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对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的影响分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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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指出的，资本主义正向“智本主义”过渡（HaskelandWestlake,2018）。

资本主义强调财务资本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和作用，凸显了以重资产和资本密集为特征的产品经济时代企业对“资本家”的依赖，而“智本主义”则认为智慧资本才是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主张价值分配应当向智慧资本倾斜，承认知识经济时代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智本家”才是价值创造的最大贡献者，而不是手握雄厚资金的“资本家”。

在价值创造环境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财务管理如果继续奉财务资本为圭臬，而无视智慧资本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角色，不仅将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持续恶化，而且可能使管理失焦，误导投资和管理决策，产生“重物轻人”的资源错配。

新经济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

财务管理应当根据价值创造环境的变迁，适时调整财务管理的聚焦点，促使财务管理重心逐步从财务资本转向智慧资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智慧资本的确认、计量和管理上。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有必要将智慧资本有机地嵌入到绩效管理之中，使之与财务绩效管理浑然一体。

离开智慧资本的绩效管理，如果不是本末倒置，就是有失偏颇。

梳理智慧资本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评价尚处于探索阶段，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选择。

人力资本可以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进行评价。

投入的角度侧重于人力资本开发、维护和提升的评价指标，如人均招聘/培训/开发费用、员工教育程度、拥有专业职称的员工比例、人均薪酬福利待遇、员工满意度、敬业忠诚度、员工离职率、企业文化宣传支出、团队凝集力、知识分享等；

产出的角度关注的是人力资本创新和创造的评价指标，如来自专利、商标和授权的销售收入比例、新产品销售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新产品的销售毛利、人均销售收入等。

结构资本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规章制度建设，如内部控制、激励机制、风险防控、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及为此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

二是信息系统建设，如IT投入及其占销售收入比例、网上审批和远程办公普及程度、信息技术更新频率、数据库建设支出、数据共享程度；

三是组织活力氛围，如员工提出的批评意见书和改进建议数、管理层对意见和建议的反馈处理数、部门之间的协作精神、市场应变能力、危机处理能力等；

四是开拓创新能力，如新增客户数、拥有的专利、商标和特许经营权数量、研究开发支出总量及其占销售收入比例。

关系资本的评价指标可分为四类：

一是客户关系评价指标，如市场占有率、品牌价值、客服满意度、老客户收入比、新客户开拓数、客户订单数、客户退货率、单一客户购买量、广告促销支出总额及其占销售收入比例等；

二是供应商关系评价指标，如供货及时性、采购折扣率、因质量和品种问题的退货率、供应商回访率等；

三是网络关系评价指标，如研发联盟、营销联盟、采购联盟的运用程度；

四是社会关系资本，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便利和融资成本、监管部门处罚数、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投诉等。

在智慧资本中，人力资本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因为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价值最终都是依靠知识员工创造的。

对知识员工的管理，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对财务资本的管理。

既然知识员工是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建立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知识员工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新经济企业的头等大事。

鉴于此，财务管理理应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完善价值分配机制，让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按贡献度参与价值分配，最大限度实现“智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耦合。

在这个方面，华为的做法值得借鉴。

2018年度华为的人力资本成本（工资福利费）为146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20.33%，而财务资本成本（包括利息费用和按6%推算的股权资本成本）只有203亿元，仅占营业收入的2.81%。

人力资本成本超越财务资本成本的现象并非华为独有，在高科技企业中十分普遍，说明新经济时代价值分配向知识员工共倾斜是大势所趋；

（2）筹划员工持股方案，让知识员工分享企业经营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实现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统一。

华为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创始人任正非只持有1.4%的股份，其余98.6%的股份由8万多名知识员工持有，这意味着华为2018年593亿元税后利润的权益几乎全部由知识员工享有；

（3）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在延揽高端人才时最大限度降低高薪知识员工的税负，在新经济时代，税收筹划不应仅限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而应延伸至个人所得税；

（4）设计员工福利制度，包括为知识员工及其家人提供良好的宜居、教育和医疗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知识员工的后顾之忧。

简言之，财务管理应像过去关注资本预算和运营资本管理那样关心和呵护知识员工，因为他们才是价值创造最弥足珍贵的资产。

简言之，新经济是知识和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形态，财务管理必须革除“重物轻人”的陋习，只有将工作重心从对资产资金的管理逐步转向对知识员工的管理，才能激发知识员工的创新热情，充分释放其价值创造潜力。

（二）新经济对财务管理对象的影响

在旧经济时代，“渠道为王”是企业做大经营规模的主要途径，但在新经济时代，继续耗费大量资金在物理世界布设营销渠道可能得不偿失，“渠道为王”甚者有可能沦为“渠道为亡”的悲剧。

