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走向复兴的道路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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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世界新秩序里的中国167
第一节世界体系的调整和重构169
第二节世界秩序重构中存在制度趋同现象176
第三节世界融合趋势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192
第一单元中华文化传承之谜
这一单元讲述中华文明传承之谜，从文字和思想的角度解读中西文明差异，分析中西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探讨思维逻辑在中西方文明中起到的作用，并对中华文明的江南现象做重点描述。
第一节西方与中华文明演进基础的比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分析世界历史各主要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后得出结论，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下来。
在本讲座中，我希望能讲一个比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更大的历史脉络，希望大家能古为今用，从中有所收益。
本讲中超出我专业范围的说法都是假说，提出来供各位不同专业的同学探讨，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
一、地理因素在中西历史分流中的作用
地理环境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文明在初始阶段彰显不同特征并沿不同路径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政治制度的最初形态和核心原则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西方地理因素的影响。
中国处于内陆地区，肥沃的大河平原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土壤。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政府，其消极影响就是明朝及以后，帝国发展进入衰退期，摒弃了唐宋盛世时期对外开放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外交政策，这也成为中国在明朝以后发展缓慢，在15、16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逐步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从语言文字角度看中西文明差异
文字会直接影响到人的逻辑思维。
文明传承中，文字起到了基础作用。
不同的文字或会造成历史的延续或断裂。
中西文字的差异直接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的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三、从宗教制度看中西文明的演进
东西方文字的差异或可成为中西宗教差异的一个原因。
使用不同文字的东西方民族的思维差异，造成对待宗教中不可知问题上的逻辑差异。
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多神崇拜，讲究实用。
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思想对现实社会提出的纵向和横向理想秩序的安排，影响巨大。
儒教和西方的新教一样，都属于理性主义。
西方是新教理性主义，东方是儒教理性主义。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之一即是通过它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和“仁”的思想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道德制约。
第二节西方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比较
中西方的历史分流是在多种因素诸如文字、思想、制度、对外政策等相互作用、互动的合力之下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和演进，本部分主要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层面来考察中西文明在不同方向上的历史演进，中西方文明演进的不同路数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其转折期亦因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有所差别。
一、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一阶段：
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哲
东西方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
二、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二阶段：
皇权文化和教权文化
人类文明是从公元前221年到约12世纪，以皇权文化的确立和巩固为特色；
对西方来讲是指欧洲的中世纪，从公元476至1453年，以教权文化为特色。
在这一阶段，中西方文明演进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展开。
中国是皇权文化，中世纪的西方是教权文化。
三、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三阶段：
人权文化
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三阶段是从16世纪至18世纪。
对中国来讲，南宋以后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的江南现象。
西方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神权文化走向人权文化。
第三节中华文明中的江南现象
一、江南文化的三个阶段
加州学派的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
在十八世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占整个世界GDP的30%-40%，最发达的地区就在江南。
所以，江南现象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同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类似，江南文化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吴越文化。
第二阶段是江南文化，从经济上讲，这个地方可称之为运河文化；
从文化上讲，可称之为徽派文化。
第三阶段是海派文化。
二、江南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中国文化中心在南宋以后转移到江南，作为正统的孔家搬到江南衢州后，儒家思想即吸纳了官方主导思想，并与当时皇权形成结合，逐渐超越地域文化的范围，影响了整个当时的文化。
南宋以后，中国80%的思想家出在江南，如黄宗曦、王阳明、戴震等，这或许意味着江南从南宋时起逐渐成为全国的思想文化中心。
三、江南文化中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是江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京杭大运河在唐宋两代继续得以疏浚整修，宋代以后沟通南北物资的运河贸易不断发展并日益兴盛，江南社会亦形成了以运河贸易为重要动因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江南文化颠覆了关中文化的等级概念，商人的地位得以提升。
这是江南商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单元历史大分流之谜
引言从制度安排看中西大分流
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经济中心的多元的世界。
西方在其中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性优势”。
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通过土地的集约经营、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节能技术的应用，以及区域贸易的扩张，实现了堪比现代化早期西欧的经济增长。
