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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康氏起，大声疾呼，学术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论，风俗有不暇辨，一切务以变法改制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皇。
是复欲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处而不过问，则徒为两败之道也。
尝试论之。
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
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
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熏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
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
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
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
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
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
故以玄烨、胤禛、弘历踞其上，则幸而差安，以颙琰、旻宁、奕詝、载湉、载淤为之主，则终不免于大乱。
而说者犹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虽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
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
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
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
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
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
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司马氏表六国事，曰：
「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
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
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
知我罪我，所不敢问也。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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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第一章 引论
上：
两宋学术 下：
晚明东林学派
第二章 黄梨洲 附：
陈干初 潘用微 吕晚村
传略 学术思想之大要
一、梨洲论刘蕺山 二、梨洲论王阳明 三、梨洲晚年思想 四、梨洲经史之学 五、梨洲之政治理想
梨洲同时几位学者与梨洲思想之关系
1、陈干初：
小传 干初与梨洲之交游 干初论学要旨及梨洲之意见 干初大学辨要旨
2、潘用微：
小传 潘用微轶事 潘用微求仁录大意 黄梨洲驳潘用微
3、吕晚村：
小传 吕晚村与梨洲兄弟之交游 吕晚村之尊朱辟王论 吕晚村四书讲义
附录：
陈干初大学辨
第三章 王船山
传略 学术大要 船山政治理想
第四章 顾亭林 附：
马骕
传略 学术大要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
附：
马骕传略 著述大要
第五章 颜习斋 李恕谷
习斋传略 学术大要
恕谷传略 学术师友大要
第六章 阎潜邱 毛西河 附：
姚立方 冯山公 程绵庄 胡东樵 顾宛溪
潜邱传略 潜邱之考据及其制行
西河传略 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 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 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万孺庐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
传略 清初之朱陆异同论 穆堂之朱陆异同论
万孺庐 王白田与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
第八章 戴东原 附：
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传略 戴学大要 戴学与江永 东原论学之第一期 戴学与惠栋 东原论学之第二期 东原言义理三书
东原哲学之大体：
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 东原思想之渊源 戴学之流衍 戴学与程瑶田
第九章 章实斋 附：
袁简斋 汪容甫
传略 学术述要 文史通义与经学 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
经学与史学 学问与功力 纂类与著述 著述与事功 性情与风气 专家与通识 方法与门路 校雠与著录
实斋学风之影响 实斋文字编年要目
袁简斋 简斋论学语 汪容甫 容甫学述大要
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第十章 焦里堂 阮芸台 凌次仲 附：
许周生 方植之
里堂传略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论性善 里堂论异端与执一 里堂论一贯忠恕 里堂论同异一多 里堂论汉学考据 里堂论命
芸台传略 芸台论学宗旨
次仲传略 次仲与东原 次仲之复礼论 次仲之好恶说 次仲论慎独格物 次仲论汉学流弊 次仲之史学
许周生 周生论学语 方植之 方氏论学大要
第十一章 龚定庵 附：
庄方耕 庄葆琛 刘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农
一、常州庄氏 二、刘宋 三、魏默深
四、龚定庵 传略 定庵之论政 定庵之论学
五、戴子高 六、沈子敦 七、潘四农
第十二章 曾涤生 附：
罗罗山
传略 曾氏学术渊源 曾氏之风俗论 曾氏之礼论 曾氏之文章论
罗泽南 罗氏学术大要
第十三章 陈兰甫 附：
朱鼎甫
传略 著书大要 东塾遗稿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朱鼎甫 鼎甫论学语
第十四章 康长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谭复生
传略 康氏之长兴讲学 康氏之新考据 康氏之大同书 康氏思想之两极端 康氏之孔教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第一章引论
上：
两宋学术
[近代学术导源于宋]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
曰：
必始于宋。
何以当始于宋？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
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
