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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宋辽对峙时期，古恒山成为战争要地，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离北岳庙尚有百里之遥，官员祭祀只到北岳庙而不到恒山，金代析曲阳北部置阜平县后，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不同县份，导致人们对于北岳恒山的淡忘。
河北曲阳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用力甚勤。
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就有《曲阳北岳庙》、《北岳恒山探源》以及《北岳庙碑刻选注》等。
他们对于曲阳北岳庙和古恒山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于北岳庙所存碑刻进行了整理。
王畅先生也有《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一文加以讨论，但引证史料有限且若干观点值得商榷，如说“晋冀间恒山位置之变异，就是个谜，史籍、文献上未见有关于这一变异的记载”，显然有失准确。
韩成武、梁勇等先生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恒山的历史情况有很大帮助，但是笔者注意到他们对于浑源恒山兴起的历史过程语焉不详，而王畅先生认为晋冀恒山变迁史籍记载缺略，是个谜，而本文却可找到一系列证据与线索。
这里，笔者试图详细讨论浑源恒山在没有经史依据的情况何以会兴起，并得到人们的认同，最终改祀成功的历史过程，具体考察北岳恒山方位所在及国家祭祀的地理转换，冀以揭示形势变化与功利诉求之下，话语权力的转移、地域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古恒山及北岳庙
传统上，以舜巡守五岳作为五岳制度确立的标志。
《尚书·
舜典》：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但是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五岳者，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之，且平均分配之，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
是为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之问题。
”顾先生的这一结论为后来学者所接受，已经成为共识。
因此，我们追溯北岳恒山的历史从秦汉开始可也。
依此结论便可以看出浑源恒山在为自己塑造形象的过程中，始终标榜舜巡守至于浑源恒山说法的不可靠。
此一点，容后文细论。
古恒山祠庙曾有上下庙。
上庙在山上，下庙在曲阳城西。
后上庙废，祭祀皆在下庙，即今曲阳北岳庙。
而曲阳城在北魏宣武帝期间曾略有移动，北岳庙亦随之稍迁。
因此曲阳的研究者认为，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500-512年）。
唐宋以下至于清初，祭祀北岳皆在是庙。
至今，曲阳北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恒山在今日曲阳县西北，阜平、唐县、涞源交界处，海拔1871米，一般称大茂山或者神仙山，又称神尖石、神峰，主峰又称奶奶尖、大黑山。
历史上，“汉以避文帝讳，改曰常山。
至周武平齐，复名恒山。
”唐避穆宗李恒讳改曰镇岳，宋避真宗赵恒讳复曰常山。
，元明以后复称恒山。
恒山的传统地望在今河北曲阳西北，这一点典籍记载甚明，是学者之共识，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地图上也有所反映。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论述时，曲阳西北之恒山，称“古恒山”；
山西浑源之恒山称“浑源恒山”。
三浑源恒山之兴起
浑源恒山位于今山西大同浑源县南，主峰天峰岭，海拔2017米，又称玄岳、高氏山、高是山。
浑源恒山的最早兴起时间不会早于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的重要文人刘祁是山西浑源人。
他以及与他交好的文人元好问、麻革都曾游历浑源山水并写下诗文。
具体情况见《附录》表一。
从刘祁等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金元时期，浑源地方文人喜欢夸饰浑源山川之胜。
但是不管是浑源地方文人，还是外地来此游历的文人都没有恒山在浑源的观念。
但是，有一点需要关切的是元好问、刘祁都提到了浑源一座名叫“岳神”或者“神岳”的山。
刘祁《游西山记》提到在玉泉寺望见“东则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间隐隐有楼观”，元好问有《念奴娇》词一阕，小序曰“饮浑源岳神仙会”。
