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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范蠡此后做了商人，并成为巨富。
传说范蠡晚年三次主动散尽家财，又重新发财，即所谓“三聚三散”，显示了高超的经商才能。
他被尊为“儒商”鼻祖，名号“陶朱公”。
那么，范蠡的发财与他做官有关系吗？
传说范蠡第一次散财后离开越国，改了名字到齐国又发了财，齐国国王请他做官，他做了不长时间便辞官，同时散尽家财，也就是“二聚二散”。
此后他又第三次发财，又为救儿子的命再次散财。
可见范蠡的经商才能非同一般。
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
凭他的经商才能，当年若不离开楚国，想必也能发财，只是不能做官。
因此，范蠡前大半辈子只想做官，并不想发财。
否则在越王勾践落魄之时，面对吴王夫差的诱惑，他没理由拒绝，依然跟着勾践受难。
所以，范蠡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在商言商”，即政商分离：
做官不讲发财，发财与政治保持距离。
（二）商业主导政治。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名重要人物吕不韦曾经也是一个大商人。
现在有人说，吕不韦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笔投资就是让秦始皇的父亲继位。
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因为是庶出，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子楚共有二十多个兄弟，能否立为太子，在常人看来胜算不大。
吕不韦却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便花大钱供养子楚，并大把花钱让秦国将子楚立为太子。
传说吕不韦自己有一个宠姬怀孕了，因子楚喜欢，便将宠姬送给子楚。
以后该宠姬生下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
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
对于这一传说的真伪我们可以分辨和讨论，但是，吕不韦的一系列做法，显然与范蠡截然不同。
如果说范蠡是严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离原则，那么，吕不韦就是把商业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至于吕不韦的最终结果，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一个角度说，吕不韦把商业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大获成功，他甚至因此而获得了秦国宰相的高位。
发财与做官两不误，养门客三千，还出钱编撰了号称“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
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说把经商与做官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也认为吕不韦并不成功，或者说这一成功不值得。
吕不韦因为感觉自己功劳奇大，或者觉得自己在秦王政长大后依然可以操纵政治，结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最终不得不饮鸩自尽。
因此，吕不韦的经历虽然精彩，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商人与政治过分紧密地结合，风险巨大。
当然，从现代风险投资的概念说，高风险与高回报紧密相伴。
然而，当这一风险是自己的生命时，是否还甘冒此风险，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所以，吕不韦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不懂得预测。
（三）商业为政治服务。
明朝的王崇古与上述两人则又不同。
王崇古进士出身，为官生涯却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曾经总督山西。
明朝虽然是在打败蒙古以后才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势力并没有消失，当时的山西是防范蒙古的边疆重镇。
王崇古历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绩是力主“隆庆议和”。
由于明朝立国之初的传统，对于蒙古的主战派始终有相当大的势力。
王崇古曾经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战功，将他放在山西主持军政，也是主战的体现。
但是，王崇古却力主与蒙古议和，并坚持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提出的封贡要求。
最后王崇古的谏议被明朝政府接受，从此结束了一直紧张的汉蒙关系。
此后，王崇古历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单说王崇古的这段经历，似乎看不到与政商关系的联系。
但深入一点就会有其它发现。
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亲王瑶和伯父王现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中也有不少商人。
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当时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
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张四维，曾任吏部侍郎，后官至内阁首辅。
从私人关系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
从社会关系说，张四维家族也是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
因此，王崇古和张四维政治上互为倚重的背后，是明朝朝廷重臣与商人世家紧密的官商网络。
而王崇古、张四维力主的“隆庆议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明朝与蒙古开边互市。
如今被人们熟知的晋商，在原先基础上，从此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终结之后。
在这些晋商中，毫无疑问就有王张家族。
换句话说，王崇古、张四维力主与蒙古议和、开边互市，实际上对他们的家族生意是有很大好处的。
他们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和扩大了各自家族的商业利益。
然而，王崇古所体现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冠以官商勾结的帽子。
从国家利益上说，明朝实现与蒙古的议和，有助于民族团结，也有助于不同民族群众的安居乐业。
开边互市则有助于发展经济，给汉蒙民族都带来好处。
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并不是商人主导国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国家一项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一政商关系既不同于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于吕不韦的由商业主导政治，而是商业服从政治，积极顺应政治趋势，从而得到巨大发展。
就晋商而言，明朝时期王崇古等人主导的与蒙古议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条约”导致的恰克图通商，是又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换句话说，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及成就，与政治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这种密切的关系不是商人主导，而是政治主导，商人服务于政治。
清朝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人，例如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广州十三行里成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买办伍秉鉴，状元出身却离开官场大力兴办实业的张謇等等。
虽然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商业为政治服务。
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实上也是顺应政治潮流。
因此，总的来说，商人要获得高速发展，例如像胡雪岩那样从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政治服务。
