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潮与东方生态精神价值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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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化（不断抛弃旧有的存在方式升级到新的台阶），生态化（在自然科学生态化中开始注意精神的生态状态）。
“追新”成为从前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代标志，集中表现在“升级化”上：
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在升级；
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在升级；
游戏在升级，黑客也在升级；
消费主义在升级，恐怖主义也在升级；
身体在时尚升级（暴走、街舞、纹身），精神却在降级（疯病、自杀率、酗酒、下半身写作）；
肉体在人造升级（色发、减肥、整容），灵魂却在沉睡中降级；
上学读书学费在升级，大学教学质量却在降级；
留学热在升级，海归却在贬值中降级；
自然科学在三流中争取全球化中的二流，而人文科学的一流却在颓败中成为三流；
生活方式在多元升级，精神生态却在颓败降级……[“精神”一词语出《庄子》。
庄子认为：
“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庄子·
刻意》），而远离躁动的虚静是精神完满之本：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
然而，今天这种精神已经日渐稀薄了。
]
从社会学角度看，当前的“升级”现象，源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中明显的标志是：
在全球化中城市在扩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改变，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在软化中逐渐消失。
如何使升级不成为一种外在的无根的形式，使生命不成为没有价值含金量的转瞬过渡，而是真正实现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生态平衡，我们还必须往深里思深里想。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城市不得不扩。
城市空间与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按照社会学的说法，现代化有多项指标，中国只在人均寿命达到70岁这一点上合乎要求，其中另一项——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60%以上，中国还没有达到。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50.32%，城市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49.68%，离60%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未来的社会图景必然是：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
如今政府已着手推动自由户口迁徙，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点，如果完全实现，那么到时候任何人只要想到北京定居都完全合法和可能。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无穷的膨胀，而其他乡村逐渐萎缩的局面。
这种膨胀过程中，不仅仅可以看到建筑空间扩大升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
一方面，小城市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迈进，所带来的烙印般的前现代乡村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遭遇到了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的碰撞和冲击。
由于农业社会在人类发展中必须转向工业社会，而在这转型中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消费。
加上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导致城市购买力下降，城乡恶性循环，拉不动的内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可以说候鸟性的“民工潮”不仅仅是农业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危机的表征。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大量向海外迁徙，又遭受到西方和东方文化断裂的冲击。
所以这个迁徙就变成了一个非规律性又合规律性的过程。
非规律性就是，有钱就可以迁徙，而合规律性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中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能为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中东部，从前现代到现代都市，现代城市向后现代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大多数的人向海外迁徙，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西部作家张贤亮有一个重要的创意，他发现黄河文明被很多人遗忘了。
于是，他开始“卖黄河”。
他说西部卖的是“荒凉”、“苍凉”，是卖一种理念。
而张贤亮卖黄河的理念是用小水晶瓶装一瓶流经甘肃、宁夏的黄河水。
他并没有出卖黄河，黄河还在奔腾不息。
但是带着这瓶水走的人，带走的是一种观念——带走了黄河作为母亲河的精神。
这就是一种“理念先行”。
观念的变化和升级的阵痛以及所造成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将在半个世纪内持续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经济发展是乐观的，昨天的郊区变成了今天的城市，今天的郊区将变成明天的城市。
根据目前发展的趋势，小城镇的城市化将进一步扩大，从古代开始，“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这一永远把农民固滞在土地上的方式，在今天随着户口制的改变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尽管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的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
在一个多世纪的落后中，醒悟了的中国民间层和精英层懂得了“赶超”话语，于是过速超速拓展和无所谓信仰的升级中，不期然地面对了两个严重现状：
一是农民的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白领的虚假幸福意识。
可以说，农民离乡离土进入城市网络神经，其个体人格、尊严、价值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升级”尊重。
人们往往把他们看成是“劣等族群”，一种“非我族类”的“盲流”，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进入真正的话语层，这样形成的问题是农民群体对城市群体的阶层式的仇视。
当“向往”与“仇视”混为一体时，社会该怎样去理解他们？
每年春节都使大批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回内地家园，但是春节过后，又从内地迁徙到沿海。
中国就在这种流徙当中加大了铁路、公路以及饮食业的负担。
这一离乡离土的迁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乡土社会解体、家族中心丧失、集体理性转换为个人本位主义的合法性开始。
另一个现状是，新中产阶级白领层，感到城市扩大而住房越来越缺乏“诗意栖居”意味，于是到农村郊区修别墅成风。
别墅升级得越大，自身也越空洞幽闭，出现了人的肉身安顿在巨大的建筑空间中，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的现象。
在失去意义中丧失信仰的生活使得金钱直接成为当代人的信仰，在金钱位数的升级同时不断地感到离具有超越意义的幸福越来越远。
美国社会学家C.怀特·
米尔斯认为：
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
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的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
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流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
