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副本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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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去”的历史却是一个可知的事实，回过头来观察一下“过去”的历史可以帮助一个人来推测“未来”的展望和决定如何去走“未来”的路。
所以，历史绝非全部都是脱离现实的死东西，历史和现实是连续贯穿的，就像无法用刀切断的一条水流。
凡是想开拓“未来”，把握“现在”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观察历史的足迹。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喜欢读历史，就是因为他们了解历史与现在、未来的密切关系。
他们将历史看成现实人生中的指引，所谓“殷鉴不远”“鉴往知来”，乃是传统知识分子所共同体认到的历史最实际的功用。
唐太宗说：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范祖禹说：
“观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来”，这都是强调历史可以活用到现实人生之中。
中国人做文章喜欢引经据典，典就是历史，把历史作为自己论著的证据，以加强自己文章的正确性和说服力，这又是把历史引入到现实人生中来。
历史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只要人性不改变，前人的经验必然可以作为后人应付现实人生的借镜。
分析历史的因果，记取历史的教训，有助于认定现实人生的方向和做法，如果我们说：
历史是教人聪明的学问，相信不会有很大的错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
人生的价值何在？
这是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价值的归宿来说，大致有两种主张：
一谓人生的价值在死后满足，一谓人生的价值在现世满足。
前者是宗教的说法，以为人生所追求的最大快乐和满足是在死后的世界，基督教有天国，佛教有涅槃境界；
后者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
古代的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尚书》里早就提到“天”和“上帝”，商周以后，中国人也常常说到鬼和神。
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上帝、天、鬼、神却有异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说法，他们没有把上帝、天、鬼、神超越于人性之上，人不是天和神的奴隶，天和神对人也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他们没有提出天（上帝）造人的神话。
对于人是源自何处的问题，传统知识分子很少去追究，对于人死后往何处去，他们也很少去研究。
《论语》中记载，子路向孔子问事奉鬼神，孔子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子路又问人死后怎样，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传统知识分子大多和孔子抱同样的态度，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虽然敬神祀鬼，却未曾出现一个有理论系统的真正宗教。
传统知识分子喜欢提到“天”，但他们所说的“天”并非宗教家所指法力无边的天，反而是一种人性升华的观念。
孟子说：
“尽心知性，尽性知天。
”可见人性的极致便可达到天，天不是高不可攀，天是从人性中提升出来，许多先哲先贤都认为人人皆具有天心，人人可以上达天心。
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宗教中的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先知或巫觋）在社会中很难建立较高的地位，一是人人直接对天负责，人人皆有独立的精神，产生了强烈的良心责任感。
天既是人性极致的发挥，所以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是要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达成天人合一并非依赖神力相助，乃是要由自己的道德修养做起。
一个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必已“超越”了人群固有的境界而上升到宇宙的境界，成为被人仰慕的圣人了，但是这个人虽已“超越”了人群，却并不“脱离”人的境界，唯有不“脱离”人的境界而能“超越”人的境界，才表示圣人是出自人类群体之中，人人皆有可以成为圣人的根性。
至于能否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否真正成为圣人，那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凭借他人，因此，这更增强了传统知识分子本身独立自强的责任感。
既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没有把天看成具有神秘威力的主宰，又不愿研究人死后的情形，所以，他们便把全部的理想放在现实的世界上，不像佛教把理想放在涅槃界，基督教把理想放在天堂。
在传统知识分子心中认为除却现世，便无法达到理想。
在此，要略讨论一下传统知识分子对灵魂的看法。
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早就否定了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
春秋时代的子产说：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
”魄就是身体，魂就是灵魂，人死之后，身体腐烂了，灵魂也就消失了。
虽然，中国人也相信鬼神，所以要祭神祀鬼，也有人说人死后的灵魂会变鬼变神，但是鬼神的真实存在性并没有被传统知识分子所一致公认。
如果纵使真的有鬼神存在，这些鬼神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他们每天生活的情形又如何？
极少有人能解答这些问题。
传统知识分子也很少去研究渺茫的鬼神问题。
中国人的祭祀祖先、祭祀鬼神，与其说是安慰死者的灵魂，毋宁说是安慰活人的心情。
宋代诗人陆游的一首“示儿”诗最能道出祭祀与活人心情的关联：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这首诗中陆游表达了自己的两个观念：
第一、陆游认为人死后一切都成空，如果有灵魂，而灵魂又有知觉，能有作为，那就不会“万事空”了；
第二、陆游要求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如果宋朝王师北伐成功，在家祭时告诉他，这和第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正相矛盾，既然承认一切成空，既是没有知觉，家祭时又如何能感受到活人的禀告呢？
其实，我们不难体会到“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意思并非陆游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会来倾听儿子的禀告，而是表示陆游至死也不能忘记中原故土，同时提醒儿子也不要忘记中原故土。
所以，陆游这首诗里的“家祭”与其说是要安慰自己死的灵魂，毋宁说是抒发自己活着时的感情和加强儿子故国之思的感情。
传统知识分子既然认为人生的理想要在现世中实现，如何把握一个人有限的数十年生命，是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关心的事。
