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 意义的选择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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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我们又必然要受到文本的限制，必然要受到阅读的语境和场境的限制，必然要受到自身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解读。

作为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做出恰当的选择，确定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意义。

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多义的，但是，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

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

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

必须亲切，必须贯通全文或全篇的才算数。

（朱自清《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以切合为准，则是我们对文本意义进行选择的总的原则。

具体而言，这切合应该是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要切合文本意旨，二是要切合作者精神，三是要切合读者体验。

要努力追寻文本意旨、作者精神、读者体验这三者的谐和与统一，尽管事实上是较为困难的。

一、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也即是依赖作品从内生而外现的综合效果；

一句话，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原载于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星期文艺》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解读文本的要义就是要透过文本来理解和批评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

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尊重文本，亲近文本，虔诚地读，以求真正了解原文底意义（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作品及批评，不必以作者为中心，作品被作者完成后便自动进入另一个与读者对话之世界，作者不再能占有作品，作品可以在读者手中做任意解释，这种意义上的作者为writer。

现代意义的批评者在解读作品时不必回到作者，文本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其意义可由读者填充，在此过程中，文本意义便始终在延异之中。

（朱洪举《追体验、解码、暗道之寻找》《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第8～10页）当然，要了解他们中感觉与思想的结合也有赖于读者根据诗篇的感觉曲线作自动的思索，任何直截了当的说明虽属可能但对于诗的欣赏终必是有损无益。

（袁可嘉《诗现代化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原载于1947年5月8日天津《大公星期文艺》，引自《论新诗现代化》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解读文本固然需要读者自动的思索，但是，这自动的思索的根据是文本，是诗篇的感觉曲线。

所以，不管我们对文本作出怎样的阐释，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必须从文本中来，必须是与文本所蕴含的文本意义在精神上贯通的，一致的，必须体现文本最基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倾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才会非常坚决地反对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反对对文本进行天马行空的自由的阐释。

所以，如果从《背影》读出的是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

从《促织》读出的是丑陋的蟋蟀是最有才能的，丑陋的人才是最有才华的；

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读出的是白骨精的足智多谋，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有坚强的意志；

从《愚公移山》读出的是愚公真是愚蠢，缺乏变通意识，或者是愚公破坏了生态环境尽管这些解读是富有创造性的，甚至是与文本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但是，这样的解读不是贯通全文或全篇的，所以不算数；

这样的解读违背了文本最本质的意义，未能体现文本最基本的价值以及作者的感情倾向，所以这样的意义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

李商隐的《锦瑟》的意旨隐藏极深，也就引起了后人的众说纷纭。

或者说是爱国诗篇，或者说是作者自比文才，或者锦瑟就是诗人的妻子的名字，或者说锦瑟是某贵人的爱姬的名字。

真的是众声喧哗，也让一般的读者莫衷一是。

其实，对于这样的文本，我们不要去索隐，不必去挖掘本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就诗论诗，就是对诗篇的人格作出我们的批评。

你看，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以惘然不就明明白白地点出了一个情字么？

这情不就是文本所隐含着的意旨么？

什么情？

一种凄迷哀伤的、幽邃难言的、想忘记却又无法忘记的情。

前面的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就是此情的生动描述或象征性的表达。

诗人采用四种事象来反复地表达着虚幻迷离的、刻骨铭心的、哀恸伤怀的、纯洁坚贞的情，这应当是一种爱，一种无法言述的爱。

而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当时则可以从开首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来进行解说，大致地推算起来，这当时就是五十年前了。

（当然不是实数，而是一个大致的概说，而且还很可能是要以五十这一个数目来表达时间的久远，表达对已经过去很久很久的往事的无法忘怀。

）所以，这当时应当是诗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应该是诗人的花样年华，应该是诗人的多梦多情的时节。

曾经的往事，曾经的情爱，曾经的美好，虽然时间流逝，但记忆永存。

这里，我们不妨以陆游的《沈园》所记述的他与唐婉的深情来作为附注，不妨以理清照和赵明诚的恩爱和谐作为附注，不妨用柳永的《雨霖铃》作为附注，这样读来，就一定会更充实，更饱满。

当然，在这里，我们似乎还有必要节外生枝地讨论两种并非完全尊重文本的特殊情形：

其一，如果我们是纯粹的随意的休闲性的悦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误解或甚至有意识地曲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甚至还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多角度理解事物的意识和创新的精神。

而且，我们在科学研究或一些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时还恰好需要以科学的眼光或学术的眼光来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比如贾祖璋在《南州六月荔枝丹》中就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来说明荔枝不耐贮藏，用苏轼的《惠州一绝》写荔枝的绝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来说明荔枝味美，深受人们喜爱，很值得开发。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毕竟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欣赏。

还有一种阅读，应该称为研究性阅读或学术性阅读，其根本的用意不是要对文学文本作出美学的阐释，而是要以文学作品或其中的部分词句为材料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论证问题。

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对《伊索寓言》的可谓别出心裁了，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原来钱锺书根本就不是在解读文本，而是在借伊索说事，这《伊索寓言》不过是作者批判现实人生的一个由头。

