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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时，我的师傅虽然经验丰富，但年纪大了，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有点跑不动了。
我学徒一个月后，刚刚掌握检查车辆的基本要领，就代替师傅检查车辆。
为了抢点，经常一溜小跑，从车头到车尾，一天下来，编十趟八趟车，就要跑上万米。
其他工作不包括在内。
每天下班，我的双腿酸疼，晚上累得都上不去床。
但是，每次我主动跑着去检查车辆，我的师傅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
调车工作，无冬立夏，都在露天作业，也很辛苦。
例如，每次机车到长沟峪煤矿专用线送车皮，我都主动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
冬天，山里的风特别猛烈，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生疼。
有时把脸都吹麻了。
我穿着厚厚的棉工作服，还套着我的老奶奶给我做的一件兔皮坎肩，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被山风一吹，身上的棉衣就像穿着一层纸，浑身透凉。
但我在学徒期间，始终抢着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让我师傅在后面的车厢里躲躲风。
时间长了，听到一些议论，说我的师傅滑头，找了个憨厚的徒弟，苦活累活都让徒弟干了。
我有时听在耳朵里，也不搭腔，笑笑而已。
我觉得师傅带一个徒弟，付出心血很大，徒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师父分担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师傅利用机车“停轮”的时间问我，“小鲁，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想法吗？
”我说，“挺好的，师傅对我很关心，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师傅说，“有人说，我把苦活累活都让你干了。
这话儿你听说过吗？
”我说，“听过一耳朵，师傅，不用往心里去。
我们年轻，多跑跑是应该的，师傅年纪大了，让师傅歇歇腿，是做徒弟应该做的”。
师傅听了，宽慰一笑，说，“你这样想，就好”。
其实，我早注意到，有时我在几百米外单独作业，但到关键业务环节，师傅都会给我打手势，让我注意关键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
我察觉到，尽管师傅没有和我一起跑，但我的一举一动，师傅都密切注视，一时一刻没有放松。
打那儿以后，我们的师徒关系更近了。
师傅业余时间，经常手把手教我在各种情况下要注意的问题，和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实际经验，没有一个字能够在书本中找到。
我在师傅身上，不仅学到技术，也学到了掌握技术的方法。
结果，我是在我们那一批学徒中，第一个“放单飞”的。
以后，我又提升为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
在我担任连接员和调车员的几年中，浑身上下，没有磕碰到一点，“全须全尾”。
我的父母和全家，都很感谢我师父。
每次我回家休息，父亲都说，“别忘了给你师傅问好”。
并一再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师傅”。
后来，我到机关团委工作，又后来，考上大学，离开铁路，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师傅。
我从17岁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从第一个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师傅真正把心掏给了我，把经验传授给我，使我终生受益。
如果我在当时偷懒耍滑，干活斤斤计较，甚至和师傅攀比，师傅能对我倾囊相授吗?
