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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
”[1]。
这样的分析与“将军孙武”的身份完全不符合，而且，《孙子兵法》文本里也没有以田制分析战争的思路。
如果我们把“孙武”当作“圣人”，把司马迁的“孙武传奇”当作不可讨论的“绝对存在”，《吴问》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可是，当我们把先秦史料都“嚼碎”时，就会发现战国最末年“编造”《吴问》的作者，对历史一知半解，却“创造”了一个误导了我们几十年的“伪劣赝品”。
（二）对先秦时期田制的考察
在此首先应回顾一下先秦田制的变化，而先秦田制的变化又多与赋税制度合在一起。
如：
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
公元前645年《左传》载晋国“作爰田”，《国语·
晋语三》记之为“作辕田”，可知“爰”“辕”乃一音之转；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国又“作丘甲”；
公元前563年郑国“为田洫”；
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
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
在这些平淡的记载下，表述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非常重要的土地、赋税变革的过程。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土地变革，却缺失了最基础的史料：
“地”“田”“亩”“丘”的面积单位是多少——平方“步”？
离先秦最近的两汉人物的记载如下：
西汉中期的《盐铁论·
未通》有：
“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
……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班固的《汉书·
地理志》有：
“孝公用商君，制爰田。
”《食货志》有：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许慎《说文解字》有：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
离先秦稍远的唐代，《一行算法》有：
“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
内一；
开通阡陌；
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
”；
杜佑《通典》有：
“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
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
请注意：
一亩地的面积是多少平方步，就成了判别史料的关键环节。
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几支极为宝贵的秦简——《更修田律》，也称《为田律》，简文道：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
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
百亩为顷，一千（阡）道。
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
捋高尺，下厚二尺。
”[2]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得到的先秦时期关于田亩面积的第一手史料，的确无比宝贵。
再参考湖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
田律》有：
“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
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
”[3]。
青川秦简所载的是秦武王初年之事，张家山汉简是西汉初年的法律，按“汉承秦制”来分析，秦武王时期定下的田制，西汉初年仍在一些地区实行。
当今学界对青川秦简所表示的田亩面积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依据大多数史料的记载，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从商鞅以后就是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畛”是田间的小道，而不是半亩的代称，每亩地必须修出两条田间小道。
第二种观点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是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半亩——“畛”，“畛”就是半亩的代称，一亩地等于二“畛”。
我们相信大多数史料的记载：
商鞅推行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土地改革确有历史依据；
我们更相信青川秦简记录了秦武王时期真实的土地制度，其价值无可估量；
我们尤其相信张家山汉简做为出土文物，可以和青川秦简相互印证。
剩下的就是今人如何分析研究这些史料，以及能得出什么结论的问题了。
我认为必须把所有出土的有关田亩面积的先秦简文，进行综合研究，单从“畛”的本意——“田间小道”的角度，来孤立地看待青川秦简、来理解“畛”，思路有些狭窄。
青川秦简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畝二畛。
”的意思应该是：
“宽一步，长八则（每则等于三十步）为半亩——‘畛’，每亩地等于两个半亩。
”张家山汉简的“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的“畛”，就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吴问》竹简里也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
这三件先秦简牍史料证明，在先秦时期“畛”的确曾经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被使用过。
