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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的三分说，将符号直接与自然界中的所指物联系起来，受到了学界的追捧，他同时将符号分为象似符号（icon）、标示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并指出前二者是有理据的符号，第三种是靠社会约定的符号。
②这就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任意性提出了批驳。
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符号的任意性之争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哲学思考和理据找寻，一是受皮尔斯符号观影响的象似性对符号任意性的冲击。
苏联语言学家雅库宾斯基早在1931年就对符号任意性提出质疑，认为索绪尔未能考虑到语言符号的矛盾，“尽管从它的结构来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偶然的，人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语言和整个社会的演化着的系统中，它不是任意的、偶然的，也不是人们对它无能为力的”。
③
本威尼斯特1939年在他的《语言符号的性质》一文中从两个方面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思辨性驳斥：
一个方面，既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符号的两面都是心理的，能指和所指“两者一起铭记于我心中；
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现。
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的紧密……”，“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不是任意的，正相反，它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本威尼斯特认为，索绪尔在谈任意性的时候出现了逻辑性的失误，他一边说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印象，“但是，行文不远处，他又声明说，符号之所以具有任意性的性质，是因为它与所指‘在现实中没有任何自然联系’……他无意识地暗用了第三个关系项，而这第三个关系项并不包含在最初的定义当中。
”“在索绪尔用来定义语言符号的方式和他赋予符号的根本性质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④
雅各布逊1959年10月在德国艾尔富特（Erfurt）举行的“语言的符号与系统”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上做了题为《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的报告，高度评价了本威尼斯特对索绪尔任意性的反驳，认为这是“绝妙说明”，“从共时的观点看语言社团使用语言符号，绝不可以赋予语言符号任意的性质”，“我认为，从有关‘任意性’和‘无动机’符号的所有讨论当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术语‘任意’是极不恰当的选择。
”相反，他针对克鲁舍夫斯基提出的相似性（similarity）和相邻性（contiguity），认为“索绪尔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武断地说成是任意的关系，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习惯性的、后天学到的相邻性关系。
这种相邻性关系对于一个语言社团的所有成员具有强制性。
”⑤
在思辨之外，不少语言学家致力于理据的找寻。
苏联语言学家布达哥夫从词的内部形式推敲符号任意性，认为“‘语言符号’一般只限于在其低级形式（音、部分词素）中才是不可论证的，但在其高级表现形式（词）中，‘语言符号’总是趋向于可论证性的。
”⑥Langacker也指出“索绪尔过分强调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例如由多词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就是非任意性的例证，其间的理据是可以被分析的。
”⑦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提出符号在语言的不同层面都具有理据性，并提供证据，甚至将理据性提升到人类普遍共性的范畴。
⑧李葆嘉教授也提出不能“对所指和能指的关系不加历史的探讨，而以‘任意性’一言蔽之”。
⑨也有学者提出不能因为暂时找不到理据，就否认理据性的存在。
符号的象似性一经提出，就成为攻击任意性的最为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近年来，象似性研究尤其成为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使得任意性越来越受到人们怀疑。
尤其是随着符号的象似性在文学、美学等领域的运用，象似性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当然道理。
自皮尔斯提出象似符号、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这一符号的分类以后，人们意识到符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因而也具有自然的理据性。
例如象似符号具有复制性质，如脚印、照片和肖像等，这些符号与课题之间具有明显的象似性；
标志符号作为客体的标记，如水银柱的升降代表温度的高低、烟斗和高跟鞋分别代表男女卫生间等，虽然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弱于象似符号，但仍与客体有着自然的联系。
⑩这些皮尔斯所谓的自然符号与其代表的客体之间有着极强的象似性，因而也是符号任意性的最强反对依据。
语言学领域的象似性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语言结构在各个层面都与自然和人类的认知结构有着惊人的象似，甚至在认知语言学的著作中学者们提出语言系统本身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最大投射。
Haiman对语言符号象似性作出了最为系统和详尽的研究，他从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两个方面对语言符号的象似性进行探讨，并且对语言中象似性现象，如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件、距离象似性、标记象似性、句式象似性以及话题象似性等进行分类分析。
（11）（12）因而他成为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的杰出代表。
除此以外，大量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者，譬如Givon,Halliday,Langacker,Croft等人，均对象似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雅各布逊是较早强调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人，他站在审美符号学的立场之上对任意性提出尖锐批评，指出相似性是艺术指涉过程的基础，是信息自我意指的基础。
