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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
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
1863—1887年，由米·
尼·
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
1897—1907年由弗·
安·
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
——364。
[97]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
他们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只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
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
——366。
[98]诺克拉里是古希腊雅典共和国的小规模的地域性的区，约于公元前7世纪设置。
各个诺克拉里的首领诺克拉尔组成议事会。
诺克拉里的基本职能是建立舰队。
依照规定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艘战船，配备武器和人员，以应国家的军事需要。
至公元前5世纪，由于舰队改由国家和富裕公民出资建造，诺克拉里不复存在。
——381。
第二章
作者认为“俄国经济独特发展论”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和“基本思想”。
用他的话说，这种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
（1）关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一定学说，
（2）关于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及特别的历史命运这样一种直觉的信念”（第2页）。
作者在解释这句话的附注中指出，“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有十分确定的社会理想”[注：
“十分确定的理想”一语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民粹派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
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完全不对了。
“十分确定的理想”只应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极其模糊的。
]，并说他在后面要叙述民粹派的经济世界观。
这种对民粹主义实质的评语，我觉得需要作些修改。
这种评语过于抽象，过于唯心，它虽然指出了民粹主义中的主导的理论思想，但既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实质”，也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来源”。
因此，为什么上述理想能够同对独特发展的信仰、同关于个人作用的特殊学说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些理论成了我国“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仍然是十分不清楚的。
既然作者在谈“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第1章标题）时，未能限于谈纯粹社会学问题（社会学中的方法），还涉及了民粹派对俄国经济现实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指出这些看法的实质。
可是，作者在上述附注中只做了一半。
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
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用德文写的评论尼·
—逊先生著作的那篇文章（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期）中，称民粹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1893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85页）。
“民族”二字，如果是对俄国旧民粹主义来说，则应改为“农民”，如果是对现代民粹主义来说，应改为“小市民”。
民粹主义的“来源”是小生产者阶级在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占了优势。
这个评语必须解释一下。
我用“小市民”一词不是指它通常的含义，而是指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
在商品经济体系中从事经营的小生产者，——这就是构成“小资产者”、Kleinbü
rger或是其同义语小市民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
因此，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农民，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民粹派一向把他们同等看待，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二者都是为市场而工作的生产者，所不同的只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已。
其次，我是根据下面一点来把旧民粹主义[注：
所谓旧民粹派，我不是指推动《祖国纪事》的那些人，而是指“到民间去”的那些人。
]和现代民粹主义区别开来的：
旧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派“社会”而“到民间去”。
现在就不同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无人否认，农村的分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民粹派那种幼稚地信赖“村社”的严整学说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了。
在实践方面，空想已为提出小资产阶级“进步办法”的决非空想的纲领所代替，只有冠冕堂皇的词句，还使人想到这些可怜的妥协办法和那些希望祖国走更好的独特道路的幻想有着历史上的联系。
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同自由派社会疏远，而是十分令人感动地同它亲近。
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把农民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
对民粹主义实际内容的看法所以必须作这种修正，更重要的原因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存在着一个主要缺点，即上面所说的过于抽象，这是第一。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受到约束的那个学说的“若干基本”原理，正是要求把社会思想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尽力证明：
要是不这样归结，即使民粹派的纯理论的思想，如社会学中的方法问题，也是弄不清楚的。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米尔托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两位先生对民粹派关于社会学中的特殊方法的学说阐述得最为透彻，他给这个学说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从上述两人的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实这一点，而这些话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两位作者都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
“个人创造历史”（米尔托夫）。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得更明白：
“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
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
”（第8页）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
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因此指出“干涉事变进程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8页）不过是毫无意思的同义反复。
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话里表露得特别明显。
他说，活的个人突破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
这些“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按作者的逻辑，又是另一些“个人”的活动。
活的个人突破另一些活的个人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是多么深奥的历史哲学呵！
为什么把一部分活的个人的活动称作自发的，而对另一部分活的个人又说他们“推动事变”向着预定目标前进呢？
显然，在这里要找出什么理论内容来，那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举动。
全部问题在于给我们的主观主义者提供“理论”材料的那些历史条件，向来就是（现在也是）对抗关系，它们造成了对生产者的剥夺。
主观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些对抗关系，不能从中找出“单独的个人”可以依附的社会成分，因此只得编造一些理论来安慰“单独的”个人，说历史是“活的个人”创造的。
有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除了表现好的愿望和坏的理解外，根本不表现别的什么东西。
作者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进一步推论，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欧洲的生活“是无意义、无道德地形成起来的，就和自然界中河水的流动和树木的生长一样。
河水顺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动，能够冲掉的，即使是钻石矿，它都会冲掉，不能冲掉的，即使是一堆粪，它也要绕过。
水闸、堤坝、侧路渠和排水渠是在人的理智和感情的倡导下建造起来的。
这种理智和这种感情，在欧洲现代经济制度产生时可以说并没有在场（？
——彼·
司·
）。
它们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它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自发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第9页）。
司徒卢威先生打了一个问号，但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把问号只打在一个词的后面，而不打在整句话的后面，要知道这一整句都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
