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K11看艺术地产背后的社会分层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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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建筑功能，改变了谁的生活？
——从上海K11看艺术地产背后的社会分层
【摘要】本文试图从艺术地产视域定位上海K11，艺术成为商业的一部分，是K11地产最重要的方式，因而上海K11不仅仅是一座购物中心，更是一间艺术博物馆。
之后由K11的“零售博物馆”模式探讨其建筑功能的建构性，最后从社会分层分析K11带给大众的影响。
【关键词】上海K11艺术地产建构社会分层文化品位
一、从艺术地产视域定位上海K11
艺术地产作为已经不很新鲜的地产概念，一般是指开发商在地产项目中融入各种艺术元素，从而将具有号召力又具有人文艺术品味的生活方式完整地镶嵌到地产的规划、开发、运营和服务的整个流程之中，为消费者创造出融入生活的艺术感受，通过人文艺术价值的挖掘使得地产因艺术而更加价值化。
有地产商曾经预言，艺术地产将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高端产品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事实上，地产与艺术结合的范例已非个案，从把艺术家、艺术展览和艺术品的摆设陈列作为营销方式，到把艺术理念与产品直接植入地产的设计策划和建筑中，地产与艺术，尤其当代文化已经不可分割。
2013年，一场由巴黎马蒙丹-莫奈美术馆、上海天协文化传播、K11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克劳德·
莫奈的首次中国特展“印象派大师·
莫奈特展”在上海K11空前火爆，带动其日常营业额增长了20%，证明了K11突围购物中心“百货+餐饮+休闲娱乐”模式的成功实践。
位于淮海中路的由香港新世界大厦改造而成的沪上首家以艺术为主题的K11上海购物艺术中心无疑是艺术地产领域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香港新世界集团旗下大陆首个K11购物艺术中心在2013年1月中下旬在上海试营业，5月份正式营业。
根据媒体报道，预计到2018年，将在大陆开出19个K11购物艺术中心，进驻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沈阳、海口等城市，打造超过100万平方的购物中心。
由这样一幅预设的商业扩展版图，我们不难看出上海K11不过是香港新世界集团旗下进军大陆市场尤其是艺术地产领域的先锋棋子罢了。
但是，由于其创办人郑志刚先生“K11是秉持艺术·
人文·
自然三大核心元素，将艺术欣赏、人文体验、自然环保完美融合，打造无限创意的个性化互动空间，为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的创想，使得上海K11在艺术地产视域下自有其魅力。
创始人郑志刚曾称自己的商业模式为“博物馆零售”，“这意味着零售品牌、公共空间以及艺术共融一体。
”艺术成为商业的一部分，是K11地产最重要的方式，因而上海K11不仅仅是一座购物中心，更是一间艺术博物馆、环保体验中心、主题旅游景点和展示人文历史的绝佳场所。
“我们希望艺术离公众更近，艺术与商业结合也成为K11最鲜明的特色。
”上海K11重要负责人许倩茹曾如此表示。
上海K11的商场内，有3000平米的chiK11艺术空间陈列殿堂级的艺术臻品，让普罗大众更亲近艺术。
超越艺术与商业界限，打造多元化的艺术互动平台，突破艺术“被仰望”的格局，让公众在购物休闲的同时接触和欣赏艺术，感受艺术所带来的喜悦、感动和无穷力量。
对于传统地产项目以艺术为点缀的方式，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将艺术融入到地产项目的各个环节，从美术馆、艺术基金、艺术家培植、艺术品收藏多个平台上发挥优势，从多个层次上让市民在购物和休闲之间体验到艺术氛围，同时也为企业扶植艺术做出更深度的实践。
漫步在上海K11艺术购物中心，一个转身就能与这些艺术作品邂逅。
楼层中庭、滚梯转角处、店面相隔地带，上海K11精选了国内外知名当代艺术家17组作品，错落放置在各楼层不同的公共区域，这也形成了K11独有的艺游线路。
而与专业艺术场所不同，装点K11的艺术作品均没有防护围栏，营造出更为轻松和融合的艺术氛围。
也不同于在商场里办一场艺术展，K11上海购物艺术中心里专门设置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常年艺术馆，免费开放。
目前入驻K11的70多个商家多是奢侈品及时尚服饰品牌虽能保证客流，但这样一个空间能否进行专业的博物馆展览曾让人怀疑，事实是效果超出预期。
在一个购物中心办国宝级的画展，人们来K11并不一定是购物，来体验这里的当代艺术也可以。
购物已经不再是去购物中心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因为那里正在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于购物之外的惊喜。
“体验式”消费成新主打特色，购物中心也在引入“体验式”消费概念，千方百计在增加娱乐、生活类业态的比重，打造各自的特色。
减少购物中心的购物功能，增强购物中心独特的体验性，已成为购物中心在电商抢滩和同质化时代下突围的关键。
其实这种将艺术体验作为差异化竞争方式的并非只有郑志刚，但目前而言他无疑是最成功的。
二、建构的建筑功能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它强调，意义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不仅取决于事物本身，事物的感觉刺激（信息）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是由人建构起来的。
建构主义“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强调意义的建构性；
从个体主义转向群体主义，强调意义建构的社会性；
从决定论转向互动论，强调意义共建的辩证性”。
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与符号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符号学意义上讲究事物的能指和所指，而能指和所指，都离不开建构的过程。
事实上，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建构主义借鉴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是自我和他者的有意义互动（或曰“符号互动”）造就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
所谓符号互动,就是有意识、有意图、有意义的互动。
沃特斯在其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曾指出，“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构造着新的现实世界”。
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范式，经典时期韦伯的行动社会学、现代的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论、当代的结构化理论和实践社会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研究取向。
