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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作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从历史到文学，昭君形象不断升华。
在历代的诗歌吟咏中，“悲怨”主题渐渐淡化，而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是一个转折点。
他以其特殊的经历和独特的思想，启迪读者不断思考。
同时，唱和是古代文人雅士之间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明妃曲》一出，唱和之作不断涌现。
通过赏析原作与唱和之作，结合不同诗人的生活背景，从而分析不同诗人诗作的特点。
最后，简述王安石的《明妃曲》在宋代以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
Abstract：
AsoneofthefourmostbeautifulwomeninthehistoryofChineseWangZhaojun,fromthehistorytoliterature,Zhaojunimagehavebeingrise.Inallpreviousdynastiespoems,sorrowfulthemegraduallyfadeout,andMingFeiSongofWangAnshiisaturningpointintheSongdynasty.Withhisspecialexperienceanduniqueideas,inspiringthereaderthinking.Atthesametime,theyarecommonbetweentheancientliterati,writingandreplyinginpoems,usingthesamerhymesequence,thatisawayofcommunication.TheMingFeisongisbeing,theothersisconstantlyemerging.Withappreciatingtheoriginalandtheothers,combiningdifferentpoet'
sbackground,to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ofdifferentpoetsandpoems.Finally,abriefintroductionofthetwodifferentinfluenceaftertneSongdynastyMingFeiSongofWangAnshi.
关键词：
明妃曲唱和诗影响
Keywords：
MingFeiSongwritingandreplyinginpoems,usingthesamerhymesequenceinfluence
前言
王昭君是四大美人中唯一没有瑕疵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比较单薄，而后代文人的浓墨重彩让其绚丽多姿。
宋代的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所作的《明妃曲》二首，凭借独特的视角与见解，让世人折服，也让世人感到惊讶，或褒奖或谩骂，直至如今，仍津津乐道于他的惊世骇俗之作。
对于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作品，更待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细细品味。
诗歌一直是传统文学的正统，“诗言志”也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作诗之道。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研究古代文学，诗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诗歌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咏史诗，与其说是歌咏历史的诗，倒不如说是诉说现实的诗。
对于诗歌的解读，是我们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伦理等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
唱和是诗人之间以诗为纽带进行的活动，通过诗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政见，但诗又不仅仅是各自政见的传声，而是怀着一颗诗人的心灵气质，让彼此心心相通，随声唱和。
通过文献的阅读，了解唱和之人的思想，以及各自所持的政见，试图解决政见不同与心灵相通之间的和谐，寻找那属于形而上的统一。
关于昭君这一主题，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班固的《汉书·
元帝纪》中“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到焦延寿的《萃之临》，由于是同时代人，昭君的文学形象仍是历史原貌，但是到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并序》，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文人咏昭君的首创，对王昭君的形象塑造开始渐离历史真相，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现象也越加普遍。
关于昭君，诗歌、散文、戏剧、词、曲等各个类型的体裁都有涉及，就诗歌而言，统计最完备的应该说是可咏雪等编注的《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
评注》。
在所有吟咏昭君的诗歌中，王安石的《明妃曲》，历来毁誉不一。
任何的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谁是谁非，也不能轻易断定，只有在不断地阅读和文献考察中，进行客观的评价。
当代，对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诗的研究，既有从宏观上考察的，如严杰的《王安石<
明妃曲>
唱和简析》,但只主要概括了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唱和之作，忽略了司马光、梅尧臣、曾巩、刘敞等人；
又有从微观上研究的，如易淑琼的《阅读视野嬗变中的王安石<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分析了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明清、近现代，人们不同的“期待视野”，从而产生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
综上所述，关于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诗，其解读多样，从诗歌着手，对王安石本人有进行人身攻击的，也有为其辩诬的，历来众说纷纭。
因此，本文将从社会背景环境、人物个人经历、具体文本内容等各方面全面展现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之作的相关内容，从而试图分析思考其产生的影响。
一、以史为本，以诗传情
1、正史留其芳名，杂史传播古今
王昭君本是一个历史人物，关于历史的记载，简而少之，正史的记载有东汉班固的《汉书·
元帝纪》和《汉书·
匈奴传》，南朝范晔的《后汉书·
南匈奴传》，其他非正史的记载主要是《琴操》和《西京杂记》，其中《后汉书》虽是正史，但其失实不可信之处颇多。
作为一名女子，能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留下一笔，已然见其不平凡之处。
关于王昭君的记载，以成书的时间为顺序，摘录如下：
东汉班固《汉书·
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
诏曰：
