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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中国香烟市场之发达也可以从香烟广告中得窥一斑。
1927至1933年在《申报》上登过广告的香烟品牌有：
中南、梅兰芳、好运道、薄荷、生生、大长城、也是、金鼠、金龙、领事、大吉星、白美、花容、白金龙、美丽、大联珠、小名山、旅行、黑白二美、万华林、吉士、小乔、新爱国、大喜、金圈、美敌、名花、白玉、康纳脱、猴、至尊、新九福、旗美、先令、亚司令、王美玉、梅林、绿女、霸王、飞轮、黄慧如、香花、石印、白兰地、三星白兰地、奇峰、大东、三珠、克雷斯、飞艇、金、国花、三妹、大香宾、可人、吉祥、金星、红绿、芬芳、送子、华盛顿、国权、克浦东、京山、红马、顺风、红大喜、惊世、买司干、民安、各花、风行、东南、万花楼、万宝山、发达尔、大乾坤、马占山、珍珠、素罗兰、金带、金库、七星、公司、红牡丹、邮票、九一八、克来文、一字、跑马、红唇、吉克、罗兰、公主、哈啰、金银、哈哈笑、金沙、金字塔、双龙、银壳、意中人、马铃、槟榔、蔡廷锴将军、胡蝶
可见当时的香烟品牌之杂多，而广告方式也是花样迭出，例如以知名人士的姓名为品牌名称、不断更换广告图案和内容、联袂推展烟厂的系列产品，不断翻新的广告战术将形形色色的香烟品牌潮水般地刊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像《申报》这样传播面广的大型公众媒介当然是最好的广告阵地。
试问1930年代前后没有读报习惯的文人又能有几人？
而读报的文人当中不读《申报》的人又能有几人？
更何况1930年前后，国内最为盛名的作家大多涌向了上海。
这些长期不断地割取《申报》版面的香烟广告即便不能刺激读者养成抽烟的习惯，至少也能影响到他们对于香烟的印象程度和接受心理。
除《申报》这样的公众刊物之外，文学报刊杂志上也可见到香烟广告，例如《现代》上的一字、美丽、金鼠牌，《前锋月刊》上的美丽牌，《小说月报》上的大联珠牌，移到上海出版的《现代评论》上的白金龙牌，等等。
《紫罗兰》可谓香烟广告荟萃之刊，美女、大联珠、绞盘、美丽、白金龙、大长城、大喜牌香烟广告竞相出现，甚至在同一期上刊载三种以上的香烟品牌广告，尽显通俗刊物的广告价值与办刊理念。
这个现象或多或少显示了文学传播和香烟推销的一种外在的、直接的联盟，以及二者的共同繁荣和勃兴。
这一时期的文人看待香烟的态度是暧昧含糊的。
很多文人承认抽烟的正当性，有人以为抽烟是最好的“刺激和调剂”，[3]有人提出香烟是“度着单调生活的人唯一的慰藉品”，[4]有人主张“读书可以抽烟，做文章更要抽烟，与友人谈，必须抽烟”，[4]有人认为“有许多文人，当他构想时非抽烟不可的”，[6]甚至有人宣称“要做作家，第一先得学会抽烟。
”[7]但也有一些文人认为抽烟浪费财物，过多的刺激也不利于健康（如1932年10月21日《申报·
本埠增刊》上的《建议革除烟酒的恶习》）。
这两种态度在某些方面是冲突的，但后者主要以经济浪费作为立论依据，并不能很好地驳斥前者对于吸烟的激情鼓吹。
虽然有人讽刺“非喝酒抽烟不能算是文人的作家”，[8]“有些便去吃酒，吃烟，走着颓废的路而自称为正深尝着人生的痛苦”，[9]“或者凝视着纸烟的青烟幻想巴黎的神秘”，[10]但完全否认文人的抽烟需求反而可能带来尴尬，有一位写“戒烟文”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没有钱买菜，吃不放酱油的豆腐都可以，但是烟却不可不抽。
特别是手拿笔在纸上写些什么的时候，而左手却不能不夹一根金鼠牌，否则便不能写满一张五百字的稿纸。
于此可知，烟草之对于弄笔墨的人，真是太有因缘了。
……读《啼笑因缘》或《爱力圈外》更须抽烟。
”[11]不仅创作需要抽烟，连阅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也离不开抽烟，作家又如何能戒烟呢？
在一些文人眼里，抽烟常常与人格形象相关联。
郁达夫发现鲁迅在北京时总是吸“哈德门牌”的香烟，吸烟时“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烟来吸”，“不晓得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吸的烟，是什么牌。
”还说鲁迅到了上海以后这个吸烟的习惯仍然保留着。
[12]许广平却说鲁迅最爱吸“黑猫牌的香烟”，由于价钱贵所以很少买来吸，偶尔也吸雪茄烟，但“似乎并不很爱”，到了上海以后经常使用烟嘴，吸烟时总要吸到“手都拿不住才弃掉”，很是俭省。
