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动因与经济后果文献综述概述解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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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认为国际事务所合并提高了经营效率，并获得了一定的垄断能力（Ivancevich，2010），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八大”事务所的合并不一定会导致缺乏竞争和审计收费的提高，“八大”合并为“六大”对于审计市场的竞争性几乎没有影响（TongeandWootton，1991；

MinyardandTabor，1991）。

GAO（2003a）认为，尽管面向公众公司的审计服务市场集中度日益提高，大所的市场势力日益强大，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审计服务市场的竞争被削弱，采用CR指标或是HI指标度量市场集中度均显示美国审计市场仍然是竞争性的。

Lee（2009）针对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KPMG与Cooper&

Lybrand，2003年勤业会计师事务所（T.N.Soong，TNS）与台湾德勤（Deloitte&

ToucheTaiwan，D&

TT）的两起合并研究后发现，这两次合并对于提高“四大”的市场集中度具有重要影响。

而我国本土事务所合并虽然也提高了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审计市场仍然属于竞争市场。

曾亚敏、张俊生（2012）以8起事务所强强联合的合并为研究对象，发现合并后，市场结构更为集中、大所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并后事务所对同一客户的审计收费显著增加。

李明辉、吴燕、范华（2014）以事务所业务收入、上市公司客户的营业收入等作为计算依据，通过计算集中度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进而考察我国2005—2011年间整个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和竞争性的变化，发现事务所合并使得我国本土大所的市场份额有显著提高，但我国审计市场基本仍属于竞争性市场，且本土所在大客户市场方面与“四大”仍有较大差距。

对相关事务所合并前后市场份额的变化分析发现，并非所有的事务所在合并后市场份额都有显著上升。

事务所合并是否会改变其自身市场份额或者改变整个市场集中度，关键在于合并是否会导致其流失旧客户和吸引新客户。

王咏梅、邓舒文（2012）针对1998年至2007年的合并进行研究，发现事务所合并后更多地采取了行业专门化的发展战略，审慎挑选客户并培育行业专长。

Thavapalanetal（2006）检验了PwC在澳大利亚的合并对客户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合并后，与PwC的审计师变更活动显著低于其他“五大”，表明合并以后，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得到提高，有助于吸引老客户。

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合并后新增的客户往往来自于事务所行业专长得到提升的行业。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事务所合并有助于提高事务所的行业专长。

（二）事务所合并对审计客户产生的影响

代理理论认为，如果审计质量因事务所合并而提高，则可以减少客户公司经理人的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客户公司的价值；

保险假说认为，在严格的连带责任制度下，事务所合并将使客户公司股票价值中包含的注册会计师的担保价值提高，进而提高股票价值。

与此同时，如果审计质量因事务所合并而提高，那么作为审计业务主要面向的对象，审计客户的会计信息质量也应该提高。

这些理论建立了事务所合并——审计质量——审计客户之间的逻辑纽带。

从这个逻辑出发，围绕事务所合并对审计客户产生的影响，学者们开展了两种研究思路。

一方面通过检验事务所合并对客户公司股价的影响来验证事务所合并的市场反应，进而验证事务所合并的效果；

另一方面是通过衡量客户公司的盈余质量，从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是否提高的角度间接验证事务所的合并效果。

关于事务所合并对客户公司股价的影响方面，倪伯煌和蔡玉琴（2005）通过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进行事件研究，结果未能发现客户公司有显著为正的异常报酬。

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样本进行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果（刘嘉雯，2003；

吴婉婷，2003；

Lee，2005）。

Leeetal.（2005）进一步发现，当进一步考虑客户的财务状况时，存在财务危机的客户产生显著为负的异常回报，而财务状况正常的公司则未发现异常。

近年来，也有相当一部分事务所合并的话题都以被审计单位的盈余质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研究。

贺晋、曹丽梅（2012）以盈余质量为替代变量，研究了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规模小、以新设合并方式合并以及审计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为正的合并事务所，合并后较合并前审计质量变低。

李凯（2010）使用会计稳健性和异常性营运资本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现与合并前相比，总体而言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未得到提高，但是采取吸收合并方式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得到了提高。

曾亚敏、张俊生（2010）运用修正的DD模型和盈余反应系数衡量审计质量，研究发现事务所的合并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并且与形式性合并相比，实质性合并更能提高审计质量。

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事务所合并能否提高审计质量尚未得到一致的观点，使用不同的盈余衡量指标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WangTaychang（2011）对发生在台湾的Diwan,ErnstandYoung（前五大）和J.T.Lai&

Co.（非前五大）的合并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之前规模和声誉的不同,合并所带来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不同。