‘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
其改元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
另《汉书·
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子）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东汉蔡邕（或者东晋孔衍）《琴操》
“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
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於国中。
襄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窃看门户，以其异於人，求之皆不与。
献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
昭君心中怨旷，伪不饰其形容。
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
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
昭君怨恚日久，不得持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
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
‘单于何所愿乐？
’对曰：
‘珍奇怪物，皆悉自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
’帝乃问后宫，欲以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
於是昭君喟然越席面前曰：
‘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
’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复止。
良久太息曰：
‘朕已误矣。
’遂以与之。
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者报汉，送白壁一双，骏马十匹，胡地珠宝之类。
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曰：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
有鸟爰止，集于苞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
既得升云，获侍帷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
志念幽沉，不得颉颃。
维得餧食，心有徊徨。
我独伊何，改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昭君有子曰世达，单于死，世达继立。
反为胡者，父死妻母。
昭君问世达：
‘汝为汉也，为胡也？
’世达曰：
‘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
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
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
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
而名籍已定，故不复更人。
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比得其真。
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委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
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
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
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南朝范晔《后汉书·
南匈奴传》
“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通过以上的文献可以了解到王昭君故事的背景，《汉书》中介绍昭君出塞的时间是竟宁元年春正月，昭君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昭君本名王樯，昭君是其字。
昭君成为宁胡阏氏，与呼韩邪单于生一男名叫伊屠智牙师，后封为右日逐王。
呼韩邪单于去世，复株絫单于复娶王昭君为妻，并且还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叫须卜居次，小女叫当于居次。
《汉书》属于简单的记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去描述昭君的命运，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琴操》是继《汉书》以来较早记载昭君故事的，关于其作者或者编纂者也没有定论，关于这个问题，暂不做讨论，《琴操》中介绍了王昭君的父亲、年龄、容貌，着重写了自愿出塞的原因，细致描写了汉元帝、呼韩邪单于、昭君的对话。
昭君出塞匈奴，心念故土，还作了一首《怨旷思惟歌》，奠定了“悲怨”的情感基调。
在《汉书》的基础上，《琴操》为昭君设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就是不忍顺从胡俗，成为再任单于的妻子，于是吞药自杀。
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为昭君故事的发展添进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画工毛延寿。
这是前代《汉书》和《琴操》中都没有提到的。
《后汉书》，正史之一，大致内容与《汉书》一致，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却又不同。
介绍了昭君的籍贯、容貌，出塞的原因也是“积悲怨”，这与《琴操》如出一辙。
并且出塞时，随从宫女的人数也是具体可数的。
另嫁再任单于，昭君上书求归，但是汉成帝令其从胡俗。
诸多的细节即是对前代史书记载的补充，也为后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延伸奠定了基础。
2、悲怨由来已久，宋诗打破传统
以历史史料为蓝本，王昭君在历代文人骚客的演绎下，成为妇孺皆知的美女，出塞和亲，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美谈。
在可咏雪《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
评注》中将汉代焦延寿的《萃之临》二首作为最早咏昭君之作，但张文德《昭君故事的演变与传承》中专门论述了这一误传，认为焦氏生活在西汉昭宣时代，诗中的“昭君守国”、“昭君是福”并不是作为人名的“昭君”，此处的“昭君”是一个动宾词组，即“彰显君王”之意，但是诗中“昭君”作为人名，亦能解释。
正是这两首诗准确概括了昭君出塞所达到的目的，“交和结好”使国家和平、人民安宁，这也是同时代人的态度。
然而现在更多地是将西晋石崇的《王明君并序》作为文人咏昭君的首创。
宋代以前，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多以“悲怨”为主题，汉代托名王昭君的《怨旷思惟歌》奠定了这一情感基调，“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怜其远嫁，悲其不幸”成为主流，西晋石崇《王明君并序》中昭君远嫁，连同身边的仆人和辕马也跟着自己流离他乡，“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而昭君自己是“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深感“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感叹“远嫁难为情”。
