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在太原工业大学干部大会上的讲话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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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宜居城市，也就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
二是利居城市，也就是适合创业、方便人生创造的城市；
三是乐居城市，是快乐居住的城市，它是在宜居城市和利居城市基础上的再创造。
乐居城市有两个指标，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巴黎、威尼斯等历史文化名城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
二是山水园林城市。
达到以上两个标准的城市，才叫乐居城市。
大同市政建设就是按照乐居城市的最高标准进行谋篇布局的。
我一直讲，我们大同不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如果比大，那么我们连太原也比不上。
因为太原是省会城市，而大同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
我们不会与别的城市比大，但是大同要做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建设的伟大运动中，大同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以自己的特色来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位置。
那么，大同如何来打造乐居城市、特色城市呢？
我们是这样来构想的：
我们在城市的大容器里面装入两个景观，以御河为中线，一边是历史文化名城，一边是生态园林城市。
一个传统，一个现代；
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这两个文化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就会形成一种张力，进而形成一种魅力，最终形成深刻的大同印象。
历史文化让人迷醉，自然山水城市让人留恋。
人类一是从水里出来的，一是从树上出来的，所以人有两大天性，即喜欢水和树林。
自然园林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欢愉，人会感到非常高兴。
特色城市让人留恋往返，让人终生记忆。
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千城一面”，没有特色，都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
而有特色的城市都是让人记忆的，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就是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温暖的、温馨的城市。
温暖的城市让人留恋，我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
去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原工程。
今年开工了十大工程，包括东城墙，今年力争把东城墙恢复起来。
明年北城墙、南城墙，后年西城墙，城市里的主要景观，如文庙、关帝庙、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重阳宫等都要修复，下一步我们还要恢复总政署、府衙、代王府等。
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城市是个水平城市，就是连续的、连片的四合院，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流动的、富有乐感的城市。
建筑不是被称为立体的雕塑、凝固的音乐吗？
我们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一个景观。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四合院，靠连续的空间来取胜。
到了欧洲，欧洲那么伟大的教堂，延续几百年，他们依靠单体建筑成为亮点。
我们主要是靠一个群体的整体性，靠整体的完整性来体现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美。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在御河新区我们要打造一个最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作品，当然我们这是有传承的、有文脉的、有继续性的、有特色的。
在新区我们有文瀛湖，其面积相当于西湖，有10公里长、1公里宽的御河，这是我们的主要景观、生态廊道。
我们在新区提了一个口号：
“生态城市，我们的家园”。
同时，我们的建筑全部邀请大师设计，我们的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设计，我们的博物馆是中国当今年轻一代最优秀的设计大师崔凯设计，我们的大剧院、会议中心都是请国际大师设计，进而营造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人生的把握上，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人生每天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
人生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遇到的事情？
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我在实践中有这么几个体会，下面，我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
第一，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每一件事、每一项决策、每一项大的行动，都面临着这样的取舍和选择。
为什么呢？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你不要背负这样的包袱，我是干好事的，大家一定三呼万岁，鼓掌欢迎，社会都是同情和支持的，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你干好事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你背上这样的包袱，你肯定干不成。
