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唐玄宗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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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幽禁于房州的李显，想起母亲的厉害和残忍，日日提心吊胆，害怕自己会和前边的两个哥哥一样命丧黄泉，好几次甚至想到过自杀。
最后，还是意志力比他强的韦皇后及时劝阻，这才静下心来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这一等就是18年之久，18年里李显常常叹息不止，韦皇后便在旁边毫不客气地大声斥责他没有出息。
训斥完了，再慢慢劝解，鼓励他坚持下去。
因此李显对患难与共的韦后十分感激，私下许愿：
“异日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御。
中宗复位韦后一手遮天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宣布建立大周，当了14年的女皇帝。
李旦备受宫廷权力斗争的刺激，提出放弃以后的继承权。
武则天晚年重病后，大臣们发动政变恢复了李家天下。
李显即位，还是中宗。
武则天至高无上的权势让韦皇后这个儿媳妇羡慕不已，她也常想着像婆婆那样做个高高在上的女皇帝。
加上中宗既没能力又少魄力，对失而复得、来之不易的皇帝宝座并不懂得珍惜，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之手。
韦后荒淫奢侈，又缺乏像武则天那样的政治才能，当她抓住权力以后，就把它当成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
韦皇后效仿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纵容女儿安乐公主违法卖官鬻爵。
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安乐公主完全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经常侮辱他，骂他是奴隶，甚至要求中宗废黜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以继承帝位，从而逼太子走上绝路。
708年，太子发动羽林兵叛乱，攻入肃章门，准备杀韦后和安乐公主。
中宗发兵击败太子所率军队，太子重俊被杀。
韦后已经扫除了夺取最高权力的障碍。
母女联手毒死中宗女皇美梦几成现实。
公元710年6月，中宗吃着最爱的馅饼，突然一命呜呼……
当时，韦后和安乐公主，一个想效仿婆婆武则天，一个想做皇太女，中宗便成了她们面前共同的障碍。
但要除去皇帝，她们还在犹豫……
710年，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揭露韦后的淫乱害国：
“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
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
”昏聩的中宗没有警醒，反而将之在朝廷上杖杀，心里有鬼的韦后却害怕李显事后追究，终于下定了决心。
韦后加快了行动的步伐，半个月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指使人将毒药放进中宗喜欢吃的馅饼里，中宗一命呜呼，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手上。
韦后秘不发丧，暗中进行人事安排和军事部署，经过精心安排之后，将中宗最小的儿子、仅16岁的李重茂暂时送上皇位，自己则临朝摄政，独揽军政大权。
李隆基手快韦后被杀
中宗死后，太平公主企图通过起草中宗遗嘱来进行权力安排，阻止韦后独揽大权，但这一计划遭到韦后及其亲党的反对。
太平公主在与韦后的角逐中处于劣势，只好按兵不动，私下与相王李旦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密议，一时似乎风平浪静。
韦后则准备把李旦和太平公主一并除掉，然后，像武则天一样建立新的韦氏王朝。
韦后的美梦才做了19天。
710年7月21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突然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李隆基率领羽林军上万骑兵包围后宫，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迫使李重茂退位。
睿宗李旦在儿子和妹妹的拥立下，再次登上了他不感兴趣的皇帝宝座。
自作聪明施计谋太平公主反而自掘坟墓
睿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因拥戴有功，得到睿宗的信任和宠爱。
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一山岂能容二虎。
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韦后集团之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矛盾日益激化。
太平公主不愧为武则天的女儿，她善弄权术，议政处事能力远超过睿宗，故而逐渐掌握朝政。
当时的7位宰相，有4位是其心腹同党。
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权势，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
太平公主对李隆基的言行举止了如指掌。
延和元年（712年），天空出现彗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凶兆。
太平公主唆使亲信向睿宗说：
“从天象的变化看，皇太子要当天子了。
”这本来是挑拨睿宗与太子的关系，可事与愿违，弄假成真。
李旦本来就对皇帝权位没什么兴趣，一直想早点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自己好做逍遥自在、清闲无事的太上皇。
太平公主这招离间计正好成了李旦传位给李隆基的催化剂，李旦决定马上把皇位让给儿子。
无奈之下，太平公主也只好顺水推舟，建议李旦禅让皇位，但同时她又提了一个条件：
由她辅佐朝政。
李旦勉强同意了。
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他们甚至准备发兵攻打皇宫，处死玄宗。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玄宗再次抢先动手。
