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董仲舒思想对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意义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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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谈到，其原因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对子。
用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会把他归入唯心主义，而且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确实，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学者谈到，到了“文革”的时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董仲舒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更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还是比较晚近的、外在的。
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是：
这些年来，可以说从现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宋明理学。
很多学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学出身的。
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学为标准，用宋明理学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这样一来，就有问题，就容易发生历史的错位。
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
昨天有学者谈到，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流的伟大思想家，从孔子开始排起，其中有朱熹。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个“反面角色”。
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
宋明理学是帝国时代的后期的哲学，尽管精致，但两千年帝国儒学的基础并不是由他们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
宋代以来的帝国后期，是中华帝国走向衰落、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发轫的时期，但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中，程朱理学并不是“开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
[1]所以，我对朱熹评价不高。
反之，我认为，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彰显出来。
不能按照宋明理学的思想观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
他的思想怎么会和宋明理学一样呢？
他的思想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
你站在你的立场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看你，这都是很主观的，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有现当代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学术本身的原因，就是学界关于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问题的。
二、应当怎样给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这里我想讲三点：
第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
第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何给董仲舒的思想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
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本身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框架。
这相当于说：
如果你要给一个点定位，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坐标系，否则你没法给它一个准确的描绘，说明这个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历史人物同样如此，你必须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架构，一个坐标系。
在座的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历史哲学框架是这样的：
据说我们从原始社会到了奴隶社会，又到了封建社会，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应该……等等。
这个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学术界基本上不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了，因为这个框架说的是欧洲的事情，不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历史，有可靠史料的历史，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讲，曾经发生过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这次社会转型，简单说，就是从“王权时代”转向“皇权时代”。
转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权时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
天下的政治结构，学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国-天下同构”。
比如说，周武王把天下打下来了，分封诸侯，封的是谁呢？
绝大多数都是姬姓宗族子弟。
这意味着：
天下的结构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结构。
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当中，有一国是周国，这是最大的宗主国，是由天子直辖的，这个国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
所以大家看到，当时是“家-国-天下同构”，这个“同构”就是父系血缘家庭。
《礼记·
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但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社会转型了。
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
就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皇帝”，即没有帝国时代的最高统治者。
到了这个时候，天下的结构不再是“家-国-天下同构”了。
比如说，皇帝要派一个大臣出去任职，这个大臣并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个家族的人。
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宗族”时代，而是一个“家族”时代。
中华帝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斗争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
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这是很明白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在王权列国时代和皇权帝国时代之间，有一个转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T.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Period）[2]。
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
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这是在汉代才完成的，众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想指出：
儒家，从孔子开始，接下来是孟子、荀子等，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转型阶段，有这么一个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那就是逐渐走向与历史趋势一致的方向，即从王权儒学转向皇权儒学。
例如《周礼》所说的“王”，其实已经不是王权时代的王，而是皇权时代的“皇”了。
[3]到了荀子，他着重论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帝国、或皇权专制的制度。
但这个思想转向的最终完成，其实是在董仲舒那里。
我们知道，荀子作为大儒，培养了两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后来被归入所谓“法家”。
其中一个是李斯，他是个政治家、实践家。
荀子还培养了一个学生——韩非，是理论家。
很多人说韩非是法家，和儒家没关系；
其实，韩非就是荀子的学生，怎么会跟儒家毫无关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所谓“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4]韩非这样的法家，其实就是从儒家中生长出来的。
他顺应了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即从列国时代转向帝国时代这么一个时代转型的需要。
所以我经常讲，韩非是“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不过，韩非这个“总设计师”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的制度设计确实跟儒学的关系不大，而且仅仅是在学术上进行的纸上谈兵，严格来讲，秦始皇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尽管和韩非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从韩非那里学到的；
再者，秦朝的帝国制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儒家和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双向互动，是在汉代。
在这之前，不论是荀子也好，韩非也好，他们思想上的建构主要是理论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制度安排上；
或者说，当时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实的很多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具体的制度设计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太适用。
整个帝国时代，真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国家“基本法”、“宪法”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汉代的东西，那就是《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认为：
“（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
欲专制正法。
”[5]（《白虎通义·
五经·
孝经论语》）[6]这里“专制”是关键词，这是皇权专制制度的自觉的理论表达。
而《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则是两千年帝国制度的核心的制度安排。