[13]而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
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
”[14]萧红突出了鲁迅先生以烟待客时宾主待遇的不同，体现了他的高尚人格。
但是在1930年代也有人对鲁迅的吸烟进行了攻击，说“鲁迅要做中国的高尔基”，“高尔基吸烟，我们的鲁迅先生也吸烟了。
”[15]借讽刺个人生活习惯（且与事实不符，鲁迅一直吸烟）攻击其政治立场的做法确属幼稚。
相反，据说“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
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
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
”[16]胡适不但自己喜欢抽上等香烟，还鼓动别人吸烟而且能够引起好感。
（有人虽然对胡适的治学方法提出质疑，却为胡适的和善态度所感动：
“爱他那叫我吃卷烟，——他说，‘要做这种工作，倒不可不学会’”。
[17]鲁迅和胡适的吸烟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也许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保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情趣和权利，而左翼文人或带有左倾色彩的文人的生活习惯常常会粘上政治标识。
除鲁迅之外，陈望道的爱抽“美丽牌”香烟也曾被反动当局作为污蔑其行为的谣言材料。
[18]当然，“美丽牌”香烟有时也可能承载着正面的政治意义，1932年秋，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李一氓交给中央局的介绍信就是“美丽牌”香烟。
[19]政治冲突也许会波及到香烟业的市场行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大联珠牌”香烟纸壳曾托给商务印书馆印刷，在内层纸壳上印上了C.P.字样（本意为商务印书馆英文名称缩写）的商业符号，不得不以“特别启事”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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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作家抽烟的“盛况”可见一斑，那么“香烟”又具备了怎样的叙事话语社会学功能呢？
二、“堕落”之讽喻：
“香烟”叙事话语功能之一
在阶级意识较为强烈的作家笔下，雪茄或高档香烟的消费往往成为“上等人”腐化、堕落的证据。
王独清对租界咖啡馆中的“酒香，烟香，妇女底粉香”表示厌恶。
[21]段可情眼中“吸着雪白而带香味的卷烟”跳舞的绅士和“吸着卷烟，神游在幻想的世界里”的西装少爷[22]都是畸形社会的堕落分子。
柔石刻画了一个“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吸着雪茄烟”[23]的政治投机者。
何典叙述了昔日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一边使劲吸烟，一边看墙上挂的总理遗像”，津津有味地闲谈着“跳舞场，电影明星，浴美大会”。
[24]江荫描摹了两位故作风雅的伪“教授”，其中一位从“画着裸体女人的香烟盒”中抽出一支“白老鼠”牌香烟，另一位评价说“和白金龙的味道差不多”，[25]便完成了双方对于“教授”形象的认知和模拟对接。
胡也频（署名为“白丁”）以香烟渲染政府官员客厅里的奢靡气氛：
“香烟和雪茄烟的烟气不断地升起来，飘着，分散着。
”[26]提到抽雪茄的姿态，谁能比得上茅盾《子夜》中的赵伯韬的盛气凌人？
他傲慢地“从烟匣中取一枝雪茄衔在嘴里，又将那烟匣向李玉亭面前一推，做了个‘请罢’的手势，便又埋身在沙发里，架起了腿，慢慢地擦火柴，燃着那枝雪茄。
”[27]即使直面吴荪甫的逼视，他也能照样“悠然抽着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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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烟来讽喻抽烟者之堕落的叙事方式不仅仅为左翼作家所独用。
