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键之城市化建设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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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不仅不能替代大城市，而且在综合效益上也不如大城市。
总的来说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也要比小城市好。
尽管收入水平和交通、通讯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住宅区有了更快的发展，但第一，这一发展阶段总体上来说，离我们还较远；
第二，这一变化本身应看作是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不能证明我们应该不发展大城市而只去发展小城镇。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中国的农村地区，都需要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
但农村的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前提是现在的农民大多数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不再因“地少人多”而收入低下，才能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才能使农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化。
为了使我国农村有朝一日也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没有城市化，中国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3、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下一阶段中国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非农产业化）过程，正是更多的农民转移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的过程。
而这种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
是九亿农村人口逐步被融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市场中来的过程。
从长远来看，只要农村人口真正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就可能还是要大大扩大的。
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城市化应成为我们下一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个核心内容应是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动城市化发展，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些城市自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点。
已有的特大城市可能本身已难以继续扩大，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带”或“城市群”，仍可能是有意义的。
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一大批小城市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大城市。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城市本身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的供给。
尽管许多公共物品的生产本身可以由民营部门完成，但仍需要有政府的组织与规划。
中央政府就在集思广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规划，统筹布局，以防止各地出于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谁都想把自己的城镇或城市“做大”，产生各种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
此外，尽快进行体制改革，确保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性的提高，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使城市布局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
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
东方网）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就工业结构如何调整发表看法
尽管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指出，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规模仍然过小，产业集中度仍然很低，资金和技术投入仍然分散，资产负债率仍然很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仍然有限，只有进一步加大工业结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王万宾认为，工业结构调整的着眼点要由过去短期的适应性调整转向长期的战略性调整；
调整的主体将由政府逐步过渡到企业；
调整的内容要从单一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转向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及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综合性调整；
调整的重点也要由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则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与体制创新来实现。
王万宾提出，当前的调整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要提高产业集中度。
其他行业按照市场细分化趋势，提高专业化水平。
经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最终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具体来说，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关闭破产一批。
主要是解决三类企业的问题：
一类是要依法关闭那些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五小”；
一类是资源枯竭的矿山；
再一类是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产品没市场、资不抵债、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实施破产。
这三类企业，都要建立一个让它们退出市场的机制和通道。
第二路，做大做强一批。
重点放在钢铁、石化、汽车、信息、家电等主要行业，形成能代表我国工业水平、能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的企业实力，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主力、支柱和行业排头兵。
第三路，搞专搞精一批。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建立小企业同大中型企业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等。
专家认为我国粮食价格可能显著回升
华鼎财经网）今年春季开始，我国大部分省区遭受了罕见的旱灾，由此引发的蝗虫灾害也在一些地区蔓延。
严重的自然灾害将对我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就这个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的粮食生产形势？
卢锋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比去年减产1100万吨，减幅为9.3%。
除了自然灾害以外，播种面积减少、管理不善等也是粮食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秋粮产量也有可能减少，最好的结果是维持去年的水平。
今年全年中国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减产幅度可能相当大。
这将会对我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
卢锋认为：
过去两年中我国的粮食价格持续走低，最近，除了个别品种的价格有所回升以外，粮价在总体上尚未摆脱低迷。
不过我的估计是，今明两年，中国的粮食价格极有可能出现显著回升。
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国内粮食减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次，宏观经济的回暖将拉动各方面的需求，粮食需求也会因此而扩大；
此外，近来国际市场上粮价也开始呈现回升趋势。
市场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粮食政策产生的影响？
卢锋指出：
我国政府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的粮食政策已经有两年多了，应该说，它对于稳定市场、保护农民积极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本人并不反对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但这个保护价怎么定却是很费思量的。
如果定得太高，它就会向农民提供一个不恰当的信号，促使他们盲目扩大生产。
由于消费者不接收一个过高的粮价，导致供大于求，最终的结果是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包袱。
如果定得太低，那么保护价就会失去“保护”的作用。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随着粮食价格的上升，当前的这个保护价的作用会逐渐削弱，除非政府提高保护价标准。
对于今后的粮食政策有的建议？
他最后指出：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产销周期很长，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
在这种前提下，通过对流通、库存、外贸等各方面进行调节，以达到减少市场波动的目的。
但是，粮食毕竟是商品，归根结底还是要按市场规律来办事，要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
中国即将加入WTO，在世界贸易通行规则中，对价格进行“保护”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认为，今后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科技、教育、信息等方面，对农业生产采取“非价格性”的保护和扶持。