其它先秦文献也可以证明“畛”曾经是田亩面积的计算单位，如：
《战国策·
楚策一·
二十》有：
“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
”《楚辞·
大招》有：
“田邑千畛。
而且，青川秦简里的“畛”如果是田间小道，那么，简文里主要说的就是“田广一步，袤八则”要修一条小路，每亩地必须要修两条小路，而不是规定每亩地到底有多少平方步。
然而，每亩地是多少平方步是青川秦简全文的基础，否则，修建“畛”“百（陌）道”“千（阡）道”“封”“捋”就缺少了基准。
也就是说按照“畛”是田间小道来理解，“田广一步，袤八则”和“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缺乏语言方面的逻辑性。
因为，做为国家的法令、法规而颁布的这两件秦、汉简牍的语言必须非常清晰，逻辑性必须非常明确，不能使用含混的语言，从而造成基层实际操作方面的歧义。
所以，如果“畛”是田间小道，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畝，畝二畛。
”这样表述既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每亩地的面积，又把每亩地必须修两条小路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因此，“畛”在这里不应该做为田间小道来理解。
如果我们的学者们把自己当作土地丈量人员来执行青川秦简，就可以发现，尽管秦国的法律极其严酷，但是，由于每块地的形状、所处的地势不同，国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硬性规定：
不论地块的形状和地势如何，每亩地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
更何况商鞅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面积，计算下来大约是边长为二十一米多一点儿的正方形，在那么小的一亩地里，国家硬性规定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实在不合情理，也没有生产方面的必要。
再说，实际生活中许多地块是狭窄的长条状，这叫如何修两条田间小道呢？
尤其是，秦国的关中地区和四川青川地区，多为丘陵山地，地块多为不规则的梯田，在实际操作中，田间小路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自然形成，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强行规定。
“袤八则为畛”的“畛”，本意既然是田间小道，那么，由它所引申出来的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的面积与“畝”的关系，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定：
“畝二畛”。
这样理解下来，在每亩地都是“宽一步”的条件下，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规定的每亩地的面积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两倍，对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杨宽先生经过对《后汉书·
南蛮传》和《华阳国志·
巴志》的研究，认为：
“从秦国这样宽待西南少数部族的办法，可以看到秦国对待本土农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赋的。
”[4]按照杨宽先生的提示，应该这样看待秦国田亩面积的变化：
先秦的田亩面积必然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商鞅以前是以宽一步，长百步为亩。
商鞅变法后，在秦国本土扩大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能力；
二是给农民让利，使农民拥护变法。
在商鞅以后的秦国新占领区，也即秦武王前后，在秦国统治的中心区域，仍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在急剧扩张的人少地多的新占领区，如：
包括四川青川县在内的巴蜀地区，为了减少反抗的力量，就以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地域——现今湖北一带，在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也开始推行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的土地制度。
汉朝建立后，在现今的湖北一带继承秦朝的土地制度，一如既往，这就是张家山汉简记录下的实况。
秦始皇统治时期，仅出现了少数六国贵族如张良一类的个人行刺活动，却不见成规模的农民反抗，尤其是向新占领区大量地、长距离地迁徙人口——犯法的贫民和富豪也不见有反抗活动，可见和六国相比，秦国在新占领区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还是有许多宽松之处。
我们把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和《吴问》竹简以后的《盐铁论·
未通》、《汉书·
地理志》、《汉书·
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的有关记载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后，可以说，如果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就已经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了，如此大的“动静”，也就根本轮不到商鞅在历史上独领土地改革的“风骚”了。
西汉以后的史料无一例外地证明：
春秋时期晋国“爰田”的改革精神，由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商鞅，由商鞅而秦国，一脉相承。
没有一件正规史料提及“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说法，与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有关，证明《吴问》的可靠性需要推敲。
