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何解《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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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格外地强调了非正式约束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正式约束的延伸与补充，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正式约束的实施与贯彻。

这等于说将文化分析引入了经济学，提升了文化这一在古典经济学模型中本不存在的因素的地位，从而解释了许多现实问题。

诺思提出了由于制度边际报酬递增导致的路径依赖现象，这就意味着首先对于任何制度的观察必须放在一个整体的动态图景之中，解释现实的钥匙往往存在于过去，同时又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一时点的制度可能会决定未来很长时间维度内经济体的发展。

因此制度因素万万忽视不得，也就是说，仓廪实的重要保障是礼节知，礼节知而仓廪方能长实。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关于后来者诅咒的故事：

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进最新技术以实现迅速的技术变迁，但如果制度的变迁不能跟上反而不会获得长期的发展甚至发展可能会失败。

技术变迁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但是技术变迁带来的潜在收益需要相应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同时有效的制度能激励技术变迁的发生。

因此我看完这本书有个感受，就是制度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重要的产物之一，一切社会元素的综合，同时又决定着各元素的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正如这部学术专著的题目《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所表示的，本书的内容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1篇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并随之解释了制度的基本概念；

第2篇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第3篇则着重分析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翻开这本著作，在前言部分就看到“历史是重要的。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

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

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诺思通过开篇这一段话，对将经济与制度相关联的动机做出了介绍，旨在借助制度变迁的历史连续性探讨经济的变迁，同时旨在探寻出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方向。

此外，这段话在紧紧关联政治、经济之外透露的浓浓禅意，不得不感叹诺思将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有效的融合运用。

三

在第1篇一开始，诺思就用了颇重的笔墨阐述他对制度概念的理解：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他直接指出：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在这部著作中的其他地方诺思指出，按照他的理解“制度”一词基本上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构成。

有了对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的这样一个基本认识，诺思首先探讨了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的行为假定，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问题。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中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假设进行一些讨论后，诺思主张：

“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人类行为的两个具体方面：

（1）动机；

（2）对环境的辨识。

”依诺思看来，人类行为要远比蕴涵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内部的个人效用的“理性最大化”来的复杂。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

诺思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来处理信息和辨识环境的，因而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诺思深刻地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而“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结果，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并产生了人类社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等。

在第4章的一开头，诺思明确指出：

“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理解诸种制度何以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诺思认为，由于人们在市场交换和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不完全，因而人类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制度框架之中。

在对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说之后，在第5~7章中诺思分别探析了他所认为的人类种种制度的三个基本构成部分，即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

诺思认为即使在像当代西方国家这样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重，正式规则也只是型塑人们社会选择的约束的很小一部分，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

此外，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以及惯例等等，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

加之，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做出即时反应，因而这些非正式约束嵌套在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

在第8章，诺思提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种种权利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乃是区分现今高收入国家相对有效率的市场与过去乃至当今第三世界经济体之间差别的关键因素”。

至此，诺思的理论探索实际上就触及了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如何才能促进并保障不断出现的且极其复杂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成长。

读完这一部分，有些问题似乎豁然开朗。

为什么合约的第三方监督实施不能由竞争性的机构来提供？

如果法庭（裁判机构）可以有竞争性的供给方（欧洲中世纪的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以及现代的联邦-地方两套法院体系的部分竞合）作为稳定的解，那么执行机构（换句话说，暴力机器）为什么不能竞争性提供？

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无一不伴随着发达的政治制度，“自我执法”现象最多见于行将崩溃的社会，以及较为原始的社会中，这是否能部分的说明，由于大规模非人格化交往对第三方实施的要求，即便执法机构在初始条件下有着竞争性的供给，随着演化将最终收敛于近似于垄断的解呢？

于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悖论，越是非人格交易程度高的领域，其契约的自我实施就越困难，作为暴力垄断者的政府的规模收益就越明显。

四

在从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对制度的复杂构成进行一些理论探讨后，诺思接着在第二篇中用三章的篇幅专门探讨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些理论问题。

第9章中诺思主要讨论组织是如何引致变迁的。

他认为，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为何如此？

首先，组织之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实现创立者的目标，因为目标的不同，才有了譬如欧洲中世纪的庄园、20世纪美国国会的委员会结构、黑手党、通用汽车等等不同的组织。

然后，组织为了促进自身达到目标而必须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反过来极其深刻地影响现有知识的演化以及知识被应用的程度。

换言之，组织成员对于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学问产生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创造出知识存量与分配知识的需求，实际上反映了现有制度中的报酬。

举例：

黑手党，成员需掌握杀人的知识技能，这是一种需求，该需求反过来作用于知识本身，杀人的知识技能变得越来越专业，武器设计更加精确，人员分工、时间地点安排，杀手组织人员更加专业化，甚至成为一种外包业务，改变了黑手党组织的现有框架。

更专业化的杀手组织，将降低黑社会组织在刺杀所需要投入的各种成本（武器、技能培训），故而称为需要。

这就是诺思所言“能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新组织形式”。

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指出了组织经济最大化行为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三个具体方向：

