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docx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摘 要：
本文试图探讨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并由此判断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
基于一项2006年的全国调查数据，笔者设计了一套态度测量量表，区分政治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特征，分析中产阶级的主要态度倾向。
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既有保守主义的成份也有自由主义的成份，中产阶级在当前肯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其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
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社会稳定
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逐步增长。
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数量不断扩大的中产人群在中国社会出现了。
虽然人们对于中产人群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是专家学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不怀疑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且乐观地预期这一群体在未来数年里的增长势头。
伴随着这一群体的增长，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成为公众舆论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
社会公众和学者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观察讨论涉及诸多问题和视角，最近三、四年，社会学家最关注的问题是：
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影响，他们的出现是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还是有可能推进社会变革。
对这一问题，理论家们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研究者们也提供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对立双方的争论还在持续。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多组社会政治态度测量指标，试图把握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以此推测他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有关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争论
（一）国外相关研究：
自由民主政治的推动者还是国家的依附者
一些西方政治理论家（如李普塞特、亨廷顿和格拉斯曼等人）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提出了中产阶级产生与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联系。
李普塞特（Lipset，1959;1963）认为，社会富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之间高度相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意味着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菱形的社会分层结构（adiamondshapesocialstratification），因而，产生中产阶级的富裕社会必然伴随着政治民主。
李普塞特（Lipset，1963：
31）也认为，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它实施民主的几率就越大，这一观点被后来的一些理论家称之为政治铁律（BurkhartLewis-Beck，1994）。
格拉斯曼（Glassman，1995;1997）从历史比较视角论证了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认为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提供结构和制度的基础。
亨廷顿也持类似观点，在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最积极支持者来自于都市中产阶级。
（Huntington，1991：
67）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生在南欧、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运动。
上述西方政治理论家在宏观层面对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必然关联性的认定，是基于他们对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微观层面的观察分析。
他们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态度理念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民主特征（Lipset，1963;Glassman，1995，1997;Eulau，1956;Walsh，JenningsStocker，2004）。
许多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包括一些华人学者）在研究中国中产阶级问题时也遵循上述理论思维（ChenLu，2006;Johnston，2004;Goodman，2008）。
上述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关中产阶级政治特性的主流理念。
然而，一些东亚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东亚中产阶级的独特政治性格。
M.琼斯和D.布朗等依据东方主义理论对东亚社会中产阶级政治取向的特殊性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由于传统东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东亚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并依附于强势国家（Jones，1998;JonesBrown，1994）。
萧新煌和苏耀昌等的研究也指出，东亚中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并追求民主，另一方面企求安全稳定和依附于国家（Hsiao，1999，2001，2006;HsiaoSo，1999）。
这些研究发现，东亚中产阶级的兴起往往处于这些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国家权力较强并实施经济干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产阶级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强势国家，因而他们希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保障自身经济利益。
（二）国内学者的观点：
社会稳定力量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在国内社会学领域，对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社会学界的主流观点，即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他们是维持稳定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持有较为保守的政治理念。
李强是提倡这种中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
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
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
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
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李强，2001：
19）。
周晓虹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是政治淡漠，即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周晓虹，2005）。
周晓虹（2002）指出，中国中产阶级的几个主要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都与国家保持紧密联系，而且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周晓虹还认为，不仅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保守主义特性，而且大多数社会（包括西方和东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他特别引用了米尔斯（2006）对美国中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描述。
然而，另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有相反看法或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其中的一些学者认同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的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
虽然这些学者一般并不指明中国中产阶级会去追求政治变革，但他们往往通过分析或介绍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和社会政治变迁，来证明这似乎是一条必然规律（李路曲，2000;郭继光，2000;杜伟、唐丽霞，2004）。
也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声称，中国中产阶级具有社会变革倾向，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产阶级会是社会稳定器，把中产阶级的扩大当作稳定社会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不可靠的，中产阶级绝不会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张翼，2009：
249、232）。
不过，反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观点的大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赞同亨廷顿的理论，他们只是对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器的必然性表示怀疑。
李路路（2008）认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彰显出多种多样而非单一性的特征，有可能是稳定剂或缓冲器，也可能成为自由主义变革的动力，还有可能依附于威权主义的政体或特殊利益集团而缺乏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因而中产阶级既可能持有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也可能持有政治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态度，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即使某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情境中也可能发生政治态度的转变（曹敏，2006;何平立，2006;刘长江，2006）。
（李春玲）
二、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和测量指标
（一）研究问题
虽然不同派别的理论家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判断有所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推论逻辑：
如果中产阶级成员持有某种程度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这一群体就可能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产阶级成员采取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主义或政治激进主义立场，这一群体就有可能成为推进政治变革的力量。
这一政治变革力量，按照亨廷顿等西方理论家的理解，就是推进威权政体向西方式民主政体转变的社会势力。
遵行这种推论逻辑，判断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是否是一种社会政治稳定力量，首先要详细考查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保守主义倾向还是自由主义倾向?
