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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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
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
实际上,也能满足当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
粮食进口的增加乃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大口岸经济的结果。
这种大口岸经济又使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给农业造成损害④。
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与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
这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
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传统农业有巨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50%可知,而且中外皆然。
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依靠从农业中汲取原始积累。
英国的暴力圈占土地只是历史上的特例;
最通常的办法是通过不利于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
从甲午战争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看。
大约除190年一1912年、1921一一1925年短期间外,都是不利于农产品的。
1913一1920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年间差价扩大约1/3;
这时期也正是工商界所称“黄金时代”。
1926一1931年,同样的差价在6年间就扩大了1/3,工商繁荣。
接着进入经济危机,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价进一步扩大⑧。
危机最甚的1934年与危机前的高峰年比,农业所得下降了31%,工业所得仅下降5.9%;
若用1931年不变价格计,农业所得下降20.8%,工业所得反增长11.9%⑦。
农业对工业的资助显然可见。
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迟缓,但毕竟有所加速。
我们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
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3%强。
农产品的商品化有赖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
在我国新式产业的开发中,交通运输业快于制造工业。
有人认为铁路、轮船等“先工业资本而发展”,以至“过度开发”,并导致民族资本“偏向商业”,乃是半殖民地经济的表现⑧。
此论非是。
1920年我国铁路货运量中,农产品占41%,矿产品占39%,工业品连同进口洋货不足10%⑨。
又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二三倍,人常谓“畸形”发展。
但据我们测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农产品占45%,手工业品占26%,工矿产品占16%,进口商品占9%,不得谓之“畸形”。
在当时,惟孙中山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业乃先行产业,并提出保商、通货流之要义,实属卓见L。
工业与手工业
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给外尚有出口。
鸦片战争后,洋货入侵,约有8个传统手工行业受到摧残,但除手纺纱外都非重要行业。
据我们考察,迄1920年,绝大部分手工行业都是发展的,手工业总产值也是增长的;
并且,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1920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82.8%,机制工业占17。
2%。
这以后,情况略变。
机制工业加速取代手工业,但手工业产值仍有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69.4%,机制工业占30.6%。
作为封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原甚微弱。
鸦片战争后,则发展甚快。
我们估计,1920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25%,比当时全部机制工业（包括外商厂）的产值还稍大些。
这以后,工场手工业仍有发展,但因电力比较普及,部分工场手工业向机制工业过渡。
到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30.6%,与机制工业的产值比则只有后者的69.2%了。
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艺术品除外）是历史的必然。
不过据我们考察,至少在1920年以前,两者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同时两者又有互补性。
当时最大的两项民族机制工业是棉纺和面粉。
棉纺业是先以纺粗支纱供应手工织布为主,到1920年它已占有犯%的纱市场;
然后转向织机布,到1936年亦占有57%的布市场。
至此,它己杜绝了洋纱进口,洋布的进口也不多了。
机制棉纺业的发展比较顺利,实得力于农村手织户以及定县、高阳、潍县、宝低、郁林、平遥等新的手织区的兴起,给它提供补充作用。
这是一种垂直式互补。
机制面粉业兴起于20世纪初。
1931年至1936年;
它的产量由0.47亿包增至1.23亿包;
但同期土磨坊的产量也由1.“亿包增至1.72亿包,土洋并行发展。
又机制面粉厂最初是采用一种土洋结合的机器磨坊形式,然后改用全机器化的滚筒制粉法。
在上述期间,机器磨坊的产量也由90万包增至i,476万包。
三者并进,形成一种水平式互补。
这样,1913年进口洋粉260万担,1936年就仅进口犯万担了⑧。
此外,如火柴、针织、机器电器、日用化工等工业,自国外引进后大都是先用手工上马,或利用家庭散工制,稗事易举,俊扩展市场后,再实行机械化的大生产。
传统手工业中,不少是从改革工具入手,增进生产力的。
如丝织业,原用投梭机,20世纪初引进日本手拉机,接着并用足踏铁轮机,再进一步改用电力铁轮机。
到1936年,全国丝织机中,已有20.3%是电力织机,按生产力计,占到38.3%,即1/3以上已过渡为现代化绸厂了0。
棉织业的工具改革与丝织业同,但因早有机制纱厂在,织布厂用电力织机者不多,手拉机和足踏铁轮机则长期使用。
余如缥丝业,由手摇丝车而足踏丝车,而汽喉（煮茧用）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
轧花业由手摇轧车而足踏皮棍轧车,再到动力齿轮轧车。
榨油业由木槽楔入油榨而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吸入式油榨。
这种工具改革大多出现在工场手工业,而个体户仍少改进。
以工场手工业而论,在一定改革后即容易过渡为机制工业。
又手工矿业,到1920年大体都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
在煤矿,是先添置动力吸水机,积累资金,再添置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
在金属矿,是先添置动力铁柞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粉碎机以至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
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
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
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并且,新中国的建设,也仍然要利用前人遗留的物质基础—尽管十分薄弱一一和经验。
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
这就决定了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
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
即使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后,也还是这样,这可以从解放后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战略中得到启发。
高度发展的传统经济意味着它内部含有精华,尽管是与糟粕并存。
从上述介绍中可见,在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中,都含有积极的、能动的因素,能为工业化、甚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利用。
这就决定了一条协调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曾有一种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它是把传统农业看作完全无所作为的,只为工业发展提供无限劳动。
这种模式,以及它的修正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中国L。
国外汉学家的研究还常采用一种“传统—现代”模式,认为中国的各种传统的因素都是静止的（stati。
）或只能“在传统内改变”（。
hangewithintrda讯on）,因而与从西方传入的现代化因素是互斥的,互不相容的。
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就只能是“全盘西化”了。
不过,这种理论既未得到证实,近年来也已受到批判。
在近代中国的理论界,也不乏全盘西化论者。
但是,以卓越的工业家穆藕初为代表,也曾有一种农本主义思想,认为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应从改革农业入手L。
还有以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庭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主张应优先发展乡村工业,以就地利用资源和农余劳动力,降低运输成本;
且众擎易举,有类今之乡镇工业L。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以外国资本势力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都只能停留在纸上。
最早兴办新式产业的晚清洋务派,虽在体制上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践上却是走的全盘移植西方企业的道路,连厂房也是在国外设计,与中国传统经济脱节。
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建设思想也基本上是以欧美为楷模,并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仅是适应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传统经济无涉。
民间的或民族资本家则不完全是这样,上述那些土洋结合、逐步过渡的事例,都是他们创造的。
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就必须从“地利”和“人和”上下功夫,创出一条道路。
其中,也不乏佼佼者。