那是不可能的。
做徒弟，就要首先为师父分担些工作，把心思放在学本领上，千万不要斤斤计较。
这是对徒弟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徒弟和师傅，是双向选择。
我们要选好师傅不容易，师傅要选好徒弟同样不容易。
师傅如果一旦对徒弟认可，就会倾注心血，倾囊相授。
我在2001年从英国留学回来，有一段时间囊中羞涩。
当时我带的两个徒弟，素质都不错，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一直从单位借钱给他们发工资。
所以，当我们问，“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时，前提首先是，如何得到师傅认可。
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同学埋怨干活多，师傅给钱少。
我记得我讲过，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工作有可替代和不可替代之分，师傅和徒弟的工作不能类比。
在这里，我要说，我那会儿，一心只想学业务，从没有想过钱多钱少的问题。
我们学徒期间，一个月只有16块大毛，每天都是以粗粮为主，早晚都是窝头和棒子面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一顿白面。
现在看，条件确实艰苦。
可我们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上。
我知道，学会挣钱的本领，才是无价之宝。
附录一：
我的师傅梁玉升
（2010、08、12）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师傅，也是唯一的师傅，是梁玉升师傅。
1969年3月17日，我和从城里一起分配来的年轻学生，一批六人，被分配到丰台车务段周口店火车站工作。
从此，我进入了社会。
周口店车站虽然是一个三等站，但铁路线路都是随山势修建，很分散，车站中心只有三条线路，其他的专用线，都延伸到大山深处，所以看上去，显得并不大。
我到周口店时，正好是车站运输最繁忙红火的那一段儿。
当时车站的主要业务，是为正在修建的东方红炼油厂运送设备，还有从长沟峪煤矿拉煤，再就是运输附近山里出产的石灰，矸土等矿产品。
每逢山里起风，石灰、矸土，煤灰就漫天飞舞，刮得人灰头土脸。
我记得有几次大风，居然把夜里值班的师傅刮的东倒西歪，根本站不住脚。
一次夜班，我亲眼看见一阵大风，把半夜查岗的车站党支部书记赵玉龙师傅刮的踉踉跄跄，终于失去平衡，摔了一个跟头，赵师傅用手紧紧抓住了一个道岔手柄，才稳住身形。
我们就常年在这种天气环境下工作。
尽管条件差，但周口店却因闻名世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发源地而名闻遐迩。
每逢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到周口店参观游览龙骨山猿人洞。
于是，平日略显寂寞的车站，就透着热闹非常。
每逢这时，年轻师傅都争着在机车前边，手拿信号旗“领车”，并经常选候车旅客多的地方，在机车高速行驶中，像燕子一样飘然而下，在身边呼啸而过的机车衬托下，一脸漫不经心的昂然四顾，惹得站台上的数百名游客一片惊叹之声。
我刚到车站时，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心中羡慕不已。
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师傅们那样在飞奔的列车上飞上飘下，享受一下“露脸”的感觉。
梁玉升师傅的名字，恰恰和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名字近音。
不过，当时在大陆，没有人知道梁羽生的大名。
特别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车站。
所以，从没有人提起过梁师傅和大作家名字相近这档子事儿。
我上班的第一天，正好是夜班，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
第一天上班，值班站长臧师傅把我介绍给梁师傅时，他正在低头仔细擦一盏信号灯，就是《红灯记》中李玉和拿的那种信号灯。
当时交接班室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对照一个很大的车站线路图，逐一交接车辆分布情况，装卸情况，装卸站台货物分布情况，上个班的安全情况，是否发生了“事故苗子”，以及各种需要交接的注意事项，气氛严肃，几乎和电影上的作战室一样。
大家全神贯注交接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几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学生。
