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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批评政府实在不易，甚至还有些危险。

就因为在新闻报道中没有说领导的好话，县委书记就不惜大动干戈派人进北京教训记者；

普通公务员通过短信对所在地方的不良风气发表点意见，竟然遭到刑事拘留；

青年农民在异地网上匿名举报政府的一些不端行为，也难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归案。

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些批评政府的公众固然难堪，好歹人身还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针对政府违法行为而被报复致死的举报人来说，他们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当然，政府不喜欢被批评，不接受被批评，除了确实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担心批评引来的负面效应。

比如，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做任何一件事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群众都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群众就会有意见，就会来批评。

你也批评我也批评，政府工作还怎么干？

又比如，有一些批评纯属子虚乌有，甚至就是诽谤，如此放纵下去怎还了得，政府威严何在？

这些顾虑貌似有理，实乃借口。

群众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做的事情必须“一致同意”，只要你兼顾了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无理取闹，怕就怕我们一些政府的一些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小圈子小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行为群众当然要批评。

群众的批评变成诽谤同样不可怕，政府自证清白的途径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实大白于天下，诽谤怎会有存在的空间？

关键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好封锁消息，故作神秘。

从表面上消除批评并不难，我们的一些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

问题是没有批评不等于就是满意，更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让批评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

在不让批评的情况下，群众难免会有情绪，会有负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不是去消除批评，而是要消除阻碍批评的各种因素，既包括技术性障碍，更包括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态、拒斥的举动。

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的深意所在。

我们之所以讲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批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

当批评政府对群众来说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群众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贡献民力，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

当政府视批评为自然，就会满怀感谢之心，及时、充分、有效、真诚地汲取人民群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战胜困难走向繁荣的过程。

转型期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基层干部是担任我国基层党委、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及其所属部门的干部，是一个组织运转和有效运行的基础。

近些年，中央不断加大对广大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公众也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群体，在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乏一些尖锐的批评声音。

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一些基层干部就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作为执政基础的广大基层干部队伍，其精神压力问题亟须引起重视。

半月谈本期专题文章《转型期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

基层干部精神压力现象扫描

人际关系压力大。

许多基层干部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

提拔问题。

许多基层干部为不能得到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还传达给孩子、爱人，家庭气氛也不好。

部分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

比如血压高、头晕、失眠、爱发脾气，30多岁一身病，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可怕，基层干部面临种种的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和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

基层干部心理问题探因

官场“潜规则”

升迁调动

权小责大

个人素质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

基层政府组织财权和事权不对应

媒体的片面报道

多方疏解基层干部压力

尽快完善基层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责权统一，责权相符的管理体制

让基层政府对垂直部门说得上话

给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改变“唯GDP论”的考核标准

尽快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纳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中，引导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走出心理误区，不背包袱、一身轻松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相关链接：

中国基层干部权小责大精神压力大心理问题突出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当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会发现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工作生活开始变得异常沉重。

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成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

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

最新一期《半月谈》的专题文章《转型期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具体情况请听中央台记者徐杰峰对《半月谈》主编王永前的采访：

徐杰峰：

本期半月谈推出的专题报道是《转型期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请问半月谈为何会把报道视角对准基层干部精神状态？

文章认为，基层干部精神压力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永前：

最近这段时间，《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许多基层干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精神压力过大，问题十分突出，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他们存在问题主要是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压力很大，许多基层干部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再一个是提拔问题，许多基层干部为不能得到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还传达给孩子、爱人，家庭气氛也不好。

再一个与及基层的年轻干部过早出现了身心疾病，比如血压高、头晕、失眠、爱发脾气，30多岁一身病，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可怕，基层干部面临种种的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和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

根据《半月谈》记者的调查，你们认为，导致基层干部压力过大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半月谈》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基层干部的精神压力过大来自方方面面，排在比较前面的几位主要有官场“潜规则”、升迁、调动、权小责大以及个人素质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等几个方面，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组基层干部所签的责任状，以2009年为例，中部地区一名乡镇长要签多少个责任状呢？

30个，这里面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口和计划生育，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防汛、森林防火动物防疫、甲流防御等等，不要小看责任状，这些责任状后面都是刚性的一票否决，有个基层乡党委书记就告诉《半月谈》记者说，他们这是有限的权利无限的责任，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一票否决，就可能被摘帽子、换位子。

