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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
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
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
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
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
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
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
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
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
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
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
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
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存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
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
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
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
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
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
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
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
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
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
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
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
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
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
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
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忍。
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
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
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
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来源古斯塔夫·
勒庞一个'
带路党人'
的自我修养
对于“带路党”这个几乎等同于“汉奸”的贬义词，我觉得最能帮他正名的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成语--箪食壶浆。
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一个带路党人的故事。
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态度基本上和现在的北约一样“霸权主义”，表示现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
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问题是，齐宣王野心太大，想一举吞并燕国，这就好比美国在帮助利比亚除掉卡扎菲之后，竟然想吞并利比亚一样失策，再加上齐军在燕国的表现完全对不起燕国“带路党人”的一片赤诚，结果后来被打得大败，不仅被赶出了燕国，而且如果不是田单的火牛阵，差点齐国自己都被灭了。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侵略军的入侵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
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国家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
“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当然，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齐国解放军背弃民心，烧杀抢掠，那么燕国千千万万曾箪食壶浆的“带路党”们会随时变脸为最英勇的抵抗者，将侵略军们赶出祖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的“带路党人”应该是伍子胥。
伍子胥的祖国是楚国，还是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但当父亲和哥哥被听信谗言的楚平王杀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头的逃到了吴国。
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兵伐楚，攻破了楚国首都，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说，伍子胥充当“带路党”，引他国军队攻击祖国的行为至少也是个“叛国罪”吧，但问题是，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用李零先生在名文《汉奸发生学》中的说法是，“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
继伍子胥之后，汉朝还出现过一个挺有名的“带路党”--太监中行说。
据说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
中行说后来深度参与策划了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贡献了许多匈奴极其需要的情报和“本地智慧”.与伍子胥不同的是，尽管同为“带路党”先驱，中行说因为身上附带了民族冲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为了早期“汉奸”的代表人物。
但即使这样，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中行说的评价也没不堪到哪里去，还给他安排了一场舌战汉使，凸显才华的精彩桥段。
可以说，一直到汉唐时代，“带路党人”的形象虽然算不上多么伟岸，但还远未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
唐朝就不说了，连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汉，民族大融合，也就谈不上去批判“带路党”或者汉奸了。
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尽管也出仕异族，但形象大多为正面，特别是王猛，在历史更被当作是如诸葛武侯一样的人杰，与苻坚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护推行汉文化，死前还劝告苻坚不要伐晋，基本上属于那种心系故国的“带路党”.
“带路党”的形象逆转应该发生在“儿皇帝”石敬瑭身上。
这要说起来，如果要给“带路党”分个类的话，石敬瑭绝对属于“带路党”中的败类，他的带路既没有伍子胥这样的家仇动因，更不是燕国民众那样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给契丹人带路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不惜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送给了契丹。
放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生灵涂炭的都属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带路党还倒是其次了。
不过，即使没有石敬瑭，“带路党”的形象崩塌也属于历史必然，因为碰到了极其讲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义”的宋朝。
用李零的话来说，就算是伍子胥，“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稍扯远几句，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识的时代，几乎都是衰落时代，如两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国家越弱，你越强调爱国。