梁师傅听了臧师傅的介绍，抬起头，微笑着冲我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又低头擦灯。
一直到把灯擦得锃光瓦亮，又端起那盏信号灯，左右远近端详一番，才满意的轻轻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说话。
那一刻，我觉得梁师父岁数很大，好像一个小老头儿。
第一天夜班，我很好奇，到处东张西望。
为了安全起见，师傅不让我跟车，不到半夜，就让我回去睡觉了。
所以，已经忘记当时梁师傅和我说了什么。
但梁师傅对自己那盏信号灯的偏爱，给我留下深刻印像。
以至现在还记忆犹新。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我们调车工人上夜班，全靠一盏信号灯。
信号灯是我们的照明工具，是我们的联络工具，也是我们的伙伴。
晚上，车站货场，会被无数照明灯照的如同白昼，但在专用线，就是漆黑一片，全靠手中的信号灯照明联络。
在照明不足的地方，有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等着机车掉头，一时只有天上的星星做伴，会感到很孤单。
这时，远远看到一盏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就知道那里是自己的同伴，心里顿时踏实许多。
信号灯对于我们这些调车工人，就像武士的剑，战士的枪，作家的笔一样重要。
徒弟随师父，我也养成了酷爱信号灯的习惯。
我在生产第一线七年，信号灯始终擦得一尘不染。
……写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对于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位师傅，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傅，我多年心存敬重的恩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但是又好像并不了解。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琢磨过自己的师傅。
年轻时，心中只有尊敬，无从琢磨；
后来，离开师傅，又忙忙碌碌，无暇琢磨。
一晃几十年。
此次要和年轻律师谈谈自己对“师徒关系”的认识，引出“我的学徒经历”一段文字，2000多字，一气呵成，本已搁笔。
昨晚突然连带想起，多年对自己的恩师从无一字着墨，未免大有不敬。
于是诚惶诚恐，一夜不眠。
天没放亮，就翻身下床，起笔“我的师傅梁玉升”。
回忆马上把我带到四十年前的周口店，带到第一次见到梁师傅的那个夜班。
十几岁在周口店度过的三年岁月，马上一幕幕鲜灵活现的浮现眼前。
一时笔下毫无滞涩。
但写到此处，才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师傅做些了解和解剖。
说的不对之处，还望梁师傅宽谅。
梁师傅当时好像不到四十岁，个子矮胖敦实，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不倒翁。
说话声音很大，一口公鸭嗓子，老远就能听到梁师傅的大嗓门。
梁师傅其貌不扬，眼睛不大，经常眯缝着，但说起正经事，两眼就炯炯发光，十分有神。
梁师傅受过中学教育，也许只是初中，但写得一手好字，好读书，知识面也广。
这在基本上是大老粗的铁路运转车间，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很多师傅，都是装卸工转行，有的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全呢）。
也许是因此，其他师父对梁师傅都有一份尊重。
梁师傅业务十分纯熟，车站运转车间的师傅，几乎个个都是业务尖子，但提起梁师傅，都挑大拇指。
梁师父对工作极其负责。
每次上班，接车前，都拿着业务单子，在线路图前默默地站上一会儿，一直到心中对每一“钩”活都了然于胸，才去和大家逗逗贫嘴，插科打诨。
梁师傅对工作的琢磨，几乎细致到了分丝析缕的程度。
包括待分解列车的车型；
现车的停放位置；
待装车的情况；
站台货物的上货情况；
编组机车的司机是谁，扳道员是谁，货运员是谁，装卸班长是谁，干活是否麻利，都一一考虑周详。
机车尚未动轮，全部作业过程，已经胸有成竹。
最令人称奇的，是两三个小时的分解编组作业，几十“钩”活儿，每次实际所用的时间，竟然和梁师傅的提前预测上下差不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
我每次编组完了，机车停轮，都看看时间，心中暗暗称奇。
所以，梁师傅当班，值班员也很尊重梁师傅的意见。
梁师傅阅历丰富，内心精明，头脑敏捷，嘴皮子也厉害。
师傅们经常在机车停轮休息时，相互插科打诨，耍嘴皮子逗贫，梁师傅从没有落过下风。
每逢这时，我在旁边看热闹，虽然两不相帮，但看到师傅占了上风，心里也暗暗高兴。
梁师傅似乎十分淡于名利，从不出头争这争那，为人十分随和。
我和梁师傅在一起整整三年，朝夕相处，从没见其他师父和梁师傅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