当然，从吕不韦时代人们就看到商人为政治服务的利益与风险，因此有些商人为了规避这类风险，也会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事实上依然在顺应政治，否则，很难成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
历史上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很明确就是为政治服务的。
现代美国社会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尔·
盖茨为代表的IT精英们，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与政治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美国整个硅谷爆发产生的一系列新企业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质上都顺应了美国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生转变、以信息技术替代传统工业的战略大趋势。
因而，他们同样是与政治挂钩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对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没有？
应该说也有。
例如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很多海外华侨。
但是，商人们这种反对政府的背后，实际上是支持另一个政府，本质上仍然是服务政治或顺应政治。
其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支持与反对立场，几乎都与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有紧密的关联。
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更多是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义无反顾地明确表达政治诉求，尤其在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背景下，他们不惜像文天祥一样毁家纾难。
反过来说，在和平年代挑战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细细想来并不多见。
即便有几位，结局也大多难得善果
在现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政商关系又有自己独特的形态。
中国的政府环境构成了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的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企业必须针对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
企业—政府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以便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目前商业中的重要性。
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规则与内容基本上是简单透明的。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政府往往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并且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对企业家而言这既是巨大的机会，也是巨大的陷阱。
为此，最挑战中国企业家智慧的就是如何处理政商关系。
转型经济的特点使企业不得不把政治关系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转型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
政治不确定性是指由政治氛围和政策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确立而逐渐降低,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非市场环境因素,它时时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除了不确定性，资源依赖理论对目前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商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或其他组织中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
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
一般来说,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程度越高,依赖程度就越高。
而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在地方一级,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
商业机会:
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政府采购等等为企业创造了商业机会。
关键资源的获得:
比如土地。
政府规制:
从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到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等,政府规制影响到每个企业。
政府推动:
主要是与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有关的内容。
一些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从而对竞争环境造成影响。
政府影响:
政府部门对其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如对银行）可以施加影响。
企业为了降低在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利用政府控制的资源，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和需要去建立政商关系，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专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长期的，回报也是长期而且巨大的。
当然这种高额的回报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专有性投资一方面是隐性的;
一方面是不可以转让的;
一旦政府不履约或官员调离（查处），专有性投资价值便为零，甚至还有可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危害。
事件聚焦
企业向政府建言：
2010年6月25日，温家宝总理到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考察，企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云向他介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及现状，温家宝总理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政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年，温总理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此，政府将加大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如何解政府支持取得大发展，是这些行业企业的重要任务。
政府干预企业收购：
2006年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拟收购徐工集团85%股份的收购案收到经济学界、社会舆论等多方的关注，徐工的竞争对手三一重工更是将此收购案政治化，从而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国家六个部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收购案，使其收到搁置。
最后的结果是，在政府干预后，凯雷放弃收购。
政府帮助企业隐瞒事故：
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问题”事件从发生到披露被隐瞒了9天时间。
这被认为与地方政府及官员保护企业了利益有直接关系。
政府官员被企业贿赂：
2010年8月30日，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音贿赂政府官员而谋取企业与个人利益被判14年徒刑并被罚没8亿元人民币。
政府主导企业重组：
2008年11月，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签订重组意向书，由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此重组显然非日照钢铁本意。