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
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
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干嘉为平反者。
故不议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宋学导源于唐之韩愈]然则治宋学当何自始？
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
何以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耶？
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
韩氏论学虽疎，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
尝试论之，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
其遁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
亦有既获膴仕，得厚椽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
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
要之不越此两途。
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
曰为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
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安定泰山为宋学先河]昌黎以来，唐之为学者，亦无以大殊乎其昔。
及乎五代，在朝为冯道，在野为陈抟，则仍唐人风气也。
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
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
史言：
神宗问安定高弟刘彝：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对曰：
「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臣师当实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
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
……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
[宋学精神]刘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师，盖宋学精神，刘氏数言亦足尽之。
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
时孙门有石介徂徕，着怪说三篇及中国论。
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
此即进士场屋之与道、释山林，彼皆无意于生民政教之事者。
故安定湖学，分经义、时务两斋，经义其体，时务其用也。
庆历中，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
及皇佑，安定来太学主讲，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
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
题意深长，非偶然也。
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即处以学职。
而伊川于安定，终其身非先生不称，于濂溪则字之曰茂叔而已。
[高平与庐陵]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即聘安定为苏州教授者。
泰山孙明复亦希文在睢阳掌学时所激厉索游孙秀才也。
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润县，亦罗致教授郡学，朱子记李延平语，谓「李泰伯门议论，只说贵王贱覇」者也。
而希文在陕，横渠张子以兵书来见，希文授以中庸，曰：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时横渠则年十八矣。
希文固以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称曰：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欧阳修称之，谓范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
王安石之于希文，亦推之为一世之师。
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
后人以陈陉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
[华山濂溪非宋学真源]宋代士大夫矫厉尚风节，既自希文启之，而希文罢知饶州，尹师鲁、欧阳永叔皆坐贬，自是而朋党之论兴。
而永叔亦以奖引后进为务，其语曰：
「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故叶水心谓：
「欧阳氏策，为三代井田礼乐而发者五」，又称其「以经为正，而不汨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也」。
然则庐陵所以继踪高平以为宋学眉目者，岂仅于效法昌黎之为古文而有意于辟佛云尔哉！
全谢山为宋元学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庐陵，盖得之矣。
[荆公与宋学]王安石介甫，亦出庐陵门。
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二至二十五。
所为淮南杂说出，一时相推以为孟子。
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庆历六年二程始见濂溪于南安。
介甫极重安定，寄诗曰：
「先生不试乃能尔，诚令得志何如哉！
」介甫之于神宗，则所谓得行其志者。
刘静春谓：
「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
」又曰：
「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
」以此评介甫，良为谛当。
「修圣人之经」，即安定之经义其体也；
「新天下之法」，即安定之时务其用也。
安定存其说于学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见其续于朝廷，彼其措心设意，夫岂相远？
明道上神宗陈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师傅、井地、学校、兵农诸大端，亦将以所发明圣人体用之学，施之政教，而返斯世于三代，以跨驾汉唐。
伊川召见问治道，则曰：
「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
」而横渠尤醉心，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谓「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谓「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
关、洛之学，亦不过曰不凭注疏而新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