南朝梁文学家沈约《昭君辞》“朝发披香殿，夕济汾阳河。
于兹怀九逝，自此敛双蛾……衔涕试南望，关山郁嵯峨。
”朝夕相异，一“敛”一“郁”道出了远嫁之悲，人生之不幸。
南朝陈国末代皇帝陈叔宝《昭君怨》中“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恶劣的环境使得昭君“涕妆寒叶下，愁眉塞月生。
”北周文学家庾信《王昭君》则描写昭君远嫁之后“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日益消瘦的身体是其不幸远嫁的具体体现。
隋唐一代，在继承前代主旨的基础上，又有开拓，多“伤其不遇，鸣其不平”，不幸的遭遇来自于君王的不遇和画师的无情，多感伤君王不遇，谴责画工，为昭君不能得到君王的临幸鸣不平，同时也悲叹自己的红颜薄命。
如白居易《昭君怨》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笔调触及到君王。
侯夫人的《遣意》“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常建《昭君墓》中“共恨丹青人，坟上哭明月”，李白《于阗采花》中“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
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下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他们的矛头则指向画师毛延寿，或直接痛恨该杀；
或以泪空对明月，怨恨画师；
或转嫁悲叹，寄托琵琶。
薛道衡《昭君辞》“专由妾薄命，误使君恩轻”，东方虬《昭君怨》中“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则主要是悲叹自己命薄。
当然在宋代以前，也有解昭君怨的诗作，如出现在唐代王叡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
当时若不嫁胡虏，祗是宫中一舞人。
”不要怨恨画工，也无须抱怨君王，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远嫁匈奴这件事，但是这不是整体诗歌的主流。
历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的，宋代诗篇中传统的“悲怨”主旨仍然存在，但是境界却大有不同，使得昭君的个人悲剧性消释，流露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忧虑，对人生哲理的探究，尤其是一反传统主题，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昭君形象，为毛延寿翻案的王安石的《明妃曲》，这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首诗。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一出，唱和之作迭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其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二、一心为政，诗却渡人
1、功过自有定论，文章响彻千古
王安石（1021-1086），父亲王益勤政为官，王安石对其父的评价是“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对其家人也是“未尝怒笞子弟”；
母亲博学知礼，曾巩称颂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
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王安石的一生，最有争议的是他作为改革家领导的熙宁变法，最不容易质疑的是他的人格操守和作为文学家的诗文才学，而在他自己看来，最不屑的是作为文学家，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正如王安石辞世，新上台任宰相，也是极力反对改革变法的司马光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XX，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意以谓，朝廷宜伏加厚礼，以振其浮薄之风。
苟有所得，辄以上闻。
不识晦叔以为如何。
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1]同样属于盖棺定论，时做中书舍人的苏轼代表哲宗皇帝撰写的《苏轼文集·
卷三八·
王安石赠太傅制》，其文曰：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行其言；
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
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
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
信任之笃，古今所无。
方需功业之成，遽七山林之兴。
浮云何有，脱屣如遗。
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
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
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
究观规模，想见风采。
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
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
宠以时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
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这篇制词回避了当时具有争议的熙宁变法，着重从道德文学、才学经识方面对王安石加以肯定。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王安石，兼具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在文学界，他都是卓尔不群的。
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三月，登进士，开始其人生的政治生涯。
在担任地方官时，他勤学苦读，如庆历五年做签书淮南判官，邵伯温的《闻见录》卷九载：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
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
“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韩公非知我者。
”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
勤学苦读是古代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不断从经典的历史典籍中寻找智慧的因子，以补充自己的学识和实践方法。
在做地方官的期间，他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疾苦，如他的《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辛苦。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何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钱数钱无兵戎。