与其对克鲁舍夫斯基的推崇同出一辙，他认为相似性才是艺术符号和语言学符号的本质特征。
（13）语言与文学的象似性因此也得到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者的重视，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先后8次召开象似性研究的同名专题研讨会，研究对象主要为语言与文学象似性。
目前该研讨会已经出版6部论文集，标志着语言象似性研究向语言与文学象似性研究的成功转变，使得象似性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层次逐渐增多。
（14）也正因为如此，象似性似乎已经成为语言学和文学符号学等研究的利器，而任意性则似乎成了文学符号学的发展掣肘。
可以说，在当今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中，象似性已经占有着绝对的地位。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象似性才是符号的本质属性，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已经失去其地位了呢？
我们认为，这一结论的得出为时尚早。
下面我们将从索绪尔的任意性出发，分析其合理性，并进一步阐述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实质。
二、任意性与符号的约定性本质
前人对索绪尔任意性的批判综合起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符号的来源是可考证、可追溯的，因而具有理据性；
二是许多符号与自然之间具备象似性（是对自然的模仿），因而具有理据性；
三是符号的形式结构与人类的认知结构相类似，因而具有理据性。
但是所有的批判都显然混淆了一种逻辑，即将“有理据”与“非任意”等同起来。
所以出现这样的逻辑性混淆是因为研究者往往不能把握任意性的立论基础。
我们说，理据性并不能推翻符号的任意性，这也正是基于对任意性基础的认识。
（一）理解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基础
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脱胎而出的，他本人又在巴黎和日内瓦教授了多年的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当然对很多语言形式是追溯其源头的，因而也十分清楚语言符号中的理据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还坚持将任意性作为符号的第一原则呢？
原因显然不像许多学者批判的割裂了历史、忽视了理据那样简单，而是背后有着其深刻的思想的坚守。
而这也是理解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基础。
一是不能脱离符号的社会心理特点谈任意性。
索绪尔在一开始涉及符号时就提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15）同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以贯之的立场是语言是集体心智的产物，概念（所指）和音响形象（能指）的结合是受语言社团约定俗成的。
所以，任意性在这里事实上包括，使用什么样音响形象代表符号是任意的，即音响形象与自然界当中的声音究竟如何的近似，是由语言社团约定决定的。
所以从自然界的音到人脑中的音响形象，是语言社团的一次选择，也是一次再加工，虽然它的来源仍然是自然界中的音，存在着一定的理据性，但语言社团再加工中选择什么样的特点进入音响形象却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
同样符号的另一侧面“概念”并不像本威尼斯特说的那么简单，（16）也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的再加工的过程，客观事物经过人脑的范畴化等一系列过程，并通过社会约定达到集体心智，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的理据性并不能推翻任意性，这也是为什么索绪尔只承认感叹词和拟声词的理据只是“象征的源头是部分可以争论的”。
（17）
二是不能脱离共时层面谈任意性。
强调共时，研究静态语言学是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另一核心思想。
正因为索绪尔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阵营中参透玄机、悟道而出，他深知研究历时语言学的劣根性，于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明确提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所以索绪尔对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有着明确的界限，他认为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应当受历时的困扰，并一再强调不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
（18）所以对语言符号理据的追溯在索绪尔看来是历时研究的范畴，与共时研究无关；
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正是在共时层面思考的结果。
也就是说，理据性是靠历时的考证才能得出的，但在共时系统而言，符号仍然是任意的。
所以，历时的理据性也不能推翻任意性。
事实上，越是需要深入考证才能得出的理据，在共时层面其任意性越强。
三是不能脱离符号的系统谈任意性。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是索绪尔的一个著名论断。
在符号观之外，系统性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一观点在其有关价值的论述中得到了集中表达。
索绪尔认为，“由系统发出价值”，价值“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
”（19）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符号，不管它的能指与所指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如何，进入语言符号系统，其价值就必然受到其他符号的影响，受到系统的制约和改造，由语言社团约定而确定。
从这一意义上讲，符号是任意的。
这一观点事实上在索绪尔关于拟声词的论述中也得到了一些体现。
在索绪尔看来，拟声词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只是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此外，它们一旦被引进语言，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他词所经受的语音演变、形态演变等等的漩涡”，“这显然可以证明，它们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某些特性，披上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
”（20）所以，从符号的系统性看，理据性也不能推翻符号任意性。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说索绪尔不承认理据性的存在，在索绪尔的任意性概念系统中有三个概念，就是绝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和相对可论证性（也即相对理据性），索绪尔同时指出，“论证性也永远不是绝对的”。
