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白居易毡帐诗与唐朝社会的胡风 精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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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年作《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
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
[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
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
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
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分合相亲。
[7]
5同年作《府酒五绝》之二招客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
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
[8]
6同年作《雪夜对酒招客》帐小青毡暖，杯香缘蚁新。
醉怜今夜月，欢忆去年人。
暗落灯花烬，闲生草座尘。
殷勤报弦管，明日有嘉宾。
[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
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
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
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
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
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
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
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
软暖围毡毯，鎗束管弦。
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
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
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
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
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
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
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
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
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
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
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
[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
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
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
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
[11]
9同年作《风雪中作》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
老夫何处宿?
暖帐温炉前。
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
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
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
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
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
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
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
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
[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
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
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
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
[13]
11开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水南水北总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
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
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
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
[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
走笔小诗能和否?
泼醅新酒试尝看。
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
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
[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夫妻偕老日，甥侄聚居年。
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
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
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
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
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
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
[16]
14除诗歌外，诗人在太和六年832《与刘禹锡书》中也提到了青毡帐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怀，隅坐与语。
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
复何言哉!
[17]二
同一物事，在诗文中如此频繁地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描述，是很少见的。
《风雪中作》称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此诗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诗人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也就是说，从还居洛阳当年起，诗人就开始在毡帐里过冬了。
《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作于会昌六年846，是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岁时创作的一首诗，即使在这时，诗人仍然过着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的生活，青毡帐一直伴随诗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除《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外，毡帐诗最晚是在开成三年838创作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与《初冬即事呈梦得》二首，而在开成四年839初冬，诗人始患风痹，[18]上引《别毡帐火炉》中说但令此身健，不作长时别。
体魄强健是享受毡帐情趣的必要条件，得风痹之后，诗人大概很少在毡帐中生活，所以在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不见关于描写毡帐的诗文，会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为之。
到开成四年839时，诗人已在毡帐中度过了十个冬日829-838年，诗人患风痹是否与长期居住毡帐有关，已无从考察。
这些与毡帐有关的诗文，大多是描写在青毡帐中待客、宴饮的情形，其中《别毡帐火炉》、《风雪中作》及《青毡帐二十韵》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毡帐的形制、用途及诗人在毡帐中
日常起居的情景，对了解有关毡帐的知识和诗人的毡帐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帐二十韵》，特别受到后人的注意。
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据白居易的记叙，对毡帐的来源、形制进行了详细考证。
[19]程大昌说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
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
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白乐天有《青毡帐诗》，其规模可考也。
其诗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
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弮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
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
是顶耸旁圆也。
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
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
则其中亦差宽矣。
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
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
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
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
[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
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
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
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
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
《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
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
《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
《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
《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
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
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
《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
《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
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
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
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
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
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
匈奴父子同穹庐卧。
[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
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
[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
[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
[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
[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
[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
[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
[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
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
[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
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
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
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
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寝处汗秽，绝不栉沐。
[34]城郭与毡帐并存。
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
[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
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
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
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
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
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
[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
