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道歉的沟通方式请罪谢罪赔罪以负荆请罪的文本分析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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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道歉的沟通方式请罪谢罪赔罪以负荆请罪的文本分析为例
中国式道歉的沟通方式:
请罪、谢罪、赔罪——以“负荆请罪”的文本分析为例
关键词:
中国式道歉沟通负荆请罪道歉
[摘要]:
本文选择中国式道歉沟通的研究视角,以“负荆请罪”为分析文本,集中从“请罪”、“谢罪”、“赔罪”三个方面,考察汉语“道歉”一词的传统含义;中国人把道歉作为沟通关系的使用方式;以及道歉必须具备完全认错的文化倾向及观念等。
TheMeaningofChineseApology
Abstract:
ThemostChinesecantellafamousandclassicalstoryofapologyprofferabirchandaskforaflogging(FuJingQingZhui)thatrepresentstheChineseculturalideaofapologyandprovidesunexpectedinsightsintothestudyofChineseapology.ThisstoryofasuccessfulapologyembodiestheapologeticidealityofChineseandpoweroftheapologyprocess,itillustrateshowChineselanguagehasawiderangeofapologywords,suchasqingzhui,xiezhuiandfeizhui,andmanyothers.Inthisstory,theauthorseetheChineseapologiesaremorelikelytoincludeexpressionsofunconditionalandabsoluteapologiesthandoEnglishapologiesandtheinterplayofthesewords.
一、道歉研究的意义与题解
道歉是任何社会拥有的行为规范。
个人、家庭、小群体、组织做了错事,都要表示道歉。
接受道歉的人或组织对道歉者给予宽恕或原谅,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
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小到个人之间,大到国家之间,道歉成为一种“低成本”消解冲突、缓和矛盾、润滑关系的好办法。
伊利诺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詹妮弗•罗伯奈特的研究也表明,道歉对修复对立和冲突关系的确是有效的。
他们发现“真诚的道歉,可以减少一半的官司;每两件官司中,就有一件是因为缺少诚心道歉而引起的。
[1]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出现零星的道歉研究。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还没有论述道歉和如何进行道歉的研究文献和资料的积累。
道歉研究主要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
从不同学科关注道歉问题的视角可以看出,人类经常用道歉做些什么,即道歉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大致而言,对“道歉”含义最为普通的认识可从《高级汉语词典》中获得。
所谓“道歉”是指:
为不适当或有危害的言行承认不是;承认使人委屈或对人无礼,同时表示遗憾。
伦理学侧重于道歉作为社会道德公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心理学把道歉当作排除个人内心困扰和愧疚感的一种治疗尝试;宗教学研究道歉作为一种宗教生活,当作个体对神表达忏悔之心,寻求灵魂救赎的心灵交流;政治学则把道歉放到权力及其运作的策略及操纵的关系中去研究;社会学倾向于把道歉看作是修补关系的有效方式;法学研究试图通过道歉寻找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手段;语言学则认为道歉是人的一种言语行为,具有能做事的力量。
传播学研究者把道歉和宽恕行为放在沟通的过程中加以研究。
研究主题主要包括考察公众话语的形成和在对过去的不义行为进行道歉过程中的作用;二是探讨人类和解的修辞层面等问题。
在以沟通所形成的道歉关系中,道歉双方有时可以指个人之间,有时可以指一个大的组织群体之间,如家庭成员、企业、种族或国家间的道歉行为等。
从文献上看,90年代以来,道歉和道歉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
这种现象受到了人类文明教育进程,全球化、国家、民族、人种冲突的加剧、社会公平机制的形成以及法律制度的建设发展的促进,特别是受传播媒介多样化能提供形式多样的沟通方式渠道等因素的影响。
在道歉研究领域,最着名的成果是1993年出版的尼古拉斯•塔乌斯基的《我错了:
道歉与和解的社会学》和阿伦•拉扎尔(AaronLazare)于2004年出版的《论道歉》一书等。
这些成果已在道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8年,《论道歉》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
作者主要采取了社会学研究视角,认为道歉主要是发生在冒犯者与被冒犯者之间的互动,包括互动双方的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使用等方面。
道歉作为人类用来修复伤害性关系的沟通方式,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但是人们对道歉语词的理解,对道歉行为的应用,对道歉作用的期待,包括从概念和理论上给予探讨的必要,已远远超出人们对道歉现有的认识范围。
由于存在越来越多的虚假而失败的道歉,道歉已不再是多多益善,有胜于无的问题。
如果说“道歉”只是对被伤害者说声“对不起”,道一声“我错了”,那么道歉在这种礼仪性表达的场合里,在仅仅向对方表示同情,请求原谅的语境中,在被政治利用,作为摆脱罪责的手段策略,甚至只为满足对方面子需要的过度道歉中,人们在理解道歉含义上所存在的软弱性,在使用道歉沟通的过程中难以辨认的混乱性等,往往还会让人们感觉受到新的伤害和愚弄,产生了新的冒犯和污辱等负面影响。
道歉所引起的种种问题,道歉所产生的关系复杂性等,就会同时暴露出来。
由于这些原因,一些道歉行为经常受到指责,被视为诚意不足,轻率敷衍。
那么,到底怎样的道歉才算是诚意的道歉?
不同文化对道歉持有怎样特质的观念或方式呢?
