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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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先从一个更为简单一点的问题入手，这即是：

在朱子心目中，《大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朱子看来，《大学》所讲的是“大人之学”，实相对“小子之学”而言。

（《大学或问》）《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至十五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及十五岁成人之后，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为大学。

虽然朱子在《大学章句》之卷首引用了伊川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的评价，但这可能只是某种推尊前贤之意，我们大可不必深究。

事实上，在朱子心目中，一个人的教养必须分成两步走，在大学之前要有一个小学教育的阶段，小学才真正担负着入德初阶的任务。

在《大学或问》中，朱子进一步阐明了小学与大学之关系：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

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

　　在《答胡广仲》一书中，朱子说得就更加明白：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

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

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

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必曰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此外，在《语类》中也大段地讨论了小学与大学的关系。

X大体上说，朱子认为小学实际上为大学之根本，若缺了小学之工夫，也就很难能够成就大学之功业。

XI在朱子看来，小学工夫主要是持敬涵养、躬行践履，一方面使心思不放逸、不走作，所谓“收其放心，养其德性”，XII同时又能知道事为之当然，诸如“出必告反必面”之类。

XIII这也就是说，经过小学所下之工夫，一个人应该基本上能够成为一个“善”的人，XIV他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的基本规范与道德要求，同时也可说是“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

XV（《答吴晦叔》，《文集》卷四二）

　　然而在朱子看来，一个人只成就小学的工夫还是不够的。

特别是作为大学教育的对象，所谓“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大学章句序》）亦即社会精英之候补阶层，并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善人，而必须将小学阶段所明之善推往极致，即通过“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止于至善”，是为大学之工夫。

同时，面对许多人生的具体问题，在小学阶段尚不能体察入微，就更需要加以大学工夫，如《朱子语类》载：

　　致知、格物，大学中所说，不过“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之类。

古人小学时都曾理会来。

不成小学全不曾知得。

然而虽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间却有多少事。

如仁必有所以为仁者，敬必有所以为敬者，故又来大学致知、格物上穷究教尽。

（卷14第24条，黄子耕录）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出：

第一、小学与大学构成朱子工夫论中最重要的两大次第，小学明乎“善”，要求人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要求；

而大学则在小学工夫的基础上，要人止于“至善”，成就一个圣人。

XVI第二、从朱子工夫论的整体上看，小学与大学虽然有次第上的区别，但不可将二者割裂看待，所谓“其为道则一而已”。

因此，我们在研究朱子大学工夫时，不但不可以忽视朱子小学之工夫论，而且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在大学任何一个工夫次第中，始终有一个小学工夫的前提存在，XVII否则的话，极有可能误读朱子之工夫论。

第三、小学与大学既然有次第之别，则大学之功必非小学所能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小学与大学之区别，也就是成就“善”与成就“至善”的区别，也正是有这一区别，大学工夫对于朱子来说才能得以成立。

　　二

　　上述所谓“至善”一词，取之于《大学》开篇的第一句话：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将之称为《大学》的“三纲领”。

既称之为纲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可以认为，朱子对三纲领的诠释，就是对《大学》总体精神的把握，至于所谓的“八条目”，不过是“三纲领”的具体推衍而已。

XVIII

　　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三纲领”的三者之间并非平列之事，朱子也承认，从工夫之大节目上看，只有“明明德”、“新民”两事，“止于至善”说的只是二者之规模。

XIX虽然《大学》总的目标是明明德与新民，在朱子看来，要使这一目标真正地得以实现，更为要紧的却是“止于至善”这一规模，XX无论明明德还是新民，都必须“止于至善”：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章句》释“止于至善”）

　　明明德，便要如汤之日新；

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各求止于至善之地而后止也。

（《语类》，卷14第119条，廖德明录）

　　反之，若“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者”，“只是规模浅狭，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彻”。