1966年，Berger和Luckmann的《社会实体的建构：
知识社会学纲领》一书，是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经典阐述。
自此，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潮和运动，向许多学科研究领域蔓延。
上世纪70年代后，社会建构论所研究的主题不断扩大。
“X的社会建构”这一公式化的陈述被应用到许多事物的研究。
作为艺术地产的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具有一种“零售博物馆”特征，商场不仅仅是一座购物中心，更是一间艺术博物馆、环保体验中心、主题旅游景点和展示人文历史的绝佳场所，商业和艺术已经具有显而易见的“暧昧”关系。
不难看出其建筑功能已从单纯的商业活动空间逐渐漂移至商业和艺术共生空间。
而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空间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建筑功能却经由不同群体性间有意识互动而建构地消融与转化，消融与转化实则是体现建筑功能的流动性与交互性。
社会性主体不是单纯地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发现过程，能动地构造着新的现实世界，从而让更多人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主体的互动推动K11诞生来理解上海K11其建筑功能的建构性。
从初级主体—投资主体来看，作为经济理性人的K11建筑地产商和入住K11的各品牌商家以及艺术品管理者（或机构）而言，在利益导向性下，抓住当前消费主义市场潮流，在K11内进行一场概念营销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并非难事。
而为应对电子商务等冲击导致的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当前购物中心发展模式的现实转型趋势是从地标性建筑到主题性建筑，传统的专业艺术机构向商业领域渗透，这也正是投资主体的生存发展策略。
从次级主体—消费主体来看，购物消费者尤其是中高端市场消费者，积极回应消费热点，参与到K11的购物新体验，而即使经济能力较弱的消费群体也可以有一次艺术化的欣赏之旅。
而之所以造成K11购物艺术中心的火爆，除了艺术品和创作者本身的魅力，“体验式”的购物过程也为增加客流量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我们不排除还有社会从众效应等其他因素的助力。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逐渐多元化和高层次化，客观也促使投资主体不断更新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
区分投资主体与消费主体体现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K11的建筑功能因势变化，那么，具体言之，初级主体与次级主体之间是如何建构K11的建筑功能呢？
通过查阅前人的诸多研究成果，并结合个人的理解，笔者试图用基于“空间增值”的“交换”来作出解释。
简单来说，由于电子商务对线下零售的冲击，线上销售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消费者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去看书、运动、工作、娱乐……那么对于线下的零售百货商来说，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让自己提供的空间增值，就是增加顾客让渡价值的重要手段。
毕竟上海K11作为一个主题MALL，商业性都是第一原则，不可能将建筑空间完全变成公园、博物馆，如果进驻的商家不能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实现利润，那么空间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这就需要合理设计空间增值的项目与购物项目的匹配性和比例。
例如，除了购物艺术中心必备的艺术作品欣赏与购物所需空间外，在上海K11的B1公共区域有一个阅读角，顾客可以在那里休息和翻阅杂志，旁边还有免费的手机充电服务。
同样在B1层，洗手间通道有一个互动的体感游戏机，在洗手间外等人就不会觉得无聊。
艺术与商业的结合，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感官体验，也会加深消费者对商场的个性印象，而最优化地做好“空间增值”则是让消费者愿意进行交换行为的催化剂。
消费者在增值的空间里，获得了服务享受也会增强消费意愿。
专业性、主题性为中心的购物空间，促使“消费者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者行为转变也反作用于主题空间，在二者协同作用下，初级主体与次级主体不停地进行互动，正如芦原义信所说：
“空间基本上是一个物体同感觉它的人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形成的”，对于K11的理解也不仅仅取决于K11本身，也是对本身并没有意义感觉刺激的购物艺术中心这样的建筑综合体进行感知，发掘其空间价值，建构其“功能意义”。
这样的建构过程是基于群体互动的共识，只有共享的价值观念才能充当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社会交换的媒介。
三、上海K11背后的社会分层研究
前述两部分，主要是从艺术地产视域来理解上海K11的诞生，并从建构的角度分析上海K11的空间功能创新。
那么，K11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K11的影响分析，现有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消费主义、消费者行为学和市场营销学，也有涉及符号学分析。
而对于K11背后的社会分层研究比较少。
笔者决定从社会分层研究的文化转向来分析K11对于阶层分化的影响。
1、社会分层
“分层”（Stratification）一词来源于地质学，原来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
社会学家借用“分层”一词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重要范畴。
关于社会分层的定义，学界有不同的表述。
Stephen.K1.Sanderson，在1991曾提出“社会分层是指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拥有不平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
也有学者提出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
在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认为，阶层是依据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之外的属性来划分的，它存在于阶级内部或者是与阶级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