我跟这样一位师傅学习，自然很自豪。
当然，梁师傅最得意的，也是教出了我这么个徒弟。
不过这是后话。
开始，我觉得梁师傅很严肃，话不多，除了工作上必须交代的，经常一个人抽闷烟。
后来，接触长了，才知道梁师傅也有很活泼的时候，和大家谈笑风生。
有时机车在大灰厂停轮待装，大家在一间简陋的休息室玩“连儿”（用象棋“五连子”）的时候，梁师傅赢了，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可是，接触时间更长，又感觉梁师傅好像不太合群，内心深处，似乎和其他师父并无更深的交流愿望。
这种感觉一直使我很奇怪。
因为，梁师傅表面很随和，而内心深处又好像很孤独。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一直纳闷无解。
在周口店三年，我和梁师傅一直同住一间单身宿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我们一共分到周口店六个城里的学生。
车站单身宿舍不够住。
这下子难坏了站长和书记。
正巧，靠近交接班室，有一间小仓库，原来是堆放各种杂物的，站长就让腾出来做单身宿舍。
那间小仓库，完全用山上的大石块儿垒成，墙壁很厚，窗户很小，屋里不透风，有些阴潮，不太适合居住。
我因为每天晚上都要读书到深夜，正好喜静，于是就自报奋勇，住了进去。
开始两天，屋子里有很多小虫子，咬得我浑身是包，还有小蜈蚣，小蚰蜒什么的，挺吓人。
后来，梁师傅和其他师父帮助我彻底打扫了一下，又重重的洒上“敌敌畏”，门窗紧闭的闷了两天，估计虫子都死了，我才又住进去。
我用两条横凳子，加上一块床板，铺上一床草垫子，就是“床”了。
为了防范虫子咬，我在草垫子上洒了厚厚一层666粉（味道十分呛人），上面铺了块塑料布，再铺床单，褥子，层层设防，终于彻底和小虫子绝缘。
我于是高枕无忧。
屋里有一张书桌，一盏灯，正好是一个绝佳的学习环境。
不过，还是没有人愿意搬过来，和我同住这间仓库改成的宿舍。
后来，梁师傅搬了进来。
梁师傅家在琉璃河，平时不住宿舍，只有每三天轮值夜班时，上午车站组织学习，中午梁师傅就住在宿舍休息。
晚上直接上夜班，倒也方便。
这样，我们师徒二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年。
和师傅在一起住，聊天的机会就多了，渐渐无话不说。
我开始感觉到，梁师傅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傲气，也许是因为识文断字，有些文化使然，也许是和其他人见识不同，其实梁师父十分自负。
作为徒弟，我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
我在周口店工作三年，担任连结员，调车员；
后来调到豆店车站，担任助理值班员、值班员；
然后又调到丰台车务段团委，直至1979年考上大学，离开铁路。
在周口店三年，有的师傅对我天天读书到深夜，颇不以为然，觉得我不太安心本职工作，尽管我工作十分努力，几乎到了吐血的份儿上。
但是我的师傅，自始至终支持我。
说，“小鲁，多读点书吧。
读书好啊。
别管别人说什么。
”“读书为什么好”？
梁师傅没有说过。
但梁师傅对知识的肯定，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一份敬重。
梁师傅爱喝酒，喝酒上瘾，上大瘾。
常年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每次三两，一两不少，一次不拉，以至脸膛黑里发紫，据说是长期喝酒对肝脏影响所致。
那时企业工人的收入都不高。
铁路历来有铁饭碗之称，铁路工人收入高一点，也有限。
但梁师傅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只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好象叫“燕子”），家庭花销不大，经济就显得宽裕很多。
梁师傅每天都能喝二锅头，这在师傅中间，已经很奢侈。
铁路运转车间的工人师傅，因为常年上大夜班（一班十二个小时，算上交接班时间，一个大夜班，总要十四五个小时），几乎都有三大嗜好：
抽烟喝酒酽茶（浓茶）。
梁师傅一直喝好酒，二锅头，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散装劣质白酒；
抽好烟，纸烟，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抽不起纸烟，只能“卷大炮”；
喝好茶，一直喝茶叶，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茶叶末，号称“高末”。
很多师傅经常半调侃半嫉妒的说:
“小梁子，二锅头茶叶外加纸烟，好生活啊”。
每逢这时，梁师傅不管对方是否调侃，都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故作大方的拿出纸烟，随手扔给大家两三支。