元好问复有诗《玉泉二首》起句“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宫官秩见僧碑”。
光绪《山西通志》认为此“岳神”即所谓“南山，当时称岳神山，以有岳庙而名也。
其观，《州志》谓唐武德中道士高门素所建。
‘飞石’之说，盖即所托，与元好问诗‘上公官秩见僧碑’者可互证。
”
光绪《山西通志》通过比照刘祁、元好问的诗词游记认为“祁以州人记其乡山水至数千言，于南山仅著此语。
好问在州于龙山、玉泉、李峪、望湖川并有题咏，诗中概称南山，亦不以恒岳名。
是在元时，惟黄冠缁流，彼此夸耀，士大夫不援为故实也。
明人则直呼为恒山矣”。
正如岳神、神岳这些名字所提示的，当时的道士僧人可能有夸耀北岳在当地的说法。
光绪《山西通志》已经指出“是在元时，惟黄冠缁流，彼此夸耀，士大夫不援为故实也”。
就麻革、刘祁等人游记来看，当时浑源恒山及附近山川寺院道观很多。
浑源恒山最早称恒山而且兴起，与僧道当有很大关系。
梁勇先生在《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一文中也指出浑源恒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侣道人称‘玄武山’、‘玄武峰’、‘玄岳’、‘紫岳’。
其中有些前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至佛、道人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提供了可能。
就笔者检到的史料，有道教文献《甘水仙源録》中记载浑源道人行迹的传记两篇，或可以作为前述观点的补充。
具体情况参见《附录》表二。
由这几条史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金元之际，开始有道士认为浑源恒山为恒山。
他们称之为古恒、古恒岳等。
大概当时浑源道士仍然承认曲阳西北之恒山的存在，但是认为浑源恒山为古恒山之所在。
明清时期主张浑源恒山为正统的人士认为浑源恒山是舜巡守所至之山，为古恒山，以此主张改祭浑源。
而前引道士“古恒”的说法或为明人论调之滥觞。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金元时期有道士僧人称浑源恒山为恒山或者古恒山，但是在国家祭典和正统文人的观念中一般并不认同这一点。
道士僧人的说法只是处于乡野传闻阶段而已。
在《大金集礼》卷三十四、《金史·
地理志》、《金史·
礼志》、《元史·
地理志》、《元史·
祭祀志》等官方文献中均明确指出北岳恒山的地望在曲阳，祭祀亦在曲阳。
在金元人文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歌咏曲阳古恒山的诗歌以及记载，可以证明金元时期士人对于古恒山还是能正确指出其地望，而且喜作恒山游的。
元好问有诗《北岳》、《十三日度岳岭》，赵秉文有诗《谒北岳》，元初名儒刘因有诗《送仲常游北岳》都是描写古恒山景象的诗作。
元初张德辉《岭北纪行》记载张氏1247年的行程：
信宿过中山，时积阴不雨，有顷开霁，西望恒山之绝顶（所谓神峰者），耸拔若青盖然。
自余诸峰，历历可数。
中山为今河北定州市，在曲阳之东，历史上曲阳曾属定州治，则张氏此处所记当为古恒山。
由以上可见金元时期，古恒山的地望以及作为国家祭祀大典中北岳的地位是确定的，没有任何怀疑的。
浑源恒山虽然有道士僧人夸示，指称为古恒岳、古恒山，但是地方士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更不用说国家大典了。
因此金元时期，浑源恒山被看作恒山还处于萌芽阶段，只是乡野传说，基本没有进入士人视野和国家祀典。
四明前期地方军事力量影响下的浑源恒山
到了明代，太祖逐蒙古于塞外。
但是蒙古部落仍然保存有相当大的实力，明蒙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对峙。
尤其是成祖迁都北京后，浑源所在的大同地区军事地位日益重要。
大同地方军事力量的参与，使得浑源恒山不断争得地位，以至于到明末时，恒山在浑源成为士人的一般观念，并且得到了政府相当程度上的认可。
最早介入浑源恒山正名活动的是龙虎将军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副使王侯约。
洪武十二年（1380年）夏，大同地区“不雨，麰麦半收，秋淫雨洊至，禾黍□黑，冬雪不积地，明年春时雨弥罕”，王侯约认为恒山在其治内，虽然其国家祭祀在他地，但是自己仍有祭祀求雨的责任。
于是带领僚属到浑源恒山的北岳祠求雨，还复建了北岳祠，请当时的浑源州知州郑允先撰写了《重修恒山岳庙记》。
他的这一活动，对于浑源当地的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
“耆耋交贺，里氓劝趋，月不载期而功告成”。
这无疑对于地方民众的浑源恒山信仰有着很大的暗示和鼓励。
而且都指挥副使倡修，浑源州知州撰写碑文，充分显示了地方军事力量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浑源恒山地位以及岳神信仰的认可。
在这里还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王侯约对于自己祭祀浑源恒山求雨事件的解释。