713年7月3日，玄宗指挥将士先后处死太平公主的党羽，赐太平公主自杀，29岁的唐玄宗开始亲政，结束了这段史称“韦后之乱”的混乱政局。
同年改元“开元”，迎来了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
唐玄宗封禅泰山轶事
唐玄宗是唐代的第六位皇帝，在位44年，他即帝位之初，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以至形成了唐朝以来国家兴盛的又一个高潮，出现了“开元盛世”，朝中大臣上书力请玄宗东封泰山。
玄宗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欣然首肯，于公元725年12月16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
据说，以前的帝王登封泰山，如果是顺承运，功绩显赫，则会出现诸多祥瑞之兆。
相反地，如果是无得无能，不能顺应天时治理天下，则会出现诸多凶象。
而玄宗皇帝登封泰山时，虽有功于天下，天气却屡屡变化，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烦恼，这大概是上天对玄宗以后沉迷酒色，荒废朝政的警示。
当时，玄宗皇帝东封泰山，单就仪仗队伍前的马队，就以每种颜色的马1000匹作为一个方队，交错排列，远远望去就像彩云绣锦，可见规模之大，盛况空前。
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泰山西则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账蓬被风撕破，支撑账蓬的柱子也被吹折。
官们因此大惊小怪，十分恐慌，乱作一团。
封禅使张说本来就为封禅之事忙得焦头烂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使他手足无措。
为了稳定人心他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说：
“大家不要慌张，皇上是能大得的天子，如今御驾出宫，定会心惊天动地，这是东海之神来接皇上封禅的。
”张说的搪塞，才使大家的心稍稍平静下来。
及至来到泰山脚下，天果然变得丽日晴和
但是，到了玄宗斋戒沐浴的晚上，天空突然又狂风大作，寒气彻骨。
天气的再度变故，不禁使玄宗心神不宁。
他停止饮食，肃立夜露之下，直至夜半。
他虔诚地向苍天祷告：
“我自即帝位以来，得到苍天的佐助，国家昌盛，万民安泰。
我来登封泰山，本欲为万民祈福，但是，如果是我本人有什么过失，不配来泰山封禅，请上天来惩罚我本人；
如果是随从的人员没有福分参加封禅，亦请上天降罪于我，随从的兵士和骑乘的马匹确实受不了彻骨的寒风，请苍天暂停风寒吧。
玄宗祈祷之后，果然风静树止，山间的气温随之转暖，天气晴和，微风南来，在缕缕丝竹歌乐声中，玄宗顺利地在山顶举行了隆重的封禅仪式。
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封禅，玄宗还亲自撰写了《纪泰山铭》一文，刻在山顶大观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洋洋千言的唐摩崖碑。
唐玄宗亲试李泌
公元728年，京城长安举行了一次全国神童选拔，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登台观看。
城楼下设有高坐，供神童们登台答辩。
只见一位叫员俶的九岁孩子率先登台，舌战群童，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唐玄宗非常高兴，将员俶叫到身边问：
“还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吗？
”员俶回答说他的表弟李泌年方七岁，才学比自己更高。
玄宗立刻派人飞马把李泌接来。
这时玄宗正与燕公张说对弈，便让张说以象棋为题，试试李泌的才学。
张说出句道：
“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
李泌稍假思索即对：
“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玄宗听后觉得答得别致，寓意深刻，连忙把李泌抱在怀里说：
“因为你年纪还小，如果七岁封官，不利于才智的发展。
”接着又嘱咐李泌的父母要用心教子，使其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后来，李泌确实不负众望，大展经纶，成为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实际上的宰相。
唐玄宗与音乐
唐朝王室弟子多通晓音律（唐太宗、武则天都很重视音乐文化），唐玄宗还在当王子时，就经常与兄弟们在举办家庭音乐会，他们兄弟间的感情十分要好，就是他登基后，在宫中置了一张大床大被，时常把兄弟们招进宫中同睡。
与杨玉环的爱情也是由于杨玉环能歌善舞，精通音律，再加上当时他的宠妃武惠妃病逝，遂冒天下之大不韪，纳儿媳为妃。
唐玄宗在音乐上的才华丝毫不逊于其政治才干，史称这位皇帝“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即说他是一个英武果敢，多才多艺，尤其精通音乐与书法的全才。
他也擅舞，16岁时常为祖母武则天表演唐代著名歌舞大曲《长命女》。
会奏多种乐器，尤其是羯鼓敲得特棒，练习时敲坏的羯鼓就有四大柜，他称羯鼓是“八音之领袖”、认为各种乐器都不能与它相比，演奏技巧之高超被宰相宋璟形容为“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
上朝时也怀揣玉笛，用手指不停地在笛孔上按模新曲。
唐玄宗在听政之暇，亲自训练一支3O0名乐工的乐队，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梨园作为音乐乃至戏曲的别名即出于此）。
亲自教他们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必觉而正之。
他还颁布曲名，把原为汉文音译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曲名改为具有内容的汉文曲名，还常举办宫廷器乐合奏，正是由于这位皇帝音乐家的喜爱和重视，盛唐音乐，以及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达到历史的顶峰。
唐玄宗一生作有无数曲子，闻名于世的有《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及56岁时遇上杨贵妃后作的《得宝子》等，最著名的就是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音乐舞蹈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唐玄宗与开元盛世（节选）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但是，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灿烂辉煌的太平盛世，却以一场巨大的战乱——安史之乱——宣告终结，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开元盛世是怎样形成的？
