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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高科德、龙胜手机城的商铺没人租，就连旁边的赛格广场写字楼，也有大批手机商家撤走，写字楼租金都降了近百元（每平方米），这也没多少人租。
”刘江说。
记者在赛格广场大堂看到，“招租”招牌就摆在大堂最显眼的位置。
智能手机冲击市场
媒体从十几家深圳手机厂家和内地手机零售终端商家了解到，由于竞争激烈，相当一部分山寨手机厂家改变了过去依靠华强北手机柜台和全国总代理的操作模式，转向自建渠道的品牌化经营之路。
全国三四级市场的手机经销商根本不用再南下深圳进货，直接采购就可以，且手机产品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另外，今年国内手机市场快速转向智能手机与3G手机，传统功能手机份额遭蚕食。
由于山寨手机厂家基本不做3G手机，生存压力顿显。
深圳一家手机厂家高层透露，往年4月份都是国内手机的销售旺季，但今年春节过后，市场似乎就没有反弹过，4至5月，国内手机销量同比还下滑了四成。
该高层指出，国内电信运营商对定制3G手机的补贴力度加大，也是传统2G手机市场萎缩的原因。
华强北走向没落，山寨手机阴暗内幕揭底
住在深圳华强北桑达雅苑的薄囯强依然记得一个多月前那场“手机雨”。
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不少人正要外出吃饭，忽然间漫天的手机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了，密密麻麻的手机不断往地上冲，有砸到了人们的脑袋，也有砸向了停放在楼下的10多台汽车，甚至连一楼走廊的扶手都被手机给砸弯了。
据薄囯强回忆，掉下来的手机大多是iPhone4、诺基亚5800、N97等品牌的仿冒机。
这场“手机雨”持续了5分钟左右。
这批手机来自于桑达雅苑上边的无证手机作坊，当时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正要对此作坊进行查处，来到门口。
屋内获知消息的4人为毁灭证据，匆忙间将4箱共计930多部手机从窗户扔了下去。
此次查处，拉开了政府对山寨手机强硬而持续打击的序幕。
这个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华强北商圈，曾经圆了大批人的淘金梦，一夜暴富的各种神话也曾屡屡上演。
然而，这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摆在他们面前的，或是整个行业覆亡的现实。
风雨飘摇的电子街
电子科技大厦地处华强北核心，往昔密集的驻扎着山寨手机制造商，是他们办公招商的写字楼。
而今却空荡不已，不少门口贴上了招租转租公告。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单11楼，便有70%以上的办公室关门并贴出招租启示，据周边仍在办公的人员反映，这些门面大多是5月期间关闭，而在2008、2009年那段时间，几乎所有门面都遭到疯抢，价高者得。
两三百块钱一部的“高科技手机”，在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随处可见。
作为山寨手机大卖场与集散地的明通、远望、高科德等数码电子城，合同期满退铺的公告亦随处可见，数量较多的是高科德及赛格电子城。
“以前铺面租金每平米4000到7000，这会1500到3000都没什么人来”，远望数码城有店面负责人称。
不少店面负责人表示，这些公告贴出至今，无人问津。
这跟往年一铺难求，转让费多达10多万的状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导致华强北山寨手机快速凋零的直接原因，是自去年年末开始的“双打”行动。
2010年11月，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即“双打”），深圳制定了6个月的专项行动方案，华强北是双打的重中之重。
在事先几个月的时间里，山寨手机厂商并无感觉到太大的变化。
“去年11月的时候有过一次清查，但都是事先跟大伙通了气的，所以也没造成太大影响。
”厂商张建成（化名）称，直到5月份开始，政府方面开始突击检查、大范围清查等行动。
期间不少厂商因“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公安机关拘捕。
“我所认识厂商，就有10多个进去了，人心惶惶，而且这种打击持续了两个月，没什么人敢再做高仿机子，直接把公司给关停了。
”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华强北的不少手机厂商，都有撤出手机行业的打算。
“反正做这个，也没太多成本投入，不做了就不做了，少掉的不过几个经销商资源。
”有厂商称。
在各大电子市场，挂满了标示着“严谨销售假冒伪劣、无合法来源商品”，“保护知识产权”等横幅标语。