（《语类》，卷17第32条，陈文蔚录）其结果只能是“安于小成，狃于近利”，（《或问》）往往失之毫厘而缪以千里，故朱子不取。

由此可见，“止于至善”，实际上已经成为朱子阐释《大学》的最大关目，而在这一句中，在笔者看来，最为重要的又莫过于“至善”一词。

　　就“至善”一词来说，关键又在于“至”字，如朱子说：

“‘善’字轻，‘至’字重”。

（《语类》，卷14第110条，甘节录）在朱子看来，所谓“至”字当训为“极”，至善也就是极好：

　　至善，犹今人言极好。

（《语类》，卷14第97条，李方子录）

　　凡曰善者，固是好。

然方是好事，未是极好处。

必到极处，便是道理十分尽头，无一毫不尽，故曰至善。

（《语类》，卷14第98条，沈僩录）

　　至善，只是以其极言。

不特是理会到极处，亦要做到极处。

（《语类》，卷14第114条，陈淳录）

　　“在止于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极致。

（《语类》，卷14第122条，程端蒙录）

　　所谓的“极致”，朱子又以孝道为例说：

　　仁甫问：

“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

”曰：

“此是程先生说。

至善，便如今人说极是。

且如说孝：

孟子说‘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此是不孝。

到得会奉养其亲，也似煞强得这个，又须着如曾子之养志，而后为能养。

这又似好了，又当如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不遗父母恶名’，使国人称愿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

”又云：

“孝莫大于尊亲，其次能养。

直是到这里，方唤做极是处，方唤做至善处。

”（《语类》，卷17第31条，叶贺孙录）

　　可见，“至善”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不能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善”字来看待，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因为它所成就的不仅仅在于一般的“善”，而是在于要止于“至善”，如果说这一区别在《章句》与《或问》中尚只是点到为止的话，在记载着朱子与学生们相互切磋问对的《语类》中，朱子则是反复致意、叮咛再三，如：

　　善，须是至善始得。

（《语类》，卷14第102条，胡泳录）

　　传之三章，紧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如切，可谓善矣，又须当磋之，方是至善；

如琢，可谓善矣，又须当磨之，方是至善。

（《语类》，卷16第34条，贺孙录）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时不忘，亦不是至善。

又曰：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于中，而不能发于外，亦不是至善；

务饰于外，而无主于中，亦不是至善。

”（《语类》，卷16第43条，董铢录）

　　这一区别相当重要，我们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构成了朱子阐释《大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向度。

然而，作为善之极处的“至善”与一般意义上的“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儒学本求善之学，我们如果将《大学》的三纲领改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善”，若说明明德、新民要止于善，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妥，如孔颖达在《正义》中，就将“止于至善”与“止善”混称。

XXI从道学家一般的立场上看，“天命之谓性”，上天所赋于人的，本是纯粹至善之性，这可以视为人之明德，XXII此乃万善之本，故《大学》提出明明德的要求，即彰明人的本体之明德而归于善。

可见，即使是朱子所强调的“至善”之地，亦不外乎归于明德之明，而一个人若能发明其明德，诸如本着一个善良之动机，并且努力去做善良的事情，即可说是臻于善境，又何必多此一举地说要“止于至善”？

XXIII“止于至善”似乎应该就是“明明德”应有的题中之义，王阳明大体上就持这一看法，如他说：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

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六，续编一）

　　就王阳明的这一看法来说，只要致其作为至善发见之良知，就可以随感随应，自然能够知是知非而有其天然之中。

可以认为，王阳明这里所用的“至善”一词，只是顺着《大学》文本说而已，其“至”字大体上只是虚说，“善”与“至善”二者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义理区别。

而在朱子看来则不然：

　　至善虽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

须是止于那极至处。

（《语类》，卷14第106条，董铢录，同卷第167条同此，无“止于”之“于”字）

　　可见，天命之性虽为至善，但它并不能象王阳明所说的那样，能够自然地本体洞然，随感随应而无不至善。

虽然天命之性必然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发现，所谓“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大学或问》）但由于气禀与物欲之故，这一时一地之明觉（或王阳明之良知）并不意味着能像明德之本体一样也同样是至善。

这也就是说，“至善”的根据虽然不外乎“明德”，但在现实中，“明德”却并不就等于是“至善”，更多人“明德”之发见可能只是“略略明者”。

如朱子举齐宣王见牛之觳觫而生不忍之心为例说：

“这便见恻隐处，只是见不完全。

及到‘兴甲兵，危士臣’处，便欲快意为之。

是见不精确，不能推爱牛之心而爱百姓。

”（《语类》，卷14第82条，黄卓录）明德一时一事上之略略明者，如齐宣王所生的恻隐之心那样，其用心无疑也是善的，但却不能说是至善。

在朱子看来，“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尽，亦不是至善。

”（《语类》，卷14第100条，震录）更何况只是暂明暂灭之明德乎？

对于朱子来说，一个人要使其明德“略略明者”并不难，因为人心之灵总有发现处，“便教至恶之人，亦时乎有善念之发”，（《语类》，卷14第83条，子蒙录）真正难做到的是将此日常生活中萌现出的善念之发推明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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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我们的“明德”有“略略明者”与“明到极处”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善与至善的区别了。

然而，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常人的明德在一般的状态下（圣人不在讨论之列），其明德只会略略之明？

