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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265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其间战乱频仍不绝，致使国家残破，人民遭殃。
诗人曹植正是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自己的诗作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
他的《送应氏》一诗这样写道。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
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经，
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
烟。
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据《魏志·
董卓传》记载：
“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献帝（刘协）都长安，纵兵焚烧洛阳宫殿”，后由于连年战乱，未经收复，故洛阳城更显荒芜。
诗人用了史诗般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洛阳一片苍凉萧条、惨不忍睹的景象。
你看，宫室被焚，垣墙崩坍，农田荒芜，中野萧条，荆棘参天，人烟稀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这首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曹植身为王侯，还能关心人民疾苦，把当时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贫困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如：
“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
”（《杂诗·
转蓬离本根》）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战乱游子征夫漂泊无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从中，读者使人不难感受到封建战乱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浓重的阴影。
“剧哉海边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兽，行人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免翔我宇。
”（《泰山梁父吟》）这又真实地展现了汉代边地人民贫困不堪，凄苦万状的生活场景，令人感叹不已。
他还有不少诗篇，对劳动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表现了他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归山，霖雨或川译，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
”（《赠丁仪》）“嘉种涩膏壤，登秋毕有成。
”（《喜雨》）等诗，既有对农夫遭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担忧，又有因雨救灾，登秋有收的喜悦。
诗人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把人民的忧乐融注于笔端，从而使他的诗篇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倾向。
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侯，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出人民的思想情感，这在建安诗人中是很少的。
妇女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由于四大枷锁的束缚，劳动妇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运非常悲惨。
曹植同其他进步诗人一样，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用诗歌形式加以艺术表现。
如《浮萍篇》描写一个“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欢而无端获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欢、愁苦满怀。
《种葛篇》写一个妇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遗弃，他如坠入痛苦的深渊，“攀枝长太息，泪下沾维衿”。
这些描写弃妇的诗篇，可能也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从客观上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的悲剧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恶，我们可以从这悲怆动人的诗篇中，感受到古代劳动妇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诗歌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愤心情。
建安诗人，大都具有远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
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乱，长乎军”，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并且，年轻时曾跟随其父转战疆场。
现实生活的熏陶，超乎众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越来越强烈。
他曾在《求自试表》中说：
“昔从汉武皇帝，南极赤岩，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
”曹植这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如他的《白马篇》一诗，以游侠儿自此，把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现得非常鲜明。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少小
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
右发摧月支，仰手按飞猱，俯身散马蹄。
……
这里，诗人给我们刻刻的一个武艺高超、勇敢机智、捐驱赴难、奋不顾身的游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体现。
在曹植的其他诗篇里，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时有表露。
“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
”（《杂诗》）“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鱼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薤露行》）都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
当然，曹植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在这些诗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烙印，我们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业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他的诗作“没有出离个人得失的情况”，郭茂倩在阐发《白马篇》的主旨时曾这样说：
《白马篇》“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
5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
总之，曹植这些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曹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诗人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植纵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无从施展。
在曹丕继立以后，由于有争立太子的前嫌，他备受曹丕的迫害。
首先，他的好友丁仪、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杀害，给了他以沉重的打击。
接着，他又被曹丕责令离京，并处处受到监察官的密切监视。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长逝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真是转徙飘泊，饥寒备尝。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植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
于是，这种贫困不堪的现实处境和远大的抱负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诗人产生的苦闷、怨愤的心情，积郁于胸中，发之于笔端，就使他的诗歌具有怨愤不平之气，金石掷地之声：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鱼篇》）这一声长叹，人不我知的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信念尽含其中。
曹植这种“抱利剑而无所施”的怨愤在《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种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它和表现诗人建立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
诗作流露出的怨愤之情，由于植根于当时社会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因此，曹植的诗作也有直接和间接地反映这一现实的。
如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其回国途中和白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的描写，反映了封建集团对有志之士的迫害，诗人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的黑暗现实。
在《野田黄雀行》中，诗人感叹“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险恶、恐怖的政治环境。
对曹植这种揭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诗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诗人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黑暗政治压迫的控诉。
钟忧民先生在《关于曹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在争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别是曹丕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后，他们之间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兄弟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君臣关系，怎么还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去观察他们的矛盾性质呢？
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统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寻常的个人得失。
