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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努力通过规定汽车的排放废气标准来解决那个问题。
联邦政府还对汽油征税,以减少人们开车的次数。
◎修复历史建筑具有正外部性。
因为那些在这种建筑物邻近散步或骑车的人会享受到这些建筑的漂亮,并感受到这种建筑物所提供的历史。
建筑物的所有者得不到修复的全部收益,因此,往往专门快抛弃了这些建筑物许多地点政府对那个问题的反映是对拆毁历史建筑物实行管制,并向修复这些建筑物的所有者提供税收减免。
◎狂吠的狗引起负外部性,因为邻居受到噪音干扰。
狗的主人并不承担噪音的全部成本。
因此专门少慎重地防止自己的狗狂吠。
地点政府通过宣布〝干扰安静〞为非法来解决那个问题。
◎新技术研究提供了正外部性,因为它制造了其他人能够运用的知识;
由于发明者并不能占有他们发明的全部收益,因此,往往倾向于用专门少的资源来从事研究。
联邦政府通过专利制度部分解决了那个问题,专利制度使发明者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发明。
在以上每种情形中,一些决策者没有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外部效应。
政府的反应是努力阻碍这种行为,以便爱护旁观者的利益。
外部性和市场无效率
在这一部分我们用第七章中的工具来考察外部性如何阻碍经济福利。
这种分析正是要说明,什么缘故外部性引起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
在本章的后面,我们还要考察私人部门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能够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各种方法。
福利经济学:
概述
我们从复习第七章中福利经济学的一些关键结论开始。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具体,我们考虑一个专门的市场——铝市场。
图10-l表示铝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正如你在第七章中所明白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包含了有关成本与收益的重要信息。
铝的需求曲线反映了消费者对铝的评判,这种评判用他们情愿支付的价格来衡量。
在任何一种既定量时,需求曲线的高表示边际买者的支付意愿。
换句话说,它表示购买最后一单位铝的价值。
同样,供给曲线反映了铝生产者的成本。
在任何一种既定量时,供给曲线的高表示边际卖者的成本。
换句话说,它表示出售最后一单位铝的成本。
在没有政府干预时,铝的价格调整使铝的供求平稳。
如图10-l市场量所示,市场均衡时的生产和消费量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的意义上说是有效率的。
这确实是说,市场以一种使购买和使用铝的消费者的总价值减生产并销售铝的生产者的总成本最大化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生产中的负外部性
现在我们假设铝工厂排放污染:
生产每一吨铝有一定量烟尘进入大气。
由于这种烟尘对那些呼吸空气的人造成健康危险,它是负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如何阻碍市场结果的效率呢?
由于这种外部性,生产铝的社会成本大于铝生产者的成本。
生产每一单位铝,社会成本包括铝生产者的私人成本加上受到污染阻碍的不利阻碍的旁观者的成本。
图10-2表示生产铝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曲线在供给曲线之上,是因为它考虑到了铝生产者给社会所带来的外部成本。
这两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排放污染的成本。
应该生产多少铝呢?
为了回答那个问题,我们又要考虑一个仁慈的社会打算者能做什么。
打算者力图使该市场产生的总剩余——铝消费者的价值减去生产铝的成本——最大化。
但打算者明白,生产铝的成本包括污染的外部成本。
打算者选择需求曲线与社会成本曲线相交时铝的生产水平。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那个交点决定了铝的最优数量。
打算者至少要达到那个生产水平,因为低于这一水平常,铝的消费者的价值〔用需求曲线的高来衡量〕大于生产它的社会成本〔用社会成本曲线的高来衡量〕。
打算者也不使生产大于这一水平,因为生产额外铝的社会成本大于消费者的价值。
要注意铝的均衡数量,即市场量,大于社会的最适当的量,即最适量。
这种无效率的缘故是市场均衡仅仅反映了生产的私人成本。
在市场均衡时,边际消费者对铝的评判小于生产它的社会成本。
这确实是说,在市场量时,需求曲线在社会成本曲线之下。
因此,使铝的生产和消费低于均衡水平增加了社会总福利。
社会打算者如何能达到这种最适水平呢?
