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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董卓弄权以后，捍卫汉室、拯救汉室、振兴汉室天经地义成为各州郡官吏和地主豪强最大的“义”，这是封建道德的重中之重。

“义”很快成为那时的文化潮流，也自但是然成为各方势力进行军阀割据的最堂皇的旗号。

试引述几例：

?

　　⑴“灵帝末，黄巾起，州群各举义兵”[4]

　　——各州郡虽然内图相灭，彼此倾轧，可是无一不是外托“义兵”之名。

　　⑵“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汉室。

。

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举义兵,名家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之会，万里相赴。

”[5]-——董卓是“贼”，从大举义兵讨“贼”的盛况可以看出，“义”在那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威猛。

　　⑶“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动”[6]——曹操处处、不时宣称自己起兵是为了天下，是为了扶衰拯弱，自己是“义兵”。

　　⑷“今迎朝廷，至义也”，[7]“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

诚因此时，送上以从民望，大顺也；

秉至公以服雄杰，粗略也；

扶弘义以致英俊，盛德也”[8]——在汉帝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奉迎天子无疑是那时最要紧、最大体的“义”。

沮授和荀彧的观点是那时超级普遍，也超级有代表性。

　　⑸“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9]——刘备那时疲于奔命，处处依附他人，但他也打出了“大义”的旗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义”是那时汉末社会现实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反映，一个客观要求，它顺应时局所指，也顺从民心所向。

　　二、“义”是对历史的顺应

　　“义”不仅是那时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种顺应。

　　众所周知，整个东汉时期弥漫的文化思潮是谶纬神学——神化了的儒学。

所谓的“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预决吉凶。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大肆利用“刘秀出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0]的谶文来夺得皇位的。

所谓的“纬”，是对“经”而言，是由儒家们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

刘秀即位以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子天下”[11]。

从此，谶纬神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儒者争学《图纬》。

在这种图谶纬经学浸淫下的东汉人，坚信“天子受命于天，诸候受命于天子”[12]的“受命”说，从而对皇权的臣服与保护抵达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境界。

正有因为有“光武、明、章之遗化”，才会出现东汉末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铖，僵仆于前，而忠义者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13]的悲壮景象。

也正因为历史文化缘故，各诸候豪强都视匡扶汉室为“大义”，“至义”，“州群拥兵专地者，虽彼此吞噬，犹何尝不以尊汉为辞”，他们更不敢轻易窥视汉室，取而代之。

例如：

　　⑴袁绍当上讨伐董卓的各路诸候的盟主以后，“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遗使奉帝诣虞，虞不敢受。

”[14]

　　⑵袁术自以为四世公辅，百姓所归，“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15]，称帝于淮南。

结果，当即招致吕布的反对和曹操的征伐。

　　⑶公元?

21?

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

同时，陈群、桓阶等大臣也劝曹操称帝。

可是，曹操却痛骂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16]曹操这个“汉相”虽然权重一世，却至死也不敢逆传统文化的“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取汉帝而代之。

宋司马光分析曹操“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其志之不欲”，而是“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

信然！

　　⑷曹丕称帝，而不敢光明正大，而要羞羞答大地弄个“禅让”仪式，迫汉帝下诏说“行运于曹氏……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18]曹丕再三假意推辞以后才登坛受禅。

另外，他还大造谶纬舆论，宣称天命之移授，是河洛所表，图谶所载；

并以此掩饰他的不“义”。

　　⑸刘备集团在“义”眼前更是马虎不得。

他只有在“曹丕篡杀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迫无道。

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以后，而且也宣称“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各讳昭著。

宜即帝位，人以纂二祖”[19]，这才敢称帝。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人对汉皇权的保护与臣服的思想是超级根深蒂固的。

正如《宋书》所说：

“汉氏载祀四百，比祚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黔首，未有迁奉之心。

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

”[20]刘备集团始终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提炼并高举“义”这个文化理念，无疑是顺应传统文化心理，并博适那时很多英雄好汉的拥护与支持。