“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运用联珠般的短句勾勒大都市纵情声色的流动画面，例如“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28]“白马牌”威士忌酒和“吉士牌”香烟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地向寻欢者发出呐喊并将其引向沉醉而辽远的幻境。
在海派色彩浓郁的《金屋》月刊上，竟然有人以香烟为讽刺武器，将矛头指向了“革命的青年作家”，在作者放肆的笔下，那位“无产文学的新进气锐之士”构想文章时总离不开香烟，[29]虽然一贫如洗，却享受着“据说五十枝装，要三块多钱一罐”的香烟，以此来证明“革命”青年的腐化堕落。
在自由主义文人创办的《新月》杂志上，李青崖的《上海》含蓄地讽刺了爱抽“大仙女牌”香烟、侃侃而谈却无真才实学的“上海的专家”，[30]借香烟来烛照海派文人表面上追求新潮而实质上不学无术的负面形象，正好符合自由主义文人的思想立场。
1930年前后，美化女性吸烟形象的广告比比皆是，广告词频频更换：
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词可谓五花八门，如“不论男女老少，都道美丽烟好”，“依也爱吸，郎也爱吸”等；
意中人牌香烟的广告词为“君赞此烟好，侬赞此烟好，同是意中人，白首期偕老”；
红绿牌香烟广告词是“人人爱吸，大众赞好”；
花容牌香烟广告词是“明月其貌，好花其容，口衔香烟，亦曰花容”。
配有女性吸烟图画的香烟品牌还有名花、亚司令、白兰地、大东、香花、金星、中南、国权、红大喜、买司干、珍珠、红牡丹、金库、九一八……这些五光十色的香烟广告为女性吸烟的风潮推波助澜。
但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女性还不可能与男性享受对等的权利。
1932年6月1日的《申报》上有一篇题为《妇女吸烟与风化》的文章认为妇女吸烟“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在道德观念上讲起来还是“设法消弭为是”，因为“她们在化妆上服装上处处都比男子们消耗得多”。
承认妇女吸烟的合法性却否定其合理性，说明当时的男性文人身上依旧保留着较多的性别特权意识，一些作家眼中的女性吸烟的形象感染了堕落的病症，吸烟的女性一般带有放荡、虚伪、贪婪等种种不良习气。
《语丝》上的诗歌《夜半电车上》抨击了大都市女性吸烟的媚态：
“处女的气息——小口肥圆着，/寒调，抖抖地，哦，吃烟！
”[31]丁玲的《梦珂》将一些丑恶的嘴脸呈现在少女梦珂的面前，例如应付那“几个吃香烟的妖妖娆娆的妇人”成为她接受侮辱训练的第一步。
[32]曾虚白的《偶像的神秘》刻画了怀里揣着“松香烟盒子”，“一手夹着支香烟撑在大世界的高墙上，一手支了腰”[33]高谈生意经的妓女形象。
抽烟的女性又何止“妖妖娆娆的妇人”和妓女，那些风姿绰约、令人倾倒的“皇后”也时常幽雅地吞吐着香烟，胡嫣红的小说《拘谨的薛先生》就闪动着这样的女性形象，这些为青春流逝而寂寞苦闷的女性竟然做出了向闺友的丈夫投怀送抱的丑事。
[34]描写品行不端的舞女对香烟刺激的依赖，有叶秋原的《最后的会见》、靳以的《沉落》等，前者描写的是一位被“包养”的舞女的情变，“肩膀一耸一耸地手上拿着一枝卷烟”[35]是其行为特征；
后者刻画了一位玩弄爱情、追慕虚荣和物欲的都会少女，她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强烈的烟草及酒精的气味”。
[36]一边美滋滋地抽着香烟一边赤裸裸地耍着手腕的不良女性并非舞女而已。
徐蔚南的小说《都市的男女》叙述了一位爱好“555牌的纸烟”的青年官员被三位年轻而华丽的女性骗取钱财的故事，其中一位女性有妖艳的吸烟姿态：
“一只六七寸长的黑牛筋镶着小钻石的烟嘴，用手指夹着插在血红的小嘴唇里平静地呼吸，接着向着前面喷出一口一口的淡烟来。
”[37]为美色所倾倒的男子却没有留心那隐藏在芭蕉之后的狐狸。
但是，女性对女性的打量和识别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杜衡的小说《重来》里的女主人公对“两个像机关车似地抽着烟的女人”作出了“规矩的女人是不会抽烟的”的评断。