山钢重组日钢的谈判尚在进行，山钢董事长一再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山东钢铁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放风，山钢已为接管日钢制定预案。
政府包办“民企改制”：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台州政府开列了分目录，包括销售额达到5-10亿甚至以上的100家民营企业，政府计划2009、2010、2011三年，帮助它们完成股权的改制。
100家民营企业股份再造，这场有政府主导的民企改制浪潮，与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相比，是一次微妙的方向操作。
政府的逻辑
尽管有很多企业家在商场中纵横捭阖，但面对政商关系却不知所措。
畸变的政商关系背后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原因，就是没有意识到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区别、企业家和官员的不同，只是对官商关系作了片面理解和简单处理，以至于角色错位、行为倒错，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畸变，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政府、官员和市场、企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尤为重要。
所谓“政商关系”，包含了两层相互关联的内涵。
首先是指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其次才是作为具象个体的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在前一层次意义上，“官”是国家力量和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商”则是广义的“民”的代表，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概称。
从这个角度来讲，正确应对和处理政商关系的前提，是要了解政府的运作逻辑和官员的行为逻辑。
政府的运作逻辑
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和组织都不可回避地和政府发生着联系，但人们对政府却几乎没有足够的了解。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
政府本质上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
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府的行为是强制的，依靠强制力来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
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官商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商的彻底毁灭。
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府行为的另一个特征是权威的普遍性。
它涉及社会所有领域和所有个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割裂型政商”关系不可取的原因。
当然，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也不是肆意而为的，它必须围绕政府的使命和职责展开。
维护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利才是政府的目的与职责，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否则，就会危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商勾结”和“政商互变型”的政商关系被认作是不正当的原因。
正是由于政府行为的强制性，为了防止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的专横恣肆，政府本身应按等级制、官僚制的原则进行组织。
然而，转型期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的运作与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
所以我们不得不时常经受着政策的变幻无常、政府权力的肆意干涉、“央”“地”政府间的政策博弈、部门间责任与利益的盘错交杂等带来的困扰。
官员的行为逻辑
政府不是简单堆积起来的集合体，它有自己的控制体系，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官员以及每位公民心中，并通过法律、规则及伦理等形式具体化。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而滥用的根源在于，政府由有独特利益需求和行为偏好的官员组成。
因此，以严厉的非人格化为特征的官僚制，被严格地嵌入政府的组织管理中。
这说明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不可靠的（依附于职位）。
从根本上讲，官员只有行使权而没有所有权，在行使过程也充满了变数。
但官员毕竟也是人，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和行为模式。
在潜意识里，个人就有将权力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手段，这就是官员行为的张力。
但由于与政府逻辑相悖，政府对这种行为有很强的“拉回力”。
官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时，由于身处政府的运作体系，往往面临巨大压力，不能为所欲为。
很多企业家把官员等同于政府，这是极其错误的。
事实上，大量的企业家就是栽在了这里。
他们只看到了有形的官员，却没有看见政府无形的运作体系和控制力。
政府和官员虽然是两层皮，却是黏连着的两层皮，并且官员这层皮从根上源于政府，要时不时地粘回去才能存续。
那么，在政府运作逻辑与官员行为逻辑的博弈下，什么才是官员的最佳选择呢?
那就是更多的政绩、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
因为这既符合政府运作机制，也符合官员自身的行为逻辑。
因此，处理政商关系的最佳方式便是将企业发展正当、适当地切入政府运作逻辑与官员行为逻辑的交集区域。
内地民营企业家的政商关系
大浪淘沙，“红顶商人”胡雪岩依旧让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念兹在兹，神往不已。
当左宗棠赞誉：
“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
”胡雪岩答曰：
“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
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
而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该与政治结成怎样一种关系，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本账。
采取“关系战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路基。
三十年一路走来，有成功者，更多的是失败者。
双轨上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在《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中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混出来有名头的几率远远低于1/256。
而这些幸运者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
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
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试图摆脱宙斯的阴影。
中国经济行走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轨道上。
双轨上跳舞的企业家，始终面临单轨化的可能。
“在政府愿意的时候，行政权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是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
”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说。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002年当选为省级工商联会长后，以为过往玩的是单轨游戏，马上去征求组织意见：
“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业卖掉?