安史之乱是怎样发生的？
应该如何评价唐玄宗在其中的功过？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略抒已见。
两类不同的问题
唐玄宗即位于先天元年（712）。
当时，由于太平公主的干政，他还不能完整地行使皇帝的权力。
只有在先天二年（713）七月成功地诛灭了太平公主集团之后，唐玄宗才真正君临大唐王朝，得以一展胸中的抱负，勤勉奋发地致力于国家的治理。
他把这一年改元为开元元年，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开元初年，唐玄宗面临着两类不同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从武则天未来以来的十余年间，由于唐廷政局动荡，政变频繁发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腐败混乱而形成、积累的。
如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吏治败坏，奢靡成风，社会经济凋弊，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等等。
这些问题表现突出，危害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
但是，一般说这类问题不涉及唐朝各项重要制度，不是制度问题。
唐玄宗解决这类问题，把巩固皇位，稳定政局放在首位。
因为从神龙元年（705）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八年多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七次政变，换了四个皇帝，如果不迅速结束这种君权不稳、政局混乱的状况，就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
唐玄宗深知，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来自宗室和功臣。
唐玄宗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在重视宗法关系的时代，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就促使他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
一方面，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爱达到“近世帝王莫能及”的程度。
另一方面，唐玄宗对宗室诸王严加控制和防范，不给他们任何权力，严格“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以防止他们形成异己的力量。
对于那些参加过诛灭武韦和诛灭太平两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备的，密切地注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规，便加以惩处，但方式较为宽和，一般不下狱，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
唐玄宗用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手法，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使政局很快稳定下来，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其次，唐玄宗大力革除弊政，拨乱反正。
主要是罢免冗官冗员，整饬吏洽，严格官吏（特别是亲民之官的刺史、县令）的选拔、任用、监察和考核。
唐玄宗精心挑选宰相，开元初的姚崇、宋璟是有唐一代著名的贤相。
姚、宋至李林甫之间的十几位宰相，虽然品德才识各有高下，但各有所长，皆为一时人选。
史称：
“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
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玄宗提倡节俭，禁仰奢縻。
沙汰僧尼，禁止新建佛寺及铸佛写经。
改革中宗时为害甚巨的食封制度，限制和削减赐给食实封的封主及所得封户，禁止封家直接苛索封户，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至官府领取。
唐玄宗还特别注重发展经济。
他改变武则天晚年“调发伤重”的政策，采取“赋役宽平”的方针，十分注意不妨碍农业生产，不过分役使民力。
遇有荒年，便及时赈济灾民，减免租税，“惠养黎元”。
开元三、四年，北方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唐玄宗坚定地支持姚崇灭蝗的主张，“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唐玄宗在姚崇、宋璟的悉心辅佐下，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便妥善地解决了第一类问题，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玄宗面临的第二类问题，是从唐初以来的近百年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各阶层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因此，唐初建立的各项重要制度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存在着一个调整、改革的问题。
唐初各项重要制度，在武则天当权的时代开始破坏。
唐睿宗说：
“贞观、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惭替”。
胡三省也说：
“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所谓“淳风”、“贞观遗风”都是含意广泛的概念，不仅指政风、社会风尚，也包含各项重要制度。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版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