”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描写的虽然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细加体味，它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的曲折的映照。
诗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摆脱尘世间的烦恼，求得精神的暂时宽慰，正如朱乾所说：
“游仙诸诗嫌九州锔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
”6如《五游泳》、《远游篇》等诗，写诗人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以寻求理想境界之所在。
《挂之树行》等诗篇，又描写了瑰丽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
这些诗篇，颇有一种“列仙之趣”，然而，这种“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它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
有的评论者没有领会到诗人写游仙诗的主旨，认为“曹植所写的游仙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他想当神仙这一思想实际的反映”。
这种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创作游仙诗的真正意图，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实际。
应该说，曹植对封建迷信之类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辩道论》一文中说：
“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嬴州，……弃六骥而美飞龙哉？
”可见，诗人对道术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至于他的诗中出现“飞龙”，乃是诗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诗看成是作者要当神仙思想的反映，这实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诗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诗中，也颇有一些“忧患之辞”。
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
”（《仙人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远游篇》）应该说，这种“忧患之辞”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体现，这和屈原的“悲时俗之迫承诺厄兮，原轻举而远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曹植这种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来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这是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
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别的途经来吸取精神力量，改变黑暗的环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渊明、李白等都无不如此。
我们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
更何况，诗人在忧患之中并没有厌世轻生，也没有沉湎于梦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写过一些赠答诗，这些诗的感情是健康、真诚的。
如《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诗，大多含有劝勉之意。
“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番美，积久德愈宜。
”“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
”这些诗，都充满着真挚的情谊和人生的乐趣，表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写的慨叹人生行止无定，宣扬及时行乐的赠答诗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
诗人用他那苍劲有力的大笔，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画，使诗歌更具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有人无视曹诗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认为曹植很少描写现实的诗篇，这不免有失偏颇。
在曹诗中，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
即便是那些游仙诗、赠誉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当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诗人未经世事，志满意得，写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鸡诗》这些思想内容极为平庸的作品，但这不是曹植诗歌创作的主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
二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除了表现在它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表现在它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上。
曹植在艺术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他得以成为“建安之杰”的重要标志。
每一个成熟的作者的艺术创作，由于其思想、经历、个性等等的差异，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色。
曹植和建安时代的作家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刘勰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的任气”。
但就曹植诗歌创作的实际来说，他的风格往往和其他诗人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的。
比如曹植沉雄古朴、气势豪放，曹丕清丽明朗、细腻委婉，而曹植意厚词瞻、气势雄浑，显示了明显的个性特色。
曹植诗歌风格是和他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
那昂扬激奋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壮志、怀才不遇的怨愤，形诸笔端，就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和骨气奇横的艺术风格。
请看他的《杂诗·
飞观百尺余》：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烈士
多悲心，小人自闲。
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
抚剑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此诗可称为曹植诗歌风格的代表作品。
他抒发了作者甘心赴难、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达了壮志被压抑的愤激之情。
作者处逆境而壮志不灭，这就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气。
在曹植的诗集中，这种诗篇俯拾皆是。
如“时俗薄朱颜，谁为发浩齿。
”（《杂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野田黄雀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这些诗同样也是刚劲有力、令人振奋的。
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诗，依然保持着诗人这种独诗的艺术风格。
“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游仙》）诗人凌清风，奋六翮，游太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着不懈的追求。
这种峻洁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远远超脱于流俗和现实之上，所以，前人指出：
曹植的游仙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
8
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
如《种葛篇》、《浮萍篇》、《七哀》、《杂诗》等。
或写空闺愁妇思恋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哀怨愁苦。
表面上缠绵排恻，婉约柔和，但字里行间，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块垒不平之气。
在“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叹声中，我们又不难体味到一股沉郁浑厚的力量。
因此，在曹植的诗里，柔和素雅和刚健慷慨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艺术风格只不过是曹植刚健慷慨性格的一种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中，曹植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最为严格。
“质素也如秋莲，擒藻也如春葩。
”（《前录自序》）这是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的语言标准，而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
历代的一些评论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诗“词采华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质素也如秋莲”的一面。
事实上，曹植诗歌既具有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绮丽优美的语言，又具有《东门行》率直朴素的语言。
他的大多数游仙诗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诗的语言属于前者，文彩缤纷、流丽富瞻；
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黄雀行》等诗的语言则属于后者，不假修饰、朴实如话。
诗人正是从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与诗歌内容相谐和的语言风格。
《游仙诗》大多描写瑰丽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诗人在描写中付之以华艳的词语，使神仙境界更为令人陶醉。
这种语言风格与诗歌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正是曹植运用语言技巧的高妙之处。
曹植非常讲究诗歌语言的韵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美。
他喜用对仗这种整齐匀称的形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
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音调明朗，声韵谐和，读来自有意趣。
诗人还十分重视炼字炼句，使诗歌语言精炼简约。
如在“俯身散马蹄”、“嘴落轻毛势”句中，作者用“散”写驰马之状，“轻”状斗鸡之势，十分贴切传神。
还有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绿叶摇缥青”中的“发”、“激”、“摇”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贴。