人类的生命可以分为自然生命与历史生命。
自然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十年，借着肉体躯干表现出来，一旦人死了，肉体躯干腐烂，自然生命也就结束了。
自然生命虽然借着肉体表现出来，但人的肉体绝对不是自然生命的全部，肉体仅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工具，如果人类的自然生命除了肉体以外没有别的内涵，那么人和其他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人类自然生命中最重要的内涵是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要部分，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
当然，肉体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肉体则文化生活便无由表现。
维持肉体生存的要件是物质，人的食、衣和居住都是物质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要靠人类心灵的活动，譬如要获得食物、改良食物的品质、创造新的食物，都靠人类的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源自心灵活动，这就是精神生活。
所以，人类需要物质生活来维持肉体的生存，借着肉体的生存来发挥精神生活，再经由精神生活改进物质生活，造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一个循环。
不过，传统知识分子认为物质生活是客体、是较轻的、是消极的，而精神生活是主体、是较重的、是积极的。
所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等量齐观的。
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生活看得比精神生活重，这个人会被批评为小人、低俗；
反之，如果一个人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重，这个人会被称赞为君子、高尚。
“君子谋道不谋食”，便指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生活远重于物质生活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然不认为死后灵魂的永生，而自然生命又如此短暂，那么，人生的数十年生命是否没有希望呢？
是否得过且过呢？
是否纵情于肉体的刺激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中国古代必然不能出现光辉灿烂的文化。
传统知识分子要在一个人数十年的自然生命历程中，创造出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不可能寄望于必死的肉体，于是唯有求之于精神——希望自己的肉体死后，精神却能永远留存在人世间，活在后人的心里，这种永远留存人间的精神就是历史的生命。
历史是无限长的线，每一个人只是线中极短的一小段。
传统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一小段挑出来，变成一根尺，来量下面无限长的线中的任何一段。
如果一个人能从线中的位置上真的跳出来，变成了尺，他就可以在这条线上不断地移动，从有限的长度化为无限的长度，于是，他便由自然的生命而获得历史的生命。
永恒的历史生命如何获得呢？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
“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谓也？
”穆叔未对，宣子曰：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穆叔曰：
“以豹所闻，此谓之世禄，非不朽也。
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
叔孙豹（穆叔）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之三不朽，乃是二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努力追寻的人生目标。
无论立德、立功、立言的事业，都是要在一个人自然生命中去完成，但这番事业的好处却要让后人去品尝，永远留在后人心里，于是一个自然生命虽然结束，却化出了一个历史生命。
从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引发出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一个人能够立即获得什么好处？
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极艰难的事，违反人类“好逸恶劳”的本性。
立德、立功、立言的事业有了成就，个人未必能升官，更未必会发财，获益最多的还是别人——包括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
既然如此，传统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那样艰苦去建立三不朽的事业？
这个问题如果从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价值取向去观察也许可以得到解答。
传统知识分子是古代社会中的优异分子，他们认为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上，应该尽自己一分力量，贡献给社会和人群，而不要求报酬。
建立不朽的事业不是用来改善自己现实的生活，像颜回以立德而永垂不朽，但他的一生却穷困潦倒，他的历史生命是极丰富的，他的自然生命中的物质生活却是极贫乏的。
颜回之所以如此做，当然是他了解到衣食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肉体又仅是表现自然生命的工具，而自然生命的意义在于发扬人格与道德，人格与道德愈被发扬，则人类与禽兽的差异就愈大。
所以，三不朽事业的建立，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获益，而是整个社会人群的提升。
传统知识分子肯于不畏艰难、不求富贵而去建立三不朽事业，可说是凭着他们心中拥有浓厚的为人群而奉献的责任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既是为社会人群作奉献，将奉献当成自己的责任，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乃是一种义务观。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大同世界的行为，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处世的态度。
在论语中所提到的“士”就是知识分子，试引几段论语中有关“士”的原文：
子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曾子曰：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泰伯）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宪问）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卫灵公）
子张曰：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子张）
从上引论语中的几段话可以发现，一个“士”至少要做到下列几点：
（一）不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