（21）可见，在他的思想中，理据性是存在的，但是与很多批判任意性的学者不同的是，索绪尔并未认为理据性和任意性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在索绪尔看来它们分属不同层面，前者属于历史系统，而后者属于共时系统，所以理据性永远也不能推翻任意性。
这也是为什么索绪尔对任意性没有做很多的解释，而直接说“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22）的原因。
另外，从上文的引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任意性不仅是原始形式的任意性，同时也是共时的任意性、系统的任意性和语言社团约定俗成的任意性。
（二）符号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
人们往往会说符号的本质是任意性，或者说索绪尔的符号本质是任意性，（23）但是分析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语言规则可知，与其说索绪尔符号本质是任意性，不如说其符号本质是约定性。
纵观《普通语言学教程》，事实上，索绪尔说任意性，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没有自然的联系，说没有自然的联系是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要靠社会来约定。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符号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
索绪尔在论述任意性时对约定性有着充分的表述和评价。
在《教程》中，索绪尔随后对arbitrary这个术语进行了专门的说明，指出“我们说没有理据（unmotivated），即是任意的（arbitrary），是因为事实上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naturalconnection）。
”而在此前的段落中它一直强调，在语言社团约定之后，说话者个人不能对符号作任何改变。
（24）意在强调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
在谈及符号的可变性和不变性时，约定性思想也时刻得到着体现：
为什么符号是不变的？
因为符号已经约定就不易更动，因而对于社会约定来说，它“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25）为什么语言符号又可以变化呢？
是因为只要这种变化为人们所接受，它就可以通过社会约定而进入语言系统。
所以说，约定性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基础，而任意性又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前提，因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
说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多地从索绪尔的语言社会心理观出发去认识。
语言社会心理观的核心论述就是语言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它是“一种社会制度”，（26）因而约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符号的本质属性。
所以Silverman在他的著作中对任意性进行诠释时也说“任意性的意思是一定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
”
当我们把批判的目光由任意性转向约定性，很多有关与象似性的不可调和之处或许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观照。
下面我们就从约定性出发，探讨理据性中的任意性，并进而阐明理据性进入交际系统就必须受到约定。
三、理据性必须受社会约定
既然我们已经认可了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约定性，那么其他符号的本质是否是约定的呢？
或者说，约定性是否应当成为符号的普遍原则呢？
下面我们从自然理据性、考证理据性和认知理据性三个方面来说明约定性的存在。
就自然理据性而言，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符号化，本身就是人类认知对客观世界再加工的过程，从客体到符号，不管它是象似符号还是标示符号，事实上都经历了一个人类自由选择的过程，而这个自由选择经社会约定之后为社会集团普遍接纳，进入他们的交际系统。
譬如说我们选择脚印作为某个野兽（例如狮子）的代表，我们为什么选择脚印作为代表呢？
这是象似性无法作出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选择吼叫、粪便、气味、周围环境的破坏，甚至其他动物的反应等等等等，作为狮子的代表。
既然我们在象似以外没有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符号而不是另一个，我们就应当承认选择的任意性的存在，同样也就必须承认它需要经过社会约定才能进入交际系统。
关于考证理据性，如果一个符号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需要考证才可以发掘其理据，那么它必然是被多次选择和被多个共时系统多次约定的结果。
例如英语的鸽子“pigeon”，来自拉丁语的“pipio”，而“pipio”是由一个拟声词派生出来的。
（27）从自然的声音到拟声词就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拟声词进入语言系统就受到了新的选择和约定，而进入拉丁语再次受到了拉丁语语言系统的选择和约定，进入英语则又是一个选择和约定的过程。
认知理据性是复杂科学时代的发展方向，这事实上也是功能语言观（雅各布逊、韩礼德）提出的“系统的系统”。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个认知模块，必然要受到其他认知模块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语言这个系统内部的规律的探讨，同时其他认知系统对语言系统的影响也必须受到语言系统的选择和约定，否则必然会被排除在系统之外。
与自然理据性一样，象似性应当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语言系统选择了受这样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特点的影响，而不是其他。
这也正说明了任意性和约定性的存在。
语言符号如此，一般的人类交际符号亦如是。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系统的力量，任何一个交际符号进入系统后，它的价值关系必然发生新的改变，而受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制约，而这也体现了任意性和约定性。
索绪尔对这一点事实上已经作了很好的解答，他在谈及“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时说，“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28）象似性的突出代表者Haiman在讨论句法象似性时也提出，原本象似性很高的语言不断地受经济性、概括性、关联性、丰富性、灵活性、易操作性、语音借用等的扭曲和腐蚀，从而被任意性掩盖，甚至有些象似性会消失。
