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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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岁的人口为88793万人，占总人口的70.15%；
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4.8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5940万人，占总人口的91.59%；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总人口的8.41%。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1692万人，增长了11.22%；
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增长了16.70%。
七、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
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
接受初中教育的42989万人；
接受小学教育的45191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
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
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
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
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01人。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下降了9.16个百分点。
八、城乡人口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注：
1、本公报为初步汇总数。
2、普查登记以2000年11月1日0时（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普查登记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上常住的人。
3、普查登记结束后，全国统一抽取602个调查小区进行了登记质量的抽样调查。
抽查结果，人口漏登率为1.81%。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人口中已包括据此计算的漏登人口。
4、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00年6月30日的数据。
5、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00年9月30日的数据。
6、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是由台湾当局公布的2000年12月的数据。
7、家庭户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也不包括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的人。
8、城乡人口是按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计算的。
（完）
计划生育30年全国少生3亿就业与老龄化问题突出
2001年04月23日20:
15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23日电（记者沈路涛）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2000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2.68亿，10年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比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4个千分点。
此举表明我国已平稳度过由人口增长“惯性”作用引起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全国“九五”人口计划圆满完成。
这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告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情
况
时作上述表示的。
据专家估计，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城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大约少生3亿多人口，为国家和社会节约社会抚养费7.4万亿元，节约物质技术装备费用6.99万亿元，同时还对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维庆说，经过近30年的努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据了解，我国人口的基数大，受人口惯性的影响，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
张维庆说，未来十几年，我国年平均净增人口仍在1000万以上，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今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完）
未来50年人口形势严峻四大难题考验中国
2001年05月11日16:
15中国经济时报
上月底，我国首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据记者了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发言中说，计划生育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
而据国家计生委提供的资料说，虽然近10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未来50年，人口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四大人口难题考验中国
据来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人口仍面临的四大难题：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余地很小、人口出生性别比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突出。
据分析，我国现阶段的低生育率主要是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措施达到的，相当多的群众生育观念与生育政策的规定还有一定距离。
地区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生育水平还比较高，一些地区还难以在短时期内摆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局面。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男孩养老的需要和愿望仍然十分强烈，双女户超生仍然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
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增长有利于控制人口。
研究表明，在经济起飞的初期，特别是人均GNP在300—700美元时，经济增长往往鼓励和刺激人口增长。
虽然我国人均GNP已经超过800美元，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一的省份人均GNP不足550美元，这些省份恰好也是目前生育水平较高的省份。
加之，由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无主管部门的单位增多以及人户分离、离婚再婚、非婚生育、未婚先孕现象增多等等，客观上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因素，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将基本保持在1.8—2.0之间。
专家指出，正由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继续下降的余地便很小。
不仅如此，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妇女的政策内生育水平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8000多万独生子女，多数地区的生育政策规定，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两个孩子，这将使我国今后政策内的生育水平有所上升。
根据推算，在21世纪，随着这部分人逐步进入生育年龄，我国的生育水平将增加0.1一0.2。
一般认为，出生性别比（通常,在一年内活产婴儿中男婴与女婴之比，用每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数表示）的正常值为102一107。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高。
据计划生育报表统计，目前出生性别比达到113,其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
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坚决采取措施治理。
50年内人口形势严峻
