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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寻求日本作为其经济发展的一个扩展空间，作为它在东亚的一个经济体，而日本的政治性就多了一点，它是基于寻求美国的安保。
这样两种错位的出发点，必然导致正常经济关系发展轨道的偏向，随着日本的崛起和美国的疲弱，两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经济体必然有了对抗和竞争。
也正是美国从经济地位最初的强势走向衰落和日本一跃而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开始，美日经济关系便日趋紧张，贸易摩擦接连不断：
争夺的重点领域从60年代末的纺织品，70年代的钢铁和彩电到80年代以来的半导体和汽车。
两国不久前达成妥协的汽车及汽车部件之争，就是这一盘根错节经济矛盾和争夺的持续和发展。
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实力的某些恢复和日本深陷困境，这仅意味着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长期趋势的暂时波动，而非从此出现根本转折。
而这是否意味着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将会发生某种转折性变化，它对两国经济关系有何影响，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两国经济关系的现状——极度的不平衡
（一）两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
1.在贸易收支上，美国是最大的逆差国，日本则是最大的顺差国。
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对象国是日本，而日本最大贸易顺差来源是美国。
在1985年到1993年美国贸易逆差累计为10809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为4557亿美元，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42%，1991年曾占61%[1]。
在1985年到1994年日本贸易盈余累计为10032亿美元，其中5200多亿美元即一半以上来自对美贸易。
2.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又高度集中于少数产业部门。
美国从日进口的大部分是工业品，而对日出口相当大一部分是初级产品。
1993年美国从日进口中工业品占99%，而对日出口中工业品仅占66%。
这一年美国对日工业品贸易逆差高达772亿美元，超过整个对日贸易逆差，其中又主要是机器设备贸易逆差，同年这一逆差高达719亿美元，占整个工业品贸易逆差的93%。
而在对日机器设备贸易逆差中，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逆差又最为突出，总计为263亿美元，占整个对日贸易逆差593亿美元的44%。
（二）美日两国在对方的投资也极不对称
1.两国在对方的投资是不平衡的。
虽然美国公司全球投资总额大大高于日本公司，但它们在日本的投资只及日本公司在美国投资的l/4[2]。
其结果是美国对日出口的很大部分是日本设在美国的子公司向日本的返销产品，而美国从日进口中这类返销产品却非常有限。
与此有关的是，美国对日本市场占有率远远低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例如，美国汽车公司仅占有日本市场2%，而日本汽车公司却占有美国市场的24%。
2.美日两国在国际投资地位上也极不协调。
美国是世界最大债务国，而日本则是世界最大债权国。
1993年美国对外负债6580亿美元，日本却拥有对外债权6100亿美元。
由于西方七个主要国家合计净债务1770亿美元[3]，所以，美国最大的债主是日本，而日本最大的债务国又是美国。
由此可见，美日经济关系既极不平衡，又极富对抗性：
双方的盈亏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互以对方逆向变化为依存条件。
这是当前两国异常尖锐的经济矛盾和争夺的症结所在。
二、由纠正不平衡问题而产生的结果——对抗和竞争
美日之间这种对抗和竞争式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低价倾销问题
首先，美国认为两国经济关系之所以出现不平衡，是由于日本凭着劳动力成本和日元汇价较低、银行信贷条件极为宽松等优势，向美国低价推销。
在30年以前特别是在70年代以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但80年代以来事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据国际劳工局1988年调查，按当时美元汇价折算，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已经高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4]。
现在日元对美元汇价已比1985年提高3/4，日元定值过低已不复存在。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商业银行已经失去在政府干预下的低利率这一有利杠杆。
它们2/3的存款要接受市场利率。
日本公司也要像欧美竞争者一样按照市场利率取得贷款。
日本早已不认为它是凭着这类优势取得贸易盈余。
（二）关于不公正贸易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把两国经济关系不平衡归咎于日本推行不公正贸易，归咎于日本的贸易壁垒。
但是，现在日本已成为贸易壁垒最低的国家之一。
到1989年，日本工业品关税简单平均为5.3%，加权平均为1.9%[5]，可与美欧相比。
有的商品甚至更低。
例如，汽车和计算机，日本免税进口，美国和欧盟要征收10%以上的关税。
除农产品等少数商品外日本的进口配额限制业已取消。
据国际机构调查，80年代日本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范围与美国相似。
日本对于美国的责难越来越不服，并多次指责美国大搞不公正贸易。
针对美国一年一度对贸易伙伴市场开放情况进行调查，日本通产省也如法炮制，提出自己的调查报告。
1992年6月通产省报告指出，美国是推行不公正贸易最多的工业国家。
1994年3月通产省报告又指出，美国在9个领域采取了不公正的政策。
（三）关于内部壁垒问题
当日本逐步降低外部壁垒，美国贸易逆差仍不见改善时，美国便着重要求日本消除内部壁垒，取消所谓结构性障碍，即要求日本政府取消那些妨碍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的行政指导、法律规章限制和许可证制，改革偏袒本国企业的政府采购制度；
日本私人公司改革它们的排他性的分配（销售）体制（如松下公司控制着3万家商店，专销该公司的产品）和封闭性的公司集团内部组织体制（如交叉持股），以利于外国公司的产品和资本的进入[6]。