（二）终身坚守道德原则，甚至在必要时应该为道德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为了达成提升道德的理想，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
自孔子以后，二千年间的传统知识分子所自我要求的都是遵照论语的标准，于是养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
《墨子•贵义》篇中提到希望人都能做一个义士，义士即是肯自我牺牲来负起人类理想的责任的知识分子。
张横渠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为文化、为历史而肩负起责任的雄心壮志。
范仲淹也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充分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义务重于权利，责任重于享受的人生观。
传统知识分子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与今日西方人站在法律上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不全相同。
今日所称的义务和责任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一个人一定要做的事，譬如纳税和服兵役，是有相当强制性的。
在中国古代，纳税和服兵役（有时还要服劳役）也都是国民要尽的义务，但是，传统知识分子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主要并非指纳税和服兵役，而是指自己对人生理想所应付出的心力。
这人生理想包含了伦理道德的发扬、人格尊严的维护，对人性真与善的执著，对社会人群幸福的贡献等等。
这些都不是法律所规定强迫要做的，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和责任感是自发性的。
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和数千年累积下来的伦理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在伦理思想指导之下，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是各尽自己的本分，如果言行超越本分，人群的秩序就会被破坏，所以“名分”观念在中国远古时代便已经出现。
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的话，虽然是对政治而发，实际上可以应用到社会、家族之中。
“守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人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标准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的言行要时时刻刻自觉是否合乎自己的身份，而不要先管别人的言行。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大学里说：
“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都只是说到哪一种身份的人要有怎样善待别人的言行，如果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便是逾礼。
在古籍中，我们只看到作者劝人如何约束自己，如何反省自己，却没有看到作者教人如何去挑别人的毛病（对君主的诤谏除外，关于诤谏，下面还要再谈到），也没看到作者教人如何把过错推给别人。
所以，在伦理思想之下，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强固的自我节制观念，一切要“反求诸己”，因此，“责己也严，责人也宽”乃是当然的事。
于是，遇到任何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不会问法律上是不是要求他去做，也不会管做了以后有没有报酬，他所想到的是以他的伦理身份该不该做，做了以后对道德和文化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如果这事是他伦理身份内该做的事，对世人又有益，他会毅然去做，虽然，法律并没有要求他去做，做成后政府也不会给予报酬，这些他都不会在乎，因为他认为那是自己的义务。
《礼记•儒行篇》说：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便说明了儒者——传统知识分子将应为之事视作义务，而不争取权利。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观
中国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这种重道德的情操是由传统知识分子不断努力而累积成的。
传统知识分子喜欢以“志于道”为人生理想，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经常关切“道”之行否，而自认为自己有行“道”的责任，这行“道”的责任不是国家加给他的，也不是别人要求他的，乃是出于他内在的良心。
什么是“道”？
道乃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可以说是道德的总称，也可以说是人格的完成。
所以，所谓“志于道”就是要坚定自己的决心来达成自我人格的完成。
行“道”有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知识分子常常为了“道”而牺牲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极多。
汉代的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所拘留，匈奴令汉降将卫律劝苏武归降，苏武以自杀来表明不降的志节。
卫律劝苏武说：
“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
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野草，谁复知之？
”苏武不听。
其后，汉另一降将李陵也来劝降，李陵劝苏武归降的理由是“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
”又告诉苏武，其母及兄已死，其妻改嫁，纵使回汉也没有什么指望，苏武仍不肯降。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苏武在匈奴受苦不降，汉朝君臣确实并不知道，卫律所说的“谁复知之”，和李陵所说的“信义安所见乎”都是实话，但是，苏武仍不降。
苏武之所以持节不降，因为他所坚守的是“道”，而不是“法”。
如果苏武守的是“法”，则他身困匈奴，汉朝的法早已对他无约束力，他可以不必畏惧因投降而受汉法的惩罚。
同时，纵使汉朝的法对不降敌的人有赏，可是，汉朝君臣当时根本不知苏武在匈奴坚决不降的事，苏武又如何指望汉朝政府给他奖赏呢？
所以，假使苏武所坚守的只是“法”，那他必然投降匈奴了，可是，苏武坚守的乃是“道”，“道”是源自内心的人格，人格讲究的是自己内心的满足而不是外界给予的毁誉，因此，卫律和李陵告诉苏武，汉朝政府并不知道他在匈奴坚决不降的事，苏武也不为之心动，因为汉朝政府知道或不知道只表示外界的毁誉，他所追求的是自我人格的完成，这种自我人格的完成是不计较任何利益的，而是出自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
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
张巡。
张巡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中进士，当安禄山叛军大举南下时，张巡与许远死守睢阳。
叛军包围睢阳甚久，城中粮尽，张巡派部将南霁云向附近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救，贺兰进明不肯派兵救援，最后睢阳城破，张巡许远俱死。
张巡当时明知外无援兵，睢阳的结局必然是城破人亡，但仍不肯向叛军投降。