这些精炼而又传神的语言，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曹植诗歌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于起调”。
诗人特别重视诗的起句的运用。
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开首突兀非凡，着意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懑和决心摆脱黑暗现实羁绊的雄心，气势磅礴，全篇为之振起，同时，超现实的描绘为全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野田黄雀行》），用形象的语言渲染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全诗蒙上了一层暗淡的悲剧色彩，正是“兴家自然，无限深意，横著顿注”。
9诗人巧妙的起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让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
这种出手不凡的起句的运用，同样也表明了诗人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
由此看来，曹植诗歌语言颇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诗人很高的语言素养。
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诗“雕琢词藻”，并认为他“开出了六朝骈骊文字的先河”。
对此，我以为值得商榷。
曹植的“锤炼词句”和“雕琢词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雕琢词藻”是指不顾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片面地追求词藻的华艳，一味地雕琢文词，这样的作品一般是华外而虚内的，斧斧雕凿的痕迹十分明显。
但曹植诗歌的语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畅，并无斧雕琢之痕迹，且又饱和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曹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雕琢词藻”混为一谈。
至于曹植诗中的一些骈骊文字，也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开了六朝骈骊的文风”，因为在曹植以前，汉赋固不必说，就是在清新流丽的汉乐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骈骊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诗作中，骈骊的句子也时有可见。
如果把“六朝的骈骊文风形成的原因一味归诸曹植，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诸诗人中是学习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
他善于吸取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进行艺术表现，这突出地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
在曹诗中比兴的手法运用非常的圆熟。
“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随水飘荡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人生；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则用凉气初发，树叶凋零比喻天下肇乱，令人悲凉的社会现实，都非常恰切生动。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汉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不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
在汉乐府民歌中，虽然也有通篇用比兴来构成完整形象的，然而这类作品极少见，而且比兴所显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显得很为单纯。
但曹诗却不同，他不仅有许多诗篇用比兴来构建形象，而且比兴所构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相互有密切联系的完整意象。
如《情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
游鱼潜绿水，翔鸟薄云飞。
渺渺
客行士，遥役不得归。
始出严霜结，今日白露晞。
游者叹黍离，处
者歌式微。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此诗借遥役思妇之情，喻诗人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之意。
“微阴”喻文帝，“阳景”喻武帝，“清风”喻进谗的群小，“客行士”喻诗人自己，“徭役”喻诗人被贬异乡，“久不归”喻诗人长期不被重用，“严霜结”、“白露晞”均喻政治环境之险恶。
这里的比喻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压抑而又愤激的心情正是在这些完整的比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此外还有如《美女篇》、《白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构筑形象、表达感情的。
这种成功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曹诗收到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加强了诗歌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的艺术形式的运用上、诗人善于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艺术表现。
胡应麟评述说：
“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
”11这是符合实际的。
而在多种形式中，五言诗的成就最大。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12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五言诗这种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
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五言诗中溶进入深广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
除了五言诗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诗也写得很好，如《矫志》一诗，情事崎岖，语脉参差，而气甚高古。
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模仿汉乐府民歌的创作；
虽然他模仿的痕迹还略有显露，但不可否定他的乐府诗也有自己的特色。
如《美女篇》虽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叙述的方法、描写的重点、艺术表现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们只要从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就可以窥见曹植创作乐府诗的娴熟的技巧。
对曹植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没有加以肯定，他在《论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贬斥，他说：
曹植诗“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
”这可能是郭老全盘否定曹植诗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事实上，这个看法似乎特别强调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创新的一面。
郭老的这种评价全盘否定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不敢苟同。
事实上，从以上对曹植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手法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曹植的诗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创新。
这种创新的结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诗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三
通过以上对曹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曹诗确实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建安诗坛上，可请冠冕群英，首屈一指。
如果我们把建安时期的其他诗人同曹植进行对比，就更能印证这一观点。
曹操是建安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在乐府诗中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使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加强。
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生活，是曹操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从曹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
但是，曹操在诗歌形式上似乎没有更多的突破，他现有的二十多首诗中，大多是四言诗、杂言诗，且全系乐府歌辞。
虽然曹操也写过一些五言诗，但数量太少，和曹植众多的五言诗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
且就五言诗的创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圆熟，因此，从诗歌形式建树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功绩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现有诗四十余首。
他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也曾作过大胆的尝试，其七言诗《燕歌行》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致使两人的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差异。
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处廊庙，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圈子十分狭窄，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诗歌创作的激情，因而，虽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敌的才气，也难免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
刘勰曾指出：
“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
”14这是不无道理的。
就曹丕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大多写的是身边琐事，题材狭隘，现实主义成分不够充分。
他还有的诗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诗反映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诗歌所反映的积极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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