她没料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映芬竟也在抽烟，并且反问她说：
“现在还有哪个不抽烟！
”[38]而抽烟纵酒的映芬实际上已经在麻醉和放浪中沉落。
尽管1930年前后诱导女性抽烟的广告蔚为大观，但女性吸烟仍然可能被视为沉沦和堕落，成为社会道德和商业文明之失衡的一个表征。
在1930年前后的文学史料中，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而言，对香烟的消费均可能被某些作家提炼成讽喻性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大众日常消费行为承载了浓重的社会道德内涵，这也正是一个既先锋突进又矜持落后的过渡时代所固有的社会现象。
三、“自由”之象征：
“香烟”叙事话语功能之二
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民众来说，抽烟是出于精神疗伤的需要，1928年的《小说月报》上就有这样的叙述：
他原是一个没有烟酒嗜好的人，只为这几天成群的绝望，怀疑，苦闷，愤恨，……不断地袭击，缠扰他的心灵，使他痛苦得好像被囚在狭笼里的猛兽。
他为消排他的痛苦起见，于是吸起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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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消费行为被左翼作家视为奢侈腐化的证据，抽廉价香烟则无可非议。
《巴尔底山》上的《笔社与聚餐》一文认为蔡元培、杨杏佛、徐志摩、邵洵美、林语堂、胡适等人发起笔社的活动中包含“聚餐”的项目，显示了中国人“好吃”的恶习，而左联同志们具有“艰难困苦奋斗精神”，“至于常会的时候，怕也只有抽几根香烟吧。
”[40]在一些左翼作家的笔下，抽烟权的被剥夺反映了统治者的恶毒、劳动者的不幸、反抗者的悲哀，获得香烟的愿望就是对于自由的憧憬。
杨邨人的《一尺天》叙述了一位“战士”在监狱的墙壁上看到了“犯人牌香烟”的图画，“忽然想要吃烟。
但狱里那里来的香烟呢！
”[41]康白珊的《狱中记》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无辜被抓的女囚犯们在监狱中上演的“香烟的悲喜剧”，[42]衬托出女囚对于自由的渴望。
默认劳动者吸烟权利，自由主义作家与“新感觉派”作家也不乏其例。
沈从文的小说《菜园》有这样的叙述：
“在儿子印象中只记得父亲是一个手持‘京八寸’人物。
那时候吸纸烟真有格，如今连做工的人也买美丽牌，不用火镰同烟杆了”[43]物质文明的进步对于记忆中手持旱烟袋的“父亲”的威严形象不断构成淡化的作用，但是作者并没有否认工人们购买廉价的“美丽牌”香烟的需要。
穆时英的小说《断了条胳膊的人》叙述一位被机器轮子“咬断”一条胳膊的工人走投无路、妻离子亡的悲惨故事，默然地“坐着抽烟”始终是他的生活习惯[44]，这或许就是普通百姓据以度日、应对患难的一种姿态吧。
穆时英还将眼光投向小知识分子，他在《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中刻画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校对员亲身调查一件关于舞女被流氓殴打的惨剧。
这位校对员总是“抽着廉价的纸烟”，[45]这样的生活习惯既暗示着工作的枯燥乏味又显示出经济的窘迫无奈。
穷人吸烟是生活中所必需的调味品和兴奋剂，缺少它就有可能加剧生活的苦味与折磨。
在这一点上，施蛰存、杜衡等人似乎也和穆时英有着相接近的理解。
施蛰存的小说《四喜子底生意》中有黄包车车夫吸烟的细节描写，如长期放置竹筷的“仙女牌”香烟盒子、到八仙桥烟纸店买“仙女牌”香烟的行为等，说明车夫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也需要一点神经上的刺激，他们的经济能力可以维持抽“仙女牌”这样的廉价香烟的爱好。
小说并没将车夫的悲剧命运和抽烟习惯联系起来，而是揭露了他身上所沾染的都市文化病毒。
小说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这位车夫本来要买“仙女牌”香烟，而店里的伙计却错拿给他价格相对昂贵的“大英牌”香烟，车夫占了便宜反而在心里嘲笑伙计“真糊涂”，[46]十分油滑猥琐。