二、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泊现代诗通过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手段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追求在一种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的艺术效果中，吐露自己隐秘的灵魂。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其实，恰如现代诗一样，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常常是运用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来形象化的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智慧。

所以，我们解读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要通过文本来与作者对话，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领悟作者所要表现的情感与智慧。

也恰好是因为作者运用了艺术的手法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显得含蓄、朦胧甚至晦涩，自然也使读者可能产生更多的理解，产生与作者的本意不一致的理解，而且这也是合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文本解读不可能不受作者和文本的制约。

我们也要尽量地透过文本，得作者之用心，通过追体验去追寻作者的内在精神，从而复原作者的经验。

而且，我们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只有最大可能地与作者所要传达的经验一致，才可能最尊重原著的阐释。

臧克家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他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他抬头望望前面。

从表层的意义上来看，这老马确实是一匹苦命的马，沉默的马，坚韧的马，甚至是绝望的马。

我们作为读者，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一种人，想到一种命运，一种无法把控的未来，甚至也会绝望。

不是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总有很多的不幸，很多的酸辛，很多的凄苦的人生，就像这匹老马。

这样的解读，肯定是审美的解读，是用诗的眼光读诗的解读。

对于解诗者和读者，就要设身处地想象，不但设身处在诗所写的地位，还要设身处在诗人的地位，拿他的身世背景和性情品格套在自己的身上。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这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所倡行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的意义就是要了解作者的创作的动因、背景或诗的意图，进入诗人们的深心去探索（唐湜《〈新臆度集〉前记》《新臆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进而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泊，相共鸣（朱光潜《无言之美》《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7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阅读臧克家的《老马》，如果我们能够联系到诗人写作的特点的历史背景，就可能会琢磨到诗人要表达的不是对于一般的不幸人生的同情和呼号，而是表现的是对旧中国苦难农民的不幸遭遇的同情。

这里一定要注意两个词，一是旧中国，二是苦难。

尽管这首诗在现代是可以包含更为复杂更为深广的哲学意义，更为永恒的主题，但是，仅就作者的心胸而言，他主要是要表现对旧中国苦难农民的不幸。

这是特定的写作情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诗人特定的创作动机所决定的。

所以，如果可能，我们要尽量地把作者的经验还原出来，尽量地复原作者的生命体验。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特别是那些饱含了作者强烈的情感的、深邃的哲思的文学文本，我们尤其要努力接近作者的心灵，努力还原作者隐含在文本深处的真实情感和智慧。

比如，鲁迅的散文《风筝》，内容的确是十分具体的，其核心内容不过是一件小事：

小时侯，我不容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意儿，非常粗暴地干涉小弟弟做风筝。

等我人到中年，才醒悟过来，明白了游戏对儿童的意义。

虽然事隔久远，可我内心非常惭愧，一心想补过，只是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作为读者，从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出发，从文本自身的结构出发，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之中，阐释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才是真正的阅读，才可能真正地体验到阅读的快乐。

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样几个触发点来讨论文本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

其一，文章开头写到北京的冬季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为什么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呢？

身在北京的我是客居他乡，是断肠游子；

故乡的童年的我，则是在家中，尽管少年鲁迅的日子也很艰辛（参见《鲁迅自传》《〈呐喊〉自序》），但至少没有漂泊感。

可见，对北京的冬天的风筝的描写只是一个引子，意在引起作者对故乡的回忆，对童年的回忆。

显然，作者的惊异，是因为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是因为客居他乡竟然看到了故乡的影子；

作者的悲哀，是因为漂泊他乡，是因为童年不再。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文本中隐含了一种强烈的游子情怀和深刻的生命意识。

其二，文章中间似乎不经意地写到的：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

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这一句好像是闲笔，悉心揣摩，似乎恰是作者刻意营造的点睛之笔。

过去，我没有看过外国讲儿童的书，只以为小孩子爱放风筝时没有出息的，小孩子贪玩使没有出息的，所以不但不爱，并且嫌恶。

现在，我觉醒了，我悔恨了，我明白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这里，显然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控诉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对儿童自由、活泼的精神的扼杀，对人的精神的毒害，对人的精神的虐杀。

所以，作者的忏悔就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中国传统的教育。

这批判与控诉所表现的实则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忧患与责任，是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忧患与沉思。

其三，文章结尾写到的：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在这异地的冬天的天空中发现了一二浮动的风筝，让我想起了故乡。

故乡的春天才是美好的，故乡的风筝才是美好的。

然而，我却又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

质言之，作者就是要逃避现实。

肃杀的严冬自然是与儿时的故乡相对立的。

儿时的故乡是温和的，肃杀的严冬是寒凉的；

儿时的故乡是美好的，肃杀的严冬是凄惨的。

然而，我却又无法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要逃避也不可能，这才是最大的悲苦。

这里表现了人生的无奈，也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

看起来，这种种解读都是合理的，甚至是深刻的。

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在阐释文本时，到底当选择何种意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也需要问问作者：

你到底要表现什么？

如果作者的意图的确是非常鲜明的，而且是适宜的，我们自然需要尊重，应当切合作者的本意。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似乎也可以看看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回忆童年生活的，表达的是对于已经流逝的岁月的怀念。