理智和感情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没有在场，——这是什么胡说？
资本主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又是什么呢？
而没有理智和感情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
那时“活的个人”的理智和感情对“事物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什么谎言？
完全相反。
人们正是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时候建造起十分巧妙的水闸和堤坝，把不肯屈服的农民赶入资本主义剥削的河道；
他们修建起十分奥妙的政治措施和财政措施的侧路渠，使那些并不以经济规律的作用为满足的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剥夺顺着这些水渠奔流下去。
总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一切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不能只用理论错误来解释。
这一切说法完全是由于这位作家所持的小市民观点。
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自己的发展趋势，它把自己固有的对抗发展到了极点；
利益的矛盾已开始具有一定的形式，甚至已反映到俄国的立法中，——虽然如此，但小生产者却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
他由于自己的一点点产业而对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恋恋不舍，因此，他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却不能理解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还在以幻想安慰自己，说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人们的理智和感情还处于“萌芽状态”。
这位小资产者思想家接着往下说：
“当然，人们时刻都在竭力设法影响事物的进程。
”
“事物的进程”就是人们的活动和“影响”，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因此这又是一句废话。
“但他们这样做时，以最贫乏的经验为指南，受了最低级的利益的促使；
所以很明显，这些领导者只能在极罕有的情形下偶然地把人们推上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
”（第9页）
这是由于不能使自己的“理想”接近任何迫切的利益而申斥“利益低级”的小市民道德，这是对已经发生的、明显地影响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分裂置之不理的小市民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断中的这一切特点，在他谈到俄国问题时，显然是原封未动的。
他“衷心欢迎”某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异常古怪的谬论：
俄国是一块白板[95]，它可以从头开始，可以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等等。
说这些话的人完全意识到，在这块白板上，拥有大地产和巨大政治特权的“旧贵族”制度代表人物还有很牢固的地位，而带来各种“进步”的资本主义也在迅速成长。
小资产者怯懦地闭眼不看这些事实而飞到天真幻想的境界，认为“我们现在开始在一个科学已掌握某些真理和赢得某些威信的时代里生活”。
总之，司徒卢威先生所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论断，已显露出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的阶级根源。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
作者说：
“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合理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
”（第11页）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
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论断中。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
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
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
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
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
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
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
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注：
说明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的具体例子，将在下面随时指出。
]
作者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后，接着就批评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和值得注意的人物尤沙柯夫先生。
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恰当地批评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论断，指出这些论断是“毫无内容的”“冠冕堂皇的词句”。
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非常突出的（对一般民粹主义来说）差别，还是值得谈谈的。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了这个差别，称尤沙柯夫先生为“民族主义者”，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呢，则“从来与任何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人民真理的问题不仅包括俄国人民，而且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者”。
我觉得透过这一差别还可以看出小生产者双重地位的反映：
一方面他是进步分子，因为照尤沙柯夫先生无意流露出来的恰当的说法，他开始“与社会分离”；
另一方面他是反动分子，因为他在尽力维持自己小业主的地位并竭力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俄国民粹主义也能够把学说的进步的民主的方面和博得《莫斯科新闻》[96]同情的反动方面结合起来。
至于后一方面，我想很难再比司徒卢威先生引用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描述得更明显的了。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有农民才是纯粹劳动思想的体现者。
看来，这一思想已被所谓第四等级即城市无产阶级搬上了现代历史舞台，但它的实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农民也未必能认出它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般基础。
是劳动权利，而不是神圣的劳动义务，不是汗流满面地谋得自己粮食的义务〈掩藏在“纯粹劳动思想”后面的原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农民……为了服劳役而有谋得粮食的义务这种纯粹农奴制的思想吗？
关于这种“神圣”义务的话是说给那些受这种义务压制和迫害的老马听的！
！
作者大概也和小资产者一样，不知道西欧的劳动者早已跨过要求“劳动权利”的发展阶段，他们现在要求的是“懒惰权利”，即摆脱那种摧残和压抑他们的过度劳累的工作而得到休息的权利。
]〉；
其次是劳动的分立和劳动报酬，是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大力宣传，似乎这种报酬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的〈“这是什么？
”——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是纯朴的天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其实更坏。
这是对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习惯于几乎白白为别人做工的雇农的惟命是从精神的称颂〉；
劳动与生活分离而成为一种抽象的（？
）范畴，其表现是在工厂里呆上若干钟点而与工人的日常利益没有任何其他（？
）关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小生产者的纯粹小市民式的胆怯心理。
他有时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这个组织彻底“分离”的分子所进行的反对这个组织的重大运动〉；
最后，没有定居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劳动场所经常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农民劳动思想格格不入的。
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
”（第18页）这里赤裸裸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反动性，他闭塞无知，因而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
他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报酬”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
由于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这点小产业使小生产者变成了野人，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
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
它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割断了劳动者与农奴制、与农奴制传统的一切联系。
中世纪的剥削形式，是被主人对奴仆、当地富农和包买主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法式的“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富翁”对自己的“伙计”等等个人关系掩盖着的，因此造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
而资产阶级则用“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的大老板”的剥削，即非个人性的、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因而打破一切荒唐幻想和空想的剥削，代替了和继续代替着这种中世纪的剥削形式。
