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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教学论上亦有贡献。
他的教学过程可归纳为学、思、习、行四步骤。
其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等。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爱护学生，无私无隐；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孟子·
公孙丑上》）；
正因如此，后人才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二、墨子教育思想
墨子名翟，战国初人。
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
要略》），后自立为一个学派。
墨家学派纪律严明，是一种宗教团体式的特殊私学。
墨子认为人性如素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
所染》）。
因而很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
他的社会教育主张是“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鲁问》）。
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兼士”，并力图把缺乏兼爱精神的“别士”改造成兼士。
墨子的教育内容也与儒家有别。
他讲诗书而非礼乐，善守御而重科技。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
墨子也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他说：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修身》）并总结出一套德育原则和方法：
一是义利结合。
“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而利民、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
二是言行一致。
“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兼爱下》）
三是强力而行。
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修身》）。
四是合其志功而观。
主张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
三、孟子教育思想
孟子（前327—前289）名轲，战国时鲁国邹邑人。
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晚年与其弟子编成《孟子》一书。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从而认为教育的内向作用在于将心性中固有之善端存而养之，扩而充之，以成为贤人、圣人。
其外向作用在于“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得民心，斯得民矣”，“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
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圣贤或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尽心上》）
孟子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兴办庠、序、学、校等教育机构，“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的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体。
其德育原则与方法：
一是养心寡欲。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尽心下》）
二是反求诸己。
“亲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知；
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离娄上》）
三是尚志养气。
尚志是要“居仁由义”，能如此则理直气壮，否则理屈气馁。
养气是“养吾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凛然豪迈。
其气由正义行为积累而生，一旦“行有不慊于心”（《公孙丑上》），就“馁矣”而不复存。
四是磨炼意志。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
孟子教学思想：
教书要虚心。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尽心下》）“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
学者亦必志于彀。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告子上》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尽心上》）
深造自得。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
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下》）
由博返约。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离娄下》）
读书要存疑。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专心有恒。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
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
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
曰：
非然也。
”（《告子上》）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
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离娄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盈科而后进。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尽心上》）
四、荀子教育思想
荀子（前313？
—前283）名况，战国末年赵人，著有《荀子》32篇。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荀子·
性恶》），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
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其唯学乎！
……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儒效》）。
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
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
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
荀子德育原则与孔孟不同处有二：
一是注重公德。
主张“以公义胜私欲”，并把等级观念强化到职业道德、家庭道德诸方面，要求士大夫“敬节死志”，百官“畏法循绳”，农夫“朴力而寡能”（《王霸》）。
子对父“敬爱而文”，弟对兄“敬屈而不苟”，妻对夫“柔从听侍”。
二是注重德操。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劝学》）
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儒效》）
荀子的师道观亦有特色。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大略》）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同等重要的地位：
“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
君师者，治之本也。
”（《礼论》）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尊严而惮，可以为师；
耆艾而信，可以为师；
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
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
”（《大略》）
五、道家教育思想
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与庄子。
他们主张去掉一切人为的知识，认为取消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教育的作用就是“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人人无知无欲，才能复归于朴。
道家提倡“不言之教”，反对一切道德文化，主张绝仁去义、绝圣弃智、绝学无忧。
也反对法治，认为“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
在教育目标问题上，老子主张培养具有无为品质而能明哲保身的“隐君子”。
庄子主张培养能混同万物，齐一是非，从而达到无知无识境界的至人、真人。
他们还提出了一套达此目标的教育方法：
一是闭目塞听。
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主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老子》）
二是涤除玄监。
即把内心清除得一无所有，象明镜一样一尘不染。
庄子把它发展成心斋坐忘法，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
人间世》）。
三是顺乎自然。
庄子认为才智是先天生成的，非后天人力所能增损。
四是缘督为经。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虚）以为经（法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养生主》）
总之，道家具有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其中除了消极颓废的东西外，也有尚自然、不盲从，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面可资借鉴。
六、法家教育思想