　　3、刘备集团的“义”最为正统

　　所有的割据力量都宣称自己是“义兵”，攻打他人是“义举”，其目的都是为了“大义”。

那么，谁被人们承认是真心捍卫汉室、拯救汉室、振兴汉室，即是最正统的“义”呢？

这不能不剖析曹、刘，孙三大集团的“义”。

　　⑴曹操集团的“义”。

曹操采用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21]，通过迎天子都许而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候的政治优势。

他处处宣称自己“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动”，“举义兵以诛暴动”，“兵以义动”，一切都是为了“扶衰拯弱”[22]。

可是，袁绍骂他“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23]；

刘备骂他“存心不良，篡盗已显”，“陵轹汉室，篡盗之心，人人皆知”[24]；

孙权骂他“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

周瑜也骂曹操“托名汉相，实际上是汉贼也”[25]；

很明显，曹操集团的“义”并无取得世人的认可。

毕竟，他手中的“汉”、“天子”只不过是他完成自己霸业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算了。

　　⑵孙权集团的“义”。

孙氏三世，虽然也宣称要匡辅汉室，可是，从孙坚的“为国家讨贼”[26]，到孙策的“东据吴会，报仇雪恨，为朝廷外藩”[27]，再到孙权的“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28]，无一不显示孙权集团“义”的惨白无力。

孙权集团三世都不甚掩饰自己凭借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裂地为王这样的图谋，“义”的观念超级淡薄。

比如：

公元?

4年，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29]；

曹丕称帝号，孙权不顾群臣的反对，“使命称藩”[30]，并多次接受魏帝的封赏；

这和刘氏与魏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是截然不同的。

　　⑶刘备集团的“义”。

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刘备集团的“义”可以用诸葛亮《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话来高度归纳：

“霸业可成，汉室可兴”[31]。

事实上，众多割据集团中，唯有刘备集团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打出振兴汉室的旗号。

刘备自称汉中王上书给汉帝时，宣称自己是为了“扫除寇难，靖匡王室”，“扑讨凶逆、以宇社稷”；

刘备手下要求汉帝封刘备为汉中王时，上书说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弥乱”；

虽然曹操父子侵擅国权，但汉帝犹在，刘备也一直在形式上向傀儡汉帝俯首称臣；

公元22?

0年，曹丕窃居神器，改年黄初，有传言汉帝被害，刘备当即“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第二年才以“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32]为由，以汉的继承者的身份登上帝位。

　　另外，刘备集团的“义”之所以被那时人奉为“正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刘备的身世。

“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以后也”，这帝室之胄虽然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有点牵强附会，可是曹操、孙权等并非刘姓，传统文化力量天经地义追认刘备为正统。

其二是“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33]，即所谓的“奉诏伐曹”。

与车骑将军董承奉诏伐操，是刘备一直炫耀的一段历史，也是其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

因为有了“奉诏伐曹”，才有了曹操的“汉贼”，自己的“义”才成为最“正统”的义。

后来的东晋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也把蜀汉作为正统。

可见，刘备集团的“义”影响深远。

（二）“仁”与“信”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重要内容

　　能够集中表现刘备集团的“仁”与“信”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刘表新死，不忍攻琮。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

刘表方才病死，懦弱无能的刘琮代立。

诸葛亮和归附刘备的很多荆州好汉都劝说刘备攻打刘琮，占领荆州。

可是，刘备以为“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约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34]，不忍伺机攻打刘琮。

结果，曹操大军一到，刘琮乞降，刘备出逃，错失了一个夺取荆州的大好机缘！

　　第二件事：

当阳撤退，不忍弃众。

曹军直逼荆州，刘琮乞降，刘备急忙向江陵撤退。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

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

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既是可躲避曹军追杀，又可保守江陵。

可是，刘备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35]而加以拒绝。

刘备这种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危而言不失道的仁爱理念，的确能情感全军，震动万民。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备在这种情形下是弃妻儿南走，幸亏赵云拼死捍卫，甘夫人和幼子刘禅才得免难。