“经过这次严打，整个深圳的山寨手机出货量减少了50%以上，我想政府是打算要掐死山寨手机这个行业了，现在华强北每天都有一两家手机厂商关停，还在运转的，70%都是亏损状态”，已经在山寨手机这个行业里从业七八年的李喜文称。
在李的印象里，几年来查处山寨手机的行动时不时都会有，基本都是走个过场，“从来不会这么动真格的大面积的清查的。
但这次清查，甚至涉及到下游销售层面，经销商零售商受打压，市场瞬间就会大萎缩。
这也导致大批厂商关停，再这么下去这个行业就没了”。
作为一个资深的山寨手机老板，李在这一轮的严打中“受伤”严重。
在这次严打前，他平均每个月能够出货20万台，旺销时能突破35万台。
“但是，这次被严打了，公司已经关闭了，就连下游渠道商都被抓了五六个，其他家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
除了政府方面的打压，事实上山寨手机长期以来广受诟病，行业早已百病丛生。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逐渐揭开了山寨手机行业不为人知的阴暗内幕。
这些内幕甚至让山寨手机行业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更对山寨手机失去前景，无法回到正常经营轨道起到决定作用。
骗钱游戏，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通缉令：
姜XX，某某手机厂老板，欠本人货款800万，有知其下落并提供有效信息者，奖励100万。
有抓捕并帮助追讨者，分其一半货款。
这样的“山寨版通缉令”在山寨手机厂商聚集的QQ群里比比皆是，而随着商户关停的状况日益严重，出现的频率比起以前要高了几倍。
“以前一天多是四五个，现在一个群里每天就出现20个以上，密密麻麻，”张建成称。
记者翻查部分QQ群聊天记录，发现发布这些“通缉令”的，基本是上游厂商，包括电池、外壳、充电器、包装盒等供应商，拖欠货款有三四百万，也有达三四千万元，其中不乏多家上游厂商“通缉”同一个手机制造商的状况。
记者联系上一个“通缉令”发布者，其为电池厂商，本次共被两家手机厂商套骗货款共计三千万元，在他看来，手机电池在行业里利润微薄，至今一块电池售价8元，利润不过1元，此次受骗，基本是一年的盈利额，并无流动资金再进行持续生产。
但是，厂商即使被恶意拖欠了，却很少有公开报警的，由此也催生了一个专业催收货款的职业。
“这个行业偷税漏税是公开的事，如果按照正规渠道，缴纳17%的税款，山寨手机卖出去的价格不可能会这么低。
”张林称。
对于华强北有多少山寨手机厂商数量，从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行内普遍流传的口径为至少3000家。
因为不管是生产商还是销售终端的档口，基本不注册的，没有执照，自己随便起了个名字，方便客户，也方便避税，公司倒闭了随时走人。
不仅仅是山寨手机公司，就连已经拿到牌照的700多家品牌手机公司，也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
“从业10年来，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手机公司不走私账的。
”华强北手机圈厂商邓勇如此表示。
正因为大家都是偷税漏税的企业，如若报警，首先就是自己惹祸上身。
因此每当遇到这类问题，大多上游供应商只得通过私下渠道去解决，因此十来人提着砍刀在华强北围追堵截手机厂商的状况并不鲜见。
在2004年进入手机行业的时候，张林（化名）作为一个手机制造公司的高管，第一次接触到了某一线厂商。
也正是那一次，他见识到了手机行业里让人胆颤心惊的资金欺诈。
该一线厂商当时出资成立了一个新的手机制造公司，并在惠州乡下找了一个从事耕种的老人当企业法人，“当时也就是给了老人几千块钱，那老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把身份证全给了他们了，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就成了一个手机制造公司的法人了。
这种“被法人”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在深圳的江西赣州人为主专业为手机公司提供工商注册以及申请牌照等一系列服务。
在2008年的时候，手机出货价格还可以做到每部500块左右，毛利100元左右。
上游月结为60天。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处处是陷阱，所以上游厂商收了小部分预付款就可以了。
”张林如此表示。
7月9日，在位于华强北的一家咖啡厅里，张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有一家请了香港某著名影星做代言人的手机公司，就是一个“圈钱”的典范。
该公司高举明星大旗，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销量就冲到了每个月10万台。