所以，初中语文课本就将这《风筝》归入了亲情这一单元，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或许更加符合作者的原意，尽管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确是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三、诗人挡不住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桩耐人寻味的公案，那是关于卞之琳《断章》解读的有趣的争鸣。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的《断章》的确是一首简短的诗，也是蕴含着丰厚意味的诗。

批评家李健吾先生把这首诗看作寓有无限的悲哀，而作者本人则恰恰相反，着重在相对的关联。

显然，批评家的解释与诗人的本意出现了歧异。

而批评家李健吾则认为，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

作者的自白也并不妨害我的解释。

与其看做冲突,不如说做有相成之美。

（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咀华集》第175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李健吾还与诗人卞之琳就《圆宝盒》的解读进行了讨论，并且就自己的阐释作了如此聪慧的辩诘：

如今诗人表白了，我也答覆了，这首诗就没有其他小径通幽吗？

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

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

不！

一千个不！

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

诗人挡不住读者。

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

这不是笨谜。

一个谜，等你猜出来以后，除去那点小小得意的虚荣之外，知识一个限制好了的呆呆的对象。

但是，一首诗，当你用尽了心力，即使徒然，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名目，而是人生，宇宙，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

（《答〈鱼目集〉作者》《咀华集》第178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所以，是不是诗人的自白就可以抹煞批评家的理解了呢？

显然不是，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

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

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

（（《答〈鱼目集〉作者》《咀华集》第174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读者生活和诗的经验可以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与对象的视界相互交融互补，形成一个新的再创的视界。

这正是现代解诗学自身的特质给予批评家和读者的权利。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或许是因为李健吾的确道出了一个文学鉴赏的真理，所以，唐湜也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

作品既然散播与社会，批评家就作为读者，也有就作品给人们客观印象作分析的权利，他可以不管诗人的主观意向而从作品给人的感染理论。

如果主观与客观之间有距离，无法统一，那也是作者自己的表现手法问题。

（唐湜《含咀英华读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新意度集》第219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所以，现代诗人袁可嘉也说：

让我们以明净的心境，带着对人生的虔诚，工作的尊敬去接近作品！

给我们解放，自由，使我们进入完全有利的接受作品感染的境界。

这实不只是大家鄙夷地说的纯与不纯，功利与不功利的问题，它包含一种至高的人性的美感：

愿意控制自己，愿意了解别人。

（袁可嘉《批评的艺术》《论新诗的现代化》第147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给我们解放，自由，使我们进入完全有利的接受作品感染的境界，这就是要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来自由地阅读，富有个性地解读文本；

这就是要读者凭借的是阅读的经验和人生的经验，以及阅读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语境，以现代的眼光去阐释，对文本做出自己需要的解说。

这与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迦达默尔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是不能克服的，也是不需要克服的。

换句话说呢，我们在阅读中不需要孜孜以求地去追寻作者写作的本意，我们完全可以从文本中读出对我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恰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欣赏一首诗既然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既然要凭当前情境和自我性格经验，而这两个成分既然都随时变化，每次所再造的诗就各是一首诗。

生命永不会复演，艺术的境界就永不会复演。

大同之中必有小异，诗于常数之外必有一个变数。

这就无异于说，一首诗做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不断的流传于欣赏中，有随时生长的生命。

同是一首诗，作者与读者各时所见所感不能相同。

（朱光潜《诗的无限》《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0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是说，读者在解读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文本时自然就会联系阅读的当前情境和自我性格经验来选择意义。

特别是那些特定背景无法真实还原的文本，似乎已经从写作的历史背景中超越了出来，赋予了读者更多的解读的自由，我们也就更需要按照自己的奇思异想去解读，这不但有利于丰富优秀文本的意义，使之成为真正的经典；

也有利于古典文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进而获得新的生命。

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如果我们知人论世，联系到作者创作的特定历史背景来分析，必然看到文本中所蕴藏着的对于沙皇统治的讽刺和批判。

但是，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现代人的眼光来读，我们似乎就可以作者对于超越那特定的沙皇统治的讥讽，而分明地读出隐含在别里科夫形象之中的典型性格蜗牛人格。

这蜗牛人格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忍让退缩，过度的自我保护；

就是畏惧怯弱，害怕新生事物；

就是顺从，一点也不敢违背社会的律令其实，就像现代人似乎还需要一点阿Q精神一样，我们现代人似乎也还需要一点别里科夫一样的蜗牛人格，因为这忍让与畏缩中也确实是包含着强烈的自我保护的品格，包含着奉公守法的公德，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

当然，这一切有必须是适度的。

朱正的新著的鲁迅自传叫做《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或者是一个人的呐喊，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先觉者、思想者其实就是孤独者，隐含着鲁迅的孤独而高远的精神世界；

或者是一个人的呐喊，重点在人，隐含的是鲁迅对人性对自由的呼唤，亦颇为深刻。

至于作者的用意何在，似乎又难以寻绎。

在这部有趣的传记里的兄弟失和一章中还写道这样的趣事：

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用丙丁为笔名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借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