他接受了民间传说，认为恒山在浑源，而且自己作为封疆诸侯有权力也有责任祭祀北岳求雨。
第二，王侯约认为恒山在浑源，而以飞石之故建祠于他处，即曲阳。
恒山飞石的神话传说是明清时期岳祀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浑源恒山说的支持者认为舜巡守所至为浑源恒山，后来恒山飞石于曲阳，才在曲阳建祠。
此时的飞石传说还比较简单，说舜十一月巡守至于恒山，“厥后飞石东迁，卒建祠于曲阳”。
王的观点说明至迟到洪武十三年（1381年）浑源以道士僧人为代表的地方民众已经为了证明恒山在浑源而编造了恒山飞石至曲阳，建祠于彼的传说。
如果考虑到王氏的说法必定是有所传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恒山飞石传说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在浑源流传了。
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关于恒山飞石传说最早的源流，大概可以追溯到金，并且也不一定就是浑源道士僧人凭空编造出来的。
其最早出现的原因是曲阳一带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奇异的现象。
金赵秉文的《谒北岳》诗有“荒碑刓岁月，飞石□乾坤”一句。
元初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作于元太宗元年（1229年，金正大六年）的《题恒岳飞来石》，还有一篇《万松老人真赞》，两篇文章提到曲阳北岳庙前有飞来石。
由赵秉文与耶律楚材的诗文，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金元之际曲阳北岳庙已经出现了飞来石。
复查曲阳北岳庙所存唐宋碑刻，无一提及飞石之事。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金至元初期曲阳一带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奇异的现象，时人附会为从古恒山飞来北岳庙。
元好问《续夷坚志》专门记载了《山石飞墜》一节，提到了金元之际名将恒山公武仙遇到的山石飞墜的奇事。
虽然元好问没有直接提到恒山飞石，但是他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有类似的飞石传说流行。
时人附会恒山飞石，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心理背景。
因此笔者认为最早出现恒山飞石传说的是曲阳地区。
当时曲阳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异事，人们遂附会为曲阳古恒山飞石至岳庙。
而这一传说流传到浑源地区，就经过改造，认为浑源恒山飞石至曲阳，遂建祠于其地，成为金元时期浑源地方民众附会恒山在浑源的基础。
而到洪武十三年（1381年），都指挥使王侯约、浑源州知州郑允先等地方上层人物承认了这一传说，为浑源恒山张目。
第三，浑源州知州郑允先的《重修恒山岳庙记》为浑源恒山北岳祠建构了辉煌的历史。
舜巡守至于恒山后，飞石东迁，“恒山之祠废不复举……逮元魏氏都云中创宫观以表厥灵，唐先天中锡以王爵，玄宗临御诏赐观曰龙泉观，以龙湫居岳阴也。
至宋祥符间，秩封位号，益加显隆，辽金之际风亭露榭，缔构日新，莫可殚纪。
”舜巡守四岳之事是汉儒编造附会之词，这已经顾颉刚先生指出，不必多论。
郑氏云“元魏氏创宫观以表厥灵”的依据大概有两条。
《魏书》卷一百八十一“（泰常三年）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
”这一条只能说元魏立五岳四渎之祭于桑乾水，与浑源恒山无关，更何况当时并没有把浑源恒山附会为北岳恒山之说。
《魏书》卷一百八十一“泰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
”当时恒岳在曲阳古恒山，郑氏曲解文意认为是立祠于浑源恒山。
至于唐先天中赐王爵，宋祥符间加封号之事都是在曲阳古恒山，与浑源恒山渺不相涉。
唐玄宗赐观龙泉或有其事，但是也只是建道观来弘扬道教，与建北岳祠无关。
光绪《山西通志》引《浑源州志》云“（其观）州志谓唐武德中道士高门素所建。
飞石之说盖即所托。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说法的话，那么所谓北岳观、北岳祠大概最早是唐代道士所建之道观而已。
到金元时期，浑源道教兴盛，道观众多。
或有道观承高门素所建，自称北岳观或者北岳祠，为当地民众所信奉，视为求雨灵异之地。
到明初，观已倾颓，但是当地仍有北岳求雨之信仰。
于是王侯约乃求雨于此，并复建了北岳祠。
在此之后，浑源恒山的影响逐渐扩大。
景泰年间所修《寰宇通志》卷四记载：
恒山，在曲阳县西北百四十里……贞观间，忽有飞石坠于县之西，因建祠焉。
自是祠望而祭之。
盖祀典五岳之一。
卷八十一记载：
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古北岳也，其山南乃上曲阳之境。