（29）这事实上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理据性之上的任意性，从而证明了理据性必须受符号系统的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只要是符号，就必然成为人类的交际手段而进入人类的交际系统，从而受到选择和制约，并带上社会心理特征。
也就是说，理据性，不管其（象似）程度如何，均须受社会约定。
四、任意性与符号的文化承载能力
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了任意性和约定性，尤其是约定性，是符号的普遍性质。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学符号学，来讨论文学符号的任意性和符号的文化承载能力的关系。
文学符号学对象似性的认同和追捧在雅各布逊和文学象似性研究者那里得到了极端的体现。
研究者均认为象似性是艺术指涉过程的基础，是文学符号的本质属性。
关于符号的普遍本质我们在上文已经进行了论证，文学符号的象似性和理据性并不能推翻和取代其任意性和约定性。
事实上正是任意性和约定性，决定了符号的文化承载能力。
如果没有任意性，文学符号是纯理据的符号，文化传承的脉络将会特别清晰，一成不变，那么人类文化传承的能动性则无法得到体现，那么我们传承下来的文化将是僵化的文化，也无需通过考证来获得理据。
正是因为任意性的存在，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共时平面上，社会集团对文学符号进行了一次次的自由选择和约定，正是因为这一自由选择割裂了符号与客体的可能联系，使得符号的文化内涵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符号的内涵的丰富性和深远度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同时，不同社会集团对文学符号有着不同的选择和约定，才会产生文化传承的民族和地方差异，否则世界上只会有千篇一律的文化。
从这一意义上讲，任意性也保证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所以，与其说文化的深层内涵是理据性的结果，不如说是理据被多次抽象、多次约定的结果。
因为理据是自然的、固定的，因而有着较差的解释性，而约定的解释却是社会的、人性的，具有特色的，因而也是生动的，切合发展演化过程的解释，才是真正的文化的解释。
赵毅衡在文学符号学的研究中从理据性的角度提出，文学符号的理据可以在使用中变动，他在讨论中举例说明了理据上升、滑落和滑落后陡升的情况。
事实上，这也正证明了社会文化集团一次次的重新选择和约定，这些选择确定了哪些符号或者现有符号的哪一面可以承载哪些文化，这些约定确定在哪个共时系统中内部因素的哪些变化可以被某一文化集团所接受。
从这一意义上讲，哪些理据会发生变化，一个理据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上升、滑落，还是滑落后陡升）都是任意的，只有在选择确定后经过社会集团的选择才可以进入文化交际。
（30）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在文学符号学的研究中时时强调象似性，但保证符号文化传承的能动性和符号丰富的内涵却是时刻被我们批判着的任意性。
这也从文学符号学的角度说明了任意性的存在和符号约定性本质。
【注释】
①（15）（18）（19）（20）（21）（22）（25）（26）（27）（28）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2—103、101、122—132、163、105、181—183、103、107、36—37、105、103页。
②⑩皮尔斯：
《皮尔斯文集》，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③转引自章柏成《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八十年纷争之解析》，《外国语文》2012年第1期。
④（16）本威尼斯特，语言符号的性质，原刊于《语言学学报》（ActaLinguistica）1939年第1期，现载于本威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9—87页。
⑤雅各布逊：
《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雅各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7—90页。
⑥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1页。
⑦Langacker,R.W.,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vol.I:
TheoreticalPrerequisites.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p.12.
⑧陆丙甫、郭中：
《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外国语》2005年第6期。
⑨李葆嘉：
《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
（11）（29）Haiman,J.,NaturalSyntax:
IconicityandErosion.世界图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朱永生：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13）李增：
《结构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14）卢卫中：
《语言象似性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17）FerdinanddeSaussur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translatedbyWadeBaskin,NewYork:
PhilosophicalLibrary,1959,70.请注意高名凯译本与英译本的不同，英译本原文为“andtheirsymbolicoriginisinpartopentodispute.”这正证实了本文的论述。
意即，如果说感叹词和拟声词具有理据性的话，那它们只在象征的源头上有着部分讨论的余地，并不能影响任意性。
（23）说索绪尔的符号本质是任意性，因为他将任意性作为符号的第一原则。
当然随着象似性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符号的本质应当是象似性，或者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并存。
究竟符号的本质如何，我们下文会作进一步的分析。
（24）FerdinanddeSaussur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translatedbyWadeBaskin,NewYork:
PhilosophicalLibrary,1959,p.69.
（30）赵毅衡：
《理据滑动：
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评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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