《文汇报》
经济结构调整应促进企业转制和市场发育
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郭励弘近日发表题为《经济结构调整：
政府的职责与国资的动作》调研报告，指出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
其首要的职责应是为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障。
郭励弘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不是由政府调用社会财力来实现“更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要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建设，建立起适宜于经济结构自行调整、持续调整的机制。
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
郭励弘强调，中国政府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和任务尤为复杂和艰巨：
一方面像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它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另一方面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它拥有一个总量庞大、比重甚高、门类庞杂的经营性的政府资产，而且至今没有建立起出资人制度和所有者代表机构。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政府有政府的职责，国资有国资的动作。
两者的作用都极为重要，但是首先应该划清界线，不可混为一谈，否则难免强化以政代资的习惯势力。
郭励弘认为，“政资不分”正是“政企不分”的根源。
近些年为了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有限。
其根本原因在于，要求企业完全“自主运营”是不现实的，任何类型的企业都不可能摆脱所有者的督导。
对于国有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以某种形式退出干预，也必然要以另一种形式加强干预。
无论干预的形式如何变化，其过程都是行政选择而不是市场选择，其绩效考核都是凭长官意志而不是凭经济效益。
他强调，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必须建立起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制度，使企业的所有者归位。
郭励弘认为，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的。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首当其冲的问题却是使企业成为企业，使市场成为市场；
而推进企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责无旁贷只能是政府的专利。
因此，政府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首要职责，是通过政策集成，促进企业转制和市场发育。
专家称：
夏粮减产无碍中国粮食市场大局
中新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夏粮比上年减产一百一十亿公斤，减幅百分之九点三。
同时在粮食批发市场上也传出小麦、稻米、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的消息，粮价在连续五十个月下跌之后初现企稳迹象。
对于夏粮减产，有人击掌称好，认为这对于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状况有所裨益。
但也有人担心，夏粮大幅减产，粮价上涨已迫在眉睫，唯恐引发物价大幅上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目前中国粮食供求关系没有重大变化，只是微调，粮食价格不会出现暴涨或暴跌。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孙处长指出，夏粮减产对粮食市场影响有限，粮食价格可能会止跌回升，但不会大幅波动。
从目前形势看，全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但这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粮食供大于求的格局。
与过去中国粮食减产多因自然灾害引起有所不同，今年夏粮减产虽然也受旱情、蝗灾等影响，但更应看到夏粮减产是中国全面调整农业结构、调减种植面积背景下发生的，可以说有人为控制的结果。
有关专家指出，减产的夏粮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很小，对于国内粮食市场供大于求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而且中国粮食储备充足，具备调剂市场的能力，因此对夏粮减产造成下半年粮价大幅波动的担心似无必要。
吴敬琏：
全球化完全符合中国利益
中华网）“全球化完全符合中国利益”这一论点，是享有“吴市场”之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1世纪论坛”上发言时提出来的。
“国内外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强国在主导，我们只是被动地在适应，有些人甚至抵触。
”吴敬琏说，“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目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
”
吴敬琏说，产生误解的原因是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经济走向开放是在分层次进行。
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做两件事：
一个是对外开放；
一个是对内搞活，而对内搞活就是对内开放。
重要的是，对内和对外开放的目标完全一致。
但是，由于对外开放能让大多数人得到利益，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
而对内搞活是大的利益格局调整，会触动许多人原有的利益，所以进行得不是很顺利。
吴敬琏认为，对内搞活这一块滞后，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外开放。
他指出，市场经济天然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在走向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碰到各种问题需要解决很正常，但与开放本身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有些部门、企业和民众对此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反应，显然不对。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除了大型国有企业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战略性改组外，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浙江、山东、广东和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多种经济成分非常活跃。
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基础是知识经济，人才资本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中小企业因为在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上有极大的优势，正在成为创新的主要来源。
他预言，只要我国的改革进行顺利，未来经济预期将非常乐观。
《中国经济时报》
专家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出谋划策
中新社）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昌的文章认为，与国际大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和经验相比较，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大多数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处于守势，在国际市场上也缺少比较成功的经验，缺乏从事国际化经营的明确企业战略，而且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体制环境也并不优越。
针对中国企业的优势和劣势，张金昌认为，从比较优势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企业有以下几种战略可供选择，一是努力开拓比中国落后的国家的市场；
二是以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
三是将规模优势、管理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进入国际市场；
四是以劳动力优势拓展国际市场；
五是以人才优势进入国际市场；
六是借工业化之机占领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产品市场；
七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军国际市场。
张金昌认为，开拓国际市场需要创造条件，而中国企业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主要困难：
一是企业管理水平需要提升，二是需要发挥制度优势，三是要让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经营和发展。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息谘询中心主任何茂春博士的文章认为，国际化经营是中国企业在新世纪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第一步是在本土基本完成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基本达到管理水平的国际化；
第二步是积极进行海外开拓，“客场”挑战，主动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经受考验并发展壮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方生的文章认为，走出国门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而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方生认为，要实行多元化方针，其中包括投资市场多元化、投资领域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等。
方生认为，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
发展高科技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
建立确具实力的跨国公司，跻身经济强国行列；
