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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
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声，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２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
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进行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还有那分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
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撬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
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
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
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
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
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
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
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
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
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
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
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
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
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
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
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
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
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
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
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
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
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
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
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
“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
”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
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
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
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
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他说：
“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４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
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
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
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
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
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
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
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赏析：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两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
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
接着依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
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
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探究。
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
寸草不生、人迹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
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10
年，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
作者在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
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
他认为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
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虽然死时才47岁，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
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影响，并绵延至今。
由此作者感慨道：
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
嘈杂只能每繁衍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远离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找生命的底蕴。
唯有这时，“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
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
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
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
篇二：
柳侯祠参观记
春天的到来，鸟语花香、百花盛开，我来到柳侯公园里的一处着名建筑物——柳侯祠。
柳侯祠位于柳侯公园南偶，原名罗池庙，是柳州市着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它的由来是为纪念唐代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建。
祠内陈列有许多文物及史料，反映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绩。
来到柳侯祠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对麒麟，或许是年代久远，或许是遭人破坏，它们的五官已模糊不清。
在祠堂正门额上有当代着名的文学家郭沫若手书的“柳侯祠”牌匾，其左右两边有上下联，上联是“有德于民祀之”下联是“无私济世世兴矣”，字形活灵活现，手法巧妙，道出了柳宗元对一方百姓的无限关爱。
走进柳侯祠，便可看到“三绝碑”，此碑为柳侯祠的镇祠之宝，如同守门的“士兵”。
二进为中厅，有石进两口，古色斑驳。
据说这是柳宗元到柳州柳州后，为解决百姓吃水问题，便派人员勘地寻源，挖井引水，是柳侯祠“有德于民”的见证，也是柳宗元为民服务的象征。
第三进的正殿中央，有一尊刻石技艺精致、神态逼真的柳宗元三彩陶瓷像，他头戴褐色幞头，身着唐朝官府，手执狼毫在凝神攻读。
啊！
——柳侯祠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它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建造技术高超，也表明了柳宗元为民服务，贤明孰能的象征；
我不得不对您说：
“您是我国的骄傲，是我国的伟人，我们永远会记住您的！
”
柳州市柳南区二十七中附小五年级:
韦湧波
篇三：
柳侯祠
余秋雨
（《汩罗遇风》）
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
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
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录自“文化苦旅”
篇四：
《文化苦旅》赏析MicrosoftWord文档
《文化苦旅》赏析
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苦旅》以独特的“身姿”横空出世，给当时的散文领域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旋风。
直至今天，尽管各界对余秋雨其人其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文化苦旅》却很少有外界的非议与质疑。
其原因在于《文化苦旅》走出了往昔散文的靡靡之音，以一种大手法书写历史、感悟人生，重点突出对“人”的思考，以悲悯情怀书写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症结，尽管也难以找到完美的答案，但给人以厚重、以沧桑，以震撼、以启迪。
同时他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不拘一格的形式来叙事、来抒情，博得了外观上的审美愉悦。
余秋雨写作本书首先是因为受了一位青春不老、童心难泯的美国老教授的激发。
这位教授虽然年老但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使作者萌发重新认识祖国大地的愿景，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
其次，应该是作者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慰藉。
作者渴望在旅途中解放自己的心灵并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所以，余秋雨在不惑之年，毅然辞去官职走出书斋，开始了文化苦旅。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为了奠定艺术真实的基础，从多个层面截取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论是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万里河川，无一不可入题。
在《阳关雪》、《道士塔》中，描写了漠漠黄沙弥漫下，黄河文明的兴衰，从寂寥旷远中，将积淀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还原；
《白发苏州》和《江南小镇》等，展示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典雅柔媚的文化底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江南文
化的那种婉约和清新，同时将世态人情演绎得形神兼具。
有对西湖、阳关、柳侯祠、莫高窟的生动描述，有对王安石、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书卷气息浓郁的文人墨客的敬仰；
甚或还有江南名妓苏小小、“亦仙亦妖”的白娘子、遁入空门的李叔同等等，纵观《文化苦旅》，尽管纷纭丛生，但余秋雨却能出神入化，将万千物象信手拈来，栩栩如生的付诸于笔端，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文化苦旅·
笔墨祭》一章中，曾有着一大段描写“五四”文化史的文字，将文人、文化和历史，三者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描写的淋漓尽致。
按理说作者非常擅长写文化史论，而要操作散文的“厚重”，这并非难事，但真正将“厚重”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不是用枯燥和严密的考证，将文学的灵性和飘逸淹没，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难得的。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将沉郁古风和空灵笔法有机的糅合为一个整体，让历史人物起死回生，赋予山水风物以灵性。
《夜航船》中，有着恢弘壮阔的意识流程，从明朝张岱的《夜航船》联想到现实中的夜航船，最后又联想到故乡山腰破庙木鱼声，由笃笃声掀起的“思想狂澜”，想起回乡光耀门庭的暴发户、乘船外出谋生的山民、渐渐气派的船老大，继而切入张岱《夜航船序》的逸事，再巧妙的将“夜航船文化”切入，最后一一引入丰子恺、周作人、鲁迅等几位上了“吾乡”文化夜航船的文学大师，终篇是由祖母关于笃笃声的争论贯穿，笔锋轻灵老道、于浮光掠影中蕴含着诸多的深邃沉郁。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代文学的艺术瑰宝，他从史学家和文人的角度出发，深刻探究社会问题，挖掘文人人格、观察文化走
向、透析社会现象。
这部文学著作，充分的展现了余秋雨深刻的文化感悟力、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他凭借着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寄情于山水风物，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对人生的真谛和文化灵魂孜孜以求的探索。
从以上角度分析，《文化苦旅》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尝试。
也许，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文化苦旅》还称不上是问鼎之作，但它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并提供了恢弘壮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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