我们人身有个特点就是任劳容易任怨难。
我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做好事，结果引来一片骂声，那我就不干了，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个坎。
我在这个地方准备干，结果大家议论纷纷，骂声一片，我这是做好事，大家却不理解，我干什么干呀，算了吧，不干了，撂挑子。
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个坎，总以为干好事，大家都应该说好，都应该三呼万岁，都应该绝对拥护，但实际人是有差异的，人是有不同层面的、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你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目标，实现那样的效果。
在2007年之前，六项政治拆迁都是零散的小户。
到2007年，我们在太原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建设的时候，我们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做事的标准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
在太原的历史上一定要记住一位伟大的市长——岳维藩，在规划迎泽大街的时候，大家都在骂，岳市长说了一句话“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
当时是五六十年代，那时是一个汽车很少的时代，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骂，修这么宽的马路不是浪费时间吗？
那个时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现在看七十米算什么呢？
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非常有限，修这么宽的马路，浪费土地，浪费时间，人过还很慢。
面对种种骂声和不解，岳维藩坚持下去了。
岳市长的那个时代可以叫有规划，又可以叫没有规划，除了中间红线，所有的高层建筑必须退后30米。
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当长时间里，太原市在北方是独领风骚，像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郑州等省会城市远远比不上我们太原，太原因为迎泽大街而自豪。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非常惭愧，受利益驱使，很多人在迎泽大街旁建立了商铺，像迎泽宾馆旁边就有很多商铺，如珠宝店的利润一年就有好几千万。
做酒店有三句话：
第一是位置！
第二是位置！
第三还是位置！
有了好位置，酒店肯定是很赚钱的。
迎泽大街上有个唐都饭店，历史上唐都饭店还是很好的，就是后来今天加一点儿，明天加一点儿，搞得乌七八糟，破坏了建筑的完整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提出来，我给申书记汇报，太原市第一项就是开始拆迁，包括滨河东路的50年绿化，必须下定决心！
当时申书记同意了，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决议。
太原市一进行拆迁，社会舆论就来了，骂声铺天盖地，当时5月份正好是碰上选举。
我当时是人大选举的副市长，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压力，手机里收到了很多攻击性的信息，如太原市的拆迁，宝顺不知道，右军不知道，就耿彦波一人知道。
我的压力大，领导的压力也很大，申书记当时压力也非常大。
我说:
“申书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大家永远说好，平平静静的，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
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由骂到不骂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选择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为什么这样选择？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怕一时骂，不干活，那么你走了以后，历史上人们会说，某某某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耽误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时间，浪费了人民的时间，这还不挨历史的千秋骂吗？
我一直说，当官好比是老师在黑板写的字，当官一张纸，老师不高兴，一擦黑板，就什么也没有了。
当官是附加在身上的一些价值，我们还是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就是咬住牙，往前走，“能经磨难真铁汉，不招人嫉是庸才”。
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说好。
“作天难作二月天”，在二月天里，蚕需要天气温和，麦子生长需要寒冷，老天都很难做到平衡。
还有一句话，“行人望晴农望雨”，行人盼望晴天好利于赶路，农民盼着雨天好利于耕种，老天尚且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取舍就是能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选择。
如果你怕挨一时骂，那么你就要挨千秋骂。
正如林肯所说，人生的责任你总要承担，你逃掉这个，你逃不掉那个；
你逃掉眼前的责任，逃不掉历史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
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
第二，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
我们搞建设，是建百年工程、千秋大业，还是今天建起来明天就后悔的工程？
城市建设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城市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减法。