[参见（美）C·
赖特·
米尔斯（C.WrightMills）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当代各阶层人士，相当一部分人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否幸福，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居无所在的人有失去家园的不幸，深居大屋也有失去生活感觉的不幸。
那么，幸福生活怎样才可能？
是不是在“升级”想象中房子越大钱越多就一定越幸福？
这种幸福的匮乏状态，抵达了一个重大问题——“消费主义”。
[参见（法）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消费主义生成了一种据为己有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
然而，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欺骗性。
人们过去重幸福，现在谈自由。
似乎如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
只要有钱就可以选择任何属于自己购买力和升级力的物品，而使自己的生活同样升级；
似乎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就完全解决了自由。
事实并非如此。
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在关于福利和幸福的承诺中，设置着习焉不察的虚假命题。
消费主义的欺骗在于：
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
其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
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
这样，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它藐视了“自我实现原则”。
作为人而言的自我实现，并非物质就可以满足的。
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的层次，而精神满足、身份满足和价值实现的满足更为不易。
当代不少人的精神疯狂不是根源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的空洞化和价值基因的稀释化。
不妨说，在“升级”中价值本体论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人的本体论加速了转型的进程：
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金、木、水、土、火构成宇宙的元素），到神性本体论（上帝、神），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到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人类确实经历了五个本体论转换。
[参见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转换到欲望本体论以后，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走向历史的前台，人类将越来越获得肉身的解放。
这意味着，欲望的解放和肉身的满足，正在成为精神溃败以后的当下显在话语。
今天，这样的当下呈现在眼前：
当代科技、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流方式、身体权利、生死问题、虚拟空间和普世伦理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和出位，人们不再说文革时的“官话”和“套话”，但在经济动力下说“黑话”、“糙话”。
今天的“网络化”的语言粗俗以及“闪族”的不期而至，使得当代图景更为扑溯迷离。
这种青春身体感，代表了对传统的完全扬弃和对自己另类自由生活的无边张扬。
今天的升级时代，庞大的教育机构和艺术文化机制，已经很难阻挡青年人的所做所想，因为他们坚信两条：
一是另类自由，二是无边自由。
2、从“升级”到“超越”的精神生态转型
面对“升级”时代，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
在现代化与农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之前，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得到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
只有一个民族和谐发展，一个国家均衡发展，城乡矛盾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今天，我们有种非常简单的观察视角，叫做“单维时间观”。
这个单维时间观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
即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沿着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方向发展的。
现代比传统要高明，后现代有可能超越现代。
在我看来，“今天比昨天好，未来比今天好”，是西方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所带来的一种典型的“时间决定论”，这里将东方的极为珍贵的“境界论”思想给间接抹煞掉了。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参见冯友兰著《新原人》，重庆：
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文化有两种价值形成的“文化纵横轴”。
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
但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更要注意另一纵轴——“境界之轴”：
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中层的是艺术境界，最高层的是思想人格境界。
这两个轴构成一个精神十字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时间横轴和境界纵轴上放置中国文化。
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尽管这一层对生活非常关键，人吃饭是为工作，但工作绝对不是为了吃饭，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人就在这个界层安身立命而不思进取了。
中层境界是艺术境界。
比如古人弹琴，沐浴焚香，口诵敬词，心无旁骛，琴心合一，弹出至妙之音。
《红楼梦》中写到，妙玉经过潇湘馆，听到黛玉弹琴。
妙玉听黛玉的琴音突然主弦断了，就拉着宝玉的手说：
赶紧走。
宝玉何其聪明之人，竟在妙玉面前似蠢夫，问：
怎么了？
妙玉说：
此后便知。
——便知什么呢？
便知黛玉不久人世！
[《红楼梦》第八十七回，黛玉抚琴低吟：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
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
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
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
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
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至最后一拍时，妙玉说：
“如何忽作变征之声？
音韵可裂金石矣。
只是太过。
”宝玉道：
“太过便怎么？
”妙玉道：
“恐不能持久。
”正议论时，听得君弦蹦的一声断了。
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
宝玉道：
“怎么样？
“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
”竟自走了。
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彩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
]这就是命若琴弦而听琴知人。
她为什么能听到这个人的命运？
而在今天，当我们去听一个人弹琴，还能听到他或她的命运吗？
有人在山摇地动的摇滚中只发泄着欲望和烦躁，他的琴和心已经不能合一了。
今天还有这种高迈出尘的艺术境界吗？
还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怀素狂草境界吗？
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即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有了天地境界，人才可以免俗，才可以升到云霄之外看看天外还有天，才知道生死不过是“如来如去”、“方死方生”的潇洒。