而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认为，阶级是由于人们的市场能力和生活机遇的不同而产生的，并主张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项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
利益、地位的差别和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对于它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分层理论家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比如考察收入差别、职业差别以及财产、权力、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别，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多种标准。
而不同的理论家在采用某种视角、采用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一定的研究目的相联系的。
如果就文化分层理论溯源的话，凡勃伦（ThorsteinVenblen）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可以看作研究起点。
该书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文化分层理论的另一位突出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在《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惯习”的关系。
对于上海K11的社会分层研究，笔者将按照文化资源区分阶层。
在上海K11这样一个高端的购物艺术中心，休闲的生活方式、艺术语言欣赏等文化现象要素其实更多的是面向精英阶层，而普通的人士由于资金或者文化修养不够即使真正到了K11“体验式消费”，他所获得的满足度与精英阶层是存在差距的。
总体言之，同样是文化消费，由于享有文化资源的不均，K11消费人群是会出现利益差别和地位不均的阶层分化现象的。
2、社会分层研究的文化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西方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从文化社会学和消费社会学学科视角对社会阶层分化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在此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家逐渐摆脱了消费者行为学和市场营销学的附庸，尝试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把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一起进行考察。
一系列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消费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也是消费者进行“意义”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
每一个阶层都拥有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文化标识。
布迪厄的《区隔：
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福塞尔的《格调》、甘斯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等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阶层文化消费品味研究的新的研究视域。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
在布迪厄之前，西方社会学家习惯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两大模式来对社会结构加以解释，社会分层的标准体系包括财富、权力、教育、声望等。
而在布迪厄之后，这些指标体系被重新理解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其研究的视域也被重新界定，并为后来的阶层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布迪厄、鲍德里亚、贝尔等社会理论家认为，在建构阶级与阶层的过程中，文化同样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他们开始将教育程度、生活风格、阶级惯习、消费方式和文化品位等文化因素引入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启发了90年代德国社会学对生活风格的讨论，后者尝试以新的概念或思维方式，如“社会生活圈”、“生活风格”、“生命历程”等取代阶级、阶层等传统的阶层分析思考。
布迪厄等人的研究，开创了社会分层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新领域。
根据这一研究转向，对于上海K11背后的社会分层研究也有了新的切入口。
除了文化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阶层分化之外，上海K11，艺术与商业结合，其实打造的是一种有格调的消费方式和生活品味，这种品味是建立在财富准入（经济资本）、艺术修养（文化资本）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上的新的“生活风格”和“生命历程”。
而这样的一种无形身份“区隔”可以看作是不同社会阶层内部的闭合，这种生活格调和高雅文化对精英阶层是开放的，而对于下面的阶层有着天然的排斥作用。
对于文化差异表现出的阶层差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穿“短衣帮”的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
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但是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
同理，对应于上海K11的阶层分化研究，无论是一夜暴富却没有文化积淀的暴发户，还是一朝落魄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无财乏才的社会底层人士，要想真正融入上海K11营造的“社会生活圈”可想而知是非常困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分层、阶级分层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分析K11背后的文化阶层分化时，选取的文化视角本身就是在做单变量分析。
3、阶层文化消费品位变迁：
从单一化到多元化