《舜典》十一月北巡守至于恒山即此。
天顺间据《寰宇通志》重编的《大明一统志》卷二记载：
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唐贞观间，忽有飞石坠于县西，因建祠，自是皆于祠望而祭之。
卷二十一记载：
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也。
水经谓之元岳。
其山高侵云汉，舜北巡守至于恒山，即此。
我们注意到景泰、天顺间的《一统志》，都能指明曲阳古恒山的地望，但是吸收了恒山飞石至于曲阳建祠的传说，并且认为浑源亦有恒山，为舜巡守之地。
景泰间的说法还称浑源恒山为“古北岳”，为浑源恒山寻找依据，声称其山之南即为曲阳之境。
而天顺间，则径称浑源恒山为“北岳”。
之后，大同地方军事力量参与浑源恒山形象塑造的时间当在成化年间。
成化元年（1465年），因蒙古犯边，彰武伯杨信挂征西将军印，镇大同。
在出征之前，杨信去祭祀浑源恒山，而且最终大胜蒙古军队，取得了胡柴沟大捷，大同地方官员郝渊立石于山上以纪其功。
在此，杨信遇兵辄祷于北岳，反映了大同地方军事将领对于北岳恒山神力的依赖。
而祷之辄应，大败蒙古于胡柴沟，无疑更加深了军事将领对于浑源恒山的信仰。
成化四年（1468年），大同巡抚王越到镇后，立即兴工重修北岳祠，并责成知州关宗负责其事。
这里需要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同巡抚王越到任后马上“有事于庙”，而且命令浑源知州关宗重修北岳庙。
说明王越作为大同地方军事将领，对于浑源恒山的信仰与依赖。
而且在记述重修事迹的《重修恒山北岳庙记》中，作者刘翊把成化三年（1467年）王越以老弱之卒大败毛里孩的边功归功于岳神的福庇。
如果联系到“土木之变”后，明廷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那么王越作为地方军事将领把对蒙战争更多的系于恒山神的福庇，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浑源州知州关宗完成重修岳庙的工作后，即“走书京师”，请求侍读学士刘翊写记，为此事扩大影响。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至成化年间，浑源恒山说得到了大同地方军事力量出于自己一方利益考虑的强力支持，已经进入上层视野，编进了《一统志》。
而后来要求改祀的官员引用的一条重要证据就是《一统志》的记载，容后文详论。
五明中后期的岳祀争论
由于浑源恒山地位和影响的不断上升，到明中叶开始出现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的举动。
弘治六年（1493年）七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
马文升在奏疏中认为五代晋失河北地，宋未能统一浑源恒山所在的幽云地区，故祭恒山于曲阳。
而在明成祖定鼎北京以后，曲阳恒山在都城之南，因此应该改祭于浑源。
前面已经指出祭恒山于曲阳不始于宋，证据确凿，不必一驳。
值得关注的是，马文升认识到飞石之说只是俗传，因而曲解历史，重新编造了改祭的历史证据。
至于马文升提出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曲阳的原始依据，已经明人沈鲤指出。
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礼部尚书沈鲤的《议改北岳疏》中指出“其谓五代之后祭于曲阳者，盖因宋失幽并，遥祭北镇医巫闾山于定州北岳祠中，遂误以为望祭北岳耳。
”马文升引用《周礼》没有明确指出恒山地望的经文，而回避了汉唐以来言之凿凿的经史著作，引用《大明一统志》，却回避了同一书中关于曲阳恒山的记载。
这都说明马文升奏疏是在刻意制造浑源恒山的历史，为其正名。
当时的礼部尚书耿裕打算照马文升的办，但是被礼部侍郎倪岳阻止。
倪岳有疏文一道专论改祀一事。
在疏文中，倪引经据典认为历代祭祀北岳于曲阳明白无误，并不是始于五代宋之际，因此祭于曲阳是合于礼制的。
浑源恒山之祭只见于州志碑刻，别无经史证据，当继续祭于曲阳。
不过倪岳疏文中需要注意的有：
第一，倪疏引《北岳祠事录》附载《浑源州志》一段云：
恒山在南二十里，乃古北岳也。
上有岳庙乃陶唐氏所建。
至舜时，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驾诣大茂山谷。
值大雪，岩壑冱寒，驾不能进，而遥祀之。
忽岳庙之右，飞一石，坠帝前，因名曰“安王石”。
乃建庙于大茂山。
又五载，复巡狩，其石飞于曲阳，复建庙于曲阳。
此处所引《浑源州志》或为弘治年间刊本。
但不管是哪一年刊本，都说明了浑源地方人士为了证明恒山的合法性，不断编造历史，飞石传说到这里更加复杂，也更加完美。
第二，倪疏到最后说：
曲阳县在隋为恒阳县，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
浑源州元初为恒阴县，恒山在州南二十里。
山南曰阳。
山北曰阴。
或者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
……浑源州恒山既为一方之望，古迹间存。
复有洪武年间重修庙宇，但恐年久或至颓敝，合行移山西布政司转行彼处官司量加修葺。
春秋告报，以时祭祀。