作为两千年帝国制度的“大宪章”的《白虎通义》，特别是它的核心建构“三纲”，即大家很熟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7]但《白虎通义》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相当于是一个御前会议的纪要；
[8]不仅如此，它的许多基本思想，特别是最核心的“三纲”思想，就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
董仲舒说：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
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
基义》）[9]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最终真正完成这一工作的其实是董仲舒，可谓集大成者。
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董仲舒的伦理政治哲学，那么，整个两千年的皇权帝国制度，特别是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法想象的。
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这就是我给董仲舒的一个历史定位。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包括他的论证方式，在后儒看起来可能显得比较粗疏，而且有过于浓厚的神学色彩，比如“天人感应”等。
但不管怎样，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就是董仲舒。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中华帝国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到盛唐而达到颠峰状态。
当年你到长安去逛街，就相当于现在到纽约的时代广场逛街那种感受，满街都是外国人，非常开放，叫做“盛唐气象”。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
董仲舒是中华帝国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是谁也没法替代的。
（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第二个问题，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诸位，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中，这次转型还没有完成。
第一次大转型是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
我们现在是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即转向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发生转变。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其实并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内生现代性”[10]。
这个转换过程很早就发轫了，可以追溯到宋代。
[11]我刚讲了，唐宋之际是中华帝国时代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之前是帝国的上升时期；
在那之后是帝国的下行时期，并开始出现“内生现代性”现象。
这是因为：
现代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伴随着城市化；
而城市化就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
市民生活方式必定在观念形态上有所反映，在民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观念转型，即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2]，需要儒家、中国的思想家做出新时代的理论建构，包括形上学的建构和形下学、如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建构。
这个工作早已启动了，这里仅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论，经过洋务儒学、维新儒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包括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跟董仲舒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
尽管董仲舒当时要建构的是帝国制度，而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并不是古代帝国制度，但两者在方法上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做法。
我先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康有为。
对康有为的研究，最近两年在中国大陆非常热火。
为什么呢？
康有为当年搞维新变法，作为政治活动是失败了；
但他建构的那一套理论，其基本的进路，直到今天也不可超越。
细节问题，我们暂且不谈。
他的基本理路，说起来也简单，就是：
通过重新诠释儒学，而与现代性的精神接榫，由此来建构现代性的形上学和现代性的形下学——现代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康有为的做法，在儒学内部，就是采用了一种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
这就跟董仲舒有关了。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第一号大师。
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思想理论上完成第一次大转型的历史使命，靠的就是公羊学的方法。
历史非常惊人的相似，不约而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内生现代性”的思想转型，也是从公羊学开始的。
这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常州学派，就是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公羊学；
接下来是龚自珍、魏源等人；
再接下来是我们四川的廖平的公羊学。
康有为不过是从廖平那里学了一点皮毛，就非常厉害了，搞出了《孔子改制考》等一整套的现代性的制度设计。
现在到了21世纪，大陆新儒家当中一部分人也非常重视公羊学，最典型的就是蒋庆的《公羊学引论》[13]。
总之，中国思想观念的第二次大转型，与公羊学的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
而谈到公羊学的方法论，不能不追溯到董仲舒。
所以，得好好研究董仲舒的公羊学，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研究。
我刚才讲了两点，第一点讲的是董仲舒对帝国制度建构的理论贡献，第二点讲的是他的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第三，在前面两点分析的基础上，我来讲讲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我还是先建立一个历史坐标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纵观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经济腾飞”的阶段，各国采取的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治哲学所讲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制度，不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是如此。
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先发国家，也就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列强”，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政治制度是什么？
君主制度。
英国、法国、德国无一例外。
例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其间还有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
法国除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就是波拿巴王朝的第一帝国（拿破伦帝国），随后的奥尔良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国；
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以及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等。
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些君主制度其实不是古代的、前现代的制度，而恰恰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走向现代性的制度。
一些人经常觉得很困惑：
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鼓吹君主专制，为什么大家一致认为他是“现代性的精神之父”呢？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必然现象。
后发国家有所不同，但也是威权主义。
具体说，到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
观察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你会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尽管不完全是君主制度，还有党国制度、军事独裁等，但统统都是威权主义的制度。
这是我想解释的一点：
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必定是威权制度。
当然，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民主化。
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普遍规律。
但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这里讨论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那么，这和董仲舒有什么关系呢？
回到我刚讲的第一点，董仲舒的哲学所论证的，其实是“古代的威权制度”。
威权制度虽然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但它和古代的君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中央集权主义。
董仲舒所强调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其实也是一种威权主义：
“屈民而伸君”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
而“屈君而伸天”则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形上学的根据。
于是你会发现：
董仲舒的哲学，包括他的形上学和形下学，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政治，具有极强的可参照性。
而这一点，所有研究中国哲学、包括研究董仲舒哲学的学者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
这个问题，我尤其想对德州地区的学者说一说，因为这里是董仲舒的家乡。
我觉得，在宣传董仲舒这件事情上，你们在“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下一步要好好地做一做“软件”方面的工作。
而我觉得，最大的“软件”就在这儿：
董仲舒的哲学对威权主义的论证具有何种现代价值？
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是一种威权主义，但还没有找到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
虽然开始重视儒学，但其实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那么，董仲舒的学说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
这是我想献给德州地区的同仁们的一条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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