我们记者在调查时还发现，乡镇一级政府和乡镇长的权利在逐步缩小，但责任却在不断的扩大，基层政府组织财权和事权不太对应，使基层干部陷入了两难境地，哪两难呢？

一个是要办事没有钱，第二个是不办事会失去民心。

另外就是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也让基层干部感到有压力，江西的西部有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下，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现在乡镇干部态度粗暴、个人主义膨胀，建议媒体在舆论监督时应着眼于解决问题，不要一味炒作，一味炒作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把基层干部推向百姓的对立面。

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过大的问题急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你们认为，应该如何来疏解这一难题呢？

文章中给出哪些建议？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一些专家对基层干部提出了建议，要尽快地完善基层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比如说建立责权统一，责权相符的管理体制，让责任和权利对等，再就是让基层政府对垂直部门说得上话，还有就是要给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在考核方面，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要尽快修改“唯GDP论”的考核标准，按照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特色进行分类实行差异化考核，面对基层干部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些专家还建议，各级组织部门和党校等干部培训机构，要尽快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纳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中，使企业成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从而引导基层干部用科学的方法走出心理误区，能够心理健康，一身轻松的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

贸易争端、对台军售和人权问题将构成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的三大暗礁。

在蓝天与云层之间不断穿越，将构成中美关系的常态。

当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在为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开门红”而欢欣鼓舞，2010年新年伊始，对台军售等事件就犹如接踵而至的石头，划破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中美关系的阵阵涟漪。

两国外交部门的“隔空交战”，令世界舆论哗然。

2010年乃至整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

2009年，人们目睹了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

全球格局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变革，一种新的世界轮廓正隐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作为一支新兴的全球性力量，正成为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应对金融危机和控制气候变化，这两件同时发生在2009年的标志性事件，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将影响整个世界。

正是中美在去年所进行的建设性合作，才使全球金融风暴未能演变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不仅如此，两国联手推动G20成为治理全球经济的核心平台，从而加剧了G8的边缘化，这预示着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根本性变迁。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奥巴马访华将两国关系推上一个高潮，两国传统的结构矛盾受到抑制。

但“军售危机”等事件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不仅如此，奥巴马还将在今年会见达赖，而2009年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必将绵延到2010年。

贸易争端、对台军售和人权问题将构成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的三大暗礁。

下半年，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逐渐展开，美国部分人势必重新展开对中国的攻击。

2010年，中美关系将遭遇又一个多事之秋。

对此，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发布报告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2010年世界十大潜在风险之首。

各种聚集的国际矛盾在金融危机的高峰过后，将会在今年集中释放出来。

这将对中美关系形成新的冲击。

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正在成为2010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必须直面的紧迫课题。

中美关系的三大暗礁重新浮出水面，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面临全面动荡，更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逆转。

中美在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等众多全球性问题上所呈现出的紧密的复合型相互依赖，将成为遏制中美关系失控的强大力量。

由于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上仍然需要互相配合，两国政府很难任凭中美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而且，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中美的努力，中美将继续在G20的框架下展开合作。

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将有可能共同缔造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此外，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期间也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两国的精英舆论正更加趋于理性和务实。

美国的对华决策者对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中国不可能变得与美国一模一样，但却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中国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也对美国形成了全面而稳定的观感：

美国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

而且，中美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越来越高，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至少将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中美间解决矛盾冲突的重要平台，而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联系网络，危机处理能力已经今非昔比。

无论是对台军售还是其他事件，都将被控制在中美关系的局部领域，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呈现出一种一边密切合作，而另一边又摩擦斗争的交织状况，中美关系的总体格局既不会是晴空万里，也不会是乌云蔽日，在蓝天与云层之间不断穿越，将构成中美关系的常态。

深山旱区背水记

旱情持续蔓延。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部分山区水源彻底干涸，饮水保命成为村民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半月谈记者前不久来到会泽县马路乡大坪村岔口村小组，亲身体验了当地村民下山背水的过程，亲眼目睹了村民饮水的困难、生活的艰辛。

会泽县马路乡距县城92公里，在云贵两省交界处。

马路乡党委书记乔虎介绍，该乡境内有牛栏江和硝厂河两条河流过，两条河的位置处于全乡海拔最低点，农民生产生活基本不能利用，全是靠天吃水，利用雨季天把雨水蓄积起来作为第二年枯水季节生产、生活用水。

由于持续干旱，截至记者采访时，全乡161个水源点因干旱已断流89个，72个水源点水量大幅减小，6935个人畜饮水水窖已有3179个缺水，3756个蓄水量减少。

全乡2.4万人、5.38万头（只）牲畜面临缺水困难。

马路乡饮水最困难的是大坪村。

“大坪村的岔河、二坪、下大箐、下坪等四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已经完全没有水喝了，必须要到山下牛栏江里背水喝。