专家指出，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首要的问题。
今后20年是我国人口抚养比（指0—14岁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被抚养人口与成年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最低的时期，但是21世纪20年代以后，人口抚养比将日趋增加，到21世纪中叶，人口抚养比将达到80%以上，人口负担将会很重。
专家指出，预计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在2015年前后和2035年前后分别达到10%和20%以上。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
今后，如何解决好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慰藉、学习教育、文化娱乐等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报记者刘建锋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三、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构成
在人口的构成中，年龄结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度量指标。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剩余，老龄化水平进一步上升，老龄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开始显现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特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越年轻；
一个国家0-14岁人口逐渐减少，15-64岁人口增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7%以下，则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呈"
成年型"
；
一个国家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超过了7%，则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进入了"
老龄化"
时期。
2000年普查表明，中国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69%，基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15%。
所以，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人口红利"
但决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
因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出生的那些人正处于就业大军之中。
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在增长。
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之所需，那么，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另外，2000年人口普查还给我们以新的警示：
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为7.35%，城镇为6.30%。
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
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
按地区和城乡分的年龄构成统计表明，越是城市化速度快的省份，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得较高。
比如说，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浙江、重庆这7个省（直辖市）自1990年"
四普"
以来的城镇化速度最快，而相应地，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高，农村与城镇人口老龄化
的百分之差也就越大。
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为严重的状况，也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已经使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凸现了出来。
2000年11月"
五普"
表明，上海乡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3.73%、浙江达到了10.51%、江苏达到了9.73%、山东达到了9.15%、北京市达到了8.35%、重庆市达到了8.04%。
四、中国大陆家庭户规模变小
总体上来说，中国大陆的家庭户人口规模在逐渐变小。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率的加大、离婚率和婚龄人口未婚率的增加，都会促使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
但在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因为正是在人口迅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户人口规模的平均数到达峰顶，并开始下降。
1949年后，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补偿生育行为的作用曾经使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户均规模迅速提高。
但由于"
大跃进"
所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提高，中国的家庭户均规模曾经有所缩小。
在1962或1963年之后的补偿性生育，又使家庭户规模开始增加。
一直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迅速下降。
1990年"
时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96人，2000年"
时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44人。
家庭户均人口规模的下降，一方面意味着夫妻子女数的减少（城镇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妇大约在两个左右），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青年、成年家庭的核心化和老年家庭的空巢化。
伴随中国21世纪前半叶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和城镇的养老问题都将凸现。
即使社会养老解决了所谓的经济供养问题、生病老人的家庭护理，以及不能正常生活的老人伺候和精神慰藉等，都将对发展中的中国提出重大挑战。
当然，依据2000年的"
数据，从总体上来说，农村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较城镇家庭要大。
全国总计城镇户均人口规模为3.1人，农村平均户均人口规模为3.65人。
这就是说城镇单身家庭、无子女家庭和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家庭，已经将家庭户均规模降低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上。
从发达国家现在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看（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其户均人口规模也在3人左右。
这就是说，城镇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已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中国农村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虽然大于城镇，但在稳定"
低生育水平"
的政策促使之下，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其还有下降的空间。
户规模的变小，使核心家庭和某些单身家庭成员的独立生活空间扩大了，但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姻缘关系所构建的家庭网之间的关系却仍然较为紧密。
各个家庭之间的互动率仍然很频繁。
不管是父母家庭与子女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还是各个子女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还是由姻缘关系所搭连的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都比较高。
这可能是东方亲情社会的传统使然。
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发布日期：
2002-01-04
曾毅/金沃泊/王正联
1.引言
几乎所有国家的家庭户规模与结构都在发生显著变化。
生育率的下降与期望寿命的提高使大多数国家人口以较快速度走向老龄化，并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更多的中青年夫妇必须同时奉养或照顾父母与祖父母，而当他们进入老年后为他们提供照料的子女数却大大减少。
许多国家的离婚率快速上升，结婚率却呈下降趋势，同居率吴上升趋势。