一种方法是对铝生产者销售的每一吨铝征税。
税收使铝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移动量为税收规模。
假如税收准确地反映了排入大气的烟尘的社会成本,新的供给曲线就与社会成本曲线相一致。
在新的市场均衡时,铝生产者将生产社会最适量的铝。
这种税被称为外部性的内在化,因为它给市场买者与卖者以考虑他们行为外部阻碍的鼓舞。
实际上,当铝生产者决定供给多少铝时会考虑到污染的成本,因为现在税收使它们为这些外部成本进行支付。
在本章后面我们考虑决策者在解决外部性时能采纳的其他方法。
生产中的正外部性
尽管在许多市场上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但也有一些市场情形相反。
在这些市场上,外部性使旁观者受益,因此,生产的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工业机器人市场是一个例子。
机器人是迅速变革的技术的前沿。
只要一个企业建筑机器人,就有发觉新的、更好设计的机会。
这种新的设计不仅有利于那个企业,而且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这种设计增加了技术知识。
这种正外部性被称为技术溢出效应。
正外部性的分析类似于负外部性分析。
图10-3表示机器人市场。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生产机器人的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因此,社会打算者选择的机器人一辈子产量大于私人市场的数量。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能够通过补贴机器人一辈子产使外部性内在化。
假如政府对企业每生产一个机器人给予支付,供给曲线就向下移动,移动量为补贴量,这种移动就会增加机器人均衡数量。
为了保证市场均衡等于社会最适,补贴应该等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价值。
案例研究关于技术政策的争辩
技术溢出效应有多大?
这种溢出效应对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是什么缘故各代人一辈子活水平提高的关键。
但这也是经济学家经常争辩的一个困难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应该鼓舞这些产生最大溢出效应的行业。
例如,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假如生产运算机芯片比生产土豆片有更大的溢出效应,那么,相关于生产土豆片而言,政府应该用税法来鼓舞运算机芯片的生产。
政府旨在促进技术进步行业的经济干预称为技术政策。
另一些经济学家怀疑技术政策。
即使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的,技术政策的成功要求政府能衡量不同市场溢出效应的大小。
那个衡量问题是极困难的。
此外,没有准确的衡量,政治制度最终会补贴那些最有政治阻碍的行业,而不是那些产生了最大正外部性的行业。
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一种技术政策是专利爱护。
专利法通过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发明而爱护了发明者的权益。
当一个企业作出了技术突破时,它能够为这种思想申请专利并自己占有大部分经济收益。
专利被称为通过给予企业对其发明的产权来把外部性内在化。
假如其他企业想使用新技术,它必须得到发明企业的承诺并向它支付专利费。
因此,专利制度更大地鼓舞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和其他活动。
消费的外部性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外部性与物品生产相关。
然而,一些外部性与消费相关。
例如,假如消费者更喜爱酒后开车并危及别人的性命,酒的消费就引起了负外部性,同样,教育的消费也引起了正外部性,因为受教育的人增加会产生一个好政府,好政府有利于每一个人。
消费外部性的分析类似于生产外部性的分析。
正如图10-4所示,需求曲线没有反映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
〔a〕幅表示负消费外部性的情形,例如与酒相关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价值小于私人价值,而且,社会最适量小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
〔b〕幅表示正消费外部性的情形,例如教育。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而且,社会最适量大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
政府也能够通过使外部性内在化来纠正市场失灵。
消费外部性情形下的适当反应类似于生产外部性的情形。
为了使市场均衡接近于社会最适,负外部性要有税收,正外部性要有补贴。
实际上,这正是政府所遵循的政策:
在我们的经济中,含酒精饮料属于纳税最高的物品之一,而对教育通过公立学校和政府奖学金进行补贴。
你现在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外部性的例子得出了一些一样性结论:
生产或消费的负外部性使市场生产的量大于社会期望的量。
生产或消费的正外部性使市场生产的量小于社会期望的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能够通过对有负外部性的物品征税和给有正外部性的物品以补贴来把外部性内在化。
即问即答举出一个负外部性和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
◎说明什么缘故在有外部性时市场结果是无效的。
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方法
我们讨论了什么缘故外部性使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但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如何解决这种无效率。
在现实中,私人行为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都以各种方式对外部性作出了反应。