全村1426人饮水都非常困难，饮水目前是村民面临的最大难题，大部分村民每天都是全家出动背水自救。

”大坪村支书张支杰说。

清晨，记者从马路乡政府出发，车在颠簸中行进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了崎岖坎坷的石头路尽头。

这里是岔河村后的山顶。

岔河村位于牛栏江和硝厂河交汇处的大山山腰，2008年才通车，是曲靖市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村子，路况极差，只有小型农用车能到达。

全村40户143名村民，房子全建在陡峭的山腰上。

弃车向山下步行半小时后，记者来到岔河村。

许多村民已经背着水桶、水壶、塑料瓶，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赶着牛马等牲口下山取水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村民丁朝科带着大女儿，一路小跑地往山下赶，“要走几公里到山脚的牛栏江背水，每天都要背两趟，不然牲口就喂不活了。

”他气喘吁吁地告诉记者。

山下的牛栏江看上去似乎就在不远处，但走起来才知道不那么简单。

下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坡度多在60度左右，走起来磕磕绊绊，许多路段需要扶着两边的石头才能通过。

下山途中，已有部分村民背水往回走了，有70多岁的老人，有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个汗流浃背。

11岁的李章辉赶着驮了水桶的小毛驴，自己还背着一桶水，他无奈地说：

“我8点不到就下山了，回到半山腰，毛驴渴了不走，不断回头看山下的江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70岁的丁开明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他边擦汗边说：

“我下午还要带着7岁的孙子去背一次，每天都要背两次，要不然不够用。

”

一个多小时后，背水的村民抵达江边。

只见成群的山羊和黄牛正在江边饮水，取好水的村民坐在沙滩上休息。

有的村民在江里洗脸，有的洗头，有的洗衣服，一些小孩脱了鞋子在水边玩耍，一些年轻小伙子激动得大叫着，跳进江里游泳。

“大坪村青石山，我家住在飞崖边；

今年遇到天干旱，背水要到大河边。

”村民贾明清打满水后，坐在石头上唱起了山歌，“马路梁子高又高，我家住在半山腰，昨天水缸没有水，半夜起来背水喝。

”贾明清说，他每天都要下山背水，还要赶着3头牛来饮水，有时候没办法，半夜也要打着手电筒下山背水。

岔河村民小组长戴小普说：

“我们这里的生存条件恶劣，平时都是靠天吃饭，雨季把雨水收到水窖里勉强过日子。

如今家中的水窖早就干涸了，每天背的水只够一家人吃饭，所有淘米洗菜洗脸的水都必须留着喂牲口，不能浪费一滴。

今年的旱情非常严重，目前，村民每天忙于背水保命，完全无暇其他农业生产，眼看老天还不下雨，我们心急啊！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村民们背着水从江边艰难地往山上走，由于道路艰险，村民们互相牵拉着。

年仅5岁的廖明波背着5斤水走在村民中间，小小的额头上冒着汗珠，记者上前要帮他提水壶，孩子死活不肯：

“我背的这点水不重，我4岁多就开始背水，已经习惯了。

”旁边的村民王筝义解释说：

“没有水喝，不管大人小孩都必须来背，能背一点是一点了。

”10岁的小女孩丁应仙每天放学后都要到河边背水。

“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儿去，如果跑快点，两个半小时就可以背一次了。

走走停停，两个小时后，背水大军才回到各自家中。

马路乡党委书记乔虎说：

“大坪村连年干旱，村民每年都要背水喝，今年尤其困难，我们给每户村民发了背水的塑料桶，今年或许可以挺过去，但不应该一直这样下去。

我们希望能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村民修建水窖等水利设施，彻底解决这里的人畜饮水问题，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记者浦超）

追问西南大旱：

谁来为小水利“埋单”

本刊记者周芙蓉浦超李松

去年秋季以来，西南地区遭遇持续特大干旱困扰，农作物大面积绝收，上千万人饮水困难。

这次旱灾充分暴露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力度亟待加大。

小水利发挥大作用

“去年10月完工的哮天龙水库在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县城去年底就会没水可供，可能要采取措施疏散群众了。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水利局副局长蒋先祥说。

2005年和2006年，盘县分别完成除险加固治理的许家屯水库、松官水库，也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松官水库大坝上，记者看到水面碧波荡漾，水位虽然下降明显，但仍高出死水位线。

蒋先祥说，两座水库联合调度，能保障老县城片区9万余人的供水安全，而在两座水库除险加固之前根本没办法实现。

2004年，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对蓄水规模160万立方米的东风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目前还有蓄水60万立方米。