而且，更改田制——扩大田亩面积，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社会震动，如果没有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机遇，春秋末年的赵氏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就改革了田制，商鞅综合性的变法可以为证。
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是国家的法律文书，远比《吴问》这样仅有的一件、漏洞百出的孤证可靠得多。
赵氏在春秋末年就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观点，只有《吴问》这个孤证，缺乏旁证，难以成立，不可做为立论的依据。
（三）为什么说《吴问》是赝品
《吴问》的作者显然是个只认得几个字，却缺乏土地实际操作常识便来造假的“新手”。
因为，按照《吴问》作者提供的数据，无法计算出六卿的田亩面积是大是小，如“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
”长度是八十步就等于半亩吗？
长度是一百六十步就等于一亩吗？
不给提供宽度，也只有“鬼”才知道这面积是多少。
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是能够进行准确操作的严肃的国家法律文书，它们讲的“田广一步”的“广”，就是宽度，“袤”是长度，有了长度和宽度，才能计算、比较面积的大小。
若不然，你说句“一百米是半亩，二百米是一亩”的话，让一百个农民听到后，就会有一百个农民笑你是“神经病”。
只有迂腐的书生，才会把有长度没宽度的“书生史料”当宝贝。
和青川秦简相一致的是，众多可靠的先秦文献里的史料不会如此“粗糙”，例如：
战国初期成书的《论语·
先进》有：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再如：
战国中期的张仪欺骗楚怀王，说：
楚国只要和齐国断交“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
”当楚国正式和齐国断交后，张仪却说“从某至某，广从（纵）六里”[5]。
战国晚期才成书的《商君书·
徕民》有“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
“方”和“广从（纵）”，再加上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里的“广”“袤”才是先秦时期生活里谈到土地面积时真实的语言状况。
以《论语·
先进》、张仪、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乃至众多可靠的先秦文献里谈及土地面积时的语言习惯为标准，从《吴问》竹简以后的《盐铁论·
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献里不给提供宽度，只有长度的“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
”的语言格式，就应该理解为西周时期是“方”（边长）一百步为一亩，商鞅在秦国是以“方”（边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只要认真计算一下，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根据出土文物可知，秦国每尺的长度约等于当今的0.23米，每步等于1.38米。
据此计算如下：
A.西周时期每亩地的面积:
a.按“百步”（边长）为亩=1.38米×
100（步）=138米（边长）×
138米（边长）=19044㎡（每亩）.
b.若按1.38米（宽一步）×
138米（长百步）=190.44㎡（每亩）.
B.秦国每亩地的面积：
a.若按“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边长）的说法，就是：
1.38米×
240（步）=331.2米（边长）×
331.2米（边长）=109693.44㎡（每亩）.
b.若按商鞅是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说法，就是：
1.38米（宽一步）×
240（长二百四十步）=457.056㎡（每亩）.
c.按青川秦简规定的1.38米×
240步＝331.2米（“袤八则”）×
1.38米（宽一步）=457.056㎡（半亩或“畛”）×
2（“畝二畛”）=914.112㎡（每亩）.
经过计算可以确定，按照先秦人士的用语习惯，从《吴问》和《盐铁论》以后的文献里，对秦国田亩面积的记载，如果只有一个长度数据，就应该理解为“方”或“广纵”——即：
这个长度数据（边长）乘这个长度数据（边长）。
这样计算下来的田亩面积，远非一个家庭的人力和畜力所能耕种，这样的一亩地的面积比“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或半亩”的面积要大得多。
这并不是在“抬杠”，因为，在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出土之前，还从来没有人把《吴问》、《盐铁论·
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献里提供的田亩面积，理解为“宽一步，长……步”的。
也从没有人对《吴问》竹简缺少宽度，只有长度的“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畛”的说法提出过质疑。
“田广一步”就成了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田亩面积时，基础里的基础，关键里的关键。
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论语》、张仪的话，以及众多先秦文献里“田广”的“广”，“袤八则”的“袤”，“方六七十”的“方”，“广从（纵）六里”的“广从（纵）”是最可靠最直接的先秦史料，以这些史料为基准，可以看出从《吴问》《盐铁论》以后，众多文献谈及先秦田亩面积时，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语言格式是一种脱离土地操作的实际状况，闭门著书的书生们的共同缺陷，它们在表述习惯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吴问》的这个缺陷，再加上它比比皆是的错误，危害更甚。
而这种有缺陷的表示方法，至今为止，《吴问》是始作俑者，确实应当“其无后乎”。
（四）商鞅扩大田亩面积背后的历史信息
