻止了对信念本身更加深入的思考，导致了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付出。

《床畔》则试图为万红的坚守寻找情感上的逻辑支撑，万红在护理张谷雨时产生了一种近似爱恋的情愫，其中掺杂着对英雄品格的倾慕、对职业道德的坚守，以及对男性知己的依恋，这种感情符合严歌苓的军人情结，也是她早期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