所有这些解决方法的目标差不多上使资源配置接近十社会最优、在这一部分,我们考察各种私人解决方法。
私人解决方法的类型
尽管外部性往往使市场无效率,但解决那个问题并不总是需要政府行为。
在一些情形下,人们能够提出私人解决方法。
有时外部性问题能够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例如,考虑一下什么缘故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
尽管有禁止乱扔垃圾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
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只是因为如此做是错误的。
公园规那么教诲大多数小孩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个道德规范告诉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如何阻碍其他人。
用经济学术语讲,这就告诉我们外部性的内在化。
另一种私人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是慈善行为,许多慈善行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
例如,目的在于爱护环境的西拉俱乐部〔SierraClub〕是一个由私人捐款的非赢利组织。
另一个例子是私人学院和大学同意校友、公司和基金会的捐赠部分是因为教育对社会有正外部性。
私人市场往往能够通过依靠有关各方的私利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有时这种解决方法采取了把不同类型经营结合在一起的形式。
例如,考虑一个苹果种植者和一个相互位置接近的养蜂人。
每个人的经营都给对方带来了正外部性:
蜜蜂在苹果树上采花粉,有助于果树结果实。
同时,蜜蜂也用从苹果树上采集的花粉来酿造蜂蜜。
然而,当苹果园主决定种多少苹果树和养蜂人决定养多少蜂时,他们都没考虑正外部性。
结果,苹果园主种的树太少,而养蜂人养的蜂也太少。
假如养蜂人购买苹果树,或假如苹果园主买蜜蜂,这些外部性就内在化了:
能够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这两种活动,而且这一个企业能够选择最优苹果树和蜜蜂数量。
外部性内在化是某些企业包括了不同经营的一个缘故。
另一种解决外部效应的私人市场方法是利益各方签订合约。
在我们以上的例子中,苹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的合约也能够解决树太少和蜜蜂太少的问题。
那个合约能够规定树的数量,蜜蜂的数量,也许还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支付。
通过决定树和蜜蜂的正确数量,那个合约就能够解决通常这种外部性产生的无效率问题,并使双方的状况都变好。
新闻摘录一位愤慨的公民在呼吁
下面这封给编辑的信提出了私人解决外部性的一个方法。
你认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行得通吗?
吸烟者,把你的烟头捡起来
当公民、政治家和公共卫生组织都一致地呼吁清除烟草行业时,我们却忘了提醒吸烟者要清理烟头。
每天我都目睹一些不考虑别人的吸烟者把烟头扔在路边和街上,而往往在不远处就有烟灰盘或垃圾箱。
明显专门多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这真让人愤慨!
公园椅子上撒满了烟头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让我无法享受早晨伸腰的乐趣。
这些烟头是垃圾。
只要留心到这些烟草垃圾,不管吸烟的人依旧不吸烟的人都应该友善而坚决地提醒他们好好处理他们的垃圾。
哈维·
布里兰
麻省坎布里奇
科斯定理
私人市场在解决这些外部性中的有效性如何?
最闻名的结论提出,在某些情形下,这种方法是极为有效的,那个结论被称为科斯定理。
那个定理,是为纪念提出那个结论的经济学家罗纳德·
科斯〔RonaldCoase〕而命名。
依照科斯定理,假如私人各方能够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
为了说明科斯定理如何发挥作用,考虑一个例子。
假定迪克有一条名为斯彼特的狗。
斯波特狂叫并干扰了迪克的邻居珍尼。
迪克从拥有的一条狗中得到了收益,但这条狗给珍尼带来了负外部性。
是应该强迫迪克把狗送到动物居留所,依旧应该让珍尼不得不蒙受由于狗狂叫而夜不能眠的痛楚?
先来考虑什么结果对社会是有效的。
社会打算者考虑两种可供选择的做法,要比较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与珍尼承担狂叫声的成本。
假如收益超过成本,有效的做法确实是让迪克养狗而珍尼生活在狂叫声中。
但假如成本超过收益,迪克就应该舍弃狗。
依照科斯定理,私人市场能够自己达到有效的结果。
如何达到?
珍尼能够简单地付给迪克一些钱让他舍弃狗。
假如珍尼给的钱数大于养狗的收益,迪克就将同意这种做法。
通过对价格的协商,迪克和珍尼总能够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为5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担了800美元的成本。
在这种情形下,珍尼能够给迪克600美元,让迪克舍弃狗,而迪克也专门乐意同意。
双方的状况都比往常变好了,也达到了有效率的结果。
因此,珍尼不情愿提供任何迪克情愿同意的价格也是可能的。
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是10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担了800美元的成本。
在这种情形下,迪克可不能同意任何在1000美元以下的出价,而珍尼又不情愿提供任何在800美元以上的价格。
因此,迪克最终依旧养狗。
但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情形下,这种结果是有效率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假设迪克在法律上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
换句话说,我们假设,除非珍尼给迪克足够的钱让迪克自愿舍弃狗,否那么迪克就能够养狗。
另一方面,假如珍尼在法律上有权要求和平与安静,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呢?