日本一方面承诺要进行国内体制改革，增加内需，扩大开放，减少对美贸易盈余，但另一方面又层层设防，步步为营，节节抵抗。
从80年代中开始，美日两国相继进行过总体的和单个产品或部门的贸易谈判。
在美国大压力下，两国终于提出了总的谈判构想，即1993年7月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共同宣布的美日“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并达成了关于半导体、保护知识产权、电讯设备及服务采购、金融以及最近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和空运等具体协议[7]。
同时，日本也数落美国国内存在着许多结构性问题，如预算赤字过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太低等，也是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四）关于要不要规定数字指标问题
美国不仅要求达成开放日本市场的各种协议，而且主张制定监督这些协议执行情况的具体措施，即制定衡量执行情况的数量或质量的客观指标。
但这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
日本认为，这是一种“管制贸易”，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
美日达成的关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协议是一种双方都可以“保全面子”的妥协；
日本既部分取消了内部贸易管制，又避免了数字指标。
从以上可知，美日经济矛盾和争夺是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是逐渐加深的，越来越涉及非常棘手的问题；
是难以看到尽头的，只要美国贸易逆差大量存在，这种矛盾和争夺就无法平息。
而且这种关系最终结果就是对抗和竞争。
三、透析对抗关系形成的真正根源
（一）两国在政治实力对比上美国具有比较优势
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掌握着西方世界领导权。
它由此取得了其他西方国家不可能有的特殊地位，但因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比如军事负担，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还远远重于日本：
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日本的五倍。
美国这类包袱形成了它在经济竟争中的桎梏。
但总的趋势是美国仍然在国际安全领域，政治实力对比上，以及还有很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二）两国在经济竞争中此消彼长
在经济竟争上，美国拥有好于日本的许多优势，如经济规模巨大、资源丰富、科技基础雄厚等，但近30年来的事实说明，美国在综合竟争力上逊于日本。
具体地说，除了在国家地位方面存在不平衡外，美国在经济体制、储蓄与投资、教育训练、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美国与日本竞争的劣势。
1.经济体制。
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
日本也基本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国家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崇尚集团主义和实行有控制的内部竞争（对外则强调自由竞争）。
在企业和个人的行动自由和创造性上，美国强于日本。
但在国家和企业的内聚力上，在国家、企业与职工的相互密切的关系上，日本强于美国。
日本能够实行对加强对外竞争极为有利的产业政策。
日本企业能够保持较协调一致的劳资关系。
在这种比较融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日本对于外界的巨变，如能源危机，日元升值等，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调整，渡过难关，以利对外竞争。
从相对意义说，美国经济是一种重消费轻投资的经济，日本经济则是一种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
2.储蓄与投资。
美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均远低于日本。
美国国民储蓄率从1979年的21.3%降低到1993年的14.9%，同期日本从31.5%提高到32.5%。
现在美国国民储蓄率还不及日本的一半[8]。
1993年美国只占有世界全部储蓄净额的5%，而日本竟占有56%[9]。
储蓄率水平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工资福利制度、生活消费习惯、文化传统、财政金融政策。
财政金融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政府庞大财政赤字和鼓励消费的税收政策是它国民储蓄率低的重要原因，而日本政府鼓励和推动储蓄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日本政府掌握占全国储蓄1/3的邮政储蓄）是日本国民储蓄率高的重要因素。
储蓄率水平决定了投资率水平。
1993年美国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1%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为7.7%，日本这两种投资率分别为30.1%和12.45%（1992年数字）。
美国研究开发投资绝对数一直超过日本，但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7年起落后于日本。
1992年美国研究开发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6%，日本为2.96%[10]。
美国每万名劳动力拥有高级研究人员76人，日本则拥有95人。
投资特别是机器设备和科研开发投资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在1979年—199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0.8%，日本每年提高2.5%。
3.教育训练。
美国中小学教育一般也落后于日本。
美国适龄青少年中1/4的人没有念完高中，日本仅1%。
美国中小学学习时间平均每年180天，日本为240天。
从国际测试看，美国学生科学与数学的成绩往往不如日本学生。
美国劳工中约有20%是文盲，日本只有1%[11]。
美国大学教育是第一流的，但它作为拥有人口两倍于日本国，培养的工程师没有日本那样多。
4.企业管理。
美日企业之间在管理思想和体制上的最大差别在于美国企业相对来说看重短期利润，忽视长远计划安排，而日本企业则更多地着眼于长远的市场份额，为此可以牺牲一点眼前利润。