相反地，通过网络世界搭建社交、交易、支付、游戏、广告等数字化平台的方式，不仅是企业做大经营规模的捷径，而且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还是整合各方资源的有效手段。

新经济、新业态的“野蛮增长”，平台战略功不可没。

平台经济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流量为王，平台是金”。

“流量为王”是指海量的用户可以聚集人气，提升平台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在增加访问量和交易量的同时，还可以巨大的流量作为与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进行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筹码。

“平台是金”是指平台可以汇集信息流、资金流、人流和物流，对这些无形资源加以发掘和利用，就可以衍生出无尽的商机。

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AGM（苹果、谷歌、苹果）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其独特的资产结构（如表1所示）昭示着新经济企业财务管理的对象将发生重大变化。

现金性资产之所以成为BAT和AGM的最大资产项目，是因为它们都是平台型企业，具有无与伦比的资金流吸附能力。

如何对这些巨额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将成为平台型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工作，资金调度、资金增值、资金安全无疑是这类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对象。

推而广之，如何对数字化平台汇集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流和物流进行挖掘、开发、分析和利用，是新经济时代财务管理大有作为的领域。

对于平台型企业而言，财务管理的传统对象如营运资本管理和资本预算等，其重要性将退居其次，因为存货和固定资产的比重微不足道。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旧经济十大市值上市公司在营业收入、税后利润、资产总额和股东权益方面均远超新经济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但其股票市值却大为逊色。

相对于旧经济十大市值上市公司2.80倍的平均市净率，新经济十大市值上市公司高达7.55倍的平均市净率说明新经济企业的表外资产问题特别突出。

这些表外资产如数字资产、智慧资本等才是价值创造的动力源泉，理应成为新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对象，亟需财务人员持续跟踪和有效管理。

（三）新经济对财务管理边界的影响

新经济时代是“资源整合定成败”的年代，外包、众包、联盟、平台等战略广泛应用，生产制造商、材料供应商、技术开发商、品牌代理商、产品经销商之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度显著提高，导致企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和扩大，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企业边界。

以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为边界的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亟待变革。

以生产制造商为例，即使其预算管理、成本控制、定价策略、资金管控、税务筹划、绩效考核、危机管理等财务管理工作做得再好，但与其合作配合的材料供应商、技术开发商、产品代理商、品牌策划商没有做好相应的财务管理工作，生产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将受到重大影响。

在新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边界由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延伸到整个供应链、价值链和生态网，是大势所趋、环境使然。

如何以资源整合为契机，在只有业务关系而没有资本纽带的情况下，构建崭新的供应链财务管理、价值链财务管理和生态网财务管理，是新经济时代财务管理必须直面的重大创新问题。

近年来，供应链管理、价值链管理、生态网管理风生水起，外包、众包、众筹、联盟等资源整合如火如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财务管理依然故我，岿然不动，说明财务管理创新已经落后于企业管理创新。

财务人员不能安于现状，而应奋起直追，不断拓展和延伸财务管理边界，使其与不断扩张的管理边界保持同步。

（四）新经济对企业融资偏好的影响

Meyers和Majluf（1984）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情景，提出了著名的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Theory），指出企业的融资选择通常遵循“先内后外，先债后股”的顺序。

企业的融资偏好除了受到所得税抵扣规定（利息可税前抵扣、股利不可税前抵扣）和投资项目不确定性影响外，还与银行的信贷决策因素有关。

其他条件保持相同，银行一般更倾向于向现金流量充裕或有资产作抵押的企业发放贷款。

与旧经济企业不同，很多新经济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中小高科技企业，现金流量往往入不敷出，可供抵押的有形资产捉襟见肘，而银行又不接受无形资产抵押，融资难、融资贵的窘境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对于这类企业而言，“先内后外、先债后股”的融资偏好有可能变成“先外后内、先股后债”。

Wind数据显示，技术密集型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18年末的平均负债率只有为39.88%，远低于上市公司（不含金融机构）60.66%的平均负债率，更低于国有企业64.69%的平均负债率。

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的低负债率现象，既可能是银行歧视性政策所致，也可能是企业融资偏好使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成百上千企业排队等候发行新股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在融资偏好上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

新经济企业融资偏好的改变，给财务管理带来机遇和挑战。

在初创、开发、成长和成熟等不同企业发展阶段，如何优选和匹配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早期风险资本、后期风险资本和新股发行，都是财务管理可以积极作为的领域。

另一方面，新经济企业引入风险资本和发行新股时，如何进行合理的估值也充满挑战性。

偏重于财务业绩的传统估值方法，如市盈率法、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对于还处于“烧钱”和亏损状况但拥有庞大用户群、市场和技术前景广阔的新经济企业而言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只有针对新经济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特点，开发出有创新理论支撑的估值模型和估值方法，才能在新经济时代做出优化的投融资决策。