故荆公易说不在三经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故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
明道则谓：
「王介甫行新法，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其为害不至此之甚。
」而介甫于横渠，亦曰：
「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厚。
」此皆北宋学术大体之可考见者。
[二程与横渠]
[北宋学术之两大精神]辜较言之，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
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
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
明道尝言：
「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
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
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
」故洛学所辨，「王霸」之外，尤严「义利」，而会其归于「天理人欲」。
李延平所谓「大抵前辈议论麄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其间分别，董以洛学为枢机也。
[王霸义利之辨]
[两宋学术之转变][东莱与南轩][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
东莱与朱子书，谓：
「向见论治道书，其间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
然施之当有次第。
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
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
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
」此正熙宁新法之所以败，而东莱慨切言之。
张南轩则谓：
「学莫先于义利之辨。
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
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自是学者争务为鞭辟向里，而北宋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则稍稍疏焉。
故永嘉事功之学，为考亭之徒所不喜。
艮斋、止斋、水心、悦斋皆好言周礼，而朱子则非之，谓：
「周礼周公未必尽行，教学者非所宜先。
」然王霸之辨，犹力持弗变，虽以龙川之龂龂力争，朱子终不稍屈。
则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绝然无意于斯也。
近世论宋学者，专本濂溪太极图一案，遂谓其导源方外，与道、释虚无等类并视，是岂为识宋学之真哉！
[宋学决非无为]
[鄙薄汉唐与新经义]「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两宋诸儒所倡王覇之辨也。
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汉唐为不足循，则经籍注疏之成于汉唐诸儒之手者，自亦无足存，而于是有所谓新经义之作。
此不徒介甫为之，两宋诸儒，靡不为此，思以易夫旧，而其事大成于考亭。
既以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汉唐而复明于今日，则所以讲诵传述之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
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兴学校、颁新经义为务，此固非偶然而为矣。
[鄙薄汉唐与书院讲学]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
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
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
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
[南宋以下书院之盛衰]南宋以来，书院讲学之风尤盛。
然所讲皆渊源伊洛，别标新义，与朝廷功令汉唐注疏之说不同。
及元仁宗皇庆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
明承元旧，又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然后往者书院私人之讲章，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甲。
亦犹夫熙宁之三经矣。
功利所在，学者争趋，而书院讲学之风亦衰。
其弊也，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
[阳明良知学与科举]阳明良知之学，即针对当时章句训诂功利之见而发。
其随地讲学之所，据年谱所载，有龙冈书院，正德三年在龙场有贵阳书院，正德四年在贵阳有濂溪书院，正德十三年在赣有稽山书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书院，嘉靖七年在两广盖亦南宋以来私家讲学旧辙，与朝廷国学科举生员之所治者，绝然异趣。
而同时有湛若水，与阳明平分讲席，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其师陈白沙。
及阳明没，而四方建书院以祀者尤伙。
实则书院讲学，明与朝廷功令相背。
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与朝廷所颁十三经注疏及熙宁三经新义不同，而阳明所说，复与当时朝廷所颁五经四书大全有异。
阳明之树异于朱子，犹朱子当日所以树异于汉唐诸儒。
阳明之推本象山，亦无异于朱子之推本伊洛。
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当时朝廷科举之所尊也。
就此一端言之，则朱子、阳明，所论虽异，意趣则一。
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伪学申禁。
而明世宗亦有诏毁书院之举。
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阳明卒后十年。
由廷臣斥湛若水为邪学也。
顾一时学者建书院而讲学之风，并不稍辍。
万历间，张居正当国，痛恨讲学，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书院，然不能尽毁。
居正既败，书院之风复起。
其著者京师有首善，而无锡有东林。
盖书院讲学，本已与朝廷功令异趣。
而明之季世，朝纲不振，阉寺弄权。
书院学者主持清议，遂益见忤而取祸。
天下书院乃尽毁于魏忠贤之手。
而东林尤为一时主目，党祸与国运相终。
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讲学史者，亦以东林为殿。
然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
以言学术思想承先启后之间，固难判划。
兹既粗举宋明学术渊源大要，复略论东林学者讲学大旨着于篇，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作先导焉。
[东林书院之来历]东林书院者，在无钖，宋政和间杨龟山从京洛南旋，侨寓讲学之故址也。