商鞅（前390一前338）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奠基人。
韩非（前281—前233）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研究他们教育思想的材料主要是《商君书》24篇和《韩非子》55篇。
商鞅认为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
韩非子依据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人性自私说。
从而认为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就在于用严刑惩罚使人改恶从善；
教育对国家的作用就在于统一意识形态，使天下长治久安。
法家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耕战之民和智术能法之士。
前者是改造“五蠹”之后造就的顺民，后者是他们理想中的能“循令而从事”、“察法而治官”的统治人才。
法家的教育内容很单一。
从商鞅起就主张“燔诗书”而“以法为教”，即以政府颁布的政令、刑律为唯一教育内容。
法家主张“以吏为师”，即实行官师合一，取消专职教师，走“学在官府”的老路。
法家的教育方法主要有二：
一是严格要求，严刑惩罚。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韩非子·
五蠢》）
二是注重宣传，信赏必罚。
商鞅主张解释法令的内容，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
定分》）。
韩非则主张“赏莫如厚而信，便民利之；
罚莫如重而必，便民畏之”。
（《五蠢》）
法家的教育主张是片面的、偏激的，它摧残了传统文化，取消了学校教育，一味强调惩罚，而贬低了开启民智和道德感化的正面作用。
第二章汉唐教育思想
如果说先秦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儒墨道法诸家并驾齐驱、深刻多样的话，那么汉唐教育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就明显简单得多了。
这一时期实际上只有正统派经学教育思想家和非正统的异端教育思想家这两大流派。
前者如西汉时的董仲舒、南北朝时的颜之推、隋唐时的韩愈等，后者如东汉时的王充、魏晋时的嵇康等。
一、董仲舒教育思想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
其著述有《春秋繁露》等。
董仲舒最重要的教育思想是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他在《举贤良对策》（见《汉书·
董仲舒传》）中向汉武帝提出了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这三大文教建议。
董仲舒认为养士重于求贤，因为“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彩也。
”养士又非太学不可，“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因而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以使“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举贤良对策》）
这些主张为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以后各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董仲舒所独尊的“儒术”已不再是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而是神学化了的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的新儒学了。
董仲舒明确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上品。
“斗筲之性”则是生来就恶的下品。
只有“中民之性”方可名“性”，他们“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教育可培养“中民之性”的人:
“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
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
”（《举贤良对策》）
在道德教育方面，董仲舒强调的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强化了君主专制、封建家长制和夫权思想。
他还提出“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道德教条（《汉书·
董仲舒传》）。
在德育原则方法上，他主要提出这样几条：
一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
仁义法》）。
二是“强勉行道”。
“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三是“必仁且智”。
认为德育与智育密不可分，“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
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
”（《春秋繁露·
必仁且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二、王充教育思想
王充（公元27一100），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是东汉时期著名学者和教育思想家。
王充对当时神学化了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
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论衡·
问孔》）。
王充还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他指责当时的儒生虽“能说一经”而“不好广观”、“守隅不览”，“不闻古今、不见事例、不然然否”（《别通》）。
王充的培养目标是多层次的。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超奇》）主张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通人、文人）和创造性人才（鸿儒）。
王充承袭了荀子重视知识的思想，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效力》）“天地之性人为贵”，因为是“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辨祟》）。
他主张学而知之：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实知》）
王充认为教学过程有“见闻为”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理性认识两阶段。
“见闻为”指“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不目见口问，则“不能尽知也。
”（《实知》）。
“开心意”是说不能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薄葬》）还须“诠订于内”、“以心意议”，以“知一通二，达左见右”（《实知》）。
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对作》）。
王充这些主张，特别是反对盲从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见解，值得后人借鉴.
三、嵇康教育思想
嵇康（公元223一262）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思想家和教育家。
著有《嵇康集》。
嵇康主张自然人性论。
认为人求生和追求享受的欲望是“性命之自然”（《释难宅无凶吉摄生论》）。
他向往“洪荒之世”，就是因为那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
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
”（《难自然好学论》）而礼乐名教则是破坏自然人性，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
区别群物，使有类族；
造立仁义，以婴其心；
制其名分，以检其外；
劝学讲文，以神其教；
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骜而不觉。
”（同上）
从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因为“六经以抑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
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范情之礼律。
故仁义务于理，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同上）甚至“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嵇康还主张养生教育论。
他声称老子庄周是吾师，反对礼法名教对人身心的束缚，追求个体自我存在的价值。
他教人去智巧之心，循自然之理，摆脱人际关系的束缚和世俗观念的影响，不受名利声色的诱惑，保持身心的纯净与人格的独立。
嵇康虽反对传统教育模式，但其理想人格仍与先秦儒家有相通之处。
他仍强调对名利欲望的克制和精神上的自我超脱，鼓动人们“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
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
”（《答难养生论》）教人对恶劣环境和腐朽政治采取不合作态度，洁身自重，高瞻远举，从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母亲那里获取生活的力量，以保全生命，完善人格。
这实际上就是孔孟“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发扬光大。
四、颜之推教育思想
颜之推（公元531一约590以后）是南北朝时的教育思想家，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此书在家教史上影响甚大，后世曾有“家教规范”之称。
颜之推将家庭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他认为教育应及早进行，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己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颜氏家训·
勉学》）
他还主张爱与教结合。