基于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Law），综合考虑了用户数量、商业模式、市场地位、技术先进性等变量的估值模型，为财务管理创新估值模型和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值得财务人员充分关注。

二、新经济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与启示

与财务管理一样，管理会计也直接参与价值创造。

新经济时代的制造模式与旧经济时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直接影响了价值创造的方式方法，客观上要求新经济企业对管理会计的决策功能重新进行定位。

此外，得益于新经济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动能，管理会计日趋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会计的角色将发生蜕变，其会计色彩逐步弱化，管理色彩显著增强。

（一）智能化制造推动管理会计职能演变

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5G商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机器人的迅猛发展，将开启制造业新纪元，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传统制造模式将逐步被小批量、个性化订制的智能制造模式所取代。

制造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对管理会计的传统职能产生重大冲击，推动管理会计职能的演变。

智能制造下列三个特点将对管理会计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要求管理会计求新求变以适应新的制造模式。

智能制造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个性化小批量订制，对成本核算精细化的严苛要求前所未有，直接成本必须及时按最小颗粒度（每笔订单甚至每项作业）采集、计算和分析，间接成本必须按其与每笔订单的因果关系精确分摊，才能为每笔个性化订单的差异化定价决策提供及时、精细、准确、多维的成本核算信息；

智能制造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脱媒化营销，企业绕过中间商，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典型的B2C），定价权不再由渠道而是由厂商掌控，再加上定制化而不是标准化制造，意味着管理会计必须在定价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基于及时性和精细化成本核算的定价决策支持，为每个客户和每笔订单实行差异化定价，将成为管理会计的核心功能（黄世忠，2015）；

智能制造的第三个特点是网络化协作，每一件产品甚至每一个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都需要生产制造商与技术开发商、材料供应商、品牌策划商通力合作、协同配合，这就要求管理会计更多地关注整个供应链、价值链和生态网的协同效应分析，促使企业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相互赋能，实现轻资产、去库存、低成本、快周转、高回报的财务目标。

（二）数字化转型加速管理会计角色蜕变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功能强大的物联网和日臻成熟的财务共享中心，不仅将为作业成本法（ABC）和平衡计分卡（BSC）等管理会计方法的落地、普及和推广奠定坚实的技术和数据基础，大幅降低流程再造的成本，而且将从根本上推动管理会计的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

数字化、智能化、实时化、决策型将成为管理会计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管理会计与数据管理将实现高度融合、无缝对接，财务信息、市场信息、经营信息、技术信息相互交融，相互印证，管理会计的会计色彩将逐步淡化，管理色彩将显著增强，会计与管理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张为国和王文京（2019）指出，提供事后、事中、事前三个时态，展现、分析、控制、决策与创新五个层级，覆盖企业业务与资产经营全过程的更高价值的全面数据服务，将是“事项法”会计革命的产物。

笔者认为，在提供全面数据服务的同时，深度参与决策管理将是新经济时代管理会计的核心价值所在。

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高效流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旧经济时代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逐渐被新经济时代动态多变、难以预测的市场环境所取代，熊彼得所说的破坏性创新成为新常态，企业随时都可能因为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而被无情淘汰。

面对新经济时代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实时反应、高效决策变得尤为重要。

2002年，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了“现时经济”（NowEconomy）或“实时经济”（Real-timeEconomy）的概念，指出企业应当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立实时报告（Real-timeReporting）系统，在决策过程中以零时滞的方式对内外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Belfo等（2015）指出，信息通信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使实时报告和实时会计（Real-timeAccounting）成为可能，并由此导致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的重大变革，如图1所示。

从管理会计的角度看，实时报告和实时会计将促使管理会计在业务流程优化、数据时效提升、内外数据共享、决策智能化、企业架构整合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日趋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管理会计将以更加高效、更加精细、更加动态的方式参与战略规划、预算编制、决策执行、业务控制和绩效评价等管理决策。

在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与数据分析的融合将日益紧密，首席财务官（CFO）、首席信息官（CIO）和首席架构官（CAO）的角色交叉、互为依赖成为常态化。

在管理会计师向大数据分析师转变的趋势下，管理会计队伍的人才结构和知识背景将发生深刻变化，不仅需要精通会计的专业型人才，更需要谙熟信息技术、工程、业务和市场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单一知识背景的低端管理会计岗位将大面积被信息技术所替代，复合知识背景的高端管理会计岗位将备受青睐。

唯有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合理搭配知识背景，管理会计才能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应对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时代的挑战。

（黄世忠，厦门国家会计学院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