虽然可操控的应计利润均明显下降,但后者的变化程度更大,此结果也验证了规模经济理论和声誉理论。

也有学者专门就事务所合并后客户选择变更事务所进行了研究。

王英姿，陈信元（2004）分析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可能的因素，认为事务所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控股股东或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行业竞争、原签字注册会计师跳槽、异地审计都可能是导致大华事务所客户变更事务所的原因。

（三）事务所合并对事务所自身产生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会给事务所本身带来巨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审计质量、审计定价和审计效率等方面。

1.事务所合并与审计质量方面的研究

DeAngelo（1981）认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存在正向关系。

通过合并，事务所的规模提高了，那么合并是否导致审计质量的提升呢？

一些学者发现，合并的国际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非合并的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相比呈现出差异性（Sumithiraet.al，2002），认为事务所规模决定了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将有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

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能迅速扩大规模，集中更多的审计专业人才，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

另一方面，事务所的合并减轻了同业竞争，使得审计师降低独立性所丧失的客户准租金更高（ChanandWu，2009）。

王咏梅、王鹏（2006）通过分析本土事务所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发现随着事务所的合并，1998-2000年的审计质量差异逐渐减小，表明企业合并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然而在2001年后，审计质量在本土所与“四大”之前的差距变大，原因在于中天勤倒闭及双重审计制度致使市场更加倾向于声誉较高的“四大”。

周中胜，范一鸣（2013）以2005年以来我国发生的14起事务所合并案为研究对象，发现尽管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并非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但却有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事务所合并并不能提高审计质量（吴清、曾玉琦，2008；

李明辉，2011；

刘成立，2008；

钱蓓蓓、沈永健、张苏岭，2011）。

不同合并方式下的企业合并也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同影响，王咏梅、邓舒文（2010）认为，进行新设合并的事务所比进行吸收合并的事务所，其审计质量的改善更为显著。

JWLin和MlHwang（2009）将事务所的合并划分为合并各方均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合并与合并方中仅有一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合并。

通过研究从1999年到2006年间的合并发现，只有第一种合并方式才能提高设计质量，也就是说，合并各方的特征差异对合并后的审计质量具有很大影响。

2.事务所合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影响研究

事务所合并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审计定价。

一方面，事务所合并会提高其在与客户进行审计定价谈判时的相对优势，从而导致审计收费提高，审计收费实际上是审计师市场势力与客户影响之间均衡的结果（BandyopadhyayandKao，2004）。

这表明事务所合并能够提高审计收费。

另一方面，随着事务所的规模提高，也会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导致审计成本下降，进而导致审计收费下降（李明辉、张娟、刘笑霞，2012）。

从这个角度看，事务所合并会降低审计定价。

究竟事务所合并与审计收费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一些学者围绕我国的事务所合并进行了研究。

王兵、尤广辉、宋戈（2013）研究发现事务所合并没能显著增加审计收费。

李明辉、张娟、刘笑霞（2012）研究发现，事务所合并后的审计收费较合并前有显著提高，横向比较也表明近年发生合并的事务所的收费显著高于未发生合并的事务所。

ChanandWu（2010）对我国1999-2006年间事务所合并的数据研究后发现，事务所合并后，其审计收费不会立刻上升。

蔡春、孙婷、叶建明（2011）发现经历第一轮合并浪潮后，审计收费溢价仍在不断增加。

3.事务所合并与审计效率之间的影响研究

事务所合并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获得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规模扩大之后的事务所内部专业化分工更加详细，并且更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培训活动，审计师相互学习也能提高审计效率，这将导致事务所成本费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李明辉、张娟、刘笑霞，2012）。

因此，许多研究也围绕事务所合并与审计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

Baskerville和Hay（2006）对新西兰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进行了研究，结果未能发现合并会降低成本。

Tsaietal.（2008）对台湾地区事务所合并研究后发现，事务所合并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将超过成本效应。

换言之，尽管合并会导致事务所内部组织成本上升、降低运营效率，但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好处要超过提高的内部组织成本，事务所合并提高了审计效率。

李明辉、刘笑霞（2012）针对2005年至2009年的合并进行研究，以审计延迟度量审计效率，研究发现本土事务所合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审计延迟、提高审计效率，但这种作用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显著显现。

4.事务所合并与审计独立性等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

吴清在和曾玉琦（2008）以GCO度量审计质量考察了台湾地区的三起事务所合并，却未发现有一致的证据显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审计独立性有显著提高，而原先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合并后审计独立性提高更多的推论也未得到支持。

吴溪（2006）基于中天勤合并案例的经验分析了会计事务所合并与质量控制问题，认为中天勤合并双方的合并前风险不匹配与合并后的整合缺陷，抵消了合并的预期积极作用，从内因的角度为中天勤合并后的迅速灭失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李兆华与武力铮（2011）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事务所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合并能够对审计质量产生正、负两方面双重影响，而这种影响源于双方事务所在合并前、合并时及合并后的调查防范及整合力度。