“由于该公司的明星效应，再就是销量稳步提升，以此争取到了上游供应商更大的支持。
”张林表示，“10万台的采购成本，仅仅只支付了200万就搞定了，其余货款全部拖欠了。
“在2009年5月份，该公司又推出了几款新机，并在深圳某酒店召开了新品发布会，会上再签下了10万台的出货合同。
”张林回忆称，“由于手机行业针对经销商从来都是先打款后发货的，这次的新品发布会就提前收到了5000多万元货款”。
然而预售的10万台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厂商从中收取了5000万的货款。
再加上每个月出货10万台能挣到的1000万利润，这个手机公司老板就携带着6000多万元欠款人间蒸发了。
当上游厂商以及下游经销商也气势汹汹的来到了深圳，看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景象。
不仅办公室空无一人，就连电脑、传真机、电话机等所有办公设备都被卷走了，只剩下营业执照上的企业法人了，而这个法人则完全是一个不相干的乡下老人。
在这个行业生长之初，就已经陷阱四伏了，然而这毕竟是2008年的事。
即使是短短的几年，时代总是会淘汰旧的玩法。
多年后张林见到了更多新的欺诈手段，并且自己也投身其中。
而令他觉得惊讶的是，这类阴暗的游戏，在行业里成为以最快手段晋身亿万的不二法门，并被“普及”到每一家中小型厂商。
在山寨手机行业里，由于手机屏、主板和摄像头技术含量较高，多由台湾厂商垄断，需走私进口，因此基本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除此之外的周边材料，包括电池、外壳、按键、充电器等，由于厂商集中在珠三角一带，其数量数以万计，因此在各种合作中，都处于被动一方。
2010年5月，在华强北电子世界的陈小东（化名）给行业里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玩法。
那时候上游厂商已经较为敏感，月结期限改为了30天，并且预付款需达70%以上。
此时一部手机成本价在200元左右，再加流通等各环节，需要250左右。
以此采购成本价格计算，其中必须现金付款的“三大件”约为120元，其余周边配件为80元。
成本价达250元的手机，陈小东第一个月则以250出售，最终带来了3万部的销量。
当月上游供应商货款陈小东全额付清。
第二个月，出货量6万部，当月上游货款只付了70%，这相当于欠上游供应商144万货款。
第三个月销售数量为10万台。
在上两次合作的基础上，陈已逐渐获取了供应商信任，因此当月上游货款只付了50%。
相当于欠上游供应商货款400万。
而上月欠下的144万元也只付了50%，总欠款472万元。
令人咋舌的是，第四个月，陈将出货价压到了230元，每部亏损20元价格出售。
当月销量直达20万部。
当月供应商欠款达1600万元，外加前两个月欠下货款，总2072万元。
而另一方面，由于该款手机低价脱销，市场反映较好，因此在第四个月开始，陈则称货量有限，要求经销商必须打款至其私人银行账号，方才方便提货。
为了降低经销商的戒备心理，陈小东只要求经销商预付30%的货款。
预定货量达20万，该笔款项入账1200万。
随后陈小东像一阵烟一般消失了。
对于其自身行骗的经历，张林闭口不谈，然而记者从其他手机厂商口中得知，张的欺诈方式与陈小东相差无几。
而类似于陈小东这种行动，大多是几个项目一起进行，平均下来每个月则骗入一单，一年下来可收获上亿款项。
在这个行业里，并没有人把这些当做见不得人的事，有人说起自己的行骗经历，常有沾沾自喜的神情，甚至有行内就此自封“四大恶人”。
而在套取货款消失后，这些手机公司幕后老板又在另外一个电子市场摆起摊档继续经营。
陈小东消失两个月后，就有人说在赛格市场的办公区有看到他的新办公区。
“一开始大家都在华强北套骗，接着供应商和采购商会越加谨慎，因此导致现在不少人转移到了天安数码城去继续这行当，因为天安数码城那边，都是号称做品牌的，这样更容易让人相信。
”事实上，这种套取货款的商家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谁也不知道幕后的老板是谁，而这种老板，大多同时操控五六个公司同时行骗。
“深圳3000多家山寨手机里，至少1000家都在干这个，这是行业里惯常的事，随着现在山寨手机受较大打压，很多厂商没法生存，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泛滥。
”咨询机构深圳战国策首席分析师杨群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去监管缺位与自身不规范的以外，也有上游供应商无序发展，导致市场同质化过剩的原因，这就让套骗有机可趁了。
只要用力去挤，利润还是有的
“一名乘摩托车的男子腰间突然发生爆炸，被掀倒在地的他身上燃起了大火还浑然不知发生何事”。
对于此类新闻，人们并不陌生。
如果与注重手机质量的人提起山寨手机，第一反应大概便是电池爆炸。
山寨手机种种质量问题，看起来是商家为牟取最大利润而进行偷工减料导致。