培育中国的国际名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他还特别强调要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他呼吁建立一套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制和制度，不仅要在国内，还要在国外培养人才，不仅自己而且可以和国外合作培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努力事半功倍。
农业最需要什么
――访法国农业科学家阿兰.高达gotop目录
中农网）21世纪即将向我们走来，随之而来的是狂热的电子信息和电子商务。
但是法国农业科学家阿兰·
高达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在21世纪，农业经济的发展比狂热的电子信息更重要。
而21世纪全球农业的主题就是，化学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
”
高达将新型农业概括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化学技术，另外一部分是生物科学技术。
这两部分必须双管齐下，不能侧重其中之一。
高达举了一个简单的事例强调，农民以及农业部门对于化学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不可偏废。
如果农业部门让农民使用生物技术去消灭一种害虫，这种害虫就会产生抵抗力。
再过五六年，农民就没有办法用此种农药扼制这种害虫，只好加大农药的用量，这对农民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
高达强调说，使用高强度的农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年代初开始流行的，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看到了高强度的农药对人以及环境的危害。
农业科学家也紧锣密鼓地在研究新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来替代陈旧的技术。
在化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应运而生。
高达介绍说，生物技术是九十年代末期才发展起来的，兴起的标志就是转基因技术在农作物中的广泛使用。
农业科学家通过反复实验，通过转基因技术改变了农作物的特点。
这一研究结果给农民和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使消费者每日消费的农产品多样化，这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利益。
在美国，农作物的转基因技术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中国也启动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
美国的农业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们运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新品种的农作物自身就可以抵抗害虫，这无疑大大提高了该农作物的产量。
他们的研究还在进行，准备研究出更新的农作物品种。
全世界的农业科学家也都在围绕这个尖端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已走在了世界的最前端，美国的玉米在全世界都很知名，就是因为农业科学家在玉米的种植过程中，运用了先进的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化学技术使玉米免遭害虫侵蚀；
生物技术使玉米的品种多样，颗粒饱满。
这就是美国玉米成为美国农业作物中的拳头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各国要发展农业经济，就务必重先进的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两者缺一不可。
（人民日报海外版）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说，麦收农机不存在过剩问题
华鼎财经网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麦收季节。
不少人担心因夏粮种植面积减少会导致农机过剩。
针对这种情况，农业部有关负责人31日说，今年麦收不存在农机过剩的问题。
农机总体上供不应求，性能先进的优质机械紧俏。
这位负责人说，今年全国夏粮种植面积比去年调减2000万亩以上，减幅达6%左右，是近年来调减幅度较大的一年。
另外，由于严重干旱，部分麦区绝收。
这是部分人担心农机过剩的原因。
他说，目前我国小麦在机械化收割上虽然领先于其他作物，但机割率并不高，大约在60%左右；
联合机收割的比例更低一些，大约只是总机割量的一半左右。
小麦收割机要达到饱和状态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其他作物机械化收割水平更低，目前水稻的机割率仅6%到7%，玉米机割刚刚取得零的突破。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收割机发展余地非常大，根本谈不上饱和，也不会出现过剩。
今年夏粮主要调减的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冬小麦，这些小麦地块普遍较小，受南方地形特点限制，本来就不适于机械化收割。
我国麦收的农机跨区作业，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来自麦收一线的消息说，一些进口优质收割机十分抢手，有的地方出现了排长队购买的情况，而一些技术水平低和效率差的收割机面临淘汰。
对此专家指出，我国收割机行业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淘汰技术水平低、性能差的农机，研制生产高性能、技术先进的优质农机，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
（新华社）
龙永图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需做三件事
和讯网）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说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做好三件事。
这三件事是：
第一，必须搞市场经济。
过去中国搞计划经济使自己丧失了许多机遇，所以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中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必须开放市场。
只有开放市场，中国经济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的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节奏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
第三，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因为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
龙永图是在出席“APEC二ＯＯＯ中国论坛”开幕式时阐述以上看法的，他发言的题目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
谈中国“入世”后应采取的十大对策
中经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杨圣明今天谈及中国“入世”后应采取的十大对策如下：
——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
今后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但方式要改变，应尽快从价格机制方面转向增加农业的资金、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发展高特优农业和绿色环保农业，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进而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农民实际收入；
——转换制造业的保护手段。
应主要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去构筑环境壁垒和技术壁垒。
中国“入世”后要加快制订各行各业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以防止严重污染的、低质量的产品流入中国，冲击有关产业；
——大力发展和完善行业中介组织。
行业中介组织要在协调市场、协调价格、组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创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化解各种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政府支持企业的重要保证；
——创立和完善政策性生产支持体系。
政府重要的任务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限制一些过剩过时的夕阳产业，鼓励一些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对服务业的三类不同部门采取有差别的政策。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应将服务业的众多部门划分为完全开放、完全不开放和半开放三大类或称自由、不自由和半自由三大类。
这样，可以从总体上保证开放有序进行，根据各类不同情况采取有差别的政策；
——制订和修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众多部门的行业法规。
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的要求，必须尽快修改已经过时的政策、法律和条规，并制订许多新的政策、法律和条规。
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法规，既要与国际接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又要适度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
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至今尚未形成有竞争力者，“入世”后，外国竞争者增多，竞争空前激烈。
迎接挑战既要靠国有企业，也要靠民营企业。
所以，扶植和培育民营的大型服务企业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认真学习世贸组织的规则，培养大批国际经贸人才。
——充分利用例外和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
这些优惠待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允许发展中国家用较长的时间履行义务或者有较长的过渡期；
其二，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有较大的灵活性；
其三，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某些义务时，发达国家成员应当提供技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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