这和凡夫俗子的不怕死显然不同。
大义凛然的“视死如归”和战战兢兢的“遭人宰杀”，同样是死，境界判然有别。
今天能够领略天地境界的人少而又少，能够领略艺术境界的人微乎其微，能够领略日常生活境界的则比比皆是。
这个时代不缺乏所谓的大众审美，缺乏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穿透、审视、反思和批判。
言及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批判在于，现代性根本的认识论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僵化保守的，从康德开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经被区分的很明确了，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迷恋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用工具理性来判断价值理性，用线性的时间来界定文化的价值？
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境界之轴上（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
文化的境界不是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而堕入精神虚无之中。
3、精神生态的人文价值
没有了价值的持守，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就会加剧。
今天，精神生态在这个时代日益重要，成为超越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方向。
当代西方的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最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InconvenientTruth,2006）[除电影外，《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志愿者译，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还是一本由戈尔编写之书籍的名称，这本书曾在2006年7月2日1和8月13日成为《纽约时报》的销售排行榜第一名，并在数个月后再次登上冠军之位。
]触目惊心的叙述画面中，展示人类在现代性浪潮中遭到空前危机：
生态危机、瘟疫层出、温室效应、南北极正在融化，文明最终在人类无止境的现实竞争和消耗资源中正走向自我毁灭。
但今天的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
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危害，由穷奢极欲回到尊敬山体，敬畏水脉，爱护地球，和谐公平，这样人类未来才有美好的可能。
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表明“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
“生态”一词本身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它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
生态哲学把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
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在我看来，精神生态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人类从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艰辛历程。
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返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
这意味着被现代性所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得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
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
[Cf.LaurenceCoupe（ed.）:
Thegreenstudiesreader:
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London;
NewYork:
Routledge,2000.]
二、深生态学的文化张力与人类价值
1、生态文化理论的兴起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
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
学术界尚无定论。
“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Okologie，英语为theecology。
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
“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
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
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
”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
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
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
西蒙·
C·
埃斯托克（SimonC.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
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
罗依克特（William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
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
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
1996年切瑞尔·
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
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
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
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Deep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
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
德里达《文字学》：
“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
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
贝特认为：
“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
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
”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
美国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Redfield）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
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
[（美）詹姆斯·
莱德菲尔德著《塞来斯廷预言》，唐建清等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
（美）詹姆斯·
莱德菲尔德著《第十种洞察力》，李松梅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
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今，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
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启示，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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