然而，上述手机厂商的欺诈行为，却是促成手机质量下滑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块电池赚你五毛到一块钱，一年下来不到三千万。
被骗了一次，一年就白做了。
行里的规则付款期至少30天，你不接大把人接。
但是接单的时候，很难判断这家公司会不会跑路。
要说看他硬件设施，办公室富丽堂皇的；
要说看他信用记录，没法查，这行里谁都不是光彩上岸的。
作了一单换一个名头，小公司一个劲的冒，谁都不知道谁。
作为被动的一方，我们就只有从材料方面减缩，增加些利润空间。
”有不愿透露姓名上游供货商坦言，偷工减料是唯一可行的化解风险办法，这种行为，在行业里达90%以上。
其中包括电池、外壳、充电器等。
“一般一块标注1200毫安的电池，你可以说成有4000毫安，但实际只做到600~800毫安，这样一来，成本就从7.5元缩减到了6.5元，事实上缩减的1元成本，相当于销售出去的盈利了。
”上述电池厂商表示。
而各项标准严重不达标，电池在充电时出现爆炸等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除去电池问题，按键脱落、充电器发热、接头短线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据记者走访调查得知，此类现象一开始偶尔会在名声不好的供应商处出现，但在侵吞上游货款现象肆虐横行的时候，配件质量问题开始普遍存在。
“又不是个个都是飞毛腿电池，就是出了什么事，也没人能找到我们。
”有厂商直言不讳。
山寨手机产品大多为高仿类，如仿冒索尼爱立信，仿冒HTC，并按照其系列产品不断更新，仿冒诺基亚的厂商亦不为少数，比如最为“忠实”的跟随者，有厂商“诺亚信”，其产品有按照诺基亚本身的系列产品仿造，如N97、5320等，除了图标设计与诺基亚相差无几以外，甚至其经销专柜、海报、宣传折页都全部按照诺基亚内容进行复制。
因此不少质量方面属“残疾”的手机，经过一轮外壳包装以后，混进了跟品牌手机市场相差无几的专柜，堂而皇之的被人们所信任。
其中有一个充满玩味的片段，“诺亚信”手机老板李接华曾在其儿子满月酒发言时称，“我知道自己名声很差，但我希望我儿子能做一个讲信用的人。
信用在这个行业里似乎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这些年里，从手机行业获取暴利者，并不独止手机制造商。
2008年以来，众一手机批量生产低端机，其销售价格为成本价加2元。
但其盈利状况良好。
这在行业里并不值得惊讶，因为它有另外的盈利渠道。
夜半，手机会自动开机，发送一条短信，然后再自动关机;
GPRS流量自动刷用，无法关闭。
这种“灵异”现象的屡屡发生，令众一手机在网上骂声一片。
因为每个月这些手机用户总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扣费。
这大多是手机制造商、SP服务商、手机平台等联合制造的恶意收费项目。
“山寨手机里，100%有恶意收费项目，当然，从2010年开始，有部分收费是有隐晦提示的，姑且可不叫作恶意收费。
”有手机制造商表示。
一般此类项目，每个月每部山寨手机会被扣费最少5元，普遍为10元、8元。
手机制造商与服务商分成比例为85:
15，一般手机制造商能拿到一部手机每月1元的SP运营费，一个型号的手机，一般销量达10万，一个手机厂商一年下来一般有10个型号的机子，如此计算，一年下来则收入1200万元。
华强北最后的日子？
即使乱象丛生，谁也不能否定，山寨机还是充满可能性的。
其中，“赌机”也可以解释为追逐可能性的一种行为。
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
在华强北的这么些年，薄囯强跟张林对这些事已经见惯不怪。
“反正做机子就是赌，就算你是打算坑蒙拐骗的，也得赌对了机，才能赚到钱。
做一款新机的前期投入大约50-70万元，如果能整合好上下游资源，20-30万就能搞定了。
一个办公室，几名销售人员，就成了所谓的“品牌手机厂商”，要做的则是从方案商处购买方案、整合上游供货资源、组装成成品手机、销售这些工作。
行内人多笑成自己为“组装商”。
因此山寨手机入行门槛并不高。
然而要成功，有时候靠的是运气。
做一款机子，前期二三十万的投入，就往往能够收获数千万乃至上亿。
在华强北一个做iPhone4的山寨老板，单凭一款机出货量就达60多万台，甚至于还有一个诺基亚N95仿冒机出货100多万台。
“做手机就是摸彩票，用2块钱去博500万。
”杨群如此表示，“为此，这些山寨机老板和品牌机老板都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赌机’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大家都是在仿冒国际知名品牌，所以不仅仅要赌机型数量，还要赌出新机的速度。
“如果按照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的规定，一部手机要进行入网监测的话，差不多要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市场早就被抢光了。