　　第三件事：

标榜仁信，拒袭刘璋。

公元211年，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益州。

法正劝刘备伺机攻打刘璋，夺取益州。

庞统也劝刘备夺取益州作为大业之基。

此时，刘璋懦弱无能，张松又在内响应，夺取益州的确是易而反掌的事情。

可是，刘备却拒绝入益州。

他说：

“操以急，吾以宽；

操以暴，吾以仁；

操以谲，吾以忠；

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在这里，刘备超级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把“信义”看得超级之重，违背“信义”，即即是对自己超级有利的军事行动也必需放弃。

后来，庞统以“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

”[36]这才说服刘备入益州。

初入益州，刘璋与刘备相会于涪，庞统又劝说刘备乘隙擒拿刘璋，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益州。

但遭刘备再次拒绝。

正因为刘备处处标榜“信义”，一切行动以“信义”为指引，结果，直到公元214年，整整推延了近三年，才颇费周折地占领益州。

　　有人说刘备的“仁”与“信”是惺惺作态，有人说刘备这样演出是为了拉拢人心，也有人说刘备超级迂腐。

其实，分析一下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也不能说刘备的言行完尽是虚假的！

因为其文化理念决定他只能这样说，这样做！

　　二、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在其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其实，文化理念也是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和高度归纳。

只有正确把握时期的脉博，认清文化思想的潮流，才能制定正确的目标模式和战略对策，形成新的文化理念。

文化理念也只有表现社会发展要求并和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才能使组织的能量加倍充分、加倍有效地释放，才能使组织中的个人的伶俐才干最大程度地取得淋漓发挥，才能使组织不断取得革新、壮大，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

相反，文化理念不能表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乃至与之背道而驰，那么这个文化理念就会限制组织的能量的释放，阻碍组织的发展，乃至把组织推向死亡深渊。

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在踊跃作用方面，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凝聚、鼓励着大量义士，使得其组织不断壮大

　　诸葛亮为何不辅助拥有百万之兵，挟天子而令诸候的曹操；

也不辅助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的孙权；

却恰恰死心踏地地跟从那时流离失所，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的刘备呢？

不是没有机缘，张昭就推荐诸葛亮给孙权，但诸葛亮婉言谢绝。

其根本原因就是诸葛亮和刘备有着相同的文化理念——“大义”；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37]正因为诸葛亮把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他才加盟刘备集团，而始终不北向！

　　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的关羽，更是“义士”的典型。

建安五年，曹操东征，“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38]，后又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

但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关羽义不肯背叛刘备。

　　骂曹操是“国贼”的赵云，原来是公孙瓒的手下，但他“从仁政所在”，最终跟了刘备。

在刘备长板坡取胜的时候，有人说赵云北去投降曹操。

刘备愤怒地“以手戟掷之曰：

‘子龙不弃我走也。

’顷之，云至。

”[39]

　　“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的麋竺，陶谦遗命，迎那时仅有千多兵马且军资困匱的刘备领徐州。

曹操“表竺领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以拉笼，但麋竺兄弟“不为之所动，皆去官，随先主周旋。

”[40]

　　马超，是个使曹操害怕得说“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41]的猛将。

曹操为丞相时，也拉拢过马超，但马超不买账，后来也跟从了刘备。

　　许靖，是个连诸葛亮也为之拜服的人物。

孙策东渡后，他避难到交趾。

曹操曾招募许靖，但许靖拒而不该。

后来许靖被刘璋招入蜀，最后也跟从了刘备。

　　劝刘备解决刘璋，夺取益州的“凤雏”庞统，原为周瑜的功曹，后也加入了刘备集团。

黄忠，所谓的五猛将之一，原为刘表的部将，后跟刘备入蜀。

有奇画策算的法正，原为刘璋手下，后与张松一路谋划迎刘备入益。

等等。

　　众多良臣猛将之所以始终跟从刘备，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候，也不离开刘备集团，原因有很多，但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的强有力的维系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既表现时局的要求，又顺应历史的发展的文化理念的凝聚作用，所以，刘备集团才由于人材荟萃而渐渐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成为三国鼎立中的其中一个割据势力！