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是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江南尽管经济发达，但缺少煤炭资源；
而欧洲是在通过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自身的土地和能源压力后，才与非西方世界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而我们认为，18世纪中西发展殊途受均田制和长子继承制的不同影响。
第一节汉唐兴衰的制度因素
一、唐代盛极而衰的两个内在因素：
均田制崩坏与黄泛问题
唐代盛极而衰的标志是安史之乱，战争原因在于，政治中心和人口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已经南移。
以关陇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在均田制下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已经不够供给，必须通过漕运将南方粮食转动至北方。
周转的权力控制在节度使手中，由此，有了造反的本钱。
天宝年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均田制及其崩坏；
其二是黄泛问题；
三是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主要原因。
二、均田制在历史上促进了人口再生产
中国历代王朝边界的稳定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王朝周期性盛衰变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
”均田制推动了农具的革新和人口再生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使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
它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
三、均田制中造成中国人多地少国情的深层原因
均田制的崩坏和黄泛问题，是唐代盛极而衰的内因，藩镇制度之弊是唐朝衰败的外因。
今天之所以要研究均田制，是因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也是一种均分土地的财产分配制度。
四、探索当代土地财产制度改革的历史前提
建国后大兴水利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打下了设施基础，没有治黄治淮的水利工程，凤阳小岗村的成功案例不可能出现。
家庭承包制在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公共水利设施失修问题日益严峻。
今天中国要搞土地财产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土地存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废为讨论的前提。
第二节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
一、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
公元10世纪以后，欧洲产生了四种家庭财产继承制度，长子继承权逐渐变成主干的继承权制度。
在东亚社会，日本采取的也是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保证了大地产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土地能以基本固定的形式代代相传，有利于封建财富（贵族家庭财富）的积累，从而为向资本转化提供了条件。
没有土地的次子们被迫离开家庭和土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的积极流动和工商业的充分发展。
二、欧洲发展中的“次子行为”
均田制是守成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基本局限在大陆的地理极限范围内。
而不公平的长子继承权，使次子们对内追求平等的社会秩序，对外追求获得新的土地，这促成了历史上欧洲的扩张行为。
三、从农具革命看创新背后的制度因素
资本主义产生在纬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农具革命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基础。
第三节人口迁徙背后的制度因素
一、人类文明与人口迁徙的关系
人类文明是走出来的。
人类迁徙原因有几种，一是生存需要，人会为寻找食物而迁徙；
二是生产需要，如游牧生产方式会沿固定路线迁徙；
三是宗教冲突，如摩西出埃及；
四是战争。
二、中国的人口迁徙问题：
被动迁徙与内卷化发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迁徙意愿不高。
中国的人口迁徙主要是被动的，出于人口压力、生存需要、灾害影响、生产方式、政治因素等原因，其中人口压力和战争是主要因素，宗教冲突的因素极少。
由于地理环境限制，中国的人口迁徙表现为内卷化。
三、欧洲人口迁徙的启示：
主动迁徙与创新发展
欧洲人口迁徙是主动迁徙。
不合理的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维持了土地规模经营，逼迫次子们主动迁徙和不断创新，促成了中西大分流。
四、研究人口迁徙的当代意义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移民社会基础上的，当代的移民潮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以史为鉴。
二是，面向未来，针对移民社会特点和趋势，设计促进社会不断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
第三单元康氏长周期之谜
第一节康氏长周期理论
一、康氏长周期理论概述
康氏长周期理论来自于一个经验公式，认为世界经济存在一个48年到64年的区间波动，即平均差不多50年左右的长波。
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4个康氏长波周期。
二、为什么会存在康氏长周期
熊彼特认为科技创新与经济长周期之间存在客观联系。
科技革命存在重心转移规律。
康氏长周期就是“工业化时代生产的无限发展和需求有限增长”的危机周期。
第二节世界经济长周期中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结构性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同时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动荡。
具有结构性经济联系和各种内在制度规定性的、一体化的现代世界体系才是考察16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
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
世界经济的等级制结构由处在中心地位的核心国家和处在外围或者半外围地位的边缘国家所组成。
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国家是有殖民地的，他通过国外殖民地，通过投资和贸易来解决他的生产过剩问题。
第二类国家是通过创新，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来解决他的老产品过剩问题。
第三类国家即没有能力去海外找殖民地，也没有能力搞创新的产品来替代他生产过剩问题，于是就处在革命和战争的边缘。
二、三类国家的演变与经济长周期密切相关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既是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力量兴起和传统农业国家边缘化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过程。
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及其结构变动是导致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和深层原因。
三类国家的演变与经济长周期密切关系，涉及到科技创新、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运动。
三、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长周期中的表现
社会主义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紧密相连的，也存在周期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爆发，并蔓延到东欧和中国，是因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俄国是第三类国家，无法通过投资和贸易去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又没有殖民地可供倾销产品，也没有科技创新的实力，只有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不断对自身固有矛盾进行修正，也在不断改变着经济长周期对政治周期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对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应对。