”杨群表示，“所以，不少拿到了牌照的品牌手机厂商也会‘兼职’做山寨机。
声音大，喇叭大、电池大，公交车或者大街上“碰擦擦”的放着《爱情买卖》，这是在新生代民工聚集的区域常见到的事。
作为主要销售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大喇叭的钟爱是手机厂商津津乐道的事。
不管你认可与否，这里头有着各种商机。
“一般山寨手机，多是两个喇叭，在嘈杂的街市上，他们喜欢喇叭响声带来的回头率，但两个喇叭声响有限。
”自此，紧跟市场潮流的董弟开始研究一部山寨手机究竟能装多少个喇叭。
随后一部全身布满8个低音炮、穿透力极强的“神器”出现在了市面上，打工仔们提着它播放音乐，就像带着一个音响招摇过市。
而董弟就是这个“神器”的发明者，他也从一个山寨机公司大区经理自主创业成为山寨机老板了。
这是一个奇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款手机共售出120万台，收获了一个亿的利润，由此造就了山寨手机市场的一段佳话，也“勾引”了更多的人投身到了山寨大军中来。
“一部新机子，就算卖得好，黄金期也就三个月，因为大家都在模仿。
没什么专利，也没什么太复杂的技术，买个机子回来一拆开，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成本方面，主板跟屏幕120，电池外壳80，杂七杂八50，卖个350自己能赚100，到了市场终端也就600、700元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因为不用纳税，所以价格好说。
”李称。
山寨手机也曾屡屡创造奇迹，法拉利赛车型的手机，还有为信佛的人设计的佛光手机，这些类型的手机，是品牌手机厂商所不能做到的。
华为在一份对山寨机的研究报告中所说：
“山寨机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009年，一款名为“铁疙瘩”，外形酷似鳄鱼的山寨手机销量也飘红，出货价高达560元。
随后被波导手机看中，采购、入网检测，放在市场上销售，出货价360元每部，几个月里销量没有到达三位数。
“一年时间，市场早把老款淘汰了，并且正儿八经的手机品牌，很难打进三流市场。
销售能跑到多少，款式赌得对很重要。
但如果赌错了，血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
一个月投入两款机子，出去开发需要的20~30万，原料成本方面的月结，2万台便需要800万。
能否顺利卖出去，还是一个难以判断的事。
“从没有什么市场调研这东西，没人会做这块的投入，要不就是高仿要不就是自己的一些点子，没有跟市场的沟通，也没有太多专业分析，反正一款机子出去，就看能不能赌中了，几率大多是1/10。
如果赌中了，那款机子加量生产，两三个月身价上亿。
”李喜文称。
然而在华强北，两三年没赌中一款机子的大有人在。
产品推到了市场上，几个月无人问津，仅仅半年下来亏损就达五千万。
“我见过很多因为这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李喜文苦笑着说，这一行也是血泪连连。
赌徒们的狂欢或惨败，经过野草疯长般的发展，经过几近摧毁的打击，厂商们已经无心关注，而类似于“八个喇叭”类的市场可能性，也无人再去钻研。
在“双打”持续两个月以后，涉嫌假冒伪劣、走私漏税的手机厂商躲进了华强北周边稍为偏远的写字楼，只作高仿或者并无新意的产品。
有故意将卷闸关闭，在门口贴上转租启示，或者封条作为幌子，继续在里边从事生产经营的，也有仍在招商的手机厂商故意在门口贴上“本处不作手机业务”规避风险的。
然而他们对前景深感沮丧。
“一开始他们做贴牌做仿冒，是因为申请牌照的门槛太高。
当时贴牌最多的是北京CECT和广州金鹏，这两个牌子也是那时候开始做烂的，不管是或者不是，都把这牌子往上贴。
到后来牌照放开以后，能够得上所谓品牌的，也不过40-60家。
”杨群表示。
在2006的时候一部国产手机利润达到500-1000元，而在更早的时候利润更高。
而到现在，一部手机能赚100元就不错了，很多时候卖一部手机直接挣15元，如果是低端手机恐怕5元钱都保不住了。
其次正规牌照手机需入网送检，消耗时间至少45天，这对于更新极快的手机市场，时间就是金钱，45天过后大多款式已被淘汰。
“一款手机从立项、修改、测试，再到招商、开模、交货最短时只需一个半月时间，但是正规手机从研发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时间。
”有厂商反映。
由于避税盛行，有政府内部人士表示，深圳市政府多次试图清理华强北。
然而其中涉及至少20万以上的山寨产业从业者的就业各种问题，让政府难以下手。
“你要说避税吧，它虽然纳税4、5个点，但总量上也有不少税收贡献。
”而这一次，深圳市政府是痛下决心开始清理这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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