从工夫上说，为什么说真正难做到的不是“善”而是止于“至善”？

　　三

　　在朱子看来，天赋人之明德之所以不能“大用全体昭晰无遗”，其原因就在于“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章句》）因此，从根本上说，所谓“止于至善”，首先就是要对治气禀物欲到极致，做到“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章句》）可以说，朱子为学之宗旨，亦不外此。

XXIV

　　在宋明道学家中，对气禀物欲最为强调者恐怕莫过于朱子了。

在朱子看来，气禀物欲对人生修养有着极其巨大的负面影响，《或问》说：

　　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

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

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

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

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

　　《语类》中也说：

　　先生问：

“‘顾諟天之明命’，如何看？

”答云：

“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

然天之所以与我者，虽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体昭晰无遗，则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无以有诸己矣。

“此便是至善。

但今人无事时，又却恁昏昏地；

至有事时，则又随事逐物而去，都无一个主宰。

这须是常加省察，真如见一个物事在里，不要昏浊了他，则无事时自然凝定，有事时随理而处，无有不当。

”（卷16第7条，杨道夫录）

　　一个人虽然有心向善，甚至在道理上也明白要明明德而止于至善，但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与生俱来的气禀物欲无时无刻地不在左右着他，XXV虽于为善之际，却不时会有不善之根苗萌发：

　　如今人虽欲为善，又被一个不欲为善之意来妨了；

虽欲去恶，又被一个尚欲为恶之意来妨了。

盖其知之不切，故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恶亦不是他心肯意肯。

”（《语类》卷16第191条，叶贺孙录）

　　在朱子看来，这是知之不切的缘故，故需要下格物致知的工夫；

但尽管知致了，意仍有可能不诚，即人们虽然知道努力下工夫去对治气禀物欲，但在隐微之间，也有可能“照管不着”或“把捉不住”：

　　问意诚。

曰：

“表里如一便是。

但所以要得表里如一，却难。

今人当独处时，此心非是不诚，只是不柰何他。

今人在静处非是此心要驰骛，但把捉他不住。

”（卷16第101条，曾祖道录）

　　问：

“或言，知至后，煞要着力做工夫。

窃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处。

到知至，则虽不能无工夫，然亦无大段着工夫处。

“虽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间不能无照管不及处，故须着防闲之，所以说君子慎其独也。

”行夫问：

“先生常言知既至后，又可以验自家之意诚不诚。

”先生久之曰：

“知至后，意固自然诚。

但其间虽无大段自欺不诚处，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贵于慎其独。

至于有所未诚，依旧是知之未真。

若到这里更加工夫，则自然无一毫之不诚矣。

”（卷16第91条，杨道夫录）

　　然意诚之后，心仍有可能不正：

　　敬之问：

“诚意、正心。

诚意是去除得里面许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许多私意。

诚意是检察于隐微之际，正心是体验于事物之间。

“到得正心时节，已是煞好了。

只是就好里面又有许多偏。

要紧最是诚意时节，正是分别善恶，最要着力，所以重复说道‘必慎其独’。

若打得这关过，已是煞好了。

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

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

”（《语类》，卷16第127条，叶贺孙录）

　　总而言之，在朱子看来，知致了，意可能还有不诚，意诚了，心可能还会不正，XXVI为了对治人的气禀物欲，工夫必须相应地一重又一重，《大学》之八条目，节节有工夫，XXVII只有这样不断地“提掇而谨之”，（《语类》，卷16第90条，董铢录）推“善”以至于“至善”，才可能真正除去旧染之污而复其本体之明。

若是工夫上稍有松懈，有“一毫少不谨惧，则已堕于意欲之私矣”。

（《语类》同上条）故朱子说：

“此一个心，须每日提撕，令常惺觉。

顷刻放宽，便随物流转，无复收拾。

”（《语类》，卷16第103条，余大雅录）

　　正是因为人的气禀物欲甚难对治，朱子才认为《大学》中“止于至善”之说与单纯的求“善”不同。

在朱子看来，在“善”字上下工夫，如小学中“收其放心，养其德性”等固然是好，而且也确实显得简单易行，但对于人与生俱来的气禀物欲，不免看得不够真切，从而就不可能知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类的细密工夫：