死亡率下降伴随着男女期望寿命差异的有所增加，导致丧偶人数与比例的增加。
经济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迁移与流动，许多年青人远离父母异地就业谋生。
上述人口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变动程度不同、组合各异，因而产生不同的新的家庭规模、结构的分布。
家庭户结构的变化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
独居及其他情况下的缺乏家庭成员照料的老人健康状况恶化的可能性增大。
体弱多病、无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通常需要家庭成员的帮助照顾。
当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照料下降或不存在时，养老托老公寓机构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保健服务需求则大大上升。
用于老年人的医疗、社会服务开支在美国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变化，这种开支还将持续增加。
显然，家庭人口预测对于政府的政策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企业的市场分析、商品与社会服务需求的预测以及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2.三类主要家庭户预测模型述评
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三类家庭户预测模型是：
微观模拟模型，宏观模拟模型及户主率方法。
微观模拟模型亦称计算机仿真模型，其基本思路是根据事件按一定概率分布随机发生的原理，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每一个样本个体一生中生育、死亡、婚姻、家庭关系与状态变化进行模拟，然后予以汇总得出家庭人口的整体特征与分布。
它的优点是可以精细地模拟研究个体或较小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差异及其概率分布（Hammelet.al.1976;
Wachter,1987;
Smith,1987;
Nelissen,1991）。
这是宏观模拟模型与户主率方法所无法做到的。
然而，由于微观模拟模型对家庭人口个体特征分类比较精细，作为预测起点的样本人口规模与抽样比必须足够大才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例如，中国与美国人口的1%样本分别是1200多万与260万。
按微观模拟方法对数百万成千万个体一个一个地分别就其生育、死亡、婚姻、迁移、离家等各种人口事件做精细的仿真模拟，将用去大量的计算机机时。
另外，人口普查一般只能搜集到一些比较简要的家庭人口信息，而无法满足微观模拟模型对家庭人口特征分类很细的需求。
Hammel,Wachter与他们的同事们用对预测起点年份前几十年进行回顾性模拟的方法处理这一难题。
他们对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人口（如几千或几万人）从预测起点年份（如1980年或1990年）前几十年起（如从1940年起或从1950年起）的家庭人口特征进行模拟到起点年份，得出比人口普查所搜集的数据多得多的信息，以此近似代表预测起点年份家庭人口状况，再向未来年份进行预测。
这种方法当然不如直接应用人口普查或调查年份搜集到的当年全部家庭人口信息作为预测起点。
其一，对过去几十年回顾性模拟的结果肯定与客观实际有一定的误差。
其二，回顾性模拟需要过去几十年的大量详尽数据，这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做到的。
尽管户主率方法仍然被较广泛地应用，但它存在缺陷。
"
户主"
概念本身有许多模糊与不便之处。
在人口普查中，多数家庭申报丈夫为户主，少数家庭以妻子为户主，多数以父母辈为户主，也有少数以儿女辈为户主，各地不同，且随时间变化，很难有统一标准，很不利于比较与预测。
在所有缺陷中，户主率方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与人口事件发生率的内在关系不清楚：
很难通过预测（或假定）生育、死亡、结婚、离婚等人口参数来推测户主率的变动（MasonandRacelis,1992;
Spiceretal,1992）。
宏观模拟模型没有户主率方法本身存在的上述缺点。
宏观模拟模型虽然没有微观模拟模型那么精细灵活，但它不受起点年份样本人口规模的限制而可充分利用人口普查或调查所搜集到的全部人口的信息。
另外，在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一般研究人员及规划政策分析人员可以用很小的机时代价在微机上进行宏观模拟预测分析。
尽管我们相信宏观模拟模型具有上述优点，我们并不认为微观模拟模型是较差的。
相反，我们认为微观与宏观两类模型各有千秋，可以相互补充，如能结合起来应用，则更为理想。
以VanImholf与Keilman（1992）建立的LIPRO模型为代表的宏观模拟家庭户预测模型大多需要不同家庭户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转移概率数据，例如，从"
夫妇多子女户"
向"
单亲无子女户"
转移的概率（这类模型尚不能辨识子女个数）。
而这些户类型之间转移概率数据必须通过专门设计的家庭户调查才能获得，因为常规的人口统计、普查与调查中没有这些特别的数据。
可见，建立可需常规人口数据的宏观模拟模型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与应用价值的研究。
这也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之一。
Bongaarts（1987）建立了核心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
Bongaarts核心家庭模型假定所有子女在结婚时与父母分居另立新家庭户，这是对西方社会模式的一种近似，不符合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曾毅建立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突破了Bongaarts核心家庭模型的限制，既包括核心家庭，又包括三代家庭。
Bongaarts与曾毅80年代末所建立的模型都只是女性主导单性别生命表模型，即只模拟女性，且假定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事件发生率恒定不变。
本文在曾毅80年代末发表的女性主导单性别家庭生命表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同时包括男、女两性全体人口，人口事件发生率随时间变化的家庭人口预测模型。
本文建立的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只需要常规的人口数据，而不需要家庭户类型转移概率数据。
本文建立的宏观家庭人口模型是在预测个体人口特征基础上得出家庭规模、结构的数量及分布，即同时进行家庭户与人口预测，并保证两者的完全一致性。
3.家庭人口状态辨识
前面提到的西方学者们建立的家庭人口学宏观模型一般将家庭户作为基本单元，因而需要通过专门设计的专项调查才能搜集到不同家庭类型转移概率数据。
这种家庭户类型转移概率与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事件发生率有一定关系，但无法直接转换，因而无法从常规人口数据（普查、调查与日常统计）中得到。
受Brass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的启发（Brass,1983），本文选用个体作为基本单元。
这样处理的主要理由与优点在于可将常规的人口事件发生率直接应用到人口个体，再从人口个体的家庭状态特征计算出家庭户数量及其规模结构分布。
预测起点及今后预测各年份的人口个体均按以下状态予以辨识分类：
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生育孩数、一起居住子女数（注：
子女"
是相对父母而言的一个相对概念，不受年龄限制。
例如，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的父母如仍然存活，他仍然是"
。
），是否与父母一起居住以及城乡居住地类别（见表1）。
注：
如果未婚同居现象可以忽略不计，只需辨识未婚、已婚，丧偶与离婚四种婚态。
如果没有城乡分开的数据或城乡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如西方发达国家），可将城乡合一进行预测。
4.联结个体状态组合与家庭户特征的思路与方法
Brass提出的"
家庭户标记"
为如何联结个体状态组合与家庭户特征提供了一个起点（Brass,1983）。
代表家庭户，从他的个体状态组合可以直接导出家庭户类型与规模等特征。
例如，处于无配偶状态，不与父母一起住，没有子女一起居住的人代表一人户；
有配偶，不与父母一起住，没有子女一起居住的妇女代表一对夫妇户；
有配偶，不与父母一起住，有C个子女一起居住的妇女代表二代核心家庭户，其户规模是2+C；
如果这一妇女无配偶，其代表的是二代单亲（母）户规模为1+C；
无配偶，不与父母一起住，有C个子女一起居住的男子亦代表二代单亲（父）户，其户规模为1+C；
有配偶，与父母双亲或一位父母大人一起居住，有i个子女一起居住的妇女代表三代家庭户，其户规模为2+2+C或1+2+C；
如这一妇女无配偶，其代表的三代户规模应减去1；
无配偶与父母双亲或一位父母大人一起居住，有C个子女一起居住的男子亦代表三代家庭户，其户规模为2+1+C或1+1+C。
无配偶的有子女一起居住的男子及无配偶、无子女，不与父母一起居住的男子是家庭户代表。
而有配偶的男子及无配偶、无子女但与父母一起居住的男子不是家庭户代表。
关于如何根据"
的状态来辨识其代表的家庭户类型与规模及其户数计算公式列在表2。
我们利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带对上述联结个体状态组合与家庭户特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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