（1）派生出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

（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

（3）作为组织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进性改变。

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及其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可能途径进行了一番探讨之后，诺思在第10章对制度变迁的内容与路径做了一些解释。

他首先指出，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

所谓边际调整，即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诺思认为，除了战争、革命这些“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是由具体的微小变化所构成。

为何？

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着稳定性，导致变迁的困难。

一系列约束的复杂组合产生了稳定性。

这些约束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正式制度也就是“嵌套在科层制度中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中，任何一种改变都只会产生比其原先状态更高的成本。

”非正式约束是规则的延伸，是对规则的阐释，我们通常称之为‘习俗、传统、常规’，“这些约束使人们在日常的交换过程中不再需要随时随地地、费尽心机地思考每次交换的条件。

”诺思总结道，“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实施方式一起，型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着我们的大部分现世活动。

”那么，既然制度存在着稳定性，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却历经演变呢？

诺思提出了自己意见“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是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

”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土地－劳动、劳动－资本、资本－劳动），信息成本的改变、技术的变化等，皆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化。

诺思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观念”，并最终导致制度的变迁。

例如：

欧洲中世纪的鼠疫爆发，就改变了劳动－土地之间的价格比率关系，导致了庄园制的变迁。

再如：

美国黑奴制的废除，该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人们对“人拥有人”现象的憎恶，观念作用。

虽然黑奴制在当时的美国，仍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是个人表达他们对奴隶制憎恶的成本很低，而奴隶主所付出的代价就很大，这也是一种相对价格的改变带来观念的转变。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才引起制度的变迁呢？

诺思认为，只有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能使交换的一方或对方（不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时，人们才有重新定约、签约的动力。

由于“契约是嵌套在规则的科层结构之中，如果不能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再协商或许就无法进行。

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

”至此，契约与制度的关系得以确定，经济与制度的关联加强，前路豁然开朗。

除此之外，诺思强调到经济与制度的关系是非单向了，经济契约的问题以量变的积累左右制度变迁，于此同时制度的变迁也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二者循序往复，成周期性上升态势。

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动力、来源进行探讨后，诺思在第11章专门探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

之所以要关注路径，是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

“首先，随着时间推移，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

其次，我们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绩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

”针对第一个问题，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解释变量：

一些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某种路径长期沿存下去。

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具有必然性、绝对性。

电脑键盘上的字母排列，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被确立，此后一直延用，没有被更具有效率的排列方式所取代。

针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效率的制度还能长期存在？

诺思指出，前人的研究均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报酬递增，以及明显的交易费用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

在报酬递增情况下，只要市场是竞争的，经济增长的长期制度就是有效率的。

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断断续续，在交易费用又十分显著的情况下，受到不完美信息回馈、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的主观模型将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

在此过程中，低绩效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并长期存在。

例如，建国前三十年的集体计划经济，就是在不完全的市场下，受不完美信息的回馈，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学习苏联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来实行赶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使得经济结构紊乱，结果导致国民经济的效率低下。

由此，诺思感叹到“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

以现有的心智构念，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困难。

”他总结说“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

”

从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经历了小范围的自然交易，扩大化的村镇交易，城邦之间的交易，以及随后的国家范围和超越国家范围的交易。

正如前面所言，交易越复杂，制度的重要性就越能体现——因为信息的获取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传统的供求分析理论，其基础是信息的完备；

在考虑交易成本之后，双方的效用和选择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

虽然随着国家的诞生，正式的约束越来越明显；

但是非正式的约束作为正式约束的延伸、阐释和修正，却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基石，这其中有道德的作用，也有传统的“恩仇”（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理解为无限重复博弈）。

当交易成本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的约束（因为这一约束是隐性的，本身成本不高），但是由于限制能力有限，这样的约束条件却容易增加违约的风险。

从经济层面往上走，制度对于政治层面的影响更显著。

当意愿表达的成本变得很低的时候，意见、观点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

从政治走向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反映出制度的发展水平。

科技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即便是科技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却依然显著，究其原因，还是在制度上。

制度框架确定了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方向，这一方向成为了特定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组织而言，竞争-决策的分散化、产权的明晰和破产清算制度，是一个组织保持效率的关键；

组织不仅可以对各种知识需求进行投资，同样可以对制度进行投资，去促进制度的变迁——后者的投入风险大，不过只要成功，收益更为丰厚。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组织持续改进的努力，促使了各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致了制度的变迁。

从这个角度来说，组织确实是社会博弈的参与者，他们甚至参与到了博弈规则的改变之中。

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制度是存在“均衡”的，那就是：

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

任何试图改变现有规则和契约的行为都将付出高昂的改变成本，各方（不仅仅是一方）均能从制度的重构中得到好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均衡无疑是一件坏事，因为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阻碍了变革的发生和发展，甚至会成为变革的阻力。

从进化论衍生出来经济进化论，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效率的制度将会被有效率的制度取代。

