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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文字与印章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何而来?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在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最初创始“四大文明古国”之说。
这首七言长诗写道: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梁启超自注:
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
)
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
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爱国的感情,但在学术上的确凿根据不足。
我们还是考察一下学术界的论点。
历史学家汤因比长期担任伦敦大学教授。
他的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具有代表性。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就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公元前2500年
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
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
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
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如果要说“古国”之“国”,那么古代“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都是不同的“国”,都是比古中国更早(或几乎同时)的“文明古国”。
实际上小亚细亚或两河流域不止一国,古代印度更不止一国。
哪里来“四大”、又从何说起呢?
事实上难以成立。
公元前2580年
一般说来,古代文明最早起源于公元前4000—3000年的西南亚和北非(地中海及波斯湾周围地区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扩展到以色列、希腊群岛(克里特和迈锡尼)、伊朗、叙利亚等地,由考古证明:
这些地区的文明都早于中国(已经得到考古证实的是公元前1500年商代文明,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代的证据尚嫌不足,还没有发现“文明”的首要因素——文字、青铜器工具、商业城市等。
夏文明究竟如何?
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
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吗?
多年以来,我国还广泛流传一种“所有的文化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的浮夸虚骄的“观点”,这不仅是“戏说”、简直是信口开河的“胡说”,是不懂装懂、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2000年1月12日,中新社报道说:
“长途跋涉了两万余里、途经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发源地的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影车队,昨天在万里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举行了隆重的入关仪式。
……余秋雨说,亲眼目睹几个与中华文明一起繁荣,甚至更早成熟的古老文明,都灭亡了,或者衰败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
2003年04月01日余秋雨发表谈话:
《深入反思中国文化》。
他断言:
“我走完全世界的一些文化的发祥地之后,我的反思更多的是考虑中国文化未灭亡的原因,唯一就它没有中断,所有的文化都中断,唯一它没有中断原因何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不知道余秋雨对于这个问题想得怎么样啦?
到底“想”出什么名堂来没有?
还不过是故弄玄虚的空想、梦想、幻想、狂想?
数年来,余秋雨先生不知厌烦地再三鼓吹:
“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其它古代文明都中断甚至烟灭了。
”他所谓的“千禧之旅”是“补上了中国文化研究很有价值的一个空缺”。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不懂装懂、不学有术、自作聪明、迎合某些人自大心理的肆意编造。
历史考古是严格、严谨、严肃的学问,不是像黄梅戏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编造神话而“戏说”的!
余秋雨再三重复的、毫无新意的断言,并不符合事实。
他又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不作更正,以至于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一些学者、报刊媒体和科研教育机构,长期以来频繁地重复鼓吹“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的不正确说法,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误导,必须加以澄清。
20世纪集大成的经典巨著《历史研究》里面,有一章对各个文明的考察(第九章)列出了图表。
从汤因比的权威性图表可以看出,至少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都一直延续至今,而并非“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其它古代文明都中断甚至烟灭了。
如果说:
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等古代文明没有延续到今天,如果说:
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文明已经灭绝,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等5个文明中途夭折停滞了,那么还说得过去。
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如今变成阿拉伯人了;
古代美洲的原住民,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取代了。
可以说,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中断湮灭了。
但是,实际上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两大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加古老,却没有中断湮灭,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至今居住在希腊的还是古希腊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希腊语、希腊文,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希腊文明;
至今居住在印度的还是古印度人(达罗俾多和雅利安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印度各语文和方言,信奉古老的印度教,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印度文明;
他们何曾“都中断甚至烟灭了”?
余秋雨如此信口雌黄,要是希腊人和印度人(还有伊朗人、叙利亚人等等)一起来质问你余秋雨,那么你何以应答呢?
对于世界文明的初步看法
根据今天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史的认识,应该承认:
过去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
首先,不该说“国”而应该称为“文明地区”——考古研究表明:
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
西亚:
两河流域(苏美尔、亚述等许多国家)、北非:
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各王朝、各国)、以及印度河流域,等等。
这三大地区,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这是文明的最重要标志。
它们可称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
而事实表明:
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字,年代远远晚于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
事实表明:
夏商文明的年代,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要晚2000—3000年。
不过,这西亚北非等“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后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原因而中断了,但是三大最古老文明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湮灭”,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一直保留下来了。
例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各种工具、建筑格式等,就是从它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发扬光大的。
接下来,影响重大深远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明地区,是希腊文明(后与犹太以色列的基督教文化融合)、印度文明(印度教、梵文经典等)和中国夏商文明(汉字等),这继起的三大文明,都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如此“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和“延续至今的三大文明地区”的提法,或“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西亚地区、北非地区、印度地区、希腊地区、华夏地区)就是我学习体会的初步结论。
建议由此代替“四大文明古国”的不规范提法。
世界文明史,乃是以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为根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问。
我们中华民族,既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妄自尊大。
“四大文明古国”说法的再考察
从前我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一文中,探寻“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何而来?
根据文献资料,最早是在梁启超作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提出“四大文明祖国”之说。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梁启超自注:
“侯官严氏(按即严复)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
梁启超又注:
“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
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热烈的爱国情感,但在学术上根据不足。
他所谓:
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其中这个“小亚细亚”指的是“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可见当时梁启超对于世界古代历史并没有深入的考察。
实际上,考古发掘证实:
公元前2千纪以前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至少有20几个,大致集中在北非和西南亚一带,如:
尼罗河谷(上埃及)的布托、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的孟菲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依兰、哈拉巴、巴比伦、亚述、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犹太、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它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比殷商早(传说中的夏朝尚未发掘出确凿的文字遗迹),全世界的“文明古国”何止“四大”?