有的师傅一时舍不得抽，就拿过来夹在耳朵后边。
我和梁师傅一起生活工作了三年，梁师傅生活上最满足的，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我父亲知道梁师傅爱喝酒，逢年过节，就把别人送给自己舍不得喝的好酒，拿出来托我代给梁师傅。
每次梁师傅都很感动，嘱我向老爷子谢了又谢。
那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真诚。
1979年，我考上大学以后，离开了铁路。
父亲多次说，“小鲁，千万别忘了梁师傅”，并叮嘱我有时间常去看看师傅，一定要带瓶好酒。
我诺诺连声。
我和梁师傅一直都有联系。
直到1998年我去香港工作，联系不便，逐渐断了音讯。
近几年，我和几个当年一起在周口店工作的伙伴，多次想到周口店车站看看梁师傅和那些老师傅，却又始终没有成行。
再后来，几次给周口店车站打电话，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傅，像身轻如燕的“车上飞”崔启云师傅，早已退休多年；
而声如洪钟的“大将”王震师傅、车站篮球队主力队员，“神投手”王连路师傅，都已经去世；
还有我十分亲近和敬爱的李文会师傅，也已去世多年。
打听梁玉升师傅，竟然“没有人听说过”。
一时惊愕而沉重。
想起我和梁师傅在一起的三年，梁师傅是如此出色，心中不无感叹。
正是，“人生壮年，也曾浓烈如酒；
渺如烟云，而今来去无痕”。
每每思之，心中不胜欷觑。
但是在我心中，虽历数十载，不曾一日忘却我的梁玉升师傅。
谨以此文，权作纪念。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晨
附录二：
做人要能够吃亏
---浅谈“智商与情商”
在最近几次给年轻律师讲课和沟通交流过程中，很多同学都谈到，自己干活多，师傅给钱少，心里不平衡；
或者认为，自己苦读8年，拿到了律师执照，应尽快办案挣钱。
但和老律师合作，经常是老律师拿钱多，自己拿钱少，心里不平衡。
这些问题提得多了，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们这一代年轻律师有突出优点，例如，接受信息量大，眼界宽阔，建功立业的心情比较急迫，思路活跃新颖，等等。
但也有明显不足，就是考虑问题，好像“以自我为中心”多了一些。
这个感觉不一定对，同学们可以不接受，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以我个人成长的经历看，年轻人在成长中，都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智商高，情商低”。
必然要有一个“开始智商高，情商低，需要努力提高情商，逐渐达到情商与智商的平衡，最终实现情商高于智商的过程”。
我的理解，简言之，智商，叫做聪明；
情商，叫做智慧。
智商，和个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系，和个人的书本知识有关系。
情商，则和社会环境、人情历练、实践经验有关系。
或者说，“读有字之书，培养智商；
读无字之书，培养情商”。
我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必须在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
因此，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不是自然科学和实验室中的成就），最终是由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如何处理这些社会关系所决定。
因此我说，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家要想建功立业，“七分靠情商，三分靠智商”。
“情商”，说白了，就是“待人接物”的学问。
“待人”，是修养自己，对待别人，包括处理和别人关系的学问；
“接物”，是指如何处理事情的经验和技巧，也包括处理和别人关系的学问。
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以我半生感悟，情商的核心，是品德修养，而不是待人接物的技巧。
品德是“道”，技巧是“术”。
“术为道用”，“道以御术”，“术中有道”。
所以，孔子为《易经》做卦辞，说，“厚德载物”，真是人生大智慧。
年轻律师要想做事，特别要注意培养情商。
培养情商，首先要学做人。
我的半生体会是，“做人要能够吃亏”。
凡是待人接物能吃亏的人，吃得起亏的人，就能比较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看问题容易从大处着眼，不计小利，最终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同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可以跳出个人的小圈子，开阔心胸和眼界，减少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把时间精力用于自己更需要的地方。