明万历中，顾泾阳、泾凡兄弟与同里高景逸，重事兴起。
四方学者闻风来会。
以议朝廷政事招忌，天启五年毁于魏忠贤。
并着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
凡三百有九人。
其后复重建道南书院，终崇祯朝，讲学甚盛。
其变则为复社，又分而为几社。
盖起万历迄崇祯，与明相终始者凡五十余年。
然黄梨洲为东林学案，凡着十七人曰：
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钱启新一本、孙淇澳慎行、顾泾凡允成、史玉池孟麟、刘静之永澄、薛玄台敷教、叶园适茂才、许静余世卿、耿庭怀橘、刘本儒元珍、黄白安尊素、吴觐华桂森、吴霞舟锺峦、华凤超允诚、陈几亭龙正。
其言曰：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
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
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
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
东林岂真有名目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
然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阻砥柱也。
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
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
属之攻东林者乎？
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东林讲学大体]其议论最得正。
故凡当时之趋声逐响以依附东林者，不足为东林病。
而一时小人之口，以为亡国由于东林者，更不足为东林辨。
清儒江阴陈鼎定九，有东林列传二十四卷，纲罗人物达一百八十余人。
启、祯两朝事，大略可观。
此篇则第据梨洲学案，粗陈当日书院诸儒讲学宗旨，着其在明清间之影响。
至于行事之详，与夫风声之播而及于政治气节者，均不能备也。
[东林辨王学][一辨无善无恶心之体]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
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
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
宋明理学，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
而王学自龙溪、泰州以后，风被既广，流弊亦显。
东林诸儒起持异议。
于阳明天泉证道「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辨难尤力。
关于天泉证道「四句教」之是非，余有「王守仁」一小册，收编商务万有文库，论及颇详，可参看。
泾阳之言曰：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
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
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
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不可得也。
罗念庵曰：
「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纔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
」王塘南曰：
「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
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
」……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
「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
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
学案卷五十八东林一泾阳论学书与李孟白。
梨洲谓：
「泾阳深虑当时学者，乐趣便易，冒认自，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
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
」则泾阳教法，仍是阳明「立诚」宗旨，所谓「杀人从咽喉处下刀」。
后人之乐趋便易，冒认自然，皆所谓「伪良知」，与阳明立教本训无涉也。
惟当时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则泾阳之说，对证下药，实为有力。
钱启新曰：
「无善无恶」之说，近时为顾叔时、顾季时、冯仲好明白排决不已，不至蔓延为害。
学案卷五十八泾阳小传
可见「无善无恶」一辨，实当时东林讲学宗要所在也。
[二辨工夫与本体]推扩「无善无恶」一辨而为引申，则有「本体」与「工夫」之辨。
泾阳已引罗念庵、王塘南说谓「学者以虚见为实悟，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纔拈工夫，便以为外道」。
盖王学末流伪良知之流弊，洵有然者。
而东林讲学，则一反其说，故其教法亦以工夫为重。
高景逸云：
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
学案卷五十八
此殆为东林学者一普遍之信仰。
而畅论之者有钱启新。
梨洲述之曰：
先生之学，得之匠陪哺者居多。
惩一时学者喜谈本体，故以「工夫为主。
一粒谷种，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发育地位，终是死粒。
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尽其才始能见得本体，不可以石火电光便作家当也」。
此言深中学者之病。
至谓「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
夫性为自然之生理，人力丝毫不得而与，故但有知性而无为性。
圣不能成，愚不能亏。
以成亏论性，失之矣。
学案卷五十九钱一本传
启新之说，极似梨洲同门陈干初。
干初学说详后梨洲下梨洲于干初不能相契，故于启新「性固天生亦由人成」之说，未尽首肯。
而余考梨洲、干初同时如王船山，其论性亦畅发「日生日成」之理。
亦详后总之皆由虚实之辨、本体工夫之辨一贯而来。
此则清初学术新趋，由东林开其端也。
同时东林学者持本体工夫之辨者尚有史玉池。
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
樊迟问仁时，向夫子求本体，夫子却教他做工夫。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此方是真当下，方是真自然。
若饥食困眠，禽兽都是这等。
以此为当下，却便同于禽兽，岂不是陷人的深坑？
按：
此即船山「庶民禽兽」之论也，详下船山章。
且当下全要在关头上得力。
今人居常处顺，也能恭敬自持，推诚相与。
及到利害、荣辱、毁誉、生死关头，便都差了。
则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却不是真工夫。
不使真工夫，却没有真本体。
没有真本体，却过不得关头。
往李卓吾讲心学于白门，全以当下自然指点后学，说人都是见成的圣人，纔学便多了。
闻有忠节孝义之人，却云都是做出来的，本体原无此忠节孝义。
学人喜其便利，趋之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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