这时，张巡所守的实在不是一座城，而是表现人格的“道”。
张巡死守睢阳的动机决不是向朝廷求赏，因为他明白赏未至而身已先死，而是坚持忠君不屈的志节，这种志节被传统知识分子认为是人格中最重要的一环。
当张巡和他的部将南霁云都被叛军所擒时，叛军欲劝南霁云降，张巡对南霁云说：
“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
”张巡所说“不可为不义屈”就表明了他是为完成人格——“道”而牺牲。
文天祥又是另一个为了守“道”而牺牲生命的传统知识分子。
文天祥的被敌囚禁而不肯投降，和苏武很相似，只是结局不同，苏武得以生还长安，文天祥则被敌所杀。
文天祥生于南宋末年，宋理宗宝佑四年举进士第一，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领兵抗元。
宋末帝祥兴元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服毒自杀，未果。
第二年二月，陆秀夫背宋末帝（帝昺）投海自杀，南宋亡。
三月，元军押解文天祥北上，途中，文天祥绝食八天，竟未死，十月，文天祥抵达元都，坚决不肯投降，元世祖劝他归降，许他高官厚禄，文天祥不为所动，于是，元世祖下令将文天祥处死。
毫无疑问，文天祥之不肯归降元朝，是由于他忠于宋朝，可是，当他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南宋就已灭亡，文天祥效忠的对象已经不存在，这时文天祥仍然不肯归降，我们如果说文天祥这时是效忠于宋，毋宁说他是坚守他的“道”——忠于故国，加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表现，文天祥临死在腰带上写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可见文天祥的死表面上是忠于宋室而死，这表面的里层却是仁和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很明显地，所学的是伟大的人格——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天祥是忠于宋室而死，更可以说是为“守道而牺牲”。
文天祥明知自己死后，宋朝不会给他褒奖，因为宋朝政权根本就不存在了，可是他仍然选择了死的路子，而放弃了活着享受荣华富贵的路子，这是因为文天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认为完成人格的尊严是应该求诸于己的事，是一种人生的责任，褒扬是外界的虚誉，荣华富贵是肉体的享受，这都不是人生的高境界——以人格的完成达到精神的满足。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无愧于什么？
无愧于人格，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两句话是文天祥临死前满足感的表露，对一个没有具备中国文化内涵的人来说，必将是不可了解的奇事。
以上所提到的苏武、张巡、文天祥是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人物。
其实，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为了守“道”而牺牲的人真是难以计数，他们坚定地守“道”是基于内在的责任感，尽了责任，便死而无憾。
下面再举一则春秋时代史官为了尽责任而不怕牺牲的史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国大臣崔杼弑齐庄公的事：
大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古代史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齐国史官的不畏死亡，正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
传统知识分子重责任而轻利益及肯守“道”而牺牲的观念，实在具有浓厚的宗教家精神，所以，每当国家、民族或社会遭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有许多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也展露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德担当。
凭着这股绵延不绝的道德勇气和担当，传统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伟大的人格。
勇于肩负责任却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尽责任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在的自我要求，但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居于相当少数的地位，事业的成败却受到外在环境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环境的种种因素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控制或改变的，所以，知识分子纵有为责任而牺牲之心，却不一定能得到成功的结果。
传统知识分子牺牲了生命而事业仍然失败的事例比比皆是，文天祥、史可法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说到传统知识分子为责任而牺牲的精神，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传统知识分子把责任和事业划分得很清楚，责任是自己内心的性情，外界力量是不易干涉到的，事业是外在的现象，受到各种外界力量的影响，责任是人格的，事业是功利的，两者可以相关，但却并非必然相关。
中国人常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和传统知识分子“尽其在我”而不论成败是同样的态度。
第二、传统知识分子多数不是宿命论者，但他们往往相信“命”，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便够了，成不成功就看天命了。
“命”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承认人世间有“无可奈何”的事，会使一个人在努力奋斗而终遭失败之后，不致产生哀怨、愤恨、暴戾，而会心平气和、心安理得。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忠臣烈士在奋斗失败以后，不屈而死，他们临死并不哀怨，因为他们既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仍然不能成功，只好承认这个失败的结局是“命”、是“无可奈何”的事，在无可奈何之下，唯一可以奈何的事便是死，以死明志，这实在是在不得已中唯一可走的路。
文天祥被囚土室，写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这是一个守“道”不屈而事业失败者认“命”的心声，千万不可以“矫情”视之。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
“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
‘吾事毕矣。
’南乡拜而死。
”文天祥所说“吾事毕矣”，是表示自己用唯一可奈何之事——死来对历史负责。
如果我们以死是逃避、懦弱的行为来责难殉节之士，那实在是对勇者最大的侮辱。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观
从春秋末期开始，封建制度逐渐破坏，王官世守的制度也随之逐渐破坏，各国国君为了谋国势之强盛，便竞用人才，使知识分子从政的兴趣愈来愈高，孔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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