庶为两便。
这说明虽然倪岳虽然坚持曲阳之祭，但是仍作了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浑源恒山及其祭祀作为地方行为的合法性。
倪岳坚持仍祭恒山于曲阳，驳回了马文升的疏请，得罪了马文升。
据张志纯《南园漫录》记载，马文升疏请改祀被倪岳否决后，对张志纯说“倪非以志必可信也。
其父谦无子，尝遣祀曲阳之北岳。
因私祷神求子。
夜梦岳神捐旁侍一人与之。
后遂生倪公因名岳。
以是渠固执不改祀。
”后来，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书中在论及弘治六年（1493年）北岳改祀之争时承袭了这一传说。
清人修《明史》为倪岳立传，也采用了这一的传说，云“父谦，奉命祀北岳，母梦绯衣神人入室，生岳，遂以为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弘治六年（1493年）争议的影响很大，也说明马文升作为明中期边功赫赫的名臣的影响力。
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一争议虽然以马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对于浑源恒山提高其地位及其在士人中的印象起了很大作用。
在争论正盛之时，浑源北岳庙重修也告竣工。
弘治二年（1489年），大同知府阎钲希望重修北岳庙，请于大同巡抚侯恂。
侯恂“以为北岳名山，祀典攸系。
慨然给以本庙香钱，檄知州董锡总督其事，吏目赵克明分理之”，至弘治六年（1493年）秋完工。
浑源知州董锡“以事神大役，不可泯其状”，乃请礼部尚书耿裕作记。
耿裕在《重修北岳庙碑铭》中，引用州志讲述了与倪岳所述情节大致相同的飞石传说，并且坚持认为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处。
值得关注的是，浑源地方人士重修北岳庙的时间与马文升疏请改祀的时间出现在同一年份的下半年，而且都牵涉到了礼部尚书耿裕。
这两件事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关系。
到弘治七年（1494年），浑源地方人士又有新的举动为浑源恒山正名。
曲阳北岳庙前有飞石，浑源恒山有飞石窟。
为了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浑源知州董锡派人到曲阳，“量彼石，长九尺，阔四尺，厚一尺二寸，此窟广狭不少□差，钲上题‘飞石窟’三字。
”大同知府阎钲为此事写了《飞石窟记》。
这件事本身很可笑，但是它说明浑源地方人士在改祀之争失败后，继续采取新的行动为浑源恒山正名。
在记中，阎钲转述了与倪岳、耿裕所云大致相同的飞石传说。
而此时他又为这个传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弘治十四年（1501年），宣大两镇的战马出现了瘟疫，不断有马匹倒毙。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于战争胜负起着关键作用。
尤其是面对蒙古大规模的骑兵力量，战马在明军对蒙作战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因此马瘟引起明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注。
除了不断向宣大两镇补充马匹外，再就是转向了福庇一方的北岳神。
“兵部以宣大二边马灾未息，请遣巡抚大同都御史刘宇祭北岳北镇之神。
从之。
”刘宇与太监陆訚、都督庄鑑“相与竭诚祷于庙下，即获响应。
踰年仓厩既盈，战守有备，军令大行，边警宁息。
”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明孝宗对于浑源恒山的认可态度，并且祷之辄应更为浑源恒山增加了神秘色彩。
第二年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再次上疏要求改祭北岳于浑源。
马文升在弘治六年（1493年）上疏失败的情况下，再次上疏要求改祀，应该与祷马瘟获应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
这一次礼部依旧否决了马的意见。
但是与弘治六年（1493年）倪岳的说法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礼部几乎完全承认了马文升对于恒山地望的看法，但是没有采信舜巡守至于浑源恒山的说法，并且把明太祖搬了出来，主张仍祭于曲阳，但是可以修葺浑源北岳庙。
笔者认为，礼部是在地方军事力量的巨大压力下采取这种折中态度的。
虽然改祀要求失败，但是主张浑源恒山说的人士得到了鼓励。
在马文升上疏的次月，即弘治十五年（1502年）七月，大同巡抚刘宇重修浑源北岳庙。
他“行视庙西向僻陋，图谋改作……循山相度得地于中峰之麓，平衍端直，诸山环拥，皆以为宜。
而公不敢专也。
疏请。
诏亦从之。
”于是刘宇在今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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