证圣三年（695）李峤上疏说：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
韦嗣立也说：
“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
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
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
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
对于唐初各项重要制度的破坏，武则天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不加干预。
因为在政治上，武则天坚决打击以关陇军事贵族为主体的门阀士族地主，扶植和支持庶族普通地主。
普通地主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中正在兴起并最有前途的阶层，他们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无法和农民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往往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租佃佃农制。
这种方式，使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在生产上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因而成为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普通地主也因此迅速发展壮大。
当时，蚕食、破坏均田制，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而迅速发展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主要是普通地主。
史载“富豪之家，皆籍外占田”，“豪富兼并，贫者失业”，都是指普通地主而言的。
武则天听任均田制等制度的破坏而不加干预，实际上是支持普遍地主扩大自己的势力，这种态度在当对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从均田制等制度本身看，它们在唐初的形成和确立，一是继承、借鉴和改造历史上存在的有关制度；
二是适应唐初社会的实际情况。
它们对于自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并起过进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德、贞观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状况，在武则天时代有显著的改变，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唐王朝正在形成，唐初各项重要制度便显示出对新情况的不适应。
根据发展了的社会情况来调整、改革各项制度的任务，武则天没有完成。
武则天之后，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唐玄宗的肩上。
唐玄宗在解决了第一类问题，牢固地掌握政权，形成稳定的局势的基础上，开始着于解决面临的第二类问题。
开天盛世的形成
唐玄宗对各项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大体是在开元九年（721）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基本完成的。
调整和改革各项制度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
武则天时代以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其明显的标志是人口数量增长和质量改善。
因为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诸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内在的经济要求，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永徽三年（652），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的质量，这里主要指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武则天时代，士族地主衰落，普通地主兴起，租佃关系日益发展，以庸代（正）役、以资代（色）役日益广泛，逃户人数日益增多，都反映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对封建国家，还是对封建地主）的松动，劳动者身上超经济的压力和束缚减轻，就会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武则天晚年以来的政局动荡中遭受一些挫折，但在唐玄宗稳定政局，拨乱反正之后，又有所恢复。
唐玄宗对各项制度调整、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之适应并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内容有：
（1）放宽政府对户口的控制。
从开元九年到十二年（724），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主持长达四年的检田括户。
括户的目的是清理逃户，使他们重新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在括户的政策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承认逃户的合法地位，不追究逃户逃亡的罪责，允许他们就地附籍，这就突破了过去“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的规定，对于唐前期严格控制户口迁移，严厉惩办逃户的法令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变化，它表明政府有限度地放宽了对户口的控制，对逃户的权益给予一定的承认与尊重。
二是在经济上给予附籍逃户优惠的待遇，规定“免其六年赋调。
但轻税入官”。
所谓“轻税”，即“每丁量征一千五百钱”。
正因为实行了新的政策，使括户获得成功，括出八十万客户，以开元十四年（726）全国总户数七百零七万计，客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三，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对改善国家财政收入起了重要的作用。