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创造，是明天的财富，这样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
我么常常是这样，今天的决策看起来就不怎么正确，明天更是错误的，后天就是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存在这么大量拆迁的原因。
拆迁是为什么？
拆迁是为了纠正错误，就是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那么纠正错误是要花代价的。
其实在城市建设中，哪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愿意拆迁，拆迁是大家看不到的，而且拆迁的损失是无形的损失，只有建起来，老百姓才能看到成果，但是我们好多城市不拆能行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欧洲巴黎、慕尼黑等城市进行调研考察，我就问他们如何进行城市的拆迁？
他们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执行的是300年前的规划，从来没有拆迁。
看了欧洲以后，我就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第一句话，规划就是财富。
因为有了好的规划，又能实现好的规划就是一笔财富。
可以说我们大同违反规划的建筑比比皆是，本身我们的道路是40年的道路，本身我们不应该有拆迁，规划是控制未来的，我们却恰恰缺少这些规划。
修40年前的路，全部拆迁费就要4个亿，这就是说我们修一条路几个亿，而拆迁的成本远远大于修路的成本，所以规划就是财富，所以规划是最大的隐形财富，规划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
第二句话，历史就是永恒。
欧洲的城市为什么那么好？
因为古老的城市就是永恒的城市。
我们如果能够保存了大同从北魏398年以来的都城风貌，那么大同现在就会是国际上的大都市。
如果当时北京城按照梁思成老先生的规划，新旧分开，保护老城，保护北京的老城墙，因为那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定都在北京，城墙没有遭到破坏。
中国的历史所以没有积淀，和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有关系，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多半都是毁城。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先一把火烧掉，然后再建新的。
幸运的是，满人进入北京城后，全盘保留了北京城，明代的城市保存完好，被誉为“三代都城”。
如果北京城能够留下来，那么北京城养活中国13亿人中1亿人是没有问题的。
历史是永恒的，一个永恒的城市一定是有历史的城市。
第三句话，文化就是灵魂。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我们到了很多新兴城市感到这些城市多半没有文化。
十年文化看深圳，百年文化看上海，千年文化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河南，五千年文化看山西。
中国的城市都是有历史的，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没有遗产传承下来，没有证据能够说明自己历史的古老。
所以，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文化就是灵魂。
第四句话，人本就是根本。
欧洲的城市把“以人为本”的观念渗透到了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里，跟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欧洲城市建设的街道驾驭、公园建设、公共设施等都非常人性化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欧洲的城市会感到非常的舒服、非常地舒心的原因。
第五句话，管理是水平。
我们大规模的城市运动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大家感到我们的城市从外面来看没有一点差别，我们的上海、北京都是如此，和欧洲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培养一个城市的精神，培养一个城市的文明，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欧洲有句话说得好：
培养一个暴发户一两年就可以了，而培养贵族精神、贵族文化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欧洲的文明、文化、儒雅非常了不得，季羡林老先生在《欧洲十年》中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战后期，柏林被盟军包围，被断水、断电，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不亚于中国寒冷的北方。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上山砍木头取暖过冬。
当时的政府定了一条，就是让护林人上山在能砍的树上做了标记，只有濒临死亡的老树是可以砍的，小树和健壮的树是不能砍的。
这个国家是即将灭亡的国家，这个政府是即将不复存在的政府，市民普遍存在恐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做了标记的树被砍伐以外，没有一个人去砍伐没有标记的树！
德国人的文明、守规则真是让人震撼！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摔倒几次又很快站起来几次的原因，这个伟大民族的背后就是伟大的文化。
所以，欧洲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是有其中的原因的。
不留遗憾规划的最大一个要素就是把规划层面做好，我们很多领导经常认为，规划不就是一个圈吗，规划没有意义，还是赶快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
其实规划是个系统，规划是个高度，规划是个未来，我们规划好了怎么会犯错呢？
那么在规划中怎么来把握规划呢？
我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把规划做好，把规划把牢。