　　除上述的凝聚作用之外，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还起有一个鼓励义士们生命不已，奋斗不息的作用。

即即是刘备身后，侍卫之臣也仍然不懈之内，忠志之士仍然忘身于外。

最有代表的莫过于诸葛亮了。

虽然刘备临终时嘱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可是诸葛亮却表示“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42]后来李严也劝诸葛亮进爵称王，取而代之，但诸葛亮以为“讨贼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43]事实上，诸葛亮受命以来，夙夜兴叹，把名利看得很轻，时刻不忘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目标。

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二）在消极作用方面，刘备集团受其文化理念的惰性支配，情感用事，盲目用兵

　　在三国鼎立局势已成，汉室气数已尽的时期，刘备集团固守以捍卫汉室、拯救汉室、振兴汉室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理念，显然已是不合时宜。

但是，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该集团又没能按照现实与形势的转变作出应有的革新、创造，活着道已变的情况下，受文化理念的惰性支配，作出了两项重大错误的决策，从而招致了蜀的灭顶之灾。

　　一、刘备因“义”而为关羽报仇，东征孙权

　　刘备与关羽情同兄弟，是刘备原侍从人员之一，情感超级深厚。

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刘备为关羽报仇是“义”之所在。

有人以为刘备攻打孙权的动因是想夺回荆州。

其实，这仅为其次的一个方面，刘备的东征更多是受其文化理念的盲目支配，情感用事。

理由有二：

其一是刘备东征之前，孙权大惧，遣书请和，这说明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和谈解决荆州问题。

但刘备盛怒不准。

其二是刘备的东征，如赵云等大臣都有劝谏，就连东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遣书劝说，其中利害得失，刘备不是不明白的。

史书中虽然没明讲诸葛亮是不是同意东征，但从他“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

就复东行，必不倾矣。

”[44]的长叹中可以推知，诸葛亮是反对东征的，并应有所劝谏。

为何群臣反对，又置《隆中对》的“外结好孙权”的战略方案不顾，一味去攻打孙权，破坏孙刘联盟呢？

仍是刘晔的分析精辟：

“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矣”。

[45]好一句“于终始之分不足矣”！

它也说明了刘备的决策完全受制于以“义”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理念，已变得不可理喻。

刘备的东征，招致夷陵惨败，蜀国力量大衰。

　　二、诸葛亮执著于兴复汉室的文化理念，连年征战

　　诸葛亮辅政十二年，南征北伐，单是北向，就六出祁山。

其后果是“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46]；

蜀国本来当场狭物薄、民少兵弱，但是诸葛亮仍然连年征战，劳民伤财，消耗国力，无疑是螳臂当车，自取衰亡。

　　诸葛亮为何不保安境内、绥静百姓，凭借川蜀的地理条件，闭关守险，君臣无事，自享太平呢？

他为何必然连年征伐，螳螂扫车，明知不可为而又为之呢？

　　有人说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为了化解国内矛盾，转移视线；

有人以为诸葛亮是为了以弱制强，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

有人以为诸葛亮自知以一州之地与魏对抗，打不起持久战，伐亦亡，不伐亦亡，只好冒进蛮干，死马当活马医。

其实，咱们只要深切分析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诸葛亮的理想信念，其答案不言自明。

　　《出师表》中的“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当奖率全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47]；

《后出师表》中“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48]；

这些出师之前的剖白，都超级清楚地表明：

诸葛亮之所以屡年北伐，只不过是受其文化理念的支配，在尽兴复汉室的大义算了，所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尽是一种文化心理惯性行；

军事因素、政治因素却是次而又次的原因。

　　总之，从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的分析中，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组织的文化理念是超级重要的，组织完全可以因之而生，又因之而亡。

所以，任何组织都必需擅长分析社会，认清时局，提炼出具有壮大生命力的文化理念；

同时还要因时制宜，在不断转变的社会实践中不断革新，完善自己的文化理念，使自己的文化理念与时俱进。

唯有如此，组织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