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不是民族英雄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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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
“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
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
“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
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
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
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
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
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
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
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
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
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
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
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
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
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
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
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
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
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
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
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
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
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
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
长随、吏胥不可胜数。
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
“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
”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
“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
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
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
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
甚至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
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
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
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
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
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
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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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
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事实是，率先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
义律（Charles&
Elliont），居然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
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
其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曾报告英国政府：
“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
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
”罗宾逊的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而终于被免职，临时才委任义律担当此职。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基本方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
他个人甚至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
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
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
按说，清廷的禁烟举措，有一个也主张禁烟的英国政府代表加以配合，满清的禁烟获得完全成功应该是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的。
事实上，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机会。
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
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但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
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
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开始销毁。
此时，英国停泊在中国海岸的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的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
由于林则徐当时在收缴鸦片时，并没有坚持让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所以，当义律命令本国的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全部照办了。
可是，当英商马地臣、查顿则通过广东衙门里的内线得知，林则徐禁烟的期望值，是只要能收缴到鸦片“六、七千箱就足矣”，遂对义律大为不满，便向英国政府告了义律的状。
据史载，在虎门销毁缴来的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了美国商人金（C&
W&
King）和美国传教士埃利加&
布里奇曼（Elijah&
Bridgman）到场观看。
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的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前往中国的途中。
林则徐对这个重要的情报居然一笑了之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的意思，既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意识到他根本就一点也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尤其糟糕的是，林则徐也没有采取有效而又明确的措施，使进行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半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对一个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新兴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
就象后来武昌军营里一个小排长侮辱自己的士兵，而导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一样，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水手上岸酗酒闹事，居然改变了满清王朝后来的命运。
史载，是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
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
这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
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
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在这个案件的处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林则徐非常愤怒，遂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必须顺从。
8月15日，林则徐进一步将冲突升级，下令禁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
而义律则避其锋芒，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全部登船，并驶离海岸；
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发布命令，严禁所有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
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
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
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
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
虽然《时代周刊》将此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但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战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颟顸愚蠢，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基本上堵死了和义律这位原本可以和他联手完成禁烟伟业的英国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
1839年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
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
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
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
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
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
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
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
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
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
二，割让香港；
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
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
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当初义律起草的《穿鼻条约》和《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引起纠纷，并非导致战争的核心原因。
所谓万恶的“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人最先带进中国的罪恶，它早在英国人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之前，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
如果说鸦片是毒死满清王朝的毒品，事实上，不是因为鸦片才导致满清王朝的腐败，而是满清王朝的腐败才造就了巨大的鸦片市场；
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和加速了王朝的腐败。
事实上，在那个因鸦片贸易纠纷而最终引发一场战争的年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
当时的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贸易设立过什么限制。
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有那时的中国社会才有众多的人吸食鸦片而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并进一步开始动摇满清王朝的国本。
而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如同追逐腐尸的邋狗，循着鸦片的暴利逐利而来。
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人跟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
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是关于“黄祸”的传言。
其实，那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而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来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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