依照科斯定理,最初的权益分配对市场达到有效率结果的能力无关紧要。
例如,假设珍尼能够通过法律强迫迪克舍弃狗。
尽管有这种权益对珍尼有利,但也许结果可不能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迪克能够向珍尼付钱,让珍尼同意他养狗。
假如狗对迪克的收益大于狗狂叫对珍尼的成本,那么迪克和珍尼将就迪克养狗问题进行协商。
尽管最初的权益不管如何样分配,迪克和珍尼都能够达到有效率的结果,但权益分配并不是毫不相关的:
它决定了经济福利的分配。
是迪克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依旧珍尼有权得到和平与安静,决定了在最后的协商中谁向谁付钱。
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双方都能够互相协商并解决外部性问题。
只要收益超过成本,迪克就将以养狗终止。
总结一下:
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
不管最初的权益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能够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能够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
什么缘故私人解决方法并不是总有效
尽管科斯定理的逻辑专门吸引人但私人主体本身经常不能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题只有利益各方在达成和实施协议中没有苦恼时科斯定理才适用。
然而.在世界上,其至在多方有利的协议可能的情形下,协商并不总有效。
有时利益各方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是因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各方在协议及遵守协议中所发生的成本。
在我们的例子中,设想迪尼和珍尼讲不同的语言,以至于为了达成协议他们将需要一个翻译。
假如解决狗叫问题的收益小于翻译的成本,迪先和珍尼就选择把问题留下不解决了。
在较为现实的例子中,交易成本不是翻译的支出,而是起草和执行合约所需要的律师的支出。
另一些时候谈判简单地破裂了。
战争和罢工的经常显现说明达成协议可能是困难的,达不成协议也可能代价高昂。
问题经常是各方都尽力要达到更好的交易,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500美元的收益,而珍尼由于狗叫要承担800美元的成本。
尽管珍尼为迪克舍弃狗而进行支付是有效率的,但还有许多会引起这种结果的价格。
迪克想要750美元,而珍尼只情愿支付550美元。
当他们就价格争吵时,爱叫的狗那个无效率的结果仍旧存在。
当利益各方人数多时,达成有效的协议专门困难,因为和谐每个人的代价高昂。
例如,考虑一个污染了邻近湖水的工厂。
污染给当地渔民带来了负外部性。
依照科斯定理,假如污染是无效率的,那么,工厂和渔民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依照协议渔民要为工厂不排污而支付。
然而假如有许多渔民,要和谐所有的人以便与工厂协商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私人协商无效时,政府有时能够起作用。
政府是一个代表集体行动的机构。
在那个例子中,甚至在渔民不可能代表自己时,政府能够代表渔民行事。
在下一部分,我们要考察政府如何能努力解决外部性问题。
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当外部性引起市场达到一种无效率的资源配置时,政府能够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作出反应。
命令与操纵政策直截了当管制行为。
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提供鼓舞,以使私人决策者选择它们自己解决问题。
管制
政府能够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
例如,把有毒的化学物质倒入供水区中是一种犯罪。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的外部成本远远大于排污者的收益。
因此,政府制定了全然禁止这种行为的命令与操纵政策。
然而,在大多数污染的情形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尽管宣布了一些环境爱护主义的目标,但要完全禁止有污染的活动是不可能的。
例如,实际上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甚至马——都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污染副产品。
然而,要让政府禁止所有运输方式确信是不明智的。
因此,社会不是要完全排除污染,而是要评判成本与收益,以便决定承诺哪种污染与承诺污染多少。
在美国,环境爱护署〔EPA〕是政府机构,其任务是提出并实施目的在于爱护环境的管制。
环境管制能够采取多种形式。
有时环境爱护署规定工厂能够排放的最高污染水平。
另一些时候环境爱护署要求企业采纳某项减少排污的技术。
在所有情形下,为了设计良好的规那么,政府管制者需要了解某些行业和这些行业能够采纳的各种技术的细节。
政府管制者要得到这些信息往往是困难的。
庇古税和补贴
政府对外部性的反应也能够是不采取管制行为,而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鼓舞。
例如,正如我们往常说明的,政府能够通过对那些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和补贴那些有正外部性的活动来使外部性内在化。
用于纠正负外部性阻碍的税收被称为庇古税,以纪念最早提出这种税收用法的经济学家阿瑟·
庇古〔ArthurPigou,1877-1959〕。
经济学家对税收作为解决污染的一种方法的偏爱通常大于管制,因为税收能够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减少污染。
为了说明其缘故,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
假设有两个工厂——造纸厂和钢铁厂——每家工厂每年向河中倾倒500吨粘稠状的废物。
环境爱护署决定,要想减少污染量。
它考虑了两种解决方法:
◎管制:
环境爱护署能够告诉每家工厂把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300吨。
◎庇古税:
环境爱护署能够对每个工厂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5万美元的税收。
管制规定了污染水平,而税收给工厂所有者一种减少污染的经济鼓舞。
你认为哪一种解决方法更好呢?