从事务所合并的研究来看，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最终体现为审计报告，由于审计投入和审计过程外界无法直接观察，且审计报告均为标准化模板，导致审计质量难以直接度量。

因此实证研究中，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选取是一直以来的研究难点。

一种衡量方式是从审计结果的角度，包括财务报表中存在的会计差错或舞弊、财务报表的操控性应计、稳健性、分析师预测差异、盈余质量的高低等指标。

另一种是利用易于观察的会计师事务所本身的一些特征作为替代变量，如审计师规模与声誉、行业专长、审计收费等。

二、一般性质的企业合并的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虽然许多学者对事务所合并后的经济后果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整体而言，研究维度仍然局限于对合并后间接经济后果的研究，都是从审计市场、客户与事务所的反应间接验证合并效果，如对审计市场集中度、审计客户的会计信息质量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审计定价等。

外部审计作为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时不可或缺的一环，故而在研究现代企业的外部治理时往往加入对外部审计的研究。

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当现有研究即便是事务所合并等审计话题都以审计客户，即被审企业为中心进行研究，则会丧失很多事务所合并本身的有意义的话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很少有学者把事务所看作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王咏梅，邓舒文，2010），将现代企业合并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思路应用到对事务所的分析中去。

企业并购的文献更为丰富，研究话题更加广泛，故而本文接下来将对现代企业并购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综述时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迁移到对事务所合并的研究中去，因此并不会对企业合并进行面面俱到的全面性综述，而是选择在概览企业合并研究话题后，详细就某几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

企业并购动因与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话题十分广泛，主要分为并购动机研究、并购过程研究、并购效应研究三方面，具体研究话题包括跨国并购等特定类型的并购、并购的影响因素、并购整合与并购的绩效等。

（一）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阐述

企业并购有着复杂的动因，根据张维、齐安甜（2002）的梳理，目前能够解释企业并购现象的理论主要包括效率理论、信息理论、代理问题和管理主义理论、过度自信假说、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市场势力理论和再分配理论等。

同时，资源基础理论、行业冲击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协同效应理论等也能够对企业并购的动机进行解释。

虽然西方并购理论给予我国企业实践很多借鉴，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西方理论与我国企业对并购动机认识仍存在差异。

苏敬勤、刘静（2013）比较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并购动机认识的异同，认为虽然二者都着重从资源基础理论考虑企业并购的动机，但西方理论强调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能力、经验和品牌资产等无形资源，而中国企业强调获取外部知识产权、管理经验、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等资源；

行业冲击理论对中国企业并购动机的解释度高于西方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对西方理论的解释度高于中国企业。

1.从市场和行业层面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加企业势力。

兼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形成规模经济。

与此同时，增大市场份额也会增大公司相对于同一产业中其它公司的规模。

关于市场势力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增加公司的市场份额会导致合谋和垄断，并由此形成合并收益。

第二种观点却认为，产业集中度的增大，正是激烈竞争的结果，在集中度高的产业中的大公司之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2.从企业层面

首先，效率理论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了企业并购动机，认为并购往往能够提高管理层的业绩并获得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

具体形式包括：

（1）由于并购双方管理能力的差异，使得兼并提高管理效率。

（2）由于并购双方经济上的互补性、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合并后带来收益增大或成本减少。

（3）将外部融资转化为内部融资，增加了财务协同并降低了融资风险。

（4）通过业务多元化降低经营风险。

效率理论在解释企业并购的动机方面是强有力的，但是，并购动机到底起因于何种意义上的协同效应和效率改进无法予以明确。

信息理论则认为作为经理人拥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关于公司状况的信息，而企业并购能够表现和传递这些信息。

如果一家企业被收购，那么市场认为该企业的某种价值还没有被局外人掌握，或认为该企业未来的现金收入将增加，从而推动目标企业的股价上涨（DoddandRuback，1977；

Bradley，1980）。

而Louis（2002）认为，当企业意识到价值被高估，管理层就会利用所拥有的私人信息发行证券为并购融资，所以股票价格并不能准确反映并购的信息，从长期看这会导致公司股价下降。

Eckbo（1983）提出了纳税协同效应的观点，认为并购可以更好地利用避税手段，如纳税、资本利得税和增加资产。

采用证券支付方式时，可以使目标企业股东延迟纳税和进行税种替代，这对目标企业的股东有利；

而采用现金方式支付时，并购企业增加了资产，从而扩大了折旧避税额，所以并购企业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3.从管理者层面