作为一方父母官，刚到鄞县，他深入了解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想办法，力求能有一番作为，在《临川文集·
卷七五·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
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
长老言：
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
人无旱忧，恃以丰足。
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
幸而雨降时至，田犹不足于水；
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
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
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
”分析其现状和原因，所以在鄞县近三年的任期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解决具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断探索。
1068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前，他更愿意作一名地方官，故而“得因吏事之力，以少施其所学”。
1051年任舒州通判，在任期内，两次被召赴阙应试，其实只要应试，就可以成为馆阁职事，提任为这类职事，身居中朝，跻身为朝廷的高级官员，这是最方便的途径。
但是他都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拒绝。
舒州通判秩满，朝廷授以集贤校理，王安石又以亲老家贫，难住京师，上书四辞，改为群牧判官，依然力辞不已，这次经欧阳修劝谕，方才就职。
王安石多次请求外任，只为京师多为“闲职”，难以施展他的抱负。
风雨总是在不经意间扑面而来，在任地方官的过程中，一直兢兢业业地勤劳民事，但也并非事事如意。
从1057年任常州知州以来，面对百废待兴的常州，他在《临川文集·
卷一一〇知常州上中书启》中决定“忧国之所存，独可勤民而上副”，但是为了当地农业的发展而开凿一条运河时，却困难重重，面临民夫少，加之淫雨不止，民夫生病，所以不得不半途而废。
随即第二年，嘉祐三年（1058）二月，调离常州，改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嘉祐四年（1059）春，王安石召还朝廷，任命三司度支判官，虽想以《上富相公（富弼）书》辞官，但杳无音信，只能赴汴京上任，在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进献给了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一篇长达万言的《临川文集·
卷三九·
言事书》，但是这份饱含王安石治国之道的奏章，并未得到皇帝的赏识，奏章如石沉大海。
2、抒发感慨之作，寄托生命情怀
“人生之不幸，乃文学之大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失意之时正是抒发感怀之时，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两首诗从总体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王昭君辞别汉宫、万里传书和塞外生活来写的。
首先是辞别汉宫，以泪洗面，鬓发下垂，行动迟缓，脸色惨淡，即使这样，仍然可以让君王“不自持”，昭君的出塞之日，也就成了画师的葬生之时，并且在辞别时就已经意识到没有归期，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寄情于汉朝的宫衣，睹物思人，聊解相思之情。
其次是万里传书，关于传书的主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王昭君传书郡南的家人，自己一切安好，家人无须思念，昭君自己的心态很好，坦然面对出嫁塞外，并以前代的陈阿娇为证，得出人生无常、变幻莫测的常态；
二是家人万里传书塞外，安心居住，不用担心家人，以史为鉴，人生风雨难测，如此理解，则昭君处于被动地位，自然就没有前面一种理解，使昭君的形象识大体、顾大局。
再次就是塞外生活，毡车百辆、胡姬拥簇、传情琵琶、劝一杯酒，汉宫侍女暗暗垂泪，沙上行人也频频回首，但是人生能得一知己，亦足矣；
青冢芜没，而哀弦缭绕，这其中“可怜”的对象不是昭君，而是“可怜昭君”的人们。
这两首最令人称道地是独特的思想。
当前代的诗人都怒斥画师毛延寿的时候，王安石却用“意态由来画不成”为他翻案，虽说是为他翻案，却也不禁让人思考，“意态”能否“画成”？
能用画笔描绘的只是外表的装饰和基本的轮廓，而那神态的东西却是在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透露的。
这与审美标准是息息相关的，绘画中讲究“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合一”，而这“神态”或是“意态”，却不是可以轻易为之的，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当然“画之”不成。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失意之事占据着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况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们对失意之事，大多数是不可把握的，若能把握，那也不会成其为失意之事。
从昭君的一己之思，上升到对整个人生命运的思考，作者跳脱出了昭君单个事迹的束缚，境界一大开阔。
这两首诗中最不一般的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早在《战国策·
赵策一》中就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得恩情”与“得相知”相比，更愿意“得相知”，相知是心与心的交流和碰撞，而恩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前者中二者是平等的，而后者必定有一方占据着主导，由于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那么在此基础上，谈平等的交流也只是妄想。
无论是君王与妻妾，还是君王与臣民，在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封建伦理社会中，“相知”是何其难得。
因为难得，诗人不同凡响之音，才显得弥足珍贵。
就整个两首诗的写作手法上来看，运用多样，有侧面烘托，如借君王的举动来说明昭君的美丽；
有直接描写，如昭君出塞时，“毡车百辆皆胡姬”，宏大的场面足以衬托事情的重要性；
同时，两首诗中不断有变换叙事角度的情况，如第一首中，开始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昭君辞别汉宫，接着又以昭君或者昭君家人第一人称的口吻予以嘱托。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
宋诗》中说：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
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
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同样写的是昭君题材，唐代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颔联和颈联中，“紫台连朔漠”、“春风面”、“环佩空归”词语，既写出了昭君的美，又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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