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大贤笃志 与道污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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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大贤笃志与道污隆

浅论大贤笃志与道污隆

　　摘要: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在做出重大人生抉择后的标志性作品。

诗人通过回顾自己从追求到幻灭再到新的人生追求的开始,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理想、人生道路进行彻底反省后,在思想上进行的一次质的飞跃。

陶渊明的回归园田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具有积极意义。

他退出官场,也不是人生上的退却,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以自己的人格与社会的黑暗势力抗争。

　　关键词:

陶渊明归园田居人生态度

　　陶渊明（365?

—427）,一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附近）。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最高代表。

作为“浔阳三隐”之一和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常常给人以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印象。

鲁迅曾经提示人们注意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但人们感觉其“金刚怒目”的诗作毕竟不多,所以总体感觉他好像还是悠然于世道纷争以外的形象。

其实这是对陶渊明的误解。

陶渊明的大部分诗作都表现了他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黑暗官场的尖锐批判。

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归园田居》就非常典型地展示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消极避世”的形象大不一样。

　　《归园田居》在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据载,陶渊明二十九岁左右出仕,做过江洲祭酒,不久辞去。

后任镇军参军及建威参军。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彭泽县令任上,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在任八十多天便自解印绶去职。

此后未再出仕,躬耕自资,终老园田。

这一段时间,应当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期间,陶渊明有两篇代表性的作品,一篇是《归去来兮辞》,另一篇就是组诗《归园田居》。

在这一组诗中,第一首是主脑。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诗人在作重大人生抉择期间的思想状况。

　　本诗一开始便展示自己人格内涵的本质特征。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俗:

指世俗的世态人情。

在此主要指官场习气:

投机钻营、尔虞我诈、随时俯仰。

韵:

指风度、气质、性格。

适俗韵,指顺应当时社会风习,具备混迹于官场,取巧钻营的本领、性格。

诗人在此表明自己与当时官场社会的格格不入:

天生就没有做这种官的本事。

诗人所追求的是人性的自然发展:

“性本爱丘山”,丘山指自然。

这里有必要指出,陶渊明向往自然,主张人性的自然发展,其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指的是正常社会生活中的人性,而不是在提倡自然人性,正如他自己所说: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指在社会的正常生活中未被扭曲的淳朴的人性,正常的人格。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所谓“尘网”,一般指官场,但笔者以为,这里的尘网还应指社会风习,即文人士子读书做官的成规。

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曾为晋朝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都曾任官职。

受家风的影响,他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

出仕做官,是儒生本等,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是有“大济苍生”之志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入仕为官对陶渊明来说顺理成章。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对仕途是抱有一定理想成分的。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渐渐看清了官场的本质,尤其是亲身经历了官场的黑暗之后,他才切身地感到投耒学仕是误入歧途。

在官场中,非但不能实现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而且连起码的真诚都没有,“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

所以,诗中一个“误”字分量极重,它包含了陶渊明对黑暗官场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他早年建立起来的儒家理想破灭的标志。

理想的破灭本当是伤感甚至是消沉的,但诗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情绪,相反,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种喜悦之情。

这是因为“误”字还标志着诗人经过反思之后觉醒的开始:

彻底抛弃过去的幻想,开始自己新的人生理想的追求——走进大自然,修身养性,塑造自己完美的人格。

　　做为一个儒生,要实现这种超越并非易事,他要经历多次反复地考量,要经过长期地认识和思考。

对陶渊明来说,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他说“一去三十年”,经过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才下决心与官场决裂。

对于诗中的“三十年”,许多论者持有异议。

南宋吴仁杰认为“三十年”当作“十三年”。

因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到辞却彭泽县令一职,其间恰好一十三年。

也有人认为“三十年”是“已十年”之误。

还有人认为“三十年”应为“逾十年”。

现在大多采用吴仁杰的解释,因为从时间上算,陶渊明怎么也没有三十年的“官龄”。

其实这些都是揣测之词。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十年”是误刊。

历史上所见的所有陶集版本均作“三十年”。

退一步说,即使按陶的实际“官龄”算,宋儒吴仁杰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

陶渊明在十三年间是断断续续做的官,就是将几次实际作官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十三年。

因此,笔者认为原作中“三十年”并没有错,“三十年”正是陶渊明的本意。

这就是上文强调的,我们不应将“尘网”简单理解为官场,而应扩大为社会风习,文人读书出仕的老路。

陶渊明自少年开始接受的就是儒家思想的教育,走的是一个儒生正常的读书做官的道路。

尽管在这三十年中做官的时间不长,但他还是怀抱着入仕的理想的。

现在,经过实践,他切身感受到:

早年步入儒生的轨道就已经落入了世俗的尘网中去了。

并非是做了官才陷进去的。

这意味着陶渊明在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理想、人生道路进行大反省、总清算,是在思想上进行的一次真正的飞跃。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

这就是他以后再未出仕的思想基础。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这四句承上启下,写经过反思后的抉择。

“羁鸟”、“池鱼”,是写人在仕途的感受。

按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仕途是施展才华、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地方。

但事实恰恰相反,官场的经历没有实践理想的感觉,反倒加深了他对回归自然的向往。

这时的陶渊明有两种选择:

一是入乡随俗,同流合污;一是退出官场,与丑恶势力分道扬镳。

他选择了后者:

躬耕田园,保持清白,保全真性。

这里,必须注意“守拙归园田”的“守拙”二字。

“守拙”,是主动行为,不是被迫的。

他可以守,也可以不守,此其一;其二,“守拙”是有理想在的,守拙就是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并决心去实践它。

“拙”字表面上是自嘲,实际上是诗人的人格准则。

在“拙”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站立起来的是一个高洁的人格形象。

这一形象始终与官场群丑形成鲜明的对照,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回归园田不是退,而是进。

所以,本诗中不仅充满喜悦,而且充满了人格的自信和自豪。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诗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如数家珍地描绘田园的景色。

这是一幅典型的农家村居图,本来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但在诗人的笔下却格外恬静幽美,清新喜人,令人神往。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这幅如世外桃源般的画面前流连忘返。

这就是陶诗的魅力:

笔墨平淡,韵味无穷。

其奥妙何在呢?

这是诗人情感和哲理灌注的结果。

诗中景物若出自愚妇村夫之口,那只是简单陈述,而陶渊明是在经历了官场的喧嚣,耳闻目睹了世间倾轧杀伐之后才来描写这幅画面的。

因此,在面对这幅画面时,我们分明感受到另一幅画面的存在,即黑暗虚伪、杀机四伏的官场和诗人那饱受磨难的灵魂。

两幅画面交互感应,画面上的每个景物都注入了诗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情波澜,使得诗句朴素醇美,韵味无穷。

这就是苏轼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优美的田园在陶渊明的笔下已完全与诗人的人生感悟和淳美的人格融为一体。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诗人由外而内描写自己的居所。

在这样一个静谧的环境中,自己的住室也是洁净的,无一丝尘埃。

“户庭”指院落,“虚室”指静室。

这里一方面写自己的居所,另一方面也是在写自己的心境。

离开了喧嚣嘈杂的朝市,摆脱了俗事的应酬,心境是恬淡的,诗人的灵魂有一种找到精神家园的安宁感。

正因为如此,诗人才由衷地感叹: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最后两句是全诗主旨。

诗人终于跳出了官场的樊笼,更是跳出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樊笼,开始了新的人生实践,去追寻新的人生理想。

　　谈到陶渊明的隐居,有一点值得提请注意,许多人在评价陶渊明时总是忘不了他的“逃避现实”、“消极避世”的“缺失”。

其实这是对陶渊明的极大误解。

陶渊明隐居园田,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也不是意志消沉,而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

不要以为诗人把田园生活描绘得优美迷人,就认为他真是在桃花源中享清福。

陶渊明对园田居的描绘实际上是用审美的眼光将实景形式化了。

实际上陶渊明的躬耕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就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土地瘠薄,人要起早贪黑地操劳,若遇年景不好,还有生计之忧。

诗人有时真的贫困到难以维持的境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

甚至到朋友处去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

其内心的窘迫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即使这样,他也决不与恶势力妥协。

有人荐他出去做官,他坚辞不就;有权要赠其粮肉,他麾而去之。

他退出官场,并非是在人生上的退却,而是开辟了新的战场:

以自己的人格与黑暗势力抗争。

他的存在,就是对黑暗官场的无情的批判。

同时,他的这种人格对社会还具有极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并在历史上塑造了一个精神偶像。

因此,陶渊明归隐躬耕在当时情况下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简单用当代人的生活模式去评判古人是幼稚的、反历史的。

相比之下,倒是古人更理解陶渊明。

萧统说:

“（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陶渊明集序》）。

此论确实中肯。

　　（李双华江苏省南京工业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所21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