不过这一观点纵然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但是在现实中却“执行不力”。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各种“落后”的制度存在和发展，丝毫不受周围“先进”制度的干扰和影响。

这是为什么？

诺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通过美国的历史说明，一种有弹性的制度（如《西北法令》）的发展，会引导一条“好”的路径，从而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一观点，无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如何在法令制定之初就看清合适的路径，如何选择路径，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五

诺思在第三篇着重探讨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问题，指出二者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这其实与上文提到的路径依赖有一定关系，即制度必须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相联系，仅仅是移植制度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

应该看到，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都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实践，比如商人法的出现就与普通法相矛盾，但却因为其有效性而保留下来并成为正式规则。

诺思还指出，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因此一个合理的制度应该是能够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也就是说，采用或者实行某种制度，必须使之与本国的国情相契合，从而使之产生对经济行为者的有效激励。

12章一开始，诺思就总结道，前两篇研究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

”为进一步说明，他将两个国家实例进行对比。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英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工业革命引发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为了“领头羊”。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

是什么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呢？

诺思进一步对比了南美与北美。

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制度遗产，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制、政治制衡以及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私有产权制度更是美国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

这些基础性制度鼓励了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

反观拉美国家，它们则继承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经济表现一直不令人满意。

同是美洲，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路径。

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诺思给出的解答是，“在前者（英美国家），一种促进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

在后者，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

人际关系化交换，简而言之，就是人治，政治上的投靠、培植亲信，经济上的权钱交易。

一切契约建立在人际关系上，而非制度条文中。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的国家实例对比，诺思在13章中强调了本书的核心观点：

“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

”带着这一观点，他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有些则走入死胡同，抑制了生产性制度创新。

”因此诺思得出结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下，经济绩效迥异。

”

在这本著作中，得以发现诺思似乎很推崇英国，可以说在他的理论中英国总是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后第14章，诺思指出了英国的制度路径所以会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时期，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

他具体解释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控制财政事物、限制皇权、司法独立（脱离皇室）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建立起来。

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

”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

”在后来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思进一步在理论上总结道：

“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的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威。

这一篇的意义在于，即便是制度选择一样的国家，在经济状况上也会造成巨大的差异，这不是技术发展的问题。

这样的差异，与非人际关系化的交换和基于人情世故的交换谁占据主要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一点，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诺思的制度经济思想

通观全书，诺思想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些无效率的制度何以能够实现长期驻存？

”即若制度变化能带来总体福利的改进，是什么阻止了这种改进的实现？

诺思给出的答案是：

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制度的报酬递增。

事实上，对无效制度长期存在问题更简单的表述是：

为何希克斯改进不总能实现？

希克斯改进得以实现的关键是：

如何保证改进的受益者对改进的受损者完成补偿。

只要证明了这种补偿保证的不可信性，也就回答了希克斯改进何以失败的问题。

动态博弈理论已经告诉我们：

潜在收益者保证事后（改进收益后）补偿潜在受损者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因此博弈的结果是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实现改进。

这种简单的分析至少可以让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若一种制度改进虽然能提高总体福利，但存在某些利益受损者，并且这些受损者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的谈判能力足够强大，则制度改进无法实现；

（2）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制度变化比存在受损者的制度变化——即使这种变化使总体福利增进——更容易发生。

事实上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可以由此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

（3）完全信息条件下，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制度变化可以实现，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则不一定。

这些结论事实上包含了诺思给出的答案的所有内涵，但也许更简化了问题，也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以中国的改革问题为例。

我们可以用交易费用与制度报酬递增来解释改革开放初制度改革的成功实施与当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举步维艰，但稍嫌抽象且回避不了继续回答交易费用、制度报酬等因素背后具体原因的问题。

而沿用希克斯改进的思路来回答这一问题，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改革措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而时至今日，官僚集团、商人集团等利益集团业已形成，进一步的改革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导致这样的希克斯改进难产、失败，从而跳过了交易费用、制度报酬等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诺思在重视制度在经济学的重要地位的同时，还突出了心智构念的作用，认为人的观点、态度和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对其行为和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这种主观因素要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切影响，并与非正式约束具有密切的关系。

还要认识到的是，由于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心智构念不能做出准确有效的判断，并且还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一方面揭示了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制度的实施很难达到最优。

特别是人的心智构念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与人的自利倾向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容易选择符合自我利益的路径，特别是在谈判能力强大的时候，这种倾向的影响就更深远。

不过，这种心智构念尽管来源于历史文化、现实体验甚至基因要素，但主观因素是否具有决定性仍然需要打上问号，毕竟现实体验特别人们所经历的各种外在的客观条件对人的行为和判断产生着巨大影响，至于主观重要还是客观重要，实在是难以衡量的问题，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七

翻过最后一页前，甚至是合上这本著作后，时时都嗟叹于诺思的伟大，不仅仅是他在制度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抑或是他对经济学的发展道路的指引，光是他阐述制度与经济关联性的清晰调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