“父母威严而有增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反对“无教而有爱”，“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如恶习已成而再加管教，则“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
逮于成长，终成败德。
”（《教子》）
他也注意到环境的影响，师友榜样的作用。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
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慕贤》）
在士大夫教育方面，颜之推认为当时所培养的人缺乏任事能力，“及有试用，多无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
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
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
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
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涉务》）因而主张“实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专精一职能应世经务的有用之才，以实现“行道以利世，事君以利社稷”（《勉学》）的教育目的。
对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颜之推也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
一是虚心。
“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
二是惜时。
年幼时“固须早教”，“然人有坎凛，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
”因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
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三是勤勉。
只有勤勉，才能博学精熟；
只有勤勉，才能“皆欲根寻，得其原本”。
四是眼学。
主张眼见为实，反对贵耳贱目、以讹传讹的学风。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
”（《勉学》）
五、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公元768一824）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著有《韩昌黎集》。
韩愈的教育目的是“学所以为道”，即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仁义之道。
其教育内容以六经为主，“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上宰相书》）。
韩愈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以下这几方面：
一是师道观。
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师说》）。
这三项任务，以传道为首，授业为次，解惑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业两方面的疑惑。
道统帅业，业体现道。
授业为传道服务，传道通过授业完成。
而为师的标准则首先是道，其次是业，“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二是人才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杂说四》）只要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自会涌现出来。
这是对孔子“举贤才”、墨子“尚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是治学方法论。
韩愈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进学解》）所以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同上）他强调博学：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同时又要求“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掌握系统的知识，以避免“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同上）。
他还主张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反对“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
鼓励“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因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答刘正夫书》）
第三章宋代教育思想
一．张载教育思想
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
因居陕西郿县横渠镇，故世称横渠先生，其学派被称为关学。
著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等。
张载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即先天具有的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
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其天地本然之性。
“气质恶者，学即能移。
”（《理窟·
气质》）“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正蒙·
诚明》）
张载的教育目的在于立人之性，求为圣人。
“学者须当立人之性。
仁者，人也；
当辩其人之所谓人。
学者学所以为人。
”（《语录》）
张载的教育内容首重“礼”，认为礼是圣人之成法，知礼方能成性，故学礼“在我乃是捷径”（《理窟·
礼乐》）。
除六经外，亦重“四书”。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
“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
”（《礼窟·
义理》）
张载重视道德教育。
其法是集义养气（源于孟子存心养性之说）。
“集义犹言集善也。
”“义须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气。
学大原》）
还有虚静恭敬（类似于荀子“虚壹而静”、庄子“唯道集虚”），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理窟·
义理》），“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皎然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
”故“始学者要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
”（《理窟·
学大原》）
张载教学论思想亦有其特色。
他主张：
一要尽人之材。
“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
二要教有次序。
教“虽不可缓，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须求之有渐”（《理窟·
学大原》）。
三要因势利导。
教应“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
否则，“虽强告之无益”。
张载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与方法：
一是立志。
这是“始学之良术”，唯立志才能“刚决果敢以进”（《理窟·
二是博学。
“唯博学然后有可得，……学愈博则义愈精微。
气质》）“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
三是多疑。
“学须有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理窟·
义理》）。
四是精思。
“须是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理窟·
气质》）。
若“不思，则还塞之矣”（《理窟·
二．二程教育思想
程颢（1032—1085），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一1107），世称伊川先生，家居洛阳，是宋代理学四大学派中洛学的开山祖师。
毕生研倡理学，以聚徒讲学为己任。
著述颇丰，后人编有《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
二程的人性论类似于张载，也分人性为两重，认为天理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则有才与不才，善与不善之别。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以“灭人欲，存天理”（《遗书》24）。
但二程反对生而知之，“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
”（《遗书》19）
二程的教育目的是学为圣人，“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
”（《遗书》25）“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
”（《文集》八）
二程的教育内容首重四书。
“《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遗书》18）《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是学者进德修业的必由之路。
《中庸》则是“天理也。
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
二程重视早期教育。
“养蒙于正，学之至善也。
”（《伊川易传》卷一）“吉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
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月消铄，更有甚天理?
”（《语录》卷二）
二程在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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