张睿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就不完全是当时洋务派“分洋人之利”的目的,还有一个传统的但是积极的“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它是立足于本土的。
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手织业上。
这里的植棉业,乾隆间就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
这里的织布业,嘉庆道光间已由稀布（包装用）进而为关庄布（销东北）,再进而为通州大布（销各地）。
大生利用这种优势,以产12支纱为主,全厂70%的产品供应通海手织户,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适应农时,张誊在创办大生前就有个黄海垦殖计划,这种思想更是立足于本土的。
既得大生的资助,乃创办盐垦区,得到各方响应,一个2000万亩、30万人口的通海垦区终于形成。
垦区由晒盐而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大增;
所产棉花,供应大生原料。
而其意义在于由工业与手工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与农业协调发展;
用张誊的话说,“不兼农业,本末不备”。
棉纺是具有联进（lnikgae）效应的工业,以大生为中心,陆续办起炼铁、机器、油脂等多种工业,以至轮船、商务、银行、汇兑,成为“南通实业”体系。
张誊说:
“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
”这是个完整的nidusrty定义,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也是工业化的完整的内容L。
可见,在近代中国,也确实有人在探索一条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和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道路。
张誊的以大工业为中心发展实业和地区经济的道路,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当时占优势的,乃是以外国洋行为中心的,脱离了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
张睿的立足于本土的实业建设,也败于这种大口岸经济之手:
大生纱厂于1925年被上海的银行团接管,他的其他事业也一一失败。
不过,失败也是一种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而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又是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因此,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尽快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40年来中国工业化经历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其中如何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往往成为工业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50年代初期,中国在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通过对多方面的论证,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当时之所以采取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最基本的原因有四点:
（1）我国原来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与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的历史性要求很不相应。
据统计,1952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只有1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5%。
若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计算,每人只有重工业产值21.2元（当时约合8美元左右）。
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极为落后,重要生产部门短缺,难以形成基本的生产体系。
因而加速重工业生产建设,就成为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2）为了使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能够更快地壮大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原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巨大的帮助,而这些帮助主要是重工业建设。
据统计,在原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投资中,能源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国防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91.9%,成为中国50年代经济建设的中心和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骨干。
（3）当时中国处于相当严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的独立和国防的安全要求加速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工业生产建设的步伐,从而成为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条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前提。
（4）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对年轻的人民中国来说,是缺乏知识和经验的。
当时,她对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还缺乏了解,而对斯大林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原苏联工业化的成就深信不疑,甚至成为确定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依据。
当时曾经这样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进程是缓慢的,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则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工业化的进程是迅快的。
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模式。
根据上述情况和理论,并参照1936年原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情况,确定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目标是:
现代工业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皆在60%以上。
根据上述工业化的理论、道路和目标,中国试编了以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为中心内容的15年发展远景（1953一1967年）,并编制和执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方针、以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了以实现工业化和加速国防工程建设为基本任务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遵循这条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尽管几经曲折,但从总体来说,夺取了极·
为宝贵的时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我国工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
1990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3.7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2.5倍,轻工业增长了46.9倍）。
特别是能源、钢铁和机械等基础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这38年期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了20倍以上,钢产量增长了48倍,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快步前进。
（2）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大量增加。
据统计,1953一1990年期间,国家投入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9300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1.4%。
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86.9%,使我国炼钢能力增加3700万吨以上,石油开采能力增加2.5亿吨以上,发电机组容量增加12500万千瓦以上。
（3）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在原来那种设备技术极端落后和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基础上,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重型机械、稀土金属、石油化工、电子集成电路、计算机、新型材料、航天和核工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使我国工业体系趋向完整,并把中国工业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4）工业地区布局逐步展开,生产力的地区配置趋向合理。
通过40年的建设,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建设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改变了我国原有工业畸形地偏集于沿海少数城市的格局,并使这些地区的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明显的提高。
在不到40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和布局趋向合理,走完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是世界经济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和复杂的国际局面。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并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不能走国际上一般常规的工业化道路,而采取“追赶”的战略和“跃进”的方式,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选择。