只有系统考查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我们才能推测其可能发挥的社会政治功能。
目前国内社会学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论述绝大多数是基于理论分析（李强，2001;周晓虹，2002，2005;李路路，2008），仅有少数的研究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的实证分析（李路路、李升，2009;刘欣，2009;张翼，2009），这些实证分析一般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顺带分析社会态度的阶级差异，而非专门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仅有张翼的研究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行了专门探讨，但他也只是把阶级变量作为影响社会政治态度的多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和党员身份等）之一加以考虑。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基于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两分类态度分析框架，系统测量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并由此推论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发挥的社会政治功能。
（二）分析框架：
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两分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的考查是基于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两分类分析框架，采用这一分析框架意味着本研究追随已有理论观点的基本推论逻辑：
如果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表现出政治保守主义倾向，那么它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政治自由主义倾向，那么它可能会是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在建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两分类分析框架之前，要弄清楚这两种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和区别。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有长久的历史，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派别。
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
在本研究中，笔者只选择了被政治学家广泛认同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个最主要的、相互对立的态度特征（（Eccleshall，1994;Leach，2002;Nisbet，1986））。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差异。
保守主义者对待变化或改变持有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而自由主义者通常对现状不满，他们更希望社会演进或进步。
如果某种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者喜欢渐近式变革，而自由主义者则喜欢较激进变革。
第二个突出差异表现在对国家和权威的态度上。
保守主义者通常不信任民主，他们更相信权威式的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则信奉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
第三个突出差异表现在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态度上。
保守主义者认为维护财产权利比维护公正和公平更重要，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平理念应该高于产权。
基于政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三个差异，本研究建构三个指标来区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
满意度、权威意识和社会公正意识。
这三个指标都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力量和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力量的假设相关。
表1列出三个指标及其具体含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和相应的测量指数。
每个态度区分指标通过两个测量指数来进行测量。
表1：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态度的特征倾向
满意度指标反映了个人对现实状况的感受。
高满意度意味着希望维持现状（保守主义态度倾向），而低满意度意味着希望社会变革（自由主义态度倾向）。
满意度由两个指数——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和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进行测量。
权威意识指标反映了个人对国家和政府的态度。
强权威意识表明希望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保守主义态度倾向），弱权威意识表明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自由主义态度倾向）。
权威意识由两个指数——政府信任指数和权威认同指数——进行测量。
社会公正意识反映了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
社会公正意识弱表明对现存的不平等现象有较高的容忍度，意味着愿意接受现存制度安排（保守主义态度倾向），而社会公正意识强则意味着对现存制度安排有较多的批评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自由主义态度倾向）。
社会公平意识用两个指数：
不平等感受指数和冲突意识指数进行测量。
（三）测量指数和计分方法
本文的态度测量方法借鉴了政治学家普遍采用的公众态度调查测量方法，即通过问卷调查被访者对一系列态度问题的回答，构建态度测量量表，给每一种答案赋以确定的分值，根据得分的高低判断态度倾向。
表2列出了测量6个指数的具体提问，每一个指数都包含了两个（及以上）提问项目的量表测量，并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每一个指数的得分是相关提问得分的加总。
各项指数的建构（对具体提问项目的选择）主要基于理论考虑，同时也辅助于相关的统计手段（CronbachsAlpha和因子分析）。
首先，根据理论判断来选择适合的提问项目，并通过CronbachsAlpha来检测这一组提问是否可以建构一个测量指数。
CronbachsAlpha是测量一组提问内在一致性的系数，由此可判断这一组提问是否代表了同一种态度倾向，以及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态度测量指数。
因此，CronbachsAlpha体现了指数量表的信度，一般而言，CronbachsAlpha高于0.7表明这一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如果CronbachsAlpha低于0.7，则说明量表中的各项提问有可能代表不同的态度维度，需要对这些提问进行筛选。
对提问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有助于发现量表是否存在多维度态度，以及是否需要删除某项提问。
本研究所构建的6个指数有4个指数的CronbachsAlpha高于0.7：