　　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

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

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

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

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

既到而不进，固不可；

未到而求进，亦不可。

且如国既治，又却絜矩，则又欲其四方皆准之也。

此一卷书甚分明，不是滚作一块物事。

”（《语类》，卷14第21条，郑可学录）

　　因此，在朱子看来，如陆象山所说的那样，在工夫上只强调人的良知良能，以为从大处着手而慨然自任就可以臻于善境，结果却很有可能与之恰恰相反，以致于认理为欲。

故朱子虽然也认可陆象山“良知良能”等说法，但并不认可其工夫，XXVIII就因为在朱子看来，陆象山“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语类》，卷124第38条，叶贺孙录）对于朱子来说，真正的工夫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止于至善不仅要理解为是一效验，更应该理解为一节节展开的工夫规模，如魏元寿问《大学》传第三章中的“切磋琢磨”之说时，朱子回答说：

　　恰似剥了一重，又有一重。

学者做工夫，消磨旧习，几时便去教尽！

须是只管磨礲，教十分净洁。

最怕如今于眼前道理略理会得些，便自以为足，便不着力向上去，这如何会到至善田地！

（《语类》，卷16第35条，叶贺孙录）

　　朱子又以磨镜为例说：

　　如一镜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觉自光。

若一些子光，工夫又歇，仍旧一尘镜，已光处会昏，未光处不复光矣。

（《语类》，卷5第68条，梁谦录）

　　“消磨旧习”或“磨镜”相当于对治气禀，其工夫非一刻所能停，“惟圣人罔念作狂”，更何况常人乎？

有时“眼前道理略理会得些”，这固然是善，或许可称为工夫阶段性的结果，但并不能以之为满足，如果就此满足于眼前略会得的一些道理而不再下工夫，则已明处可能又会重新为气禀物欲所昏蔽，朱子常以两军对垒比喻天理人欲之紧张，此消则彼长；

XXIX同时，工夫若在一个阶段上就停滞不前，如意诚了，可能已算是十足君子，但若心仍有所偏，终归不够圆满而不能入于圣境。

　　四

　　在朱子看来，人们之所以不能止于至善，关键是因为对事理看得不真切，不知何者为至善所在。

因此，大学工夫首要之务就是要在事物上知个至善之所在，此乃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之意，《或问》中云：

　　盖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于至善，然非无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人正鹄，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鹄之所在，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中者而中之也。

‘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则吾所当止之地也。

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朱子以为，只有在事事物物上求得一定理，才能止于至善，故需要下格物致知的工夫。

然而这段话却颇受到后儒的非议，如《传习录》载：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至善是心之本体。

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

然亦未尝离却事物。

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卷上，第2条）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朱子所谓的“定理”指的是人心之外固定不变的道理，求得至善就必须去研究物理，如他早年去格竹子一样，从而在他看来，朱子至善之根据在物而不在心，是以他称朱子之学为“义外”。

因此，如何理解朱子“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说，遂成为一个问题。

如前面所述者，乃要在心上求一至善，这里却要在物上求一定理，二者是否相互矛盾？

　　“定理”一词，出于前引的《或问》中，本是对“知止而后有定”的解释而来。

“定理”之“定”，其实也就是“知止而后有定”的“定”。

根据《章句》的解释，所谓“定”，乃知止之后“志有定向。

”《语类》中亦云：

　　须是灼然知得物理当止之处，心自会定。

（卷14第162条，刘砥录）

　　知止，只是识得一个去处。

既已识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

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

（卷14第139条，廖德明录）

　　可见，朱子所求者，乃“心”之“定”也，但这似乎与《或问》之说相抵牾。

按《或问》的说法，“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一般人所注意的，都是“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却忽视了前半句话，即“方寸之间”，所谓“方寸之间”，显然指的是“心”，XXX这句话完整地看，即是说，若知得当止之所，则此心不为事物所动而有一个定之理，如朱子所说的：

“有所定，则知其理之确然如是，一定，则不可移易，任是千动万动，也动摇他不得。

”（《语类》卷14第153条，黄卓录）因此，作为“至善”之“定理”，乃人心定之理，则至善显然在心而不在物，从事事物物求定理，亦只不过是说，通过格物穷理，使此心得以贞定而止于至善。

　　从朱子的思路来看，正因为人心在接乎事物无穷之变时，难免会对许多隐微曲折处见得不分明：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后亦离这意思不得。

学者要紧在求其放心。

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

如此，则本领处是非善恶，已自分晓。

惟是到那变处方难处，到那里便用子细研究。

（《语类》，卷14第50条，叶贺孙录）

　　所谓“那变处方难处”，朱子举例说：

　　这明德亦不甚昧。

如适来说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

发而为恻隐，这便是仁；

发而为羞恶，这便是义；

发而为辞逊、是非，便是礼、智。

看来这个亦不是甚昧，但恐于义理差互处有似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