杜衡的《蹉跎》描写了一位勤苦劳动以维持生计的男性，他极难得的放松方式是“从容地喝一杯茶，抽一枝烟”，看一看小报而已。
[47]吸烟是劳动者获得暂时宁静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体验身心自由的缓冲手段。
黎锦明的小说《邻人》叙述一户穷困潦倒的人家因为无钱请医生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病逝的凄惨一幕。
那位男子为了租房而主动去见房主，“从原有的皮夹里摸出两支烟，呈着。
他自己燃了一支，用一种古怪的——贪婪的模样吸着，而且巨声的咳。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长期地剥夺了他的抽烟机会，而当他向别人倾诉世道的炎凉时，“似乎含着悲壮，很有姿态的将余下的纸烟往窗外掷了。
”[48]这个飘逸的掷烟动作勾勒出一位历经沧桑、饱含悲情的烟客，他的瞬间挥洒似乎是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发出的无声抗议，而自由和幸福也随烟头一起沉落。
除了前文提到的被提炼成讽喻性的话语之外，另外一些作家将女性的吸烟看成一种力量的象征，即获得与男子同样的行动自由度。
靳以的《圣型》讲述了“我”与一位沦落街头的犹太女人玛丽安那从相遇到分别的经过。
相识不久的玛丽安那主动地向“我”索要香烟：
“她很熟练地点起来抽着，那烟很平匀地从她的鼻子里冒出来。
……那女人却像真的有绝大的癖好，没有一丝烟是无用地再从她的嘴里吐出来。
”[49]对香烟的贪婪源自于生命的新生。
一段时间过后，玛丽安那请求“我”带她去了舞场，她又要了一支香烟，“这次她却巧妙地把纸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吸进去的烟又都从嘴里冒出来了”，更加娴熟和放松的吸烟动作意味着玛丽安那愈加地自信和乐观，徐徐吞吐着的是烟气也是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可以使柔弱女子变成侠骨大汉，戴万叶的小说《交给伟大的革命事业》刻画的女革命者侠姑就是这样的典型。
“她是香烟不离手的”，“指头挟着一枝香烟”，“袋里常常藏着一包‘三星牌’”，但她既有“男性化的身子”又有男性化的意志，在革命事业遭到破坏和挫折的时候，“她把烟掉在地上，瘦瘦的手指扎着一个小小的有力量的拳头”，[50]掷烟动作的干脆、力量宣示的强猛显然已经模糊了侠姑的性别角色，“女同志”显然已经被“抽烟的革命者”这样的话语符号所替代。
这样，香烟就被裹挟到第二种功能的叙事话语之中——“抽香烟”的行为成为1920、1930年代的社会大众渴望自由、争取自由的象征。
四、“深沉”之外化：
“香烟”叙事话语功能之三
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充满着各种声音，个体在这样相对多元的语境中面临着选择和表达的困难，“深沉”感正是这种困难的一种体现。
对于那些抽烟的人物来说，抽烟的姿态能够将他们“深沉”的情感外化出来，君不见“吉士牌”香烟广告吗？
“吸吉士香烟，其味无穷，疑难之时，可以助思想。
”（据1929年3月31日的《申报》）
1930年前后的作品中有很多对于社会现实感到困惑或失望的人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容易在时代大潮的漩涡中失去了方向感而导致暂时的“失语”，抽烟既能缓解压抑和忧愁，又能掩饰自己的迷惘与脆弱，何乐不为？
茅盾的《追求》开篇即对曼青抽烟的进行了描画：
“他弹去了香烟头上的一段惨白色的长灰，颓然靠在椅背上，再没有话了，似乎忧哀压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用他那一双倦于谛视人生的眼睛来倾吐胸中的无限牢愁。
”在周围青年男女的笑谈中，曼青陷入了沉思，“香烟夹在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袅出淡淡的青烟，熏黄了他的指甲。
”[51]这是一位虽有幻灭感却又渴望勇气的思考者，读者仿佛也会感染上这个人物的抑郁和深沉。
曼青还算是一个不甘心被时代遗弃的挣扎者，而丁玲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塑造的作家子彬却是一个时代的疏离者，他固执地将自己封闭在亭子间的小书房，“依习惯是先抽一枝美丽牌，青的烟丝袅袅地往上飘，忽然又散了。