它们之间的这一重要差别主要是由于两国融资方式不同所促成的。
美国企业资金一半以上来源于公开资本市场，利润状况如何，决定其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到它在股民中的形象和地位。
它的盈亏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盛衰和存亡。
企业管理者不能不着重考虑眼前利润。
日本企业资金50%以上来源于银行贷款。
银行又是企业的持股者。
企业的盈亏风险由银行、企业、商业伙伴、职工和管理者共同承担。
所以企业管理人员比较放手地作出长远计划。
此外，美国企业管理人员更迭比较频繁，日本企业管理人员比较稳定，也起了一定作用。
这种差别在市场竟争上自然更不利于美国而更有利于日本。
另外，提高日本商品价格和日元汇率，降低日本的内外壁垒，迫使日本开放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美日经济关系不平衡，但不能消除这种不平衡。
30年来，美日经济关系不平衡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尖锐，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不利于美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对比的变化，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
四、对这种对抗关系的前景展望
近几年，美国经济竞争力已有所恢复。
劳动力成本明显降低。
生产率比80年代大有提高。
许多产品质量有所改善。
出口迅速增加。
从1989年起再次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稳步提高。
从1993年起，把已经丢失给日本15年和10来年的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世界领先地位，又重新夺了回来。
计算机的世界出口份额从降低转为升高。
在现代信息技术产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
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4.1%，远高于日本和欧盟。
在美国经济恢复的同时，日本经济却陷于低迷衰落之中。
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
1993年日本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14%，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25%。
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高。
企业出现战后从未有过的大量破产。
银行收不回来的不良债权超过4750亿美元（甚至更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
廉价商品进口破坏了原有价格体系，消费者固然由此而受益，但企业收入和国家税收因此而降低。
价格下跌引起的经济紧缩不利于经济增长。
资本输出减少，在美国等地的投资大受损失。
这次经济衰退时间之长是战后从未有过的。
从1994年起经济开始回升，但速度极为缓慢，1994年仅增长0.6%。
因此，美国经济颓势已经扭转的说法开始盛行，“日本威胁论”几乎已经消声匿迹。
日本“失落的十年”（lostdecade）[12]、“太阳西沉”和“日本奇迹结束”的论断经常出现在西方书刊的评论之中。
90年代初出现的美升日落的经济实力变化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长期趋势中的一种短期反复呢？
还是从此出现根本转折？
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近几年美国经济实力恢复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美国企业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技术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这对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是美元大幅度贬值，极为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夺回世界出口份额和提高经济增长率。
1990年以来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出口增长起了1/3的作用；
三是较早地走出经济衰退和进入上升阶段，使美国经济更具生机。
企业技术、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并在现代信息技术中拥有较大优势将在今后长期内对加强美国国际竞争力继续发挥作用，但美元贬值和经济周期领先恢复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
而且美元贬值会提高进口费用，它对长期经济发展反而十分不利。
目前日本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泡沫经济破灭和国内经济调整造成的。
在80年代后半期，在过低利率刺激下，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均膨胀了两倍。
从1989年底起连续提高利率后，资产价格如同泄气皮球一样一撅不振。
日本股票指数从1989年12月最高点到1992年8月最低点下跌62.5%，直到1995年6月底仍比最高点低62%，房地产价格也同样暴跌，东京房地产价值比1989年最高峰估计下跌40%。
资产价格暴跌致使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遭受惨重损失。
银行不良债权的大批积累，企业罕见的大量破产和居民资产负债对比状况的恶化，就是由此引起的，并从而导致了国内需求的萎缩。
1985年以来，日元已升值60%以上，因此迅速增加外国商品的进口，同时严重损害了日本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能力，从而阻碍了出口和经济恢复。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过去十年海外投资的国内价值损失一半以上。
在进口大量增加的同时，以转向内需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又进展缓慢，使日本经济长期处在大调整的阵痛之中。
然而，除了过去享有的低利优势基本丧失和新出现的银行不良债权将较长时期对日本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以外，以上大都是短期的过渡性质的问题。
近几年日本固定资本投资下降主要是在泡沫经济时期投资过多、生产能力过剩以及企业利润降低引起的，但从1994年最后两个季度起已开始缓慢回升。