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为0.77，政府信任指数为0.72，不平等感受指数为0.84，冲突意识指数为0.72.因此，这4个测量指数的信度较高。
但另2个指数的CronbachsAlpha低于0.7：
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为0.61，权威认同指数为0.66.笔者对这2个指数的提问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以判断是否相关提问代表了不同的态度维度从而导致内部一致性较低。
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的CronbachsAlpha较低，说明这一指数的两个提问之间的关联度不高，即在过去5年里生活水平提高的人未必就预期未来5年里生活水平还会提高。
虽然单纯从统计指标来看，这两个提问构成的量表信度略低，但是仔细考虑这两个提问的具体含义和这一指数所要测量的态度内容，笔者认为这两个提问应该代表着同一维度的态度倾向。
一般而言，对两项提问都给予肯定回答（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认为未来5年还会继续提高）的人，其个人生活满意度应该会高于仅对一项提问给予肯定回答的人，反之，对两项提问都给予否定回答的人，其个人生活满意度应该低于仅否定一项提问的人。
因子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判断，两项提问的因子分析只得出了一个因子，而且两项提问的因子负荷都高达0.845.因此，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应该可以接受。
权威认同指数的CronbachsAlpha略低于0.7，因子分析的结果只得出1个因子，所有6个提问的因子负荷都高于0.56.这表明，这6项提问代表了同一维度的态度倾向，因此，权威认同指数应该可以接受。
三、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和分类
（一）中产阶级概念界定的多元性
社会学界有一种通常的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就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中产阶级的界定。
对于中产阶级的确定含义和具体分类标准可谓多种多样，很难说哪一种概念界定最为正确，也没有哪一种分类体系得到普遍公认。
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中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特征有一些共识，比如，他们在社会地位等级分层和收入水平等级分层中处于中间位置，他们大多是受薪的白领职业人员，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等等。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人们对中产阶级的一般性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在当今欧洲发达社会，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指一般人或普通人，只要他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那他就算是中产阶级。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有着稳定工作的白领受薪人员——比较典型的是从事白领工作的白种人——就是中产阶级。
这种中产阶级的概念与当前中国民众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李春玲，2009）。
对中产阶级概念的多元理解也许是一种合理现象，因为中产阶级是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一群人，其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研究人员出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数据分析）的需要，必须依据明确的分类标准做出精准的中产阶级划分，分类结果往往在某些方面与人们对中产阶级的一般性理解有所差别。
这是因为在具备中产阶级典型特征的人群与完全不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大量人员，研究者必然根据分类标准确定他们应归类为中产阶级、下层阶级（工人阶级）或上层阶级（精英阶级）。
对于这一难解的问题，研究者采取的策略是根据具体研究需要选择适当的分类指标，而分类指标的不同也导致了对中产阶级概念的不同界定。
一般而言，对于具备中产阶级典型特征的人群，不同分类框架的分类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被归为中产阶级，但对处于模糊地带的人群，不同分类框架的分类结果则有可能不同，这也导致了不同分类框架对于中产阶级人数规模的估计不同和对于中产阶级概念具体界定不同。
我们虽然不能说某种中产阶级概念界定最正确或最不正确，但可以判断某种中产阶级分类框架是否适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
（二）本研究的中产阶级分类
本研究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对中产阶级态度进行分析，这就需要一种明确的中产阶级概念界定和分类框架。
笔者并不打算对中产阶级概念界定和分类标准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仅对本研究采用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进行一些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是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MCProject）设计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
EAMC项目是由多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学者参与的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研究者在比较了E.O.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Wright，1979，1985;Goldthorpe，1987;李春玲，2005）之后，认为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更适用于亚洲社会的中产阶级划分和研究，基于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他们设计了一个6类阶级的分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Hisao，1999：
9）。
表3: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与EAMC项目阶级分类的对应
EAMC阶级分类对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一个最明显的修正是划分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见表3）。
理论界（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对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一个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它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虽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群体，他们在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EAMC项目的研究者认为在亚洲社会也是如此。
EAMC项目的六阶级分类中，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被归为中产阶级。