规划的第一条原则是逻辑大于存在。
规划是有其规律的，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
如果规划小于存在，等于迁就存在，结果导致城市建设走向下坡路，使城市越建设越差。
城市建设一定是逻辑大于存在，做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的逻辑，不管存在多大的现实问题，一定要根据逻辑来做规划，不能迁就现状，迁就现状不是规划。
有些事情可能今天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后人呢？
我们不是在规划未来吗？
到了未来，我们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规划的第二条原则是生态大于经济。
对于一个城市，该留的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追求。
城市建设存在两个致命伤：
一是短期行为，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绩，牺牲长远。
比如大同去年拍卖了一块土地，留了15亩地，代价是3000万，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舍不舍得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
二是浮躁心态，就是急于出政绩。
生态大于经济，就是一个城市舍不舍得把黄金地段拿出来作绿地？
规划的第三条原则是整体大于个体，整体大于局部。
规划是什么？
规划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规划是创造美的过程，规划是控制美的过程。
一定要把规划当成一个崇高的事业、一个神圣的事业，只有具有献身精神才能做好规划。
规划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历史大于现实。
在整个城市规划中，凡是历史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历史不可以再造，历史不可以复制，祖宗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再有本事也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两个搞建设的人：
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林徽因。
梁思成太伟大了，在1930年代骑着毛驴走遍了山西，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
我向上海来的同志讲，我有的，你永远没有。
历史不可以倒退，历史不可以再造，但是你有的我将来会有，再过100～200年我再造一个上海是有可能的。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
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
欧洲人对他们的文化奉若神明，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强。
德国奔驰车曾经在中国的长城上做过一个广告，在德国放映之后，德国全民反对：
你奔驰车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够上几千年古老的长城上，这是对文物的破坏！
结果这个广告就被取消了。
名画“蒙娜丽莎”在法国曾经丢失过，结果举国哀悼。
中国文物保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外行人老想管内行人的事。
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存在很大的问题，应县木塔倾斜度很大，眼看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2004年山西古建筑专家开会，在讨论应县木塔的保护时，他们提出了三种保护意见：
一是给木塔支一个棍；
二是从三层隔断，三层以上吊起来，三层以下部分修好以后，再整合起来；
三是国家维修。
我一听，前两种意见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古建筑只能是国家维修，千百年来都是如此。
应县木塔没有用过一颗钉子，全部是使用榫卯结构，支一根木棍既影响了景观，又破坏了它的完美性，同时固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第二个办法，从三层隔断以后，如何才能恢复原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说，在大同完整地、原样地复制一个，哪天应县木塔坍塌了，大同这个就成唯一的了。
我现在修华严寺、善化寺等国宝，现在这些寺庙只留下了一个大雄宝殿，前面的正大光明殿和两个配殿、山门、仪门等其他建筑都没有了，幸好梁思成先生绘制了这些建筑的完整图纸，我们准备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图纸进行恢复。
国家文物局却要求必须先向国家文物局进行申报，待批准后才能动工维修。
然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文物不动就是最大的保护，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呢？
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修缮坏旧的寺庙。
即使他们不批，我也要干。
结果国家文物局来查我，我就赶紧回来见国家文物局的同志，他们让我停下来，等待处理，要么拆除，要么整改。
我马上就顶回去了，我说违法有两种，一种是实际上的违法，另一种是程序上的违法。
在实际上我不违法，我仅是程序上的违法。
我有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我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原工艺、原技术、原材料，所以，在实际上我不违法。
第二，我承认程序违法，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我等不起这个时间。
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拆成一糊片了，又不能建设，若是明天我走了呢？
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我就和他们说，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市长免了，没有本事就别拆，这是人民的血汗钱，你不能给拆掉。