普安县水利局局长邓志书说：

“对大坝、溢洪道、取水设施等进行了改造，提高了蓄水能力，如果东风水库没有改造，大坝不安全不敢蓄水，城镇供水早就告急了。

这些小型水库（大中型水库的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在此次大旱中确保了城市供水的安全，而在水库覆盖不到的山区农村，小水塘、小水池、小水窖“三小”水利工程，也有效缓解了当地旱情。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乡松山村白沙组村民朱成海家中，半月谈记者看到，40立方米的小水窖还有十来立方米水，水质清亮。

朱成海对记者说：

“我修了3口小水窖，干了2口，这一口是去年蓄的水，今年大旱还没吃完。

小水窖在我们农村作用真是太大了。

蒋先祥说，盘县全县2.2万口小水窖，到目前为止有的还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如果没有小水窖，全县7万多人出现缺水断水的时间至少要提前3个月。

去年要不是从7月开始没有下雨，使本该在10月蓄水的小水窖没有蓄上水，小水窖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严重匮乏的小水利

然而在西南旱区，这种修缮完好的小水利并不多。

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坐落在长江边上，然而村民冉中云对记者说，村里没有任何提灌设施修上山。

一遇干旱，农民还要靠消防车送水上去。

山上虽有2座上世纪60年代修的小水库，但因为年久失修，就像“竹篮子”一样，完全蓄不住水，几乎没有抗旱效果。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木央镇木树村位于石漠化山区，记者看到，当地只有部分村民建有简易的小水窖，而且十分简陋，蓄不住水。

村民王世龙说：

“有小水窖的农户不到一半，其他村民现在饮水非常困难。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记者在文山州广南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开远市和弥勒县，曲靖市会泽县和宣威市等地的农村采访时均发现，大部分村子的小水窖数量很少，许多村只有不到一半的村民拥有小水窖。

在贵州省，大部分水库、山塘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再加上后期管理粗放、维修养护投入严重不足等，致使大批水库存在病险。

目前贵州还有小

（二）型以上病险水库829座，其中中型4座、小

（一）型68座、小

（二）型757座。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贵州的小

（二）型水库位置重要，许多是集灌溉、供水及防汛于一体，功能齐全，加快其治理步伐，能够起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但在国家新一轮病险水库规划中，能进入国家规划的只限于小

（一）型以上水库。

而贵州由于受地质条件所限，小

（二）型水库量大，小山塘更是众多，因此不能纳入国家治理范围，只能靠贵州各级自身财力自筹治理资金，治理进度缓慢。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云说：

“过去对水利建设重视程度偏弱，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投向了交通、通讯等领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快速增加，水利设施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

”周云介绍，2000年以前，他的工作节奏缓慢，一年只接手一两个工程项目。

直到2000以后，云南省水利建设工程量才开始增加，但主要以大中型项目为主。

许多基层水利干部认为，国家对中小型水库建设的支持很少，项目审批周期太长，是小水利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水务局副局长樊茂介绍，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大型水源工程的建设投资力度，但是对中小型水源工程的投入有限。

在实践中，小型水源工程和山区“五小”工程往往是解决农业灌溉、人畜饮水效益最为直接的项目，但是问题不少。

如农村塘坝、小

（二）型工程除险加固投入偏少，对在县域中具有骨干性的小

（一）水源工程，中央财政投入不足，地方财政困难，导致工程前期工作和项目实施困难重重，项目迟迟不能上马，不能发挥效益。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水利局副局长唐鉴说：

“小型水库没有纳入中央投资计划，地方财力就是保常规的水利工程，配套资金投入难，更不要说建水库。

与此同时，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自筹资金兴修必要的水利设施也面临极大困难。

所谓“一事一议”，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改革了村提留，原来由乡统筹和村提留开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公益事业项目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采取“一事一议”的筹集办法。

按照“一事一议”的议事规则，如果村委会准备办一项公益事业，筹资方案须经2/3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上级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然而，由于农民忙于外出挣钱，感觉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修不修关系不大，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参与热情，召开村民会议的难度很大。

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党委书记秦华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南溪镇花山村一座小型水库长期渗漏，影响下游800多村民饮水和400多亩耕地的灌溉，村民为争水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

最后，政府决定由财政投入加农民“一事一议”个人平均出资100多元的方式支付维修费用。

但对此村民意见不统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众多的小水利，中央财力要大规模支持难度很大，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顾及，农民自己“一事一议”又搞不起来。

怎么办？

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投入，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共同破解这道难题。

编辑：

高远