他的心情也正像烟丝的无主，空空的，纷纷的，轻飘飘的，但又重重的压在心上。
心事沉闷得很。
”[52]子彬虽然感觉到了大众运动的力量却又不能放下作家的清高，只有“美丽牌”香烟能够给他带来片刻的缓解，静悄悄地吐出烟丝的动作正体现了一个时代落伍者的深沉感。
《大众文艺》上的《寒宵》讲述三个饥寒交迫的穷书生生活无着落的凄惨故事，其中一位冒着寒风去车站迎接新婚不久的妻子，他的妻子因为缺少盘费竟然没来。
三人陷入沉默，“大家顺手在纸烟包里各抽出了一根纸烟，又茫然在那里喷烟圈了。
”[53]与朋友一起无声地抽烟代表着深切的同情，也包含着对于世道的抗议。
杨刚的《一块石头》中的老黎为了革命事业抛开妻儿老小，为了工作的需要故意打扮得“资产阶级化”，“嘴上翘起一根纸烟”。
一位同志在告诉我关于老黎牺牲的消息之前，仿佛若无其事，只是“要了一根烟抽，一个指头在桌上敲着，敲着，口里哼着。
”[54]这样交代牺牲事实的方式看似“冷淡”，实际上却更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喷发。
在抽烟的行为中渗透人物内心的波澜，海派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也能熟练地运用着这样的叙事方法，例如章克标的《破损的箱箧》中失业文人李英夫一声不语地“坐在靠墙边横着的一张沙发上，抽着纸烟。
”[55]范烟桥的《失踪》写一个到十里洋场寻觅突然“失踪”的爱子而毫无结果的父亲“把一个香烟屁股向地上一丢，用脚踏了一下，表示他应有工作已经完了，叹了一口气又慢吞吞的走去了。
”在1930年前后的文学作品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之遇阻，革命者的社会斗争之受挫，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波折，均能够以吸烟者的姿势来表现人物暂时的“失语”，显示他们面对那个急遽变奏、剧烈冲突的时代氛围而产生的迷惘、惆怅、悲凉和忧郁。
抽烟者的一言不发也有可能是抽烟者对眼前事件作出洞察和分析之后的故意沉潜不发，而不以为然的态度却从陶然自得的吸烟动作中徐徐闪现。
杨邨人回忆太阳社与创造社的磨合过程时，说创造社曾经主动地向太阳社发出邀请召开一个联席会议，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三人前往创造社，而创造社成员在会上首先指责了太阳社的态度，蒋光慈和钱杏邨的辩驳引起了创造社成员的进攻。
杨邨人声称自己当时是“始终笑着吸着香烟不发一言”。
[57]姑且不论杨邨人提供的这段史料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可靠性，仅就他对于自己吸烟细节的描述，即能看到中国现代文人笔下的一种借吸烟来表态的叙事话语。
《语丝》上的一篇文章《浪漫的与写实的》借一个小事例来讽刺新月派文人的浅薄：
表妹告诉“我”上海光华大学这次请来了胡适、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等许多名教授，但是“我”在新月派文人参与其间的《光华周刊》中发现了明显的谬论。
“我”从表妹嘴里听说新月派诸君的名字时“抽着香烟，微笑地听她说得那么起劲，但我不想说什么。
”觉得“看这样的文章，不如还是躺在床上抽烟罢。
”显然，此处的香烟也被叙事者当做价值评判的一大利器。
香烟亦可作为人物思想或情感发生转折的过渡符号。
在冯至的《C君的来访》中，C君特意从南京赶到清静庄重的北平，故地重游使他产生了许多感触，“他从裤袋里取出一支烟来，我看着他吸烟的神情，我相信这位老朋友是有了一些‘哲学’了。
”[58]C君感喟自己“烟也吸上了，酒也喝上了，从前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做的事如今先是委曲求全后是司空见惯地也都做过了”。
对C君来说，少年时期的单纯执着已经被成年人的通达漠然所改写，重游北京就是个体生命的一种返璞归真的回味，点燃香烟却意味着对于世俗的难以逆转的皈依。
杜衡的小说《重来》叙述痴迷学术研究而淡泊物质享乐的刘雨若离开古城前往上海之前，同事们和学生们带着热烈的惋惜来为他送行，他“只拼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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