后来我和他们说：
你们回去和局长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的人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
王家大院当年是国宝吗？
王家大院221户，我修起来不就是国宝吗？
你怎么不让我修复呢？
后来，国家文物局也挡不住，官我照当，古建筑我也照建。
山西的古建筑是中国最好的，没有人比我们山西人更会做古建筑，实际上山西的古建筑就是我培养出来的。
1995年修王家大院时，修古建筑时，我们的古建筑队伍只有七、八个人。
我们只有修缮定额，没有修建队伍，基本上就是个维修。
比如一个庙破了，维修就是十来个人，砖瓦很烂的。
王家大院有了载体，才是大规模的上了，一直到王家大院四、五万平米，常家庄园十二万平米，榆次老城几十万平米，到了晋祠……一直在不停的在修复，所以这个队伍是越做越大，水平也越来越高。
我向张书记汇报说，山西的古建是最好的，没人能比得过我们，木结构在中国，中国最好的在山西，山西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这是拯救性的工作，我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历史大于现实，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
第三，我们是追求一流，还是甘居下游？
我们常常这样想：
我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级市里工作，在一个县里工作，我们所在的地方小，我们干事业是争创一流，还是甘居下游呀？
因为我们山西这个地方，长期处于一个落后状态，好多地方不如别的省份。
我回管理局时，田书记、宝顺省长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晋祠宾馆修好。
因为当时田书记和我说，总书记和朱总理来我们山西，晋祠国宾馆的条件给总理等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总理有个习惯，注重仪表，需要体现一个大国的风度。
他每天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下，下午开会前要洗澡、梳头、捶头，不管是多会儿都是很有风度的，不像我们出来头发是乱乱的。
朱总理在洗澡时刚打了肥皂，结果水龙头就不出水了。
项怀成当时是财政部长，住在二号楼，项怀成说:
"
田书记，我一晚上没睡好。
田书记就问:
为什么啊"
。
项怀成就说:
那老鼠那么大，扑腾来扑腾去，我老怕它把我耳朵给咬了，下水道还不时传出了恶臭。
当时，项怀成和田书记说：
老田啊，全国的国宾馆数山西差了。
田书记说:
我从青海来，难道还比青海差吗？
项怀成说：
青海不差呀，青海这几年修建了国宾馆。
田书记把原话告诉我：
哎呀，后来我一了解，果然青海这几年修了国宾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修复国宾馆。
我就想，怎么修复国宾馆？
因为省政府没有规定拿多少钱，也没有规定修到什么标准。
要修国宾馆，我就要看看全国最好的国宾馆是哪家？
我带着管理局的同志走访了二十天，从北京走到上海，再从上海走到广州，从南到北，把最好的都看了。
后来看到最好的装修是中国大饭店，我问是谁做的，他说是香港一家公司做的，他们就把联系方式等毫无保留的全部都提供给了我们。
回来以后，我就和张省长说，我们一共有400多亩地，外面农民还占了60多亩地，拿回来就是500来亩地。
晋祠宾馆要做，就要做得后发制人，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出中国最好的国宾馆。
张书记笑了，说:
我们这么落后，不要说最好了，差不多就行了。
当时他以为我是提拔的过猛了，一当上管理局局长就想建功立业，想干大，年轻人好冒。
实际上，咱年龄也不小了，都46岁了。
没有钱怎么办呢？
想要做个最好的国宾馆，需要4～5个亿，当时大家觉得改造国宾馆有1个亿就差不多了。
后来，我就和发改委令主任说:
国宾馆要干，就要干个大事。
他就说，让五大集团——煤焦集团、西山煤电、汾酒集团、太钢、国电，每家出个2500万，凑上1个亿，先干起来。
令主任很有办法，十来分钟就给搞定了。
在修建期间，他们让我给领导汇报，我说：
不能给领导汇报，你给领导汇报完，领导不能不吭气啊，领导要做指示。
如果正确呢，咱们就好办；
要是领导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那个地方该怎么弄，你是听领导的还是不能听领导的？
你要是听领导的，可能会有点儿问题；
要是不听领导的，就是不尊重领导。
所以，我就说不要向领导汇报了。
当时，田书记要到现场，我就说工地污染太严重，太乱了，就不要进去了，就没有让领导进去。
到2006年4月29日，我向宝顺书记汇报：
晋祠宾馆差不多修建好了，希望你看一下。
那天宝顺书记从1号楼开始一直看了一下午，全部看了以后，当时很激动。
他站在9号楼的大堂，发表了一通讲话，说：
“这是耿彦波继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老城后创造的又一个高度！
”其实，这不是我创造的，是大家创造的。
整修后的晋祠宾馆很具有系统性，是个系统性的宾馆。
不像有的宾馆比较乱，有古代建筑，有现代建筑，居然还有什么灰白建筑，装修也不好。
我们在一个地方创造一流的业绩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找设计一流的、最好的规划师、最好的设计师、全国最好的施工队伍，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全国一流。
榆次有个口号就是”不创一流就是落后“。
我认为这个口号非常好，不是一流就是落后。
但一流是个开放的标准，你关起门，那么一流标准就是关门标准。
平房拆了盖楼房，就说我这是一流标准，那个一流不叫一流，叫末流，得睁开眼睛看啊。
冯仑写了一个《野蛮生长》，说做一流怎么做？
要和伟大一起做，要学先进，这个行业谁最先进就学谁；
要傍大款、傍大富，搞企业，人家做得好，就要跟着人家做，和人家一起合作。
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是做一流的标准。
第四，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
山西在城市建设上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建设是个花钱的事，认为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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