文化消费分层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从单一文化消费品味向多元文化消费品味转化的变化历程，拓展了文化消费分层研究的视野。
单一化品味论，指的是（社会分层的）上层运用地位优势制造出许多文化边界，形成地位秩序（statusorder），地位秩序成为不同阶层之间进行符号斗争（symbolicstruggle）的场域（field），社会成员努力通过接纳（included）或者排斥（excluded）来将自己“阶级化”（classify），优势阶级（dominantclass）的成员使用符号暴力（symbolicviolence），即所谓的“经典的”（canonical）、“正统的”（legitimate）、“有区别的”（distinguished）的文化形式来巩固自己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如上层阶级通常欣赏歌剧、交响乐等需要较高文化资本才能理解的高雅文化，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区别于中下阶级；
而中下阶级的民众则是通过看电视、观赏足球比赛打发时间。
总而言之，布迪厄主张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会有不同的品味，阶层地位高的人表现出奢侈品品味，而阶层地位较低的人则表现出必需品品味的生活风格，但他所倡导的阶层文化消费品味是一种单一的对应关系。
单一的品味论假设下，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只能是社会精英的专利，能够进行高档消费和欣赏艺术的精英们将下面阶层排斥在外。
但从K11近年的火爆程度看，这与当今的现实发展形势明显有出入。
一元文化消费品味观点后来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
多元化品味论。
首先，布迪厄的区隔理论主要研究对象为法国民众，以此样本得出的结论不能做更大范围的推论。
其次，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精英群体的文化消费形态已产生了质的变化，布迪厄及其追随者关于阶层品味的理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无法解释正在变迁的现代社会，越多的研究发现，阶层与消费品味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单一化对应关系。
高雅文化不再为上流社会成员所独占，中下层的民众也有机会分享原本奢侈的品味。
总的来讲，地位高低与文化消费的品味广度存在相关关系。
相比较于普通民众，地位较高的群体成员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爱好。
这一研究发现为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单一文化品味向多元化文化品味转向，而不是从高雅与通俗之别来进行阶层分化研究。
迪马乔（DMiaggio）认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消费应该有更为复杂的形式，而不是只消费符合自己所属阶层属性的艺术形式。
因而，结合阶层文化消费品位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变迁，我们再来审视上海K11背后的阶层分化，会发现新的有趣现象。
将高档的MALL与艺术展或者博物馆模式结合，可以理解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精致文化与高雅品位，而是主动接触更多类型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这群人艺术品位的分化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有着密切关联，高雅品位或文化资本的拥有的确有利于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加强与上层社会群体的接触。
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上流社会的成员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势必要充实自己的文化资本，发展出更多的品味类型，才有利于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
这么说也许会有些抽象，举例言之，上海K11的创始人郑先生本身是学艺术出身，加之他的家族商业资本雄厚，他或者他的家庭所拥有的经济或文化资本使他较早具有高雅品味，他也因此获得崇高社会地位，他的社会交际圈也很广泛。
然而，进入上流社会生活圈之后，会面临新的阶层内部竞争，而在社会顶层的有限资源竞争本身就十分激烈，郑先生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他选择了“自上而上”路径，即发展更加多元化的品味，借由艺术地产这一载体，构建兼具商业和艺术的建筑空间，将社会交往网络伸向他次级或更次级的广大人群，从而积聚起更多的经济和文化等资本。
相应地，原本处于社会较低层级的人群，也借由这样的载体，“自下而上”进行逆袭。
所以，在上海K11某种程度上通过社会分层也刺激了社会流动，所谓社会流动简单地可以理解为不同社会分层下的群体间发生地位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K11也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
但是，品味变化这不能否认上海K11背后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存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目前是有拉大的趋势，而当前阶层分化也是十分明显的。
四、结语与后续研究期许
本次研究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加之相关数据收集难度很大（K11正式运营才1年多，各种数据还不足以进行历时分析），对于上海K11体现的阶层文化消费品位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并未深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但初步判断对于品味多元化变迁的成因，这一趋势不是短暂的社会文化风潮，而是由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社会力量所造成的，可能的社会原因：
社会结构变迁、艺术界变化（artworldchange）、价值观改变等，希冀学者的后续研究补充。
另外，除了上述几部分的讨论之外，如何理性看待K11等艺术地产式建筑的存在，除了表象地关注经济消费与文化分层之外，我们也要留意甚至警惕其背后对人和社会结构隐性的模塑作用。
要真正理解建筑和艺术，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人文性和纯粹性。
这并非是排斥艺术传播形式的创新，而是提示人们对于艺术发展的适度自我觉察。
对于建筑和艺术的长久发展，这样的一种觉察是必不可少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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