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组成，这一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核心。
老中产阶级是由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人员（在中国主要是指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组成。
边缘中产阶级是指较低层次的白领工作人员（如普通办公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等）。
这种中产阶级界定意味着中产阶级并非是一个完全相似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态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EAMC项目的研究者把资产阶级归为在中产阶级之中的一个上层阶级，而工人阶级则是在中产阶级之下的一个下层阶级。
笔者之所以选择EAMC项目的阶级分类作为本研究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是因为此分类所界定的中产阶级概念较符合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同时有利于捕捉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倾向及其复杂性。
中国中产阶级像大多数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所不同，发展初期的中产阶级内部差异性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就目前来看，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许并不比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小。
新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各个方面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研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的学者最关注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因为新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主导着公众舆论、大众传媒和社会思想库，他们的价值态度很可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
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在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在大多数西方发达社会，当新中产阶级兴起之时，老中产阶级往往走向衰亡，人数大量减少，是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群体。
然而，EAMC项目的研究发现，与西方发达社会不同，在大多数东亚社会，当新中产阶级人数快速增长的时候，老中产阶级人数并未相应减少，而是维持着相当的规模，成为东亚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经济改革之前，老中产阶级基本已经消亡，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导致了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共同增长（见表4）。
虽然大中型城市里的新中产阶级的数量超过老中产阶级，但在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中，老中产阶级的数量超过了新中产阶级。
因此，老中产阶级是中国中产阶级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必然与新中产阶级有所不同。
边缘中产阶级是处于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群体。
他们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与新中产阶级较为类似，比如，他们像新中产阶级一样从事白领职业和非体力劳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像新中产阶级一样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就业状态可能与工人阶级较为相似，许多低层白领（包括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并不比一般的蓝领工人高，有些甚至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相似。
中国的边缘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大多数边缘中产阶级成员是年轻人，这是由于低层白领职业岗位（如企业业务人员、公司办公人员、服务行业的非体力性的服务人员等）偏好于雇佣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
边缘中产阶级的年轻化和高文化水平特征，使这一群体在社会政治态度方面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与其他中产阶级群体相比，边缘中产阶级成员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表达愿望，他们也更可能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在互联网上发表激烈批评言论的人往往是边缘中产阶级成员。
笔者在采用EAMC项目的中产阶级分类分析中国中产阶级问题时，对其中的一个阶级归类做了修正，即企业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定位。
在EAMC阶级分类中，资产阶级是位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上层阶级。
依照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原有的两分类结构中间产生了中产阶级，两极阶级结构演变为三分类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企业主阶级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企业主阶级是一个新产生的阶级，它和老中产阶级（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主阶级的出现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产生的一个象征。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中，企业主阶级并非是一个最具有优势地位并掌握最多资源的阶级。
与企业主阶级相比，党政高级官员和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和掌握更多的资源。
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主阶级并非是居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一个上层阶级，它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
基于上述想法，本研究把四个群体——企业主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一大范畴。
在这四个群体之上存在着一个上层阶级（社会精英群体），它主要由党政高级官员、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大企业主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等组成。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