过去讲课，很多同学都说，“赵老师，请您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吧”。
但我总是回避这一话题。
因为个人的人生经验总是具有局限性。
但现在我抓住了一个主题：
“做人要能够吃亏”。
从这个角度，讲几件自己人生的小故事，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一、养猪五年，每年最后一个分猪肉。
我在窦店火车站工作五年。
窦店站有二百多员工，是京广线上的一个三等站。
当时那个年代，物质十分匮乏，车站只能自力更生，想方设法搞副业，改善职工生活。
我自告奋勇，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个叫赵全的师傅，一起给车站养猪。
这一养，就是五年。
赵全师傅当时五十来岁，身高一米八几，为人宽厚随和，做事不慌不忙，经常笑咪咪的，好像从没见他犯过愁。
赵全师傅年轻时当装卸工，过度劳累，落下一身病。
所以车站照顾他，不让他在生产第一线盯“大班”。
但他特别热心帮助别人，常年在单位做后勤工作，整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闲不住。
我的一点养猪和种地的知识，都是跟他学的。
养猪，先从自己垒猪圈开始，然后到农贸市场买猪秧子。
我们两个人，每年养三头猪。
赵全师傅家在农村，养猪很有经验，就手把手耐心教我怎样挑选小猪仔。
选猪仔一定要挑活蹦乱跳，吃食狼吞虎咽的。
那年头，什么都奇缺，我们为了解决猪饲料问题，着实犯过愁。
连赵全师傅也没了主意。
后来，我猛地冒出一个点子：
和附近部队建立联系，他们的食堂肯定有泔水。
结果和附近部队一联系，人家还真热情。
于是，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车站附近的部队，用平板车拉泔水。
第一次蹬平板车，怎么也掌握不住车的重心，平板车扭来扭去，有一次转弯快了点，平板车还翻了。
不过努力练习几次，也就逐渐掌握了要领，最后蹬起平板车来得心应手，来去如风，和“板儿爷”的专业水平毫不逊色。
平板车上放一个硕大的汽油桶，每次到部队拉泔水，战士都把食堂积攒的泔水拿出来倒到汽油桶中，几个部队一转悠，一大桶泔水就拉回来了。
小猪越来越能吃，我每一两天，就要拉一大桶泔水。
看着猪仔吃得兴高采烈的，我也很高兴。
养猪，还要经常起圈，把猪粪起出来，担到车站的自留地中，给红薯玉米施肥，然后再垫上新土。
新土都得自己一挑一挑从附近的地里担回来，开始，肩膀都压得生疼红肿，后来，渐渐也习惯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小猪仔变成了大肥猪，养到200多斤，就赶上过年了。
春节前，由当过屠夫的师傅指导杀猪。
我看到自己养的小猪被宰杀，虽然早知猪的命运就是如此，但心中总是不忍，从不参加杀猪的活儿。
师傅们把猪杀好褪毛，再按照200多人的人数，每人分一份儿，用报纸包的严严实实，一包包码放在会议室的兵乓球台上。
下班的师傅，每人拿走一份儿。
师傅们在过节前拿着猪肉回家，脸上笑容满面。
我和赵全师傅看到自己养的肥猪，给车站每位师傅改善了生活，心里美滋滋的。
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很有成就感”。
一直等所有人都把猪肉领走了，我和赵全师傅，才走进会议室，拿最后两块猪肉。
我把猪肉拿回家，奶奶一看，有点遗憾的说，你这块是猪囊膪（猪肚子肉）。
下回再分肉，要是肥肉多点，就可以炼点油了。
我和赵全师傅养了五年猪，每回都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拿猪肉。
我每次拿的都是猪肚子肉，渐渐心里不平衡。
觉得也应该给家里拿一块好一点的猪肉，让老奶奶高兴。
但父亲却对我说，“做人要能够吃亏。
工人师傅生活都不富裕，你不吃亏谁吃亏？
”
“做人要能够吃亏”，这句活，我牢记至今。
二、业余时间管工资，月月自掏腰包贴补。
车站管财务的师傅退休了，没人愿意接财务。
站长让我业余时间兼管财务。
车站财务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每月制定工资表，月末发放工资。
我接过来才发现，这个活儿吃力不讨好。
我每月要一一核对200多人的出勤表，病假事假和加班，错记一天也不行。
然后算出每个人每月的工资总数，一毛一分，都不能错。
到月底发工资最紧张。
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买粮食吃饭，等米下锅。
发工资那天，是全站最大的大事。
早上，我要起个大早，和车站的两个师傅，坐通勤车到车务段财务室，拿个专用的小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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