资产阶级破坏了除自己一小块土地什么也不愿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农民以往的孤独生活（“定居生活”），使劳动社会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开始用强力把生产者推上社会生活舞台。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尤沙柯夫先生的这段议论时说：
“可见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指明了民粹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根源”（第18页），随后他在总结自己对民粹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叙述时又补充说，对“俄国的独特发展”的信仰构成“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的历史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间的意见分歧的自然继续”（第29页）。
我觉得这后一论点应该有一定的限制。
无庸争辩，民粹主义者所犯的最低级的克瓦斯爱国主义[97]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尤沙柯夫先生）。
同样无庸争辩，忽视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和他对有关直接生产者问题的提法，对于想代表这些直接生产者利益的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完全屏弃西方“文明”。
但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
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
所以民粹派中间也有过一些作家（而且是民粹派中间的优秀人物），正如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的，他们跟斯拉夫派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他们甚至承认俄国已走上了和西欧同样的道路。
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个范畴是根本不能说明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的。
民粹主义反映了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形成时代俄国实际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的一件事实，即劳动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
它是通过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利益的三棱镜来反映这个事实的，因此反映得不真实，不大胆；
它所创造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是枉然地指望另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纠正民粹主义的这个错误，说明哪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的第2章。
作者的布局如下：
他先提出使人不得不认为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的一般性见解，然后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最后则把得出的结论用来解释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由于这一章的主题特别重要，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并把引起异议的地方一一指出。
作者一开头就完全正确地指出，把社会过程归结为“给自己提出目标”并“推动事变前进”的“活的个人”的活动的那个理论是一种误解的产物。
当然，谁也从来没有想说“社会集团是与组成它的个人无关而独立存在的”（第31页），但问题在于“个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是所有过去的和当代的个人即社会集团的派生物”（第31页）。
现在把作者的意思解释一下。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
完全正确。
可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偶然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定社会环境（它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材料、客体，它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在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面，反映在代表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的利益上面）中必然产生的，能不能认真地维护这种意见呢？
其次，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呢？
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
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说：
“我们把社会集团和个人分开，我们把前者看作在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并体现在习惯和法律、风俗和道德以及宗教观念上面的人与人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
”（第32页）换句话说，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
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活的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清楚他们的现实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注：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5页：
“社会学应该从某种空想开始。
”]。
其次，因为这位社会学者对于合理不合理的看法本身就反映着（他自己是无意识的）一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从推论中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他看来“纯粹”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小市民的观点和利益。
最后这一点——即关于个人作用或主观方法的特殊社会学理论，用空想代替了批判的唯物主义的探讨——特别重要，但它被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因此值得稍微谈谈。
我们试拿民粹派关于手工业者的流行议论予以说明。
民粹主义者描述了手工业者的可怜生活，他的生产的微不足道，以及包买主对他的残酷剥削，指出包买主把绝大部分产品放进自己腰包，给生产者只剩下几文钱作为一天16—18小时的工作报酬，接着得出结论说：
手工业者的生产水平很低，他的劳动受到剥削，这是当前制度的坏的方面。
但是，手工业者不是雇佣工人，这是好的方面。
必须保持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为此就要建立手工业劳动组合。
这是十足民粹派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却不同。
他了解手工业情况之后，除了提出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外，还提出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的问题，即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形成的。
于是他看到这种组织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者的生产。
个体生产者供他人消费的产品只有采取货币形式，就是说，只有预先经过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社会计算，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才能使生产者有权获得其他社会产品。
而这种计算是在生产者的背后通过市场波动进行的。
这些为生产者所不知道的、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市场波动不能不造成生产者间的不平等，不能不加剧这种不平等，而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占有货币＝社会劳动产品。
因此，货币持有者、包买主有权有势的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过一天算一天、至多过一周算一周的手工业者中间，只有他占有货币，即占有以前的社会劳动产品，这些产品在他手中变成资本，变成占有其他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的工具。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生产者遭到剥夺和剥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无产者从属于有产者以及二者利益的对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对立给阶级斗争这一科学概念提供了内容。
因此，生产者的利益完全不在于调和这些对立成分，相反，在于加深这种对立，增强关于这种对立的意识。
我们看到，商品经济的增长在我们俄国也引起了这种对立的加深：
随着市场和生产的扩大，商业资本逐渐变成产业资本。
机器工业在彻底摧毁单独的小生产（它早已被包买主根本破坏）而使劳动社会化。
赚钱制度在手工业生产中被手工业者的表面独立性和包买主权力的表面偶然性掩盖起来，而现在已日益明显和无可掩盖了。
“劳动”过去在手工业中也参加“生活”，那不过是把剩余产品奉送给包买主，现在它正在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离”。
这个社会十分坦率地把它推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基本原则：
生产者只有找到乐于占有他的剩余劳动产品的货币持有者，才能获得生活资料。
这样，手工业者[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未能理解的东西，即上述对立的深刻的阶级性，生产者自然就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这种先进的生产者才能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
现在我们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把这两种论断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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