因此,中国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在某些方面很自然地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阶段”问题。
一是在工场手工业还未形成一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加速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
据统计,1953年,中国手工业者从业人员约有2000万人,当年手工业产值为91.2亿元。
其中独立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约有800万人,多是采取“前场后店”的生产经营方式,生产规模狭小,远未进入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
据对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地8.6万手工业户的调查,平均每户只有资金不到300元,生产技术极一为简陋和落后,另外还有1200万农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生产,是以农村副业方式进行的,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二是在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和吃饭问题远未解决的经济基础上,加速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
1952年,我国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按工农业总产值和若干主要工农业产品总产量计算,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但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量计算,还低于战前10%以下。
特别是农业生产完全是依靠手工劳动和畜力（甚至是人力）耕种,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相当多的农民处于半饥半饱状况。
三是在轻工业相当薄弱和工业消费品颇为稀缺的基础上,加速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
1952年,中国轻工业产值为221亿元,按全国人口平均只有38元,特别是生产技术中共党史研究极为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取手工方式和半机械化进行生产。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超越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也超越了轻工业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走了一条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道路。
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国家把最主要的资金和物资过分地集中于重工业生产建设,忽视或限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这样,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农业和轻工业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基本薄弱环节,因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并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失调的态势。
二是片面地把这条工业化道路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特别是排斥私人经济成分。
这样,国家就自然地担负了几乎全部的工业化负担。
据统计,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高达81%。
这种畸形的工业所有制结构,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在经济技术落后的基础上,加速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进程。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所限,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难以吸纳更多的重工业产品,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重工业的主要市场。
加以一些重工业企业往往又采取“全能厂”的经济技术结构（如大型机械工业企业80%左右为全能厂,机床制造厂平均自制率高达70%左右）,钢材和电力等重要工业产品的60一70%又为重工业部门所消费。
这种“半封闭型”的对外格局,产品技术水平较低的现实和明显的“短缺型”经济的特征,又难以通过国际经济技术交往,来改变中国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内部就只能是在很大程度上采取“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的运行方式。
四是实行城乡分割的城市工业化方针,加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和农民收入的低下,重工业难以为农业提供更多的物质技术装备。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农业长期采取基本是手工劳动和畜力耕种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也长期处于低下的局面。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单一工业的城市与单一农业的农村、现代化生产的工业与手工劳动的农业这种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矛盾。
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失调和市场发育程度低下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人们对这条工业化道路深信不疑,但是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对它进行过几次方针性的调整。
第一次是1961一1964年期间,调整的实质是将经济建设的方针由重轻农改变为农轻重。
当时曾经意识到,三年“大跃进”遭到严重挫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和轻工产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重工业却以年平均48.9%的超高速度猛增,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为了扭转这种严重困难的局面,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心问题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生活,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决定:
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各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
1964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编制了以基本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中心任务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现在看来,在工业化基础已经基本奠定的情况下,及时对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进行调整,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通过60年代的三年调整,迅速地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并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创造比较稳定和协调的基础。
可惜,这个正确的方针未能继续坚持下去。
嗣后不久,由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过于严重,中国经济建设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
即由以基本解决吃穿用为中心任务的正确安排,改变为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部署。
在这个以备战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生产建设再度畸形发展。
据统计,1966一1970年5年期间,重工业增长了101.2%,而农业和轻工业分别只增长了15.1%和53.5%,国民经济再度出现严重失调。
为了缓解这种困难局面,197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的新技术和装备（通常称为四三方案”）,以支援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基础工业的发展,中心问题是解决吃穿用。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成功的引进（第一次大规模的成功引进是50年代的“156项工程”建设）。
这个重大决策的实施尽管没有改变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其中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装置和10个烷基苯工厂的建成,为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由于这个调整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并且继续坚持突出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因此,农业停滞和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就难以改变,国民经济依然处于严重失调和相当困难的境地。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对过去的经济建设方针特别是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和实现工业化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因而,在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和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把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转向农业、轻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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