（2）废除府兵，实行募兵。
开元十年（722），鉴于宿卫京师的府兵兵源枯竭，张说“请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
”唐玄宗接受张说改府兵为募兵的建议，在关中召募强壮十二万，宿卫京师，号长从宿卫。
开元十三年，改称广骑。
开元廿五年，又将边防戍兵由府兵改为募兵，天宝八载（749）正式宣布废止名存实亡的府兵。
府兵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是极其有限的，就其实际情况而言，农民不可能做到既当兵，又不妨碍农业生产。
府兵的废止，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实行募兵，兵农分离，士兵与农民各专其业，对改善军队素质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益处，它标志着社会分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兵制的重大变革，也带来一系新的问题，如军费开支浩大，中央军事优势的丧失等等，需要把兵制变革不断加以完善，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3）增加户税和地税。
广泛实行以资代役的制度。
地税、户税在唐初就开始征收。
地税原为义仓用，户税时征时停，未成定制。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五年定式，把原来按户等征收地税的办法，改为王公以下，每年按照所种土地，亩税二升，“宽乡据见营田，狭乡据籍征”，商贾及无田户仍按户等征收。
户税钱也同时确定下来，三年一大税，共约150万贯，每年一小税，共约40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
每年又别税80万贯，供州县官之月料及地方政府开支。
户、地两税新的征收办法，扩大了纳税的负担面，增加了交纳钱粮的数量，使户、地两税在政府收入中的地位大大重要起来。
据天宝计帐统计，地税每年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户税二百万贯，资课及勾剥约四百七十余万。
这三项收入大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和租庸调所征约略相等。
户税按资产征收，地税按上地征收，它们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说明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正逐步向按资产征税的赋税制度过度，这种状况是和政府放宽了对户口的控制相适应的。
开元时期，以庸代役和以资代役的情况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可以用资课来代替的色役非常广泛。
由于担任色役则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出现了“色役伪滥”的情况。
封建政府只得采取裁减大量色役的办法来加以制止。
开元二十二年（734），“减诸司色役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
天宝五载（746）敕令停止的色役白直约计十万丁以上。
从这些数字可见开元时期的色役制度是何等广泛，它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
（4）宰相制度的改革和使职的加强。
开元十一年（723），经玄宗批准，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置吏、枢机、兵、户和刑礼五房于政事堂（中书门下）正厅之后，分掌庶务。
这就使政事堂由议政之所改成了宰相的常设办公机关，而且使它由决策发令机关转变为最高决策机关兼最高行政机构，从而彻底破坏了唐初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三省相互制约的机制，使相权进一步集中和强化。
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务繁忙的情况下，加强相权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使职设置不始于唐玄宗，但唐玄宗时使职有很大发展，数量猛增，权力加大，有的还由临时差遣改为常任固定下来。
李肇说：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
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
……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
唐玄宗注重设置使职，主要是解决固有的职官制度与日益复杂繁多的国家行政事务形成的尖锐矛盾。
唐初建立的三省六部制，机构简单规范，定员定编，并日趋固定化、程式化，不易改变，难以适应新的情况。
如在全国检田括户，工作量甚为浩大，已经满负荷的户部司无法承担，因此，唐玄宗以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主持检括工作，并给他极大的权力。
使职的广泛设置，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也意味着皇权对行政的干预更加深化了。
唐玄宗对经济、军事、政治等各项重要制度进行的上述调整、改革，基本上顺应了武则天时代以来人口增长和人身依附关系松动的大趋势，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国家的强盛，因此，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开元盛世的形成不是唐玄宗个人的创造，如果没有唐初以来百余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他是无法成为盛世之君的。
而且，唐玄宗思想上还有守旧的因素，他希望继承太宗的事业，力图“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为此，曾竭力维持唐初各项重要制度。
开元十年和开元廿五年，唐玄宗两次重新颁布均田令，并屡次下诏限制土地买卖，表明维护均田制的决心。
先天二年正月，下令缩短服兵役年限，开元六年又下令改折冲府兵三岁一简为六岁一简，企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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