而“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却是后起的,比两河流域诸国晚得多。
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
梁启超宣传“亚洲中心主义”
此后20多年间,梁启超关于“几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变再变。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曾宣称:
“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
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
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
……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
”就是予以补充而增加墨西哥(玛雅文明)成为“五大世界文明之祖国”。
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普及,不了了之。
当时梁启超并没有认识到:
国家虽然灭亡了,其文明并不一定“与之俱亡”。
因为“文明”乃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自有它独特的传承性和融合性。
如古希腊化地区各国、古印度各王朝、宋皇朝、明皇朝都曾遭到入侵而灭亡,但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并没有因“亡国”而随之灭亡。
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自古一直传承至今。
梁启超一直有意识地抵制、对抗西方即欧洲文明,在他的历史观里,一味弘扬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排除西方物质文明及其源头——古爱琴海希腊文明。
当然,如墨西哥的玛雅文明是被殖民主义者灭亡了,没有传承下来……。
总之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后来,梁启超引据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一书,宣称“亚洲为世界各古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排除了古代爱琴海希腊文明,甚至排除了古代埃及文明。
梁启超说:
“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如阼乐阿士打(按:
即琐罗亚斯德),如摩诃末(按:
即穆罕默德)相接出现于此土。
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罗门教,如佛教,如儒教,如祆(xian)教,如基督教,如回教,如马尼教等,无一非此土之产物也。
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如印度,如中华,如犹太,如亚西里亚(按:
或译作亚述),无一非此土之肇建也。
而泰西一切文学、哲学、美术、巧艺,其渊源大率自印度、中华、亚西里亚(亚述)、巴比伦尼亚、腓尼西亚(按:
即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国而来,无一非此土之子孙也。
”(梁启超:
《亚洲地理大势论·
小序》,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69—70页。
梁启超又写道:
“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腓尼基)诸国。
在这里,梁启超又认为:
“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并不止于“四大”或“五大”,而是包括印度,中华,犹太,亚述,巴比伦,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亚洲古代国家,数一下,梁启超文中举出了八个文明古国。
人称梁启超观点多变,学问广而不精,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显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文明史观,宣传“亚洲中心主义”来跟“欧洲中心主义”相抗衡。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何时定型?
后来我国通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将原先梁启超提出的“小亚细亚”去掉,换上了“巴比伦”。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定型的呢?
本文加以考证。
根据我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定型的。
1924年,陆懋德在《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载《清华学报》,1924,2)一文中,评论韦尔斯(Wells)的《世界史纲》时写道:
“吾国为东方最古之民族,此为世界所公认者也。
……此书(按指韦尔斯《世界史纲》一书)于中国上古文化之开始,虽未能详定其时代,然已明言‘当阿利安人(Aryan)语言生活传布东西之时,其他文化甚高之民族,已存在于埃及、米索怕土迷亚,或中国及印度’。
此于中国虽用疑词的‘或’字,然固已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文化与埃及、嘉尔地、巴比仑同一远古也。
差不多同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证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的兴衰年数,柳诒徵得出这样的看法:
“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
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柳诒徵此文,是迄今我所见到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早的定型说法。
稍后,王正颜做了历史比较研究,认为“巴比伦文化距今八九千年,中国自伏羲至虞舜二千年,自虞舜至今五千年”。
他划分世界文化为“发源之国”与“非发源之国”两种类型,称埃及、巴比伦、中国为“文化发源之国”,而希伯来、以色列为“非文化发源之国”。
(王正颜:
《国学原理考》第1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但是王正颜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年代划分,根据不足,更没有确切考证;
神话传说是不足为凭的。
历史最久远(公元前3000年代)的文明摇篮地区
中外历史学家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古代世界文明的学术观点,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例如——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里面,将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作一比较,说道:
“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
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
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6页。
)他认为中国上古历史,较之埃及、迦勒底(两河流域)、印度、希腊,“无有愧色”也就是足以相提并论。
实际上历史学家夏曾佑已经默认“古代世界五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的观点,而并不认为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
1930年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将与西方的文化加以比较,他把中华文化上溯到神话传说时期,认为自黄帝、唐虞、三代至汉武帝重通西域,“全世界各国,皆混沌鸿濛,惟我中华,开化最早。
……史学发达,郁郁乎盛矣!
西方诸国,如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皆瞠乎我后”。
(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页,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印,1930年)。
张星烺认为“惟我中华开化最早”的情绪化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因为“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印度”的文明史实际上早于华夏,而“腓尼基、犹太、希腊等”跟华夏几乎同时(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埃及、迦尔底、亚述、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都是文明古国,他并没有遵从“四大文明古国”的专断说法,而是采取了“古代文明多元化”的观点。
据我所见,五四以来的大学者中,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著述里面,几乎都没有采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唯有少数学者如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里面提到这“四大文明古国”;
此外许倬云也提到:
“古代的几个主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许倬云:
《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1页)
五大文明摇篮——尼罗河流域(埃及)、两河流域(苏美尔)、
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古希腊),黄河长江地区(华夏)
应该称为“五大文明摇篮”
目前世界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通常公认的说法是:
“人类文明最初的根基在公元前3500年的西南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
欧洲现代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希伯来和罗马……;
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的影响、还有中国的影响,也起了伟大的作用。
但是,全世界没有一部正规的历史著述采用“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因此,我曾建议:
在普及历史考古读物以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实事求是地采用“人类五大文明摇篮(地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科学说法,代替不科学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即“以五代四、以地区(摇篮)代古国”,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