对先秦时期的田亩面积考证清楚了，我们再来研究为什么说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不可能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战国策·
赵策一·
十一》载：
长平大战（公元前262年——260年）之前，赵国的赵豹分析秦国的优势时说：
“且秦以牛田，水通粮。
”可知到长平大战时，秦国早已经普及用牛耕田了，而赵国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上秦国。
孔夫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他的弟子中有位叫冉耕，字伯牛的；
还有一位弟子叫司马耕，字子牛，孔安国注曰：
“牛，宋人，弟子司马犁。
”这表现出春秋末年，夫子门下的这些年轻的知识精英们，以满腔热情对待用牛拉犁耕地这一新生事物。
也说明用牛拉犁耕地是春秋末年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还没有普及。
对比商鞅时期和西周时期的农夫所能耕种的田亩面积，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
（1）西周时期的农夫力气太小了，商鞅时期秦国的农夫力气就大了许多。
（2）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太愚蠢，压制生产力，竟然看不透“一夫力余，地利不尽”的现象。
从周武王开始，直到大约五六百年后，才出现了商鞅这么个“聪明人”。
（3）用牛耕田这一项新技术操作难度似乎太大了，这项新技术从春秋末年产生直到二百多年后的长平大战之前，赵国还没有普及“以牛田”，只能眼巴巴地羡慕秦国“以牛田”。
事实是：
渭河流域的周、秦故人，古往今来，个人力气变化并不大；
也不是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太愚蠢；
更不是牛耕技术太复杂。
历史掩盖的秘密应该是：
商鞅在秦国推广了牛耕技术，所以，秦国的农夫耕种的土地面积，才能比西周时期的农夫耕种的土地面积成倍地增加。
商鞅推行的小农经济，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农业体制。
可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如果还是单凭人力去耕种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就绝非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必须利用畜力。
在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中，马和牛无疑最为贵重，而马和牛又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拥有。
于是，商鞅在扩大农民耕种面积的同时，一定要解决耕地用的马和牛这一大问题，否则，“尽地力之教”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在“‘弩’‘机’考”一文里认为：
《周礼》一书是战国晚期秦国的儒者所为。
从国家饲养马和牛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周礼·
地官司徒》有：
“牛人：
掌养国之公牛。
”这些“公牛”——国家的牛，除了用于祭祀、犒饷外，还用在“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器。
”牛可以用来拉车，搞运输。
夏官司马》有：
“马质：
掌质马。
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弩马。
”“凡受马于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价）。
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
”这里已经把养马的机构、管理者的职责、马的分类、使用马匹时的手续交割、使用过程中马匹死掉后的赔偿与否等许多问题，规定得非常清楚。
其中的“田马”一类，就是国家用来耕地的马。
《夏官司马》里还有：
“校人：
掌王马之政。
辨六马之属……田马一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有：
“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
禀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禀之，勿深致。
”“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贾（价）钱。
钱少律者，令其人备之而告官，官告马牛县出之。
”[6]《周礼》中的“田马”是耕地的马；
云梦秦简《厩苑律》中的“公马牛”是国家所有的借给农民耕地的马牛。
《尚书·
盘庚上》有：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服田”者，耕作、耕田也。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
解老》有：
“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
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
”韩非的至理名言，对于战国最末年的山东六国的统治者来说，为时已晚。
举国的马牛，应付秦军的进攻还顾不过来，哪能顾及耕田呢？
反过来看，《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
说二》记载：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
”秦昭王知道后，马上命令惩罚杀牛的人，他说：
“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
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
法不立，乱亡之道也。
”可知秦国有不许乱杀牛的法令。
而且，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田律》里也规定：
“杀伤马牛，与盗同法。
”[7]西汉继承秦朝的法律，对盗杀牛马也要处以重罪。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