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屡屡上表，陈请变服色，易冠带，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诏说，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
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
诚心恳切，朕之所重。
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
[37]明确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志。
唐人薛登在《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认为，遣子入侍，渐染华风，是导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诱因，刘元海等匈奴五部以离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内地，就是因为居汉之故；
而匈奴冒顿虽兵力雄强而不入中国者，则是因为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
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
[38]也以穹庐与城邑分别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标准。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历了中亚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观念指出，世界
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宝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马主泛指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东人主唐朝等四主，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张穹庐，鸟居逐牧。
[39]将穹庐作为鸟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而与他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谈到四主时则说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是为马主也。
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
[40]突出强调衣毛在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在古人眼中，居室与衣著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毡帐与毛褐就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
当这些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的生活习俗的象征意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就带有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甚至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
晋太康年间，天下以毡为头、络带及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
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宋书》卷三○《五行志》一，3册，887页。
]
如隋炀帝称毡帐生活事穷荒陋，就已含有了明显的褒贬成分，而最典型，也称得上最极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铉917-992对待毛褐的态度。
徐铉自南唐入宋，据称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
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
’书讫而卒，年七十六。
[41]宋人程大昌虽然对徐铉以织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宁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怀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他笃古坚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赞赏。
[42]因毛褐出自游牧民族，宁可冻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负的沉重的道德判断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将徐铉宁死不服毛褐的做法，与白居易对待毡帐的融融亲情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一百多年之间，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从而也就会对唐代胡风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认识。
四
白居易张设在庭院里的毡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有独特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
诗人自称所设青毡帐为百子帐。
百子帐是南北朝时鲜卑人对毡帐的习称。
齐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齐使臣出使北魏，观看了北魏祭天仪式，仪式中专供宴饮休息的百子帐，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据记载，这种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支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
于此下宴息。
[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帐十八具[44]吐谷浑出自慕容鲜卑，西迁之后，吐谷浑部仍然保留着居住百子帐的习惯，史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
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
[45]前两例都是在鲜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迁都平城为界之后，可见在鲜卑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后，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帐的遗风，但是南朝使臣见到的百子帐虽然形制仍旧，可是覆盖材料却由毛毡改作了青缯丝织品，而且使用范围也由日常居室变成了宴息的场所。
又，北魏赐予柔然的百子帐，应该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毡帐，则鲜卑人这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毡帐。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齐，归来著《聘北道里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
于此交拜，迎新妇。
[46]从下文唐人记述可知，北朝供婚礼专用的青庐，[47]就是指百子帐。
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齐使臣所见的百子帐相仿。
与百子帐保留了鲜卑人早年对毡帐的称谓一样，从青庐的庐字，依稀也可看到鲜卑人以穹庐为宅时代的影子。
五六世纪时，鲜卑人基本上放弃了毡帐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礼和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的青缯帐或青布庐，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内容。
到唐代之后，继续沿袭了北魏使用百子帐的习俗，程大昌说，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
程大昌接着说唐德宗时，皇女下降，颜真卿为礼仪使，如俗传障车、却扇、花烛之礼，颜皆遵用不废，[48]独言毡帐本塞外穹庐遗制，请皆不设，其言毡帐，既乐天所赋而宋之问所谓‘催铺百子帐’者是也。
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仪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
中唐人封演[49]也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此转录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
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后略。
[50]
两人所记同为一事，但封演为德宗时人，他的记载更具权威性。
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唐婚礼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社会各阶层。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颜真卿奏议，分别见于《唐会要》和《通典》记载。
《唐会要》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县主出降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
[51]明确将唐人婚礼中施设毡帐归结为元魏鲜卑穹庐之制。
程大昌谓催铺百子帐为宋之问诗。
据查，宋之问诗无此句，唯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
东方欲晓霞。
[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
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笔将陆畅的诗误植到了宋之问名下。
云安公主是唐顺宗805之女，宪宗时806-820下嫁刘士泾。
[53]陆畅对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写，表明婚礼设毡帐的习俗，并没有因为颜真卿的反对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纪初年，在唐人婚礼中仍然保留着铺百子帐的习俗。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人所用毡帐，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是出自鲜卑遗制。
洛阳为北魏旧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毡帐为百子帐，则其所设毡帐与鲜卑的历史渊源自不待言。
另一方面，鲜卑南下之后，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为了适应内地的气候环境，百子帐的材料已由毛毡改为纺织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缯、布变为毡褐。
《唐会要》说婚礼施毡帐出自元魏穹庐之制，固然正确地揭示了这种风俗的来源，但是还应该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帐幕与北魏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缯、布到毡褐的转变。
毫无疑问，鲜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帐也是用毡制作的，[注《宋书》卷五九《张畅传》，6册，1601页，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焘南征彭城，在城南戏马台立毡屋。
参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从子畅附，5册，1397页此卷重出。
]但是在百子帐由鲜卑人传入内地，并演变为布帐数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转而变为毡帐，这种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元魏穹庐之制来解释。
从唐朝的具体情况分析，这种变动与唐代胡风盛行的有直接关系，具体说是受到了突厥风俗的直接影响。
突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仅就与毡帐有关者略作探讨。
早在南
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齐境内，在北周京师享受优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数。
[54]随着突厥与内地政权间交往的开展，突厥以穹庐毡帐为特点的居室文化也对中原农耕区产生了影响。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
帝大悦，赐物千段。
[55]所谓千人毡帐，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虽然不能说炀帝大帐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帐与突厥毡帐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内地，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
[57]突厥人的南下，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包括居室文化带入了内地。
突厥可汗颉利在长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泣相下，状貌羸省。
[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此，从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内都张设起了突厥毡帐，则毫无疑问，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区搭置的毡帐必定也不在少数。
流风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对唐朝皇室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
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
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
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60]
由帝位继承人张施在皇宫里的毡帐，可以作为突厥居室文化对唐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同时也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内的毡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从北魏到唐代数百年间，由鲜卑人带入内地的毡帐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覆盖材料由毡而布，又由布而毡；
使用范围由日常居室变为庆典场所，再由庆典场所变为日常居室虽然只有特殊个例；
最终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经济生活和气候环境而逐渐消失。
在毡帐流行于内地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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