为了收回石敬瑭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现过一次非常着名的“带路党”乌龙事件，直接导致了靖康之变。
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国。
在宋人看来，王师一入辽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无非还有这样的桥段，“宋军兄弟们，你们终于打回来了，我们等你们等的好苦”.
一开始的故事的确是按照宋徽宗君臣的剧本所写的。
事实上，献计联金灭辽的就是辽国汉人马植，正是他用“箪食壶浆”这些大词忽悠了宋徽宗；
还有一位重磅“带路党”是辽国常胜军的统帅郭药师，宋军还没有出兵，他就率军八千来投，当然动机和民族大义无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但让信心满满的宋朝君臣没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早已不“心向祖国”，在辽国轻徭薄赋的政策下，据说辽国汉人的税负比宋朝那边还要低，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汉族读书人在高度汉化的辽国官场上也顺风顺水，在此种情况下，大宋祖国再怎么寄望于数百万汉族同胞幡然醒悟，再怎么意淫统一大业，也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用葛剑雄先生在《“香花楼子”神话和北宋的覆灭》一文中的说法，宋军出兵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员以救星自居，将北方同胞视为异己。
更关键的是，辽国的汉人非常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认为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了他们的国破家亡，背井离乡。
结果是，这群宋人预料之中的“带路党人”，非但没有对统一大业有所贡献，反而随即投靠了金军一方，很多辽国汉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军，对“祖国”展开了复仇大业，在北宋的灭亡中贡献了属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明明是一个民族，辽国的汉人本是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带路党”，最后却成为了金军侵宋的带路党，此种乌龙和逆转也堪称中国“带路党”历史上的最大奇观了。
到了南宋末年，又出现了新的一群“带路党”，而这其中大约可分为两大群体。
一群如吕文焕、夏贵这样半路出家的，他们也本算是死守襄阳的大宋忠良，最后却又投降元朝成为了下一阶段灭宋的“带路党”.特别是死守六年之久的襄阳主帅吕文焕，可算是孤臣孽子，可歌可泣，因与南宋权臣贾似道不和，而贾在襄阳被围时的确也是救援不力，最后吕文焕投降之后将贾似道的刻骨私仇升华为对南宋的“国仇”，积极参与了灭宋。
还有一群如张弘范和史天泽这样的资深“带路党”.不夸张的说，在南宋的灭亡中，张弘范和史天泽这些汉族将领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张弘范，在崖山给了南宋最后一击的同时，还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墨宝；
再比如郝经，在作为元人使节出使南宋时曾被囚禁了十六年而拒不归降，堪称元朝版的“苏武牧羊”.你很难说张弘范这群“开国功臣”有多么伟光正，但攻击他们为“汉奸”肯定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张弘范史天泽郝经虽是汉人，但都是金朝的汉人，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奸”，那也是“金奸”.更何况，张弘范和史天泽从父亲那一辈开始便已归降蒙古，张弘范的父亲还被封为“汝南王”，按照中国历史不成文的传统，如果父亲是前朝之臣，再到新朝为官便是“失节”，但他们的儿孙就尽可以在新朝官场上混，比如说反清了一辈子的顾炎武，他的亲外甥徐乾学还做过康熙的刑部尚书。
或者这么说，你如果要攻击张弘范他们这些“带路党”为汉奸的话，就好比说艾森豪威尔是“德奸”一样好笑，因为艾总统的祖上也是从德国来的，最后他成为了灭德功臣。
最后是明末，这又是一个“带路党”的高产时代，当然，和宋朝一样，他们的历史形象已经不堪入目。
无疑，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带路，仅凭多尔衮多铎这些八旗大爷，多半是灭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个划江而治吧。
但以范文程来说，一生并无戕害同胞的恶绩，在清军入关时甚至对劝说多尔衮收拾民心，善待汉人，“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
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这个路至少带的堂堂正正，且温情脉脉。
再比如说吴三桂，先降后叛，缢杀永历，自是无耻小人，属于明末“带路党”中的败类。
但即使如此也应当正视，吴三桂在引清兵入关的初衷很可能只是“借师助剿”闯军，报君父大仇，在当时的南明朝野看来也一度有救国英雄的美誉。
吴三桂后来的沉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时势所裹挟，一步步的滑向了所谓汉奸与无耻之尤。
我想强调的是，在明亡清兴的那个历史时段，“带路党”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群体，远不是吴三桂等人可以涵盖的。
在那个时代，同样也发生过如燕国民众从带路党变脸为抵抗者相似的历史情境。
从1644年4月入关到1645年5月，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胜利，从李自成身亡到南京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清军基本上在鲜有激烈抵抗的情况下便已击败了大顺军和南明两大势力，南明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和各省州县也纷纷归降，清朝统一中国似乎已是手到擒来。
但此时清朝却犯下了比之前齐宣王灭燕时更为严重的错误。
多尔衮满以为天下已定，便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这其中尤以“剃发留辫”影响最为巨大。
可以这么时候，在“剃发令”颁布之前，大半个中国的汉人已经做好了成为新朝顺民甚至是“带路党”的准备，对于继续抵抗或者什么反清复明已经失去了兴趣和斗志。
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说法，“剃发令一出，原本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我们都知道反清中最为着名的江阴之战，但事实上，江阴在弘光政权垮台时早已“和平投降”了清朝，无论是亡国还是听起来很吓人的亡天下，千万个江阴县城中的普通民众处江湖之远，大可不必忧国忧君忧民族复兴，“肉食者谋之”，就算做个“带路党”也无可指摘，朱家的皇帝和爱新觉罗家的区别本来就不那么大。
但就是因为剃发令，才弄得天怒人怨，转而起兵反清，几乎战至最后一人，当时有“六万人同心死义，村大明三百里江山”的壮烈说法。
在此前后，嘉定、昆山各地也纷纷起事。
后来连另一位着名的“带路党”--大学士陈名夏都看不下去了，在他当时给清廷的上书中直言，“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一直到1664年的康熙三年，清军才算最后扑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清力量。
而此时，距离闪电战胜利顶峰的1645年，已过去了整整19年。
也就是说，一个剃发令多带来了十多年的战火。
“带路党”是如何成为反清义士的？
箪食壶浆是如何成为四处烽火的？
这其中的反转奥秘还是要回到文章一开头的“孟子曰”.
从燕国之乱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这些其实都远非什么值得留恋的盛世，征了“三饷”的晚明税负之重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在这样的坏时代，若真有孟子所说的王师到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自是大义所在。
带路也罢，汉奸也罢，也正是所谓“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顺乎天而应乎人，少数人的国尽可以让少数人去爱。
但“王师”们尤其应该警醒的是，一旦他们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秩序，“王师”便是“侵略者”，最温顺的“带路党”时刻都会变为最坚决的抵抗者。
毕竟，带路党常有，而王师不常有。
来源张明扬在中国最容易被选拔的四种人才
中纪委资深铁腕副书记刘丽英女士，一次到东北惩治官员腐败时总结说，有四种人才最需要提防：
一种是名声很臭，却特能往你身上粘的；
二是能力不强，当官的欲望却特别强的；
三是收入不高，却特别能花钱的；
四是地位不高，但活动能力特别大的。
因为这四种人才，在中国目前体制下最容易被提拔。
这其实已经把腐败问题概括得非常清楚了。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正是这四种人才最容易能够得势。
我们的体制其实有意或无意地在以这样的标准选拔“人才”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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