商鞅推行的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新田制；
以及秦国在新占领区推行的以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一亩的新田制，必然以推广马牛耕田为前提。
在国家制度的设计方面，有专门的饲养马牛的机构；
还有严格的法律与之配套。
如果农民买不起马牛，农忙时就可以到政府机构——“厩苑”领取“公马牛”“公牛”“田马”来耕田。
这样做在管理方面增加了许多麻烦，然而，就扩大耕种面积、增加收获来说还是值得的。
秦国的这些举措并不是什么秘密，赵国之所以在长平大战之前还没有普及“以牛田”，原因是缺乏配套的国家机构和法律。
经过上述论证，“赵氏”在春秋末年没有先推广“以牛田”，没有技术进步，仍然单凭人的力气来耕田，就率先推广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大亩田制，这也只能是“梦话”了，讲这样“梦话”的《吴问》竹简，毫无疑问是一件“假冒伪劣”的所谓“史料”了。
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把史料当作没有生命的死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感性地、孤立地接受史料；
如果我们把史料当作历史上曾经活生生的事物而加以复原，那么，我们就能主动地、理性地、综合性地加以鉴别、研究。
正如西周时期的农夫，用耒、耜之类的手工农具凭人力种田，也就是能耕种（宽一步、长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地。
可是，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仍然用耒、耜之类的手工农具凭人力种田，却可以让他领地里的农夫耕种着是西周时期农夫耕种面积的2.4倍的土地，难道赵氏对农夫施加了什么“法术”吗？
不能把扩大耕种面积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推广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其结果就是让《吴问》之类的“赝品”鱼目混珠。
（五）春秋战国时期君臣称谓方面的常识
《吴问》里描述六卿里的前五卿是：
“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
”赵氏是：
“公无税焉。
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
”春秋以前，整个天下都归周王所有，故称为“天子”；
各诸侯国的首领从周天子那里受领土地，建立“国”，首领被称为“君”“公”；
各诸侯国的卿大夫们从“国君”那里受领土地和臣民，建立自己的“家”，“家里”的臣民们称自己的这些卿大夫们为“主”。
所以，“主骄臣奢”“主佥臣收”的“主”，一定是指六卿。
但是，“公家富”“公无税焉”“公家贫”的“公”，《吴问》也用来指六卿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错误。
“公”在春秋时期特指国君及其代表的国家，如《左传·
昭公三年》载齐国的晏婴和晋国的叔向的对话，晏婴说：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
”叔向回答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闻公命，如逃寇仇。
”“公”“公室”“公命”的“公”都指代齐国、晋国的国君。
再如《国语·
晋语》载：
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之军。
”也是把国君的“公室”，与郤至这位卿大夫的“家”对举。
再以《仪礼》《礼记》《论语》等文献里的君臣称谓证之，可知《吴问》的作者在此的确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韩非子·
内储说下六微·
说二》载：
“鲁孟孙、叔孙、季孙相戮力劫昭公，遂夺其国而擅其制。
鲁三桓逼公，昭公攻季孙氏……叔孙氏之御者曰：
‘我，家臣也，安知公家？
’”《外储说左下·
说五》载：
晋国的赵武给晋平公推荐了“数十”位贤士，叔向称这些人“公家甚赖之。
”《外储说右上·
经一》载：
齐景公通过访问晋国，明白了他的两个弟弟“家富贵而民说之，拟于公室，此危吾位者也。
”韩非做为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饱学之士，非常尊重历史的真实状况，上述史料里的“公”“公家”“国”“公室”都是指代鲁国、晋国、齐国的国君，相对应的是卿大夫们的“家”，“家臣”则是属于卿大夫们的私属，不受国君指挥。
这也可以证明，和韩非相比，《吴问》的作者是一位蹩脚的“浅学之士”，也只能“制造”些粗陋的赝品。
卿大夫们的领地是属于自己的“家”，只是晋国的一部分，那么，赵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治理好自己的“家”,只能说是“故曰固家”，而不能说是“故曰固国”。
因为，这时的“国”是晋国国君的，由六卿共同来掌管。
《吴问》的作者缺乏春秋时期典章制度方面的常识，把“公”“国”“公家”“公室”和“主”“家”混同起来，都用来指六卿。
无论今人怎样为粗陋的《吴问》辩护，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却无法遮掩。
顾德融、朱顺龙二位先生总结道：
“大夫有宗亲和家臣为他们管理封邑及族内事务。
族内的人则称其为‘主’或‘宗’。
”[8]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章制度——君臣称谓有了一些了解，对比《吴问》里的君臣称谓，再加上银雀山竹简《见吴王》残简部分里的“……人主也。
若夫发令而从，不听者诛□□□……”的“人主’等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说《见吴王》《吴问》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战国中晚期的君臣称谓提前到春秋末年就“一勺烩”了，如此神话，哄谁呢？
我们以《仪礼》《论语》《左传》《国语》《孟子》《礼记》《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众多先秦文献里君臣称谓的演变为基准，就可以确信，《见吴王》《吴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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