从长远看，日元升值通过降低进口费用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效应。
这次经济衰退没有导致工业基础太大破坏。
虽然信息技术落后于美国，但它的工业主体，如汽车、电子、机器、特种化工依然非常强大，特别是高技术元器件和新型材料，也仍居于世界垄断地位。
泡沫经济时期建立的充足生产能力，在经过调整重新起步以后将会发挥威力。
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制定以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帮助银行摆脱困境、振兴金融市场、改革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恢复经济一揽子计划。
从日本出色地渡过石油危机难关的情况来看，对日本的经济调整能力不能低估。
更重要的是，在分析不平衡根源时谈到的决定美日竞争能力对比变化和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诸因素，估计今后一个时期大体上依然存在。
其中有些因素，如日本国民储蓄率，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估计无伤大局。
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较为突出，需要增加政府开支，扩大财政赤字。
据推测，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1995年的4.1%提高到20年后的10%以上。
因此，日本国民储蓄率将相应地降低，但是，这种降低的幅度不致太大。
今后20年人口老龄化估计将使日本国民储蓄率降低3个百分点，从33%降低到30%，仍远高于美国[13]。
这种变化显然不致从根本上影响其总的格局。
从对长期因素分析来看，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对比变化的总趋势，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总趋势，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不致出现根本转折。
近几年美国经济实力的某些恢复，是这一总趋势的一种波折起伏。
这个总趋势仍将决定美日经济争夺的性质和走向。
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增加内需，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进口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经济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美日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但在短期内美国很难大幅度地消除贸易逆差。
退一步说，即使何时大体达到平衡，它们之间的争夺还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十分令人注目的是，艰苦斗争的现实似在促使它们调整与经济争夺有关的政策。
日本提出要“脱美入亚”，而美国也提出要“脱日入亚”，都摆开了要从互相争夺对方市场逐渐转向争夺第三国特别是争夺亚洲市场的架势[14]。
在亚洲以及全世界，它们仍然需要互相利用和合作，但目前看起来，它们的争夺正以各种不同形式趋于加强。
结语
通过对美日各自经济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美国的一些结构性优势还在继续发展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较小，通货膨胀率将继续受到控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处于高水平，失业率继续下降，企业设备利用率处于潜在水平之下，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大于不利因素。
在今后若干年里，美国经济可能会继续领先日、欧，并在总体经济实力上占有优势。
这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扭转多极化的历史趋势，但必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
在多极化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个阶段内可能会因此呈现出一种“一超多强”的局面。
目前美日综合经济实力竞争中的新态势是相对的，暂时的，因而又是不稳固的，它非但不会终止美日的综合国力竞争，相反只会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不断加剧。
在美日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美国将竭力维护其领先地位，日本将努力改善其不利处境，它们之问经济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磨擦时起时伏，不断发展。
竟争将主要表现为：
争夺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加强建立地区经济集团；
争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中国将因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而成为它们争夺市场的重点对象之一。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之争正在取代在东西两方矛盾成为主导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世界经济将在这些矛盾和摩擦推动下继续发展。
总之，二战后的日本是在美国的一手扶植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大国。
美国本想利用同日本的经济关系，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同时把日本变成强大而可靠的同盟，成为远东反共反苏的堡垒，利用经济手段把它和自己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但是，美国最终把日本培养成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
这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合常情的。
其实，这正是二战后两大敌对体系长期“冷战”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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