以竞标理论中的“赢者诅咒”为基础，Roll（1986）提出了“过度自信”假说。

这一假说认为由于管理者的过分自信，在评估兼并机会时容易犯过于乐观的错误。

如果过度自信假说成立，那么收购企业的过度支付将使其股东利益转移到目标企业，企业并购将导致收购企业股东利益受到损害。

Jensen（1986，1988）构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也从管理者层面解释了企业的并购动机，假说认为当企业存在于巨大的自由现金流时委托，管理者可能会接受低于资本成本的投资或在企业内部实施浪费资本的决策，因而存在股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该理论提倡用增加负债的办法来约束经理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兼并活动，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应用该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它不适用于分析成长型公司，因为这种公司的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也有学者基于代理理论认为，当通过薪酬设计、经理人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机制，都不足以控制代理问题时，接管将可能是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Manne，1965）。

当低效或代理问题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不佳，那么，并购机制使得接管的威胁始终存在。

与收购可以解决代理问题的观点相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收购活动只是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解决方法。

Mueller（1969）提出了管理主义理论，该理论假定经理报酬是公司规模的函数，认为经理具有很强烈的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

但是，也有人通过研究发现，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的盈利水平相关而非与销售额相关（LewellenandHuntsman，1970）。

Mueller理论的基本前提由此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二）企业并购过程研究

企业在实施并购过程中如何控制风险，如何对并购双方企业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高管团队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企业在过去的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特定行为习惯如何影响企业并购，哪些因素影响了并购的价值创造，这些话题都为企业的并购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

在如何有效地控制并购风险方面，孙轶、武常岐（2012）研究了企业如何使用投资银行等专业咨询机构以在并购的整个过程中管理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的机制。

研究发现并购企业在跨行业并购、对目标企业缺乏投资经验、外部市场环境恶劣、并购交易规模较大、非全资并购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使用专业咨询机构以控制并购前和并购后的风险。

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针对并购双方企业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

魏成龙、张洁梅（2009）引入组织学习导向、知识整合能力、核心能力和并购整合绩效等变量，构建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传导机理模型，研究发现知识整合能力和组织学习导向与核心能力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二者对企业并购整合绩效有正向影响。

高管团队的结构性差异也对企业并购具有重要影响，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任期与并购发生概率与模式负相关，而高管团队男性占比则是显著正相关。

与此同时，高管团队与董事长的垂直对差异性会对并购发生概率有显著影响（杨林、杨倩，2012）。

作为高管团队的核心人物，CEO是否会由于代理问题在并购中存在寻租动机，也是并购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张洽、袁天荣（2013）研究了CEO在并购中获取薪酬、寻租收益和构建“管理帝国”大厦的权力寻租行为，发现并购给CEO带来了更高的奖金、薪酬、寻租收益和管理权力等私利；

权力在企业并购、获取私利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民企CEO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薪酬，国企CEO更偏好权力的提升和隐性的寻租收益。

与此同时，企业的控股权性质不同、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企业的并购模式也存在差异（张志宏、费贵贤，2010）。

唐兵等（2012）针对东航上航并购进行案例研究并构建了并购价值创造机理模型，认为并购活动的有效性受到并购动因增值力、并购环境适应力和并购企业领导力三种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并购动因增值力来自协同效应、市场力量和战略动因并通过并购活动对并购价值创造产生驱动性作用，并购环境适应力来自并购与面临机遇、挑战和政策环境的适应程度并通过并购活动对并购价值创造产生关键性作用，并购企业领导力来自高管决策、沟通、激励和影响力并通过并购活动对并购价值创造产生主导性作用。

遗憾的是，文章并没有给出这些因素的定量衡量。

李善民、黄灿、史欣向（2015）研究了股东连接形成的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与企业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转化为信息资源后，可降低并购过程中的事前不确定性和事后不确定性，对并购发起行为及并购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但信息优势并不等价于已实现的信息资源。

在并购决策中，信息优势的价值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决策者自身搜索信息的意愿。

进一步研究发现，作为企业并购决策的关键人物，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因为控制幻觉而主观上降低搜集信息的意愿，因而在并购过程中忽视信息优势的价值，从而给企业的并购决策带来隐性损失。

（三）企业的并购绩效研究

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是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

邵新建、巫和懋、肖立晟（2012）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研究发现无论是战略资源类并购，还是以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等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并购，总体上都获得了市场的积极评价，意味着投资者预期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够成功地创造协同效应。

具体来看，并购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以及并购目标的战略资源资产能够让市场对并购绩效产生更加积极的评价，并且管理层的能力表现（用TobinQ作为替代变量）越强，预期其创造的协同价值越大。

顾露露、ReedR.（2011）也就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进行检验并得到相似的结论。

也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