大多数经济学家偏爱税收。
他们第一指出,在减少污染总水平上税收和管制同样有效。
环境爱护署能够通过把税收确定在适当的水平上,而达到它想达到的任何污染水平。
税收越高,减少的污染也越多。
实际上,假如税收足够高,工厂将完全关门,污染减少为零。
经济学家偏爱税收的缘故是它减少污染更有效率。
管制要求每个工厂减少等量污染,但等量减少并不一定是清洁水质的最省钱的方法。
可能的情形是,造纸厂减少污染的成本比钢铁厂低。
假如是如此的话,造纸厂对税收的反应是大幅度地减少污染,以便少交税,而钢铁厂的反应是减少的污染少,交的税多。
实际上,庇古税规定了污染权的价格。
正如市场把物品分配给那些对物品评判最高的买者一样,庇古税把污染权分配给那些减少污染成本最高的工厂。
不管环境爱护署选择的污染水平是多少,它都能够用税收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那个目标。
经济学家还认为,庇古税对环境更有利。
在命令与操纵的管制政策下,一旦工厂达到了300吨污染物的目标就没有理由再减少排污。
与此相比,税收鼓舞工厂去开发更清洁的技术,因为更清洁的技术能够减少工厂不得不支付的税收量。
庇古税与大多数其他税不同。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讨论的,大多数税扭曲了鼓舞,并使资源配置背离社会最优。
经济福利的减少——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大于政府收入增加的量,引起了无谓缺失。
与此相比,当存在外部性问题时,社会也关注那些受到阻碍的旁观者的福利。
庇古税是存在外部性时的正确鼓舞,从而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
因此,庇古税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经济福利。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
现在我们假设,尽管经济学家提出了建议,环境爱护署仍采纳管制,并规定每个工厂每年要把排污量减少到300吨。
在管制实施而且两个工厂都遵守之后的某一天,两个企业来到环境爱护署提出一个建议。
钢铁厂想增加其排污量100吨。
造纸厂同意,假如钢铁厂付给它500万美元,它就减少等量的污染。
环境爱护署应该承诺两个工厂进行这种交易吗?
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承诺这种交易是一种好政策。
那个交易必定使这两个厂所有者的状况变好,因为它们是自愿对此达成一致的。
而且,这种交易没有任何外部阻碍,因为污染总量仍旧是相同的。
因此,通过承诺造纸厂把自己的排污权出卖给钢铁厂能够提高社会福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任何一种排污权从一个企业转移给另一个企业。
假如环境爱护署承诺进行这些交易,实际上它就制造了一种新的稀缺资源:
污染许可证。
交易这种许可证的市场将最终形成,而且,这种市场将由供求因素支配。
看不见的手将保证这种新市场有效地配置排污权。
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将情愿为污染许可证出最高的价格。
那些以低成本能够减少污染的企业也情愿出卖它们所拥有的许可证。
承诺污染许可证市场的一个优点是,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污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的内部配置是无关紧要的。
那个结论背后的逻辑与科斯定理背后的逻辑相似。
那些能够最容易地减少污染的企业情愿出卖他们得到的许可证,而那些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情愿购买它们需要的许可证。
只要存在一个污染权的自由市场,不管最初的配置如何,最后的配置将是有效率的。
尽管,用污染许可证减少污染看起来可能与用庇古税完全不同,但实际上这两种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这两种情形下,企业都要为污染进行支付。
在庇古税时,排污企业必须向政府交税。
在污染许可证时,排污企业必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