第三节康氏长周期与中国
一、近代中国的深重苦难与长周期中西方世界的扩张
近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西方兴起、东方衰落的过程，长周期中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从一开始就通过战争的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中国在第二次长波周期中由第一类国家沦为第三类国家，世界体系因此而改变。
二、当代中国的高速增长缘于把握了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脉搏
旧中国的衰落的原因在于闭关锁国，远离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世界体系的变迁中沦为第三类国家；
新中国崛起的原因在于把握住第四次长周期中产业发展的机遇，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机遇与国内优势的顺利对接，改革开放和快速城市化是两个重要因素。
三、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把握第五次长周期的发展机遇
当前正处于两次科技革命的过渡期、转换期。
第五次科技革命是新能源革命，目标是突破“人类增长的极限”。
新科技发明到产业化的过程，存在一个红绿灯的现象，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
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成为了第一类国家，在第五次长周期中需要把握新能源革命的机遇，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第四单元“中国道路”之谜
第一节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道路历史轨迹的独特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是长周期里面的第三类国家，选择的是“早熟的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战争、计划经济等都是长周期危机调整的手段，这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原点。
为了在列强封锁中立足和发展，中国只能选择内部强制性原始积累的方式发展。
改革针对的是这种强制内部积累方式所带来的弊病。
第二节“人多地少”的国情独特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瞩目成就，应当归功在牢牢把握住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社会的每一次转折变革，实际上都与“人地关系”基本国情紧密相联。
一、“均土制”与中国人地结构
中国人多有历史的制度因素，中国是多山之国，山地、丘陵和高原的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平原仅占12%，最终形成人多而地相对少的“人地结构”。
二、人口国情：
从总量失衡到结构失衡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最大的国情。
当前，人口结构问题超越总量问题，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未来30年，我国人口总体上将呈现为“总量居高、结构失衡”的基本态势。
三、土地国情：
总量、结构与制度问题
中国土地同时面临总量、结构与制度三方面问题。
土地总量首先要保证粮食安全，要长期保障13亿至16亿人口的粮食供应。
土地结构的问题是土地供应总量与结构难以适应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土地的总量瓶颈与结构失衡压力的相叠加。
从根本上讲，如今土地问题的困境，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所引起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节从改革走向复兴的道路
一、改革路径切合中国国情
中国改革首先考虑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群众、农民，怎么通过改革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改革从农村起步。
二、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与产业发展
中国35年的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每一个阶段的推动力都不一样，从农业开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机电、重化工，再到住房与汽车。
未来需要重建人口红利。
三、土地制度、农村改革与城镇化
农业与农村的改革发展需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制定改革的升级版方案。
家庭农场或可成为农村改革的切入口之一，其可成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升级版，并代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四、重新审视走向复兴的三大战略选择
35年改革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分为三块，一个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个是区域的发展战略，还有一个是城市化的发展战略，这是三位一体的战略。
第五单元世界新秩序里的中国
第一节世界体系的调整和重构
一、新时期世界体系的调整动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兴起，世界体系呈现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多极化；
二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加深。
二、世界体系调整的主要内容
全球决策体制调整是世界体系调整的核心，调整的动力来自三类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模式正面临国际发展理念多元化的挑战。
第二节世界秩序重构中存在制度趋同现象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
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改造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问题。
一、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同现象
资本主义内部呈现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混合经济”的形式，国有经济成为有效补充；
企业组织形式由单人业主制向股份公司制转变，公司治理模式日益趋同化；
政府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介入和干预，市场竞争融入诸多计划元素；
福利国家被当成解决制度危机的答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相效仿。
社会主义也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技术
二、如何看待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同现象
趋同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理论界的热议，赞同与批评接踵而至。
不同社会制度在新形势下的趋同现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社会制度的某些趋同不会改变资本疯狂逐利、自我毁灭的本质。
第三节世界融合趋势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塑国民精神将是伴随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战略任务。
处理两类冲突，实现三大战略目标，中国要突破内外部双重约束。
维持政权稳定、重塑民族精神、继续深化开放将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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