”但被告知他要在两条线作战。
对于企业家的平衡木游戏，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有着细致体认。
他在《野蛮生长》中写道：
白天，他们慷慨激扬，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
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也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致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
苏小和亲历了很多企业家人格分裂样本。
“他们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转头他们就在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
那些失败者们
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
20年来，一些明星企业家因和政治走得过近而失败。
1993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
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为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
”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
如果说步鑫生发生政治依赖症，牟其中则是染上政治幻觉。
1991年，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500车皮小商品换回4架苏制图-154飞机而轰动一时，他从此再也没有认真做过一笔生意，任由思想的翅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
牟其中将身为民企的南德集团的战略目标锁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
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身份能力的政治谋划热情，造成支持力量的真空。
尽管一度拥有“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哪怕一项来自正统官方机构的荣誉认同，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或某省市优秀企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狱后，继续执着地给高层领导写信，建言“中美俄经济大三角”战略。
近年因官商间走得过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
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
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
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黄光裕的官员近身战术，显然过于低劣而原始，难登大堂。
事实上，黄光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头衔。
财经作家吴晓波观察到，在一个与某人大副委员长一起的场合，黄光裕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之说一句话。
“可看出他不通官场语言，只有江湖语言，至多加些商业语言。
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那么，更多企业家则是倒在与政治的疏离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普遍弱小，并不拥有与政府博弈的资格，包括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多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
进入21世纪，民间资本操作天才不断涌现，但数年间，华晨产权制度不明晰，格林柯尔经营管理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德隆金融资本风险失控，三家名盛一时的民企以各种方式相继垮塌。
这固然有中国企业先天性的制度缺失，但背后仍可理出一个政商关系失控的线头。
仰融，有商业天赋的企业家，失足于一个政商常识。
2001年，“慕马大案”发生，沈阳官场地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华晨开始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
当仰融与英国罗孚、浙江宁波缜密商议中国汽车产业大变局时，他唯一忽略了东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态。
想做中国底特律的沈阳市政府认为这无异于背叛。
这一年华晨被收归国有，没有学会妥协的仰融出走美国，两年后华晨溃败。
2005年，仰融接受大陆媒体越洋采访说，“我真没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顾雏军信奉负债经营，并把整合对象锁定为与政府有盘根关系的国有企业，项目遍及国内。
偏偏在资本的不规则扩张中，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渐行渐远。
一个久传的段子是，在一个茶话会上，顾雏军被安排与某市主要领导一桌用餐，用餐过程中，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给这个领导敬了酒，唯独顾雏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享其乐。
格林柯尔系遭遇危机后，很快变成一地鸡毛。
顾雏军于2005年入狱。
在民企沦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团莫属。
唐氏兄弟在沿着资本惯性滚雪球般全国扩张时，没能同比例地编织政治避险网。
一遇风吹草动，因无援手，紧绷的资金链崩塌。
这个本最有可能成为中国首个民营金融帝国的企业，于2006年走进了历史。
“实际上，德隆留下的600亿元资产中很多都是优质资产。
如果能撑到07年，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
”一位参与债务重组德隆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
德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
“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
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如果说，仰融、唐万新是输在政商技巧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在政商价值观上“输”得一干二净。
军人出身的孙大午堪称是政商关系的“破坏者”。
他“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在对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
这让当地政府部门一直感觉很不爽。
据报道，一位官员曾毫不避讳地说，“孙大午太出头了，成了孙大牛了。
多年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令其于2003年7月5日被逮捕，不过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政商关系学
过去三十年，企业家中与政界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的，不只一个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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