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道歉方式在人际、组织、国家和跨语沟通中,又会产生怎样的沟通障碍呢?
总之,道歉问题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把道歉作为一种沟通行为,探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一种可能被中国人所认同的道歉方式。
我们假设,中国传统文化未养成中国人喜欢在口头上、公开的表达道歉的行为方式,也不具备脱口而出说“对不起”、“请原谅”、“我错了”的文化习性。
所谓“习性”,主要是指日常的,从社会经验中学习而来的,几乎习惯成自然的东西。
但我们也不能断言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道歉文化。
除了道歉本身的复杂性构成之外,也许,我们还缺少对中国人道歉行为与观念的研究,缺少能抽象概括和准确描述中国人道歉行为的概念和理解。
在受到损害的人际关系中,道歉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并不熟悉“道歉”这一现代语词。
“道歉”更不是中国人的一种流行行为。
若是对中国人日常交流与沟通行为特点进行描述,道歉并不具备代表性。
在中国人的“拉关系”文化中,道歉也不占据重要位置等。
中国传统文化不习惯于使用“道歉”这个语词来表达歉意、愧疚和对他人造成伤害后的悔过。
中国人在各种关系层面,特别是在亲属关系的圈子里,也不讲究把道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喜欢运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歉意和愧疚。
道歉的表达主要看关系对象,如谁需要道歉和对谁道歉,还需要考虑道歉的方式选择等。
有时在熟人和朋友之间,口头上还会把“道歉”看作是“见外”,似乎表达了自己人,完全不需要道歉的意愿。
至于一边说着不需要道歉,一边心里想着要得到些补偿就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特别是公共领域的道歉。
比如火车飞机轮船抵达或出发的时间延误了;大超市里因收款机故障导致银行卡不可使用时,一般广播里喜欢在简单地陈述原因之后,都是请“大家给予谅解”的。
中国人总是很谨慎地使用着道歉语言。
“道歉”是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反映社会结构内部发生变化的种种文明化的力量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把道歉和宽恕看作是个人修身和德性修养的问题,复杂的道歉事件还可能是个人身后大小关系的纠结,被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军事、政治与经济力量的角逐。
无论怎样,特别是在传播、沟通、交流、对话意识兴起的现代中国社会,道歉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此,我选择以“负荆请罪”为道歉研究的分析文本,对中国式道歉方式及背后的观念进行初步概括,主要出于三点考虑:
这个故事文本能为研究传统文化中的道歉方式和观念提供重要的资源。
从这个经典故事的流传,人们对这个故事的认同与使用中,我可以看到这种道歉方式的日常性及其广泛的影响力。
由于该故事带有形成和塑造中国人道歉观念的根源性特点,其经典性容易作为判断道歉方式与观念的标准,因此该故事具有认识道歉的方法论意义。
做中国式的道歉沟通方式研究,对于这个流传久远的经典故事不可不读。
借助于该故事文本的分析,可以洞察一种存在于道歉行为中的文化倾向。
虽然这个初步研究不能触及道歉作为沟通的恰当方式,但仍然会让我们获得从沟通视角认识道歉问题的重要意义。
二、“负荆请罪”的道歉含义解读
一般而言,经典有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凡经典的恒久性一定是日常化的,不断地为人们的认识提供判断标准和新的启示,这是所谓经典的基本特征;其次,这个经典的道歉故事所提供的经验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始终相互连接,千百年来,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其经典的普遍性和影响力是值得关注的。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负荆请罪”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不绝,直至今天,仍然脍炙人口。
人们经常用这个故事,表示主动诚恳地赔礼道歉。
这个道歉故事出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在这篇传记中,道歉故事只占很小的一个段落,由295个汉字所组成。
这个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有,赵国的蔺相如陪同赵王与秦王在渑池会面。
蔺相如在秦王面前,为赵王争了面子。
回国后,蔺相如受到了赵王重用,功名高于赵国大将廉颇。
廉颇心中不服,以言语相辱,廉颇的冒犯性言语和行为传到蔺相如耳里后,无疑伤害了蔺相如的尊严,但蔺相如认为他们二人团结,才有利于国家利益,并没有因廉颇的冒犯而与之发生直接冲突,而是采取谦卑的态度,处处忍让廉颇,而且劝自己手下的人也要如此。
后来,廉颇明白过来,深感惭愧。
廉颇从蔺相如顾全大局的行为回应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伤害了蔺相如,经过自我反省,他脱去上衣,背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表示认错和悔过。
这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
“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宣言曰:
“我见相如,必辱之。
”相如闻,不肯与会。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
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
“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
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
臣等不肖,请辞去。
”蔺相如固止之,曰:
“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
”曰:
“不若也。
”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
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
“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这个故事后,“负荆请罪”就成为中国人表示道歉和认同道歉的一个着名符号。
传统的道歉观念及其道歉过程的符号表述主要可由三个语词概念构成,如“请罪”、“谢罪”和“赔罪”。
这三个语词的不同含义是值得考究的。
从这些语词我们可以推知道歉的基本含义、发生及其表述的过程。
以下我们先来认识汉语言文化中的道歉用语,然后借助于沟通的视角,把“负荆请罪”的文本分析放在传播研究框架中,对“负荆请罪”中所传